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

一九五二年底，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西北局，到中国科学院工作。科学院是建国初期成立的国家最高学府，院长是郭沫若。副院长有李四光、竺可桢、吴有训、陶孟和等科学家，还有陈伯达。我到科学院以前，科学院党组织的负责人是恽子强同志，副书记是丁瓒，中央调我去科学院，任命我为副院长，党组书记，恽子强分工管数理化方面工作，丁瓒调心理研究所。我到职以后，习仲勋同志和胡乔本同志(当时习仲勋同志任中宣部长兼中央文委副主任，乔木同志任中宣部副部长，于光远同志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分别找我谈话要我多做调查研究，搞好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工作，把科学院整顿一下。

为了便于以后的工作，又让我参加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去苏联访问，学习他们领导科学工作的经验。代表团团长是钱三强同志，秘书长是武衡同志，给我报了个历史学家的头衔。代表团的成员选的都是一些知名的科学家，其中党员有刘大年、沈其震、刘咸一、曹言行、宋应、张勃川、汪志华、康瑛、何祚庥等人。这次访苏的任务是：(一)了解和学习苏联如何组织和领导科学研究工作，特别是十月革命后苏联科学如何从旧有基础上发展和壮大起来的经验；(二)了解苏联科学的现状及其发展方向；(三)就中苏两国科学合作问题交换意见。方针是以学习为主，以团结为重，客随主便。当时，通过朝鲜战争，中苏友好关系更加密切，中央嘱咐要慎重对待两国关系。

代表团是一九五三年二月下旬动身的，三月五日到达莫斯科。我们到达离莫斯科还有三站的地方，忽然传来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后来了解到，斯大林在逝世前，对中国科学家代表团的访问，已经作了指示，要苏联科学院热情接待，尊重中国同志的意见对于一些学术方面的问题，如对历史分期问题，不要争论等等。我们到达莫斯科时，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秘书长托普切也夫以及要参加各种吊唁也为我们安排了参观活动。由于这个代表团包括理、工、农、医以及哲学社会科学各方面的专家，还有行政组织干部，要求不一，参观访问也就分散对口进行活动。我自己的任务是着重于了解联共党领导科学工作的经验和情况，更多的是和科学院党的领导以及基层支部、小组座谈。我们了解到，苏联科学院有八个学部，分得很细。学部是学术行政领导机构，许多科学家到车站迎接。但代表团几乎成了奔丧团，活动，守灵，参加追悼会。在参加吊唁活动的同时，科学家通过学部进行活动。联共党对科学的领导是通过科学院学术秘书处进行的。学术秘书处由十几个科学家组成，都是党员，在学术上是博士以上的专家。学术秘书处实际上是联共党领导科学的中介，通过这个秘书处把联共党的方针、政策贯彻下去，同时把下面的情况反映上来。主席团会议讨论的问题、计划、措施等，都由学术秘书处首先提出，经讨论通过，然后付诸实施。当时苏联科学院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科学状况，提出的口号是“建立一个无隙可击的科学战线”，而提出的工作方针则是“全面安排，重点使用力量”。他们这一套组织很科学，工作方法很灵活，对我们有参考价值。

在座谈中，苏联的一些科学家对我们提了一些意见认为我们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简单粗暴，他们还列举了若干列宁对待知识分子的例子。十月革命以后，许多科学家跑到外国去了，共党就尽量争取团结留在国内的专家学者，尊重他们的习惯，为他们的科研工作提供优越条件。如著名生理学家、条件反射论的创始人巴甫洛夫，政治上是联共党的反对派，科学院一连给他派了六个党员做助手，他坚决不要党代表，都被他撵了出来。列宁指示对巴甫洛夫还是要尊重，认真做团结工作。巴甫洛夫创立的第一、第二信号系统的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的产生和形成的理论起了很大的作用。又如，列宁对待高尔基的态度也是人所共知的。

在参观过程中，我们对苏联科学院因陋就简的精神印象很深。科学院院部就设在清朝李鸿章当年在俄国办外交的楼房里；好多科研人员没有限公室，写字台放在走廊里，非常俭朴，工作效率却很高。

苏联科学家对我们很友好，对我们的科研工作很关心，他们对我们说，你们中国的农业有很大的优越性，有几千年历史，认真地总结瓦因地制宜地加以研究应用，可以超过世界上一切国家。

尽管苏联对我们很友好，但有些科研单位就不让我们参观，有个很小的原子能研究所，也只让钱三强等少数几个人看了看，说是国防系统，要保密。在莫斯科的访问结束后，我们到列宁格勒，参观当地的入学、科研机构，以及有关的十月革命遗迹和纪念馆，参观结束

后回到莫斯科。苏联科学院为我们举行了欢送仪式。随后又乘专列到基辅、乌兹别克，取道西伯利亚铁道，参观了伊尔库次克和西伯利亚科学分院，然后回国。

我们在苏联参观访问三个多月，于五月底回到东北。为了综合各学科的参观记录，在长春小住，由刘大年同志和汪志华同志起草给中央的“访苏报告”，最后由武衡同志修改定稿，上报中央。在这期间，我们还顺便对科学院东北分院的工作情况进行了调查了解。发现两个问题：一是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科研人员只许看俄文书刊，其他外文科技书刊都锁了起来，理由是其中有西方骂斯大林的文章，不准看，来了个因噎废食。我们到苏联参观，人家首先让我们看图书馆，藏书多少，备有多少外文书籍期刊。书刊是重要的武器，一些最新的、尖端的东西都是首先在期刊上披露出来的。因此，苏联科学部门把这看成是科学水平的标志之一，而不搞闭关自守。我们才开始搞科学，经验不多，正需要很好地向外国的先进科学和技术学习，不看外国的科技书刊怎么能行呢？后来又了解到，全国都有这种情况，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后来，我们在中国科学院建立和扩大了情报研究所和图书馆，并且规定各种外文资料邮来以后，要求在一周内把有关的“内容提要”整理出来，送到科学家的研究室，就是受到这一启发的结果。二是科研机构不宜轻易搬动。我在长春时，物理化学所和仪器馆的负责人向我诉苦，这两个机构都是从上海搬来的，原来的基础很好，长春的条件也不错，搬一次家，折腾了三年都恢复不了正常的科研秩序，这个教训也是很深刻的。当时，刮起一股搬迁风，外地的科研单位都想搬来北京。于是我们便作了一条规定，原有科学单位能不搬的一律不搬，刹住了这股歪风。后来，科学院在兰州建立分院，吸取了东北的经验，就是先抓建设，盖房子，安装机器和水、电、煤气，等一切科研工作条件都就绪了以后，再从北京、上海等地调人来，不搞大搬家的做法，避免了由于搬迁造成的不必要的损失。当时，甘肃省委书记是张德生同志，他对我们建院工作很支持，我们还请他担任了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第一任的院长。

“访苏报告”写出以后，我由长春返回北京，这时，已是炎热的七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