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一九三二年七、八月间，我离开南京回山西工作。临走前，我把工作向南京市筹委的同志作了交代，把家具都给了人。又把我的书装了两大网篮，上面放了一些鞋袜衣服，就上路了。那时，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控制得很严，路上带着书是很危险的。我从南京走时，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许多人都去送我，我穿得也很阔气，西装革履。因此，车警也不敢查我。到了徐州，就不行了，非查不可。我也不怕，处之泰然，用脚踢踢网篮叫他检查。他打开一看，全是鞋袜衣服，说谁要看你这些东西！让我把箱子打开，结果是什么也没查到，悻悻的走了。以后，就平安无事了。一直到了茅津渡，住了一夜，第二天雇了个骡子车，到了临汾，和王亦侠同志会齐，一起回到了西北安村。

从南京回到山西乡下来，是一种新的和上海、南京大不相同的工作环境。工作任务，工作对象不同，生活环境和政治环境也不尽相同，因此必须采取新的工作方式进行工作。我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把农民作为主要工作对象。同时，还要作县上、省里的上层人士工作，创造一个稳妥的隐蔽环境。

我回家不久，广惠渠发大水，从汾河引水的大渠决口了。这是一条引导汾河水冬灌土地的大干渠。通过蛛网状的大小支渠，平静而混浊的汾河水流进农田。冬灌一次有时可以淤积数寸厚的肥沃河泥，是一大水利设施，两岸农田得其利已经若干代了。往年发大水，广惠渠的水通过下游的磁窑河，瓦窑河能够顺利地流人汾河。这一年，下游的村子在广惠渠上拦腰筑了一条横渠拦洪，把广惠渠的千道堵住，大水一来，主流不通，越涨越高，渠道决口，高杆作物还不大要紧，矮秆作物就全淹了，大水眼看就要进村，群众很着急。当时村长张祝三是个靠摇货郎鼓卖布头起家的经营地主，人缘很不好，农民群众找他想办法，出主意，要求到下游刨渠放水，他不敢负责，转身逃走不敢回村。群众无奈，就到大庙撞钟，集合全村商讨办法，我也去了。大庙里，人们吵吵嚷嚷，乱作一团，谁也不敢作主到下游放水。有些人冲着我发脾气，说我念书识字，跑南闯北，做了大官，眼看水要进村，也不拿个主意，想个办法！当时，我感到很为难。自己是共产党员，眼看群众利益受到损失，那就太不像话。组织群众到下游刨渠放水吧，又牵扯下游村庄的利益，弄不好，要引起冲突，甚至动武伤人。我考虑再三，决定把这副担子挑起来。我亲自到下游选了一个地势低洼，庄稼比较少的地点，决口放水，同时派人到下游村庄办交涉，说明利害，希望谅解。处在下游的村庄的人们，听说我是从南京回来的什么要人，还带着手枪，这样就取得了“谅解”，问题总算解决了。

这一炮打得很响，县上的人也很佩服，我就乘机做工作。因为我是反阎派，又是共产党员，阎锡山明今诵缉讨我，诉须浩点气氛。我把蔡元培给我的聘书放在手里，对外宣传我是回家养病的，又宣传我无意从政，专搞学问。这可起了大作用。远近亲朋都主动和我接近。文水中学的校长魏森林还请我去文水县中学教书。但我是来西北安村建立联络站的，不能离开，就婉言谢绝了。

就在这时，我的哥哥提出要和我分家。我刚回村时，家里人以为我在外面发了财，可以沾些光。事实却不是这样，我带回的东西，除了书以外，并没有多少钱。我回来后，经常客人不断，在家又吃又住，也引起哥嫂的不满，要和我分开过。我想这也好，我也需要一个单独的住处进行我的工作。我分得了一所院子，有五间房子。修理了一下，又栽了些树，弄得比较隐蔽。这样，就可以做联络站的地点了。

我翘首期待着北方局派人来和我联系。半年过去了，却是杏无音信。转眼就是一九三三年的春天。这时西北安村选村长。其实，阎锡在山西搞选举，有名无实，不过借以骗人罢了。且不说穷人不可能当选，就是选上村长，也耽误不起那份功夫，最终还是有钱有势的当村长。然而，西北安村大开冷门，我居然全票当选。县政府看我虽无钱却有势，不仅在县上，在省城我也有许多认识的人。文水县的县长叫郭同文，霍县人，他老婆就是王亦侠的学生。就这样，顺水推舟批准我当了村长。这个差事，我虽说没兴趣，但是，却可以使自己有个合法的身份，便于今后的工作。因此，也就应承了。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中，这却成了我的一条罪状，说我是阎锡山的“黑村长”，真是可笑至极。我在西北安当村长时，另外还有两个副村长，我把财务、日常事务等都分配给他们两人去管，我自己专管修治广惠渠。我首先组织群众修渠，把渠坝修的又厚又坚固又整齐，并且和下游的村庄打通关系，共同商量把干渠修通，以便把水送到磁窑河，消除这个地区的水患。在修渠时，我又采取按土地的多少累进派工的办法，分配土方量。土地越多，出工越多，应完成的土方量越大，减轻贫下中农的负担。一些地富人家出不起工，只好花钱雇人顶替，这也使一些贫雇农得到了好处，很受贫苦农民的欢迎。由于大家齐心协力，很快就把干渠修通了。

这一年秋季又发大水，来势很猛，快要溢出大干渠。我日夜带着人在渠上守护，直到水位下降，我们才松了口气。白天就不派人守护了。一天中午，忽然听见钟响，上渠一看，原来是对岸交城县王家寨的人怕淹了他们的土地，竟把我们的渠坝扒了口子，大水猛冲进村来。村里的人气得眼都红了，要去王家寨打架，在对岸开口子，放水淹了王家寨。我认为打架扒口子放水，非出人命不可。我吼了一声：先堵坝后打架，保住村子再说。带领大家下水打坝堵口子，人多干劲又大，不到太阳落山，就把水口堵住，人们也累坏了。可是，大伙还吵吵嚷嚷，要去王家寨打架。我劝大家回村吃饭，吃完饭再去，把大家劝了回去。我又动员村公所杀羊打酒，让大伙吃喝一顿。完了，各人都跑回家里睡大觉去了。半夜，我故意派人去各户叫人，不但没有人出来，还遭受各户妻母的责骂。这样，一场武斗被制止，我的目的也达到了。接着就是和王家寨打官司，打了一年多，一直打到省建设厅。省建设厅派了专员下来调查，王家寨无理，打输了。为了给对方施加压力，慰问灾民，我又联系南岸五个村子，搞联合义演，演唱了五天大戏。我的宾客盈门，都是我出钱招待。本来这一时期，我在社会上也广交官员、士绅、知识分子，以及各阶层人物，建立了广泛的社会关系。平日交友好客，就使我经济上渐渐拮据，五天大戏，吃喝招待，开销很大，终于把我分得的土地除了六亩多的祖茔地外，都典卖了。当了两年村长，把我的家产赔了个精光，一时传为奇谈。但我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广泛了。交城县的公安局长白仙渊，浑源人，是我在太原农校的同学，要我介绍些人给他。我就把那些比较正直、会武术的小伙子给他介绍了不少，实际上也是安插我的人，抓枪杆子。我在西北安村一共呆了两年，至此，算是站稳了脚跟，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等待北方局组织来和我接关系，但始终没有等来，也不知出了什么问题。朝思暮想，心急如焚，于是起了外出找党的念头。那时我的肺病又发作了，我对乡亲们说要到外地看病，实则是为了避免村里人继续选我为村长。于是便到北平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