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我们这个目不识丁的文盲家庭里，我成了精心栽培的苗苗。他们寄希望于我的，并不是知书达礼，作官为宦，更不是希望我成一个造福于人民的政治家；他们既无这种奢想，亦无这种远见，而只只不过是期望我成为一个能写会算，养家糊口的买卖人，就象我们的邻居那样，从口外带回银钱和布匹，那就是最好的理想了。所以，在我入私塾以前，母亲便教我识字。说来也真奇怪，她一字不识，但教子心切，便从识字的邻居那里一字一句的学来，然后教给我，日积月累，我竟从母亲那里学会了《百家姓》、 《《三字经》和《千字文》这类启蒙小书。当我进入私塾那天，母亲特为我打了一个烧饼揣进我的怀里，烧饼上还用簪子扎七个孔，这大概是洞开七窍，顿开茅塞的用意吧。
我的第一个启蒙教师叫韩仲禄，交城县城头村人，是个清朝末年的秀才。老婆死了，没有儿子，两个女儿出嫁了，他一人到我们村里教私塾。他爱喝酒，喝得高兴了，就给人们讲故事。聊斋、三国、水浒、神、鬼、狐、仙无所不谈，讲得有声有色，在我的幼小心灵上幻化出若干的稀奇古怪的社会历史现象。现在想来，这大概和念书本一样，听讲故事也是一种启蒙教育吧。当时我们的课本是《论语》、《孟子》之类，不分句逗号的古文木版书。上课时，老师先用朱砂笔点句，然后让学生去念，去背，也不解释是什么意思，越念越糊涂。我对这教法很反感，我对老师说，不懂得书上的意思，我怎么能背得出呢？老师嫌我多嘴，就打手板，我挨了打还要和他讲道理。老师也没办法，只好给我讲，我的语文和古汉语的基础就是这样“打”下的。后来我才知道，讲书是要交开讲费的。由于我学习认真，韩老师竟然偏爱我，免费开讲，并且多次表示：“回也视予犹父也”，把我当儿子看待，很下番辛苦。我在那里学了四、五年，《四书》、《幼学》、《诗经》都念了。到了民国四年，文水县的一个高小毕业生，分配到我们村当老师。韩老师只得回到城头村继续教私塾，我也跟他到城头村学习。韩仲禄老师有个侄子名叫韩壁，号玉人，交城县高小毕业，失业在家没事干，和我很要好，常常教我学习各种新学科。他不信神，不信鬼，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他到庙里把财神爷的胡子拔下来，还打耳光。说你这个财神爷不公道，为什么只让富人发财，不让我发财？他还把庙里的小菩萨搬回来，夜里拴在尿盆上。我是又吃惊，又开心，感到新学比旧学好。我在这里只学习了一年。这短暂的一年里，韩壁给我的影响很大，是我的头脑里无神论思想初步确立的一年，
一九一四年，文水县成立了甲种实业学校，这是我们县成立的第一个仿效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科技学校。校长是个留日学生，教员也有很多是留过日的。学校里设农、工、商科。那时，辛亥革命不久，旧的东西在人们的头脑里还很深，许多人对洋学堂不了解，几乎没有人肯送自己的孩子进这个学校，于是采取了拔壮丁的办法，每百户选送一个学生。有的村子没有人去上学，就在城里雇人顶替。我们村没人愿意去，我因受韩璧影响，自己要求去，经三老爷同意选拔去的。上学全部是村里公费，除了吃饭，还在一个小铺里立了一个户头，打煤油、买点心不用花钱，记上帐由村里付款。这比拔壮丁优厚多了。
我是在一九一七年进甲种实业学校的。那时正是智力突飞猛进时期，接受能力很强，很快地适应了学校的环境。这个学堂和私塾大不相同，完全是新东西。立正、稍息，学军事体操，打野外，数理化，专业学科，还学英语。新鲜的很啊！但是好事多磨，文水县农会的会长高叙宾企图把这个学校置于他的控制之下，成为培植私人势力的阵地，想方设法破坏这个学校。还说什么学校办的很糟糕，招了些烂炭猴儿学生，不成个体统。我们的老师就发动学生闹学潮，把农会砸了个稀巴烂。农会会长雇上人，扬言要和学校打架。我们有位老师名叫张仰仁，是陆军测量学校毕业的学生。听说农会要打架，就穿上军装挎上洋刀，带上手枪，准备和农会会长打架，把农会会长吓住了。可是，到了暑假，高叙宾趁机夺了权，把原来的教师都解聘了。张仰仁老师说，我们干不成，叫他们也干不成，雇了辆大棚车，把各班的优秀学生带上，到太原考学校。这样我就到了太原。
张仰仁老师有个朋友叫肖增绣，文水大象镇人，在太原山西省立商业专门学校当校长。张仰仁通过肖增绣的关系，把我们全部放到商专附设的中专乙种商业学校继续学习，他就回到陆军测量学校去了。商业学校是比较进步的学校，鼓吹新文化运动，大讲爱国主义，演出反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话剧。我还记得，演出《亡国恨》那个话剧的情况。戏里讲的是朝鲜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故事。据说这个剧本是农业专门学校的一个化学老师编写的。演出时，台上台下，慷慨激昂，掌声雷动，宣传效果极好。商校有个学生叫姚聪，安邑县人，在学校办了个“互助贩书社”，影响很大。当时，具有各种思想倾向的势力都比较活跃，新出的书刊也是多种多样，大多是以宣传为宗旨。给出版商写封信去，他就把书报刊物寄来，卖完再把钱寄去。这个书社给我提供了读书的方便，大开眼界。商校的另一个同学叫支应抡，号文才，晋南闻喜县人，和我特别好。他的大哥是反阎派，在陕西冯玉祥的部队里当军官。他介绍我结识了不少晋南反阎派人物。他还一手包办，把他的妹子嫁给我。后来，由于思想上的分岐，她一心要我在旧政权里谋个官做，我却立志要推翻旧社会。志不同道不合，终于又分离了。
就在我在商校读书的时候，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消息传来，我们都很激动，纷纷走上街头，游行、集会，向当局请愿，声援北京青年的爱国行动。伟大的“五．四”运动，是我走向社会斗争的第一步，它使我进一步认清了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树立了改造社会的信念。
我在商校只住了一年。由于我不喜欢商业，第二年便考入省立门农业专门学校学农业。我在农校住了四年，一年预科，三年本科，于一九二三年毕业。在这里学到的关于农业的若干知识，对于以后我在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学工作，以及后来在家乡搞水利工作，都起了相应的作用。也就是在这期间，把我原来的名字张法古，改为张稼夫。所谓稼夫者，即“只问耕稼，不问收获”，到处散播革命种子的意思，很有点虚无飘渺、自由主义的气味。其实，在那时，改名换姓，也是青年们的一种进步表现，自以为挺革命，很时髦了一阵子呢。
我在农校学习的时期，结识了不少进步青年，其中，有当时一中的学生，后来成为山西早期地下党负责人的王振翼、贺昌、李毓棠、王瀛等人。王振翼和贺昌在太原办《平民周报》，宣传马克思主义，几乎每期我都我都看了。后来，他们组织“SY”小组，即社会主义青年团，我也参加了。我自己还办了个“真社”（真理之社），向教师募捐。收集各种报纸、杂志和书籍，供同学们阅读。我、贺昌、王振翼、王仿、姚聪、郭秀峰等人，又集资在开化寺办了个“晋华书社”，推销各种进步书籍。“书社”由姚聪担任董事，我是五元钱的一个股东。这一时期，我读了很多的书，进步的、落后的，革命的、反革命的，各种倾向的书都读。如：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人的经济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罗素的数理哲学，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的佛学，欧洲的无政府主义，以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等。马克思的著作也读了不少，如《价值、价格和利润》、 《剩余价值论》等。总之，接触的面很宽，感到都新鲜，都有道理。我好比在十字路口，反复比较，思想斗争很激烈，不知道哪一种理论能够救国救民。我和同学们争论，曾被人称为“新学博士”。我记得看过朱谦之的两本书，一本是《革命哲学》，一本是《现代思潮批判》。他什么都批，批马克思主义，批无政府主义，最后批他自己，什么都不要了。真是可笑得很。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马克思主义，有说服力，如“剩价值论”、“价值、价格和利润”的理论，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和压榨工人阶级的本质，分析的十分透彻。我在农校的第二学年，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也更多了。正因为如如此，也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常常受到申斥，罚我闭目静坐自省。我好动，坐不住就罚我面墙立正自省。然而，这一切，不仅不能使我屈服，反而更进一步加深了我对旧政权的厌恶，坚定了推翻旧制度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