后 记

《庚申忆逝》从一九八一年夏天写起，用了两年的时间：三易其稿，现在总算是完成了。关于我写这篇东西的动机、想法和过程，已在去年七月写的前言中，都讲到了。总之，它是从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写交代材料的基础上，选择、联想和忆述而成的。事物的辩证规律是这样的，坏事往往也会走向它的反面，使我将许多自己的陈年旧账，也不得不被迫苦思冥想地交代一番，否则我是写不出来的。

一九八一年的六月，我到太原，通过山西省委，向省文联借调了李束为同志，向太原市委借调了黄征同志，由我口述，束为、黄征同志整理，写成了本书的第一稿，即征求意见稿。

去年五月，我征得云南省委同意，又把李束为、黄征同志请到昆明，根据各方提出的意见，对全书进行了修订，写成了本书的第二稿。

第二稿写成后，为了慎重起见，我又委托山西省委的罗贵波同志，四川省委的周颐同志，陕西省委的黄植同志，帮助我向一些原来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广泛征求意见，以便对全书作进一步的修改。在此基础上，一九八三年六月，我又到了太原，请李束为、黄征同志把这些意见加以综合整理，写成了本书的第三稿。这就是今天得以和广大读者见面的这本书。

正如我在本书的前言中所说的，我写这本书的目的，绝不是为了给个人树碑立传，而是想就我自己所学到的这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水平，尝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总结一下自己所经历过的道路，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从而为中国现代史和党史研究工作，为向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若干资料而已。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十分严肃认真的工作。因为历史实是客观存在的，来不得半点浮夸和轻率。因此，本书力求在内容、时间、地点、人物和情节上都能作到基本上准确无误，符合当时的史实。这也是为什么我的这本忆述历时四年，修改四次迟迟拖到今天才和读者见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尽管如此，本书中的缺点和错误仍然是在所难免的。因此，恳切地期望读者读后，提出批评意见，以便作进一步的修改和补正。

张稼夫

一九八四年二月于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