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自从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大力进行了拨乱反正的工作，到六中全会已大见成效，许多被混淆了的是非曲直问题，得到了纠正，保证了我们党能够继续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前进。这是一项关系到我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成败的大事，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是应当大书特书的。在十年动乱期间，被混淆了的事物，既有现实问题，也有历史问题，既有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也有个人的功过毁誉问题。我亲身体会到坚持实事求是，既需要理论、见识，也需要勇气、胆量。在“文化大革命”中别有用心的歪曲事实者不乏其人，无知和幼稚的受骗者也颇为众多。对于后一种情况，可以谅解，然而谅解不能帮助受骗者觉悟过来。这个情况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使后来者了解革命前辈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从中汲取教益，少走弯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经历至今萦绕在心头。一批又一批的外调者使得我应接不暇，写了许多证明材料。诸如，山西的青年抗敌决死队，国民兵军官教导团，战地动员委员会，十二月事变，民族革命

大学

等许多问题，竟然成了糊涂帐，都来调查。其实，那是我们党在山西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产物，局外人是难以理解的。例如：仅仅为了一个山西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的问题，外调者问：牺盟会是不是反革命组织？我回答：不是反革命组织，而是革命组织。外调者又问：牺盟会的会长是不是

阎锡山

？我回答：不错，阎锡山是会长。我的这种回答，不要说红卫兵听了要吃惊，就是不了解山西情况的参加革命较晚的干部也不易理解；反革命头子居然是一个革命组织的领导人，这真是不可思议！但是，历史事实确是如此，不能改变。为此，我对外调者，不得不仔细地介绍抗日战争时期山西的形势、特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牺盟会以及其他组织的产生及其发展的历史，还要特别地反复地说清楚，阎锡山只是名义上的会长，实际主持工作的人则是共产党 员薄一波、牛荫冠等同志，从上层 到基层大部或者基本上是共产党 员掌握了实际领导权，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绝大部分外调者听了我的介绍，看了我写的证明材料，是满意的；有的甚至说，好象上了一堂政治历史课，气冲冲而来，欣欣然而去。与此同时，我又被迫交待我的历史，这就使我对于走过的道路作了一番又一番的回顾；本已模糊的某些历史情况，经过回忆，又历历在目。而那些历史情况又正是目前的年轻一代所不了解的。由此，我就想到，应当向新的一代介绍革命斗争的历史，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前两年，出于一种阶级友谊和政治责任感，我写了怀念

林枫

同志的文章。有些同志看了文章以后，劝我把个人的经历，特别是从太原失陷到晋西事变的这一段经历也能忆述一下。因为从领导角度能够讲述清楚这段情况的人，已经为数不多了，并且通过个人的经历把当时党的工作的某个侧面反映出来，是有意义的。于是，由于这些同志和现代史研究所同志的一再鼓励，我就不揣浅陋，写上几页，聊胜于无吧。

我接触马克思主义较早，“五四”时期就开始阅读马克思著作，但是直到一九二七年才参加中国共产党，其原因是我少年时期形成的固执性格所致。我不理解的我不信仰，我追求的是透彻的理解，我想，脑袋长在自己肩膀上，要自己去思考，不应盲从。这在实际上也发生了一个标准问题，即自以为理解的，正确的，并不一定都是真理，这需要实践的检验；不过我的性格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我对我已经选择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从不动摇。我对党是忠诚的，即使在我和党失去联系的时候，或者在我们党的事业遭受挫折的时候，也决不动摇。我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这大概也就是我可以向读者提供的一点礼物了。

我写这篇材料的本意是想总结一下我自己所走过的道路。哪些作对了，哪些作错了，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加以叙述和总结；不文过饰非，不隐恶扬善，不为自己树碑立传。待这个材料写完，又感到没有多少可取的经验，深感抱愧。在写作过程中，从童年写起，是为了说明我的性格形成的过程，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在写作的方

法上

，只写我经历的事物，听来的事不写，有些非写不足以说明问题时，也要少写。我不越俎代庖，甚至掠人之美。因此，从一个地区的工作情况来看，我写的这份材料可能不连贯，不全面，那也只好宁付阙如，也不强不知以为知了。

是前年（一九八〇年．庚申年）开始写了个提纲，打了个腹稿。所以就把题目定名为《庚申忆逝》。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中共山西省委、太原市委、中国科学院、

中国近代史

研究所

李新

、聂元素同志和有关的一些同志的鼓励和支持。我的写作过程是这样的：一九八一年六月我去到太原，向山西省文联借调了李束为同志，向太原市委宣传部借调了黄征同志，首先由我口述录音，再由黄征同志整理成文字 资料，最后由李束为同志加工写成为本文的征求意见稿。在初稿打印以后，许多同志又提出修改意见，有的同志还提供补充材料。今春我又根据这些同志的意见，请黄征同志来京，帮助我在中央档案馆和北京图书馆查阅了若干必要的档案、文件和报纸。力求本文所述往事的时间，地点和情况，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校正我自己记忆中的失误之处。今年五月，我得到云南省委的同意，约请李束为、黄征同志来到昆明，把这个稿子最后修订了一遍。在修改的过程中，有一些地方在文字上，曾经过王修同志的加工。所以我的这篇文章的写成，既包含了李束为和黄征同志的大量心血，也得到了中共山西省委，云南省委和以上所有同志的支持、鼓励和协助，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在这一修订稿写完以后，我自己为了慎重起见，将全稿从头至尾，又认真地审阅了一遍。 当我读到第十四段我将离开晋西北去延安时，想在后边再增加一点，将我自己从一九二七年四月入党以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的学习和锻炼的过程，回顾和总结一下。未料我这一写，就停不下笔来；当我写到若干“以身作则”地对我进行过党性修养教育的同志，特别是写到抗日以后和

我相处最久的林枫同志时，于是我就不得不写长了许多。因此，我自己就决定将它另行列为一段，便成为这一稿中的第十五段。

张稼夫

一九八二年七月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