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是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份的上半月，到达武汉的。当时武汉已经成为全国的革命中心，共产党的中央机关也迁到了武汉。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特别是工人运动更是振奋人心，前线不断地传来胜利消息。在总工会负责人刘少奇等同志领导下，数十万劳工群众举行示威大会，革命群众占领并收回了英租界，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我们就是在这种高涨的革命形势下到达武汉的。王亦侠同志考取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女生队，她是山西籍唯一的女生。我也经人介绍到武汉中民运动讲习所当教员。这个讲习所是毛主席继广州农讲所之后在武汉创建的第二个农讲所，毛主席任校长。周以栗同志任教务主任，他的妹妹周敦祜是我在北大旁听时认识的朋友。我到讲习所任教就是她介绍的。她和杨开慧是北大的同学，都在农讲所上作。农讲所有一个讲农业常识课的教师，因为有政治问题被解聘了。由于我学过农业，周敦祜介绍了我的情况，周以栗就分配我教农业常识课。当我在太原农专上学时，就十分重视实际应用。回到家乡我就将学到的现代农业科技，讲述给农民。但农民并不买我的账，这并不完全是由手他们落后，而是由于封建剥削和农民的贫困化，无法采用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技术。因此，当我在农讲所讲“农业常识”时，就想到当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改革后，不采取合理化办法是无法应用现代农业技术的。我讲农业常识，实际上重点讲的是农业经济，农业组合，即农业生产组合，消费组合等，因当时的口号就是耕者有其田，但土地分散以后，怎样搞？这是个新问题，所以重点讲农业组合，实际上就是合作化。讲义全部由自己编写。我白天上课，晚上写讲义，常常通宵不眠。离我的住处不远，就是铁军的营房，往往军队的起床号响了，我才能躺一会，然后就去上课。尽管如此，由于受整个革命形势的感染，每个人都兴奋得很，精力充沛，不但不感到疲乏，白天还要挤时间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当时国民革命军的总政治部主任是邓演达，国民党的著名左派人物，副主任是郭沫若，宣传科长是潘汉年。国民革命军总政部办了一张《革命日报》它的副刊叫“革命青年’。副刊的编辑是高歌，是高长虹的弟弟，我和他是在北京世界语学校认识的。他经常约我写稿，发表在“革命青年”上。差不多每期一篇，有的同期发表两篇，都是政论性的文章，署名张觔，有时署觔子。

在这段时间里，我结识了不少共产党人。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解放，表现出的那种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以及远大的思想和求实作风使我倍感钦佩。不久，即四月十二日，在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时刻，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残酷的屠杀共产党人。这一血的事实给了我极其深刻的教育，认识到中国的革命依靠旧军阀以及他们领导的旧军队，是没有成功希望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党，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我坚定地选择了共产主义的道路，向组织提出了我的入党要求，把入党申请书交给了曹汝谦同志。曹汝谦同志，字效公，山西省应县人，广州工作时，很受周恩来同志的器重，北伐时被分配在湖北人何成濬师担任党代表。在武汉这段时间里，我和他的交往甚多，受益非浅。我的入党申请书也是经他看后，由他送交党组织的。四月下旬，曹汝谦同志找我谈话，通知我已被批准为中共正式党员。从此我被吸收进我国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行列，心情非常激动。

形势在发展，严峻的考验在等待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