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一九〇三年十二月五日，我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西北安村的一个中农家庭里。

西北安村是一个不足二百户人家的小村子，离县城四十五里，距交城县城只有十五里，处于晋中平原的西侧，背靠吕梁山，面向汾河。这里的土地虽然平坦，且得汾水冬灌之利，但土地贫瘠，生产方式落后，农作物产量很低，多数农民生活贫困，文化也很落后。由于依靠土地难以温饱，许多人家不得不出外谋生，有的远走关东、蒙古，赚些“外汇”以维持生活。

我的祖父张秉让也是个走口外的。他在十四、五岁上，因为家里生活困苦，便跟随他舅父家（文水县武午村）的人到了库伦，就是现在的乌兰巴托，在一家杂货铺里当店员，学做豆腐和酿酒造醋的手艺。由于他的人缘好，干活也肯出力，后来在这个小铺子里熬下了一个身份股子，到年底，除了饭钱还能剩下一些银子，寄回来接济家庭生活。这样，家境有了一些好转，又加之省吃俭用，便买了几间房子和二十亩土地，连同原来的八亩沙滩地，就有三十来亩，生活可以勉强维持了。

我父亲张鸿基是个独生子，他四、五岁的时候，害了一场大病，大夫在他哑门穴上扎了一针，从此，病好了，父亲却成了聋哑人，铸成了终身痛苦。母亲是个童养媳，她出生不久，外婆就去世了，因为家里太穷，养不活她，就把她用布被包上放在大辛村（属交城县）一家财主的大门口，被捡回去养大当丫头使唤。后来，这家人败落了，外祖父才把她认领回来。母亲十多岁就到了我们家，她从小当丫头挨打受骂，当了童养媳以后，家庭生活并不宽裕，父亲又是聋哑人，精神受到极大刺激，终日郁郁不快，逐渐形成歇斯底里的特点，经常无端的打骂我们，甚至以跳井来吓唬我们。我们兄弟姐妹心里实在感到委屈。那时，我们不懂事，不理解母亲内心的痛苦，不去安慰她，常常一跑了事，至今回想起来，深深感到内疚。

我的母亲生了我、我的两个姐姐和三个哥哥一个妹妹共七个孩子。我们的家庭是个不幸的家庭，我的两个姐姐、大哥和三哥都未成年，先后得病死了。二哥从小就有些傻，家里人不喜欢他，我便成了全家的宝贝。祖母、母亲怕我也得病死了，找了个瞎子给我算命，说要请十三太保，才能保住性命，于是约请了十三个“干老子”，其中有活人，也有庙里的神像，如土地爷之类，甚至还有狗，因为狗最恋家。打也打不走，是个很得力的太保。每逢过生日，要在我的脖子上拴十三根红线绳绳，耳朵上扎了个眼子，还要挂小银锁，叫做“假妮子”。一直到我十二岁那年才开了锁，不戴了。这些迷信的事情在旧社会是惯见的，也可以想见我们的家庭，以及西北安村那个环境的精神面貌了。

我的外祖父名叫岳庆余（交城县辛南村人），是个以编柳条筐子谋生的手艺人。他的手艺很高，编下的筐子远销祁县、太谷等地。他虽然是个文盲，却很会讲故事，他给我讲得最多的是关于葫芦王的故事。葫芦王是当地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曾经和李闯王的部队一起攻打太原。李白成失败以后，他仍然在吕梁山坚持斗争，劫富济贫，深得群众的拥护。他讲故事有声有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我开始懂事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了。满清皇帝被赶下了龙座，建立了中华民国。当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山西的同盟会员策动当地清军管带姚以玠等起义，打死了巡抚陆钟琦，成立了督军府。那时，原为清军八十六标标统的阎锡山混入革命队伍，窃取了革命成果，当了山西的都督。接着，他又投靠窃国大盗袁世凯，为复辟帝制效劳；他凭仗他在山西的特殊地位，统治山西长达四十余年之久，这真是对于历史的嘲弄。后来山西一些有点进步思想的人，就形成一种“反阎派”，还有各种政治倾向的人，也都是反阎的。

我还记得，小时候念的《革命三字经》，书的横眉上画的是孙中山、黄兴等人的头像。课本是共和、排满的内容。奇怪的是，当时也有保皇党康有为写的《国贼孙文》的小册子，和《革命三字经》并行不悖，形成鲜明的对照。我们那个小村子也受到这些影响，民主与封建，革新与保守的斗争也就逐渐激烈起来。村里有个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名叫张鹏举，有钱有势，豢养着好多车马，雇着好多长工，经租很多土地，是个经营地主，他常常为了争水浇地和邻村或村里的人们打架，仗势欺人，横行乡里，人们敢怒而不敢言。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终于跳出一个对手。这个对手叫张序龙，人们称他为三老爷，或关东三。三老爷是个贫农，辈数大，为人正直，下过关东。村子里有打架斗殴、家庭纠纷等事，请他出来排解排解，就解决了，所以在群众中颇有威信，起着族长的作用。三老爷对于张鹏举的横行霸道自然看不惯，在群众的支持下，站出来，代表本村群众和他斗争。到县城打官司，和张鹏举打架，吃了亏，挨了打，也不灰心，不让步，终于把他斗倒了，而且把他赶出村去，不许回村。这件事大大鼓舞了穷人的斗志，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作恶的人是可以斗倒的。

但是三老爷并不是民主势力的代表人物，他虽然代表群众打倒了恶霸张鹏举，热心公益事务，名声也好，只不过有些正义感罢了，并不具有先进的民主思想。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的人则是张晋瑜，子玉。张子玉长期在外地生活，和参加辛亥革命的人物以及日本人有接触，在天津大德玉汇兑庄工作，常回家住。每次回来，总是西装革履，在家里养种奇花异草。他带回一个留声机，装上一个大喇叭，放唱片，哇哇响；又经常骑一辆自行车在村里村外走来走去，铃子哨啷响。他还会用电池和铜烟袋一接触就嗤嗤响，放火花；他对人们说，天上的雷电是阴电和阳电碰到一起引起的。村里人听了觉得很新奇，很有趣。他不信神，从天津写信来劝大家把盖庙的钱用来办学堂，并向人们宣传自然科学知识。虽然他对人很热情，但是人们都叫他“魔鬼”，因为他不信神，还想打掉神像。张子玉的一系列言行，引起极大反响。尽管他被认为大逆不道，并且最后死在保守势力的斧头之下，然而，在许多人的心里却点燃了民主与科学的火花，播下了追求进步的种子。他留给我的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

就是在这种封建和民主、保守和革新的激烈斗与的环境中，度过了我的童年。新的和旧的东西经常在我头脑里打架，生活向我提出了许多我不理解的新问题；我思索，希望有人引导我找到明确的答案。这就初步养成了我一生中喜欢思索，凡是我尚未理解的事情，不肯轻易盲目接受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