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我从延安回晋西南不久，一九三九年三、四月间，阎锡山在秋林召开“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即所谓“秋林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军长、师长、旅长等高级军官，各区专员和保安司令以上的行政干部，一部分县长、公道团长、牺盟特派员，新军各纵队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这次会议是阎锡山配合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而召开的公开反共动员会议。事先，区党委认真研究了阎锡山召开这次会议的意图，决定派张友清同志到秋林，作为省委代表配合、协助薄一波同志，领导进步势力同阎锡山顽固势力作斗争，斗争非常激烈。阎锡山在会上公开提出取消新军政委制度，取消新军里的共产党组织。同时散布要“困死八路军，饿死八路军”的反动口号。由于薄一波同志为首的进步力量的坚决斗争，这次会议拖延了三个月之久，无具体结果而散。但是阎锡山的反共面目已经暴露无遗了。与此同时，阎锡山又成立了精神建设委员会、敌工团、突击队等组织，派到二战区专门对付共产党，搞暗杀活动。我们也针锋相对，发现敌工团，就坚决干掉。到了十月，风声越来越紧，区党委开始作预防措施，派肖杨同志到秋林，协助张友清同志做那些呆不下去，受到怀疑的党员的疏散工作。这一工作主要是通过牺盟总会的牛荫冠同志、吕调元同志，以及在阎锡山绥靖公署工作的刘岱峰同志、文化机关的赵石宾同志等进行的。整个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保存了我们党的大批力量。同时，由林枫同志亲自去延安向中央汇报、请示、研究对策。在延安，林枫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以山西省委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声明，经毛主席和党中央修改，在延安《新中华报》发表，揭露山西反动势力降日反共的企图，并号召全国人民密切注视投降派的活动。十一月阎锡山的投降反共活动准备就绪，一方面作了进攻新军的部署，一方面指使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派代表和日军代表在临汾刘村开会，要日军配合阎锡山旧军向新军进攻。当时在晋西南反阎锡山最突出的是决死二纵队的政治部主任韩钧，因此，阎锡山首先向二纵队开刀，密谋暗杀韩钧同志。同时密令他的旧军向太行山的决死一纵队、三纵队，晋西北的四纵队、工卫旅等新军作全面进攻的准备。韩钧同志由于事先得到消息，绕小道跑了回来。当时，我们正在开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七大”的代表。韩钧同志回来后，既没有向区党委汇报，也没有请示区党委，就自作主张去打旧军崔道修的新一旅，把崔道修打跑了。于是，晋西南的形势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由于韩钧同志的错误，打乱了部署，使区党委在即将到来的反共高潮面前陷入被动。十二月初，阎锡山总部电令二纵队向同蒲线日军进攻。名之曰“冬季攻势”，其目的是要日军配合旧军夹击二纵队。韩钧同志识破了阎锡山的这一卑劣阴谋，拒绝执行他的命令，并向阎锡山发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电报，于是阎锡山正式宣布韩钧叛变，通电全国，并发出讨伐“叛军”首领张文昂、韩钧的命令，发动了向新军的全面进攻，点燃了山西十二月事变的战火，这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阎锡山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主要事件，这个事件又称之为“晋西事变”。

十二月事变发生以后，区党委把正在召开的党代表大会迅速结束。立即投入了回击阎锡山反共高潮的战斗。区党委向中央发了电报，汇报了事件发生的经过。中央指示：坚决回击阎锡山的进攻，但要争取阎军内部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避免发生更大规模的内战。具体作法是狠狠打击所谓“讨叛总指挥”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的部队，不公开刺激阎锡山。打仗时一律以二纵队的名义，但是在林枫同志的领导下，陈士榘、黄骅同志指挥的晋西支队以及所有新军全都参加了战斗。与此同时，根据区党委的指示，正式成立“抗日拥阎讨逆指挥部”，由二纵队政委张文昂同志任总指挥，韩钧同志任前敌总指挥。后方留守处，包括区党委、专署机关、报社、剧团等由我负责。指挥部成立以后，在隰县高家条村召开了誓师大会，并每天向中央军委电报战况，接受中央军委的具体指示。我们的具体打法是：由林枫和黄骅同志率领晋西支队的两个团，正面堵击敌人，轮番出击，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把阎锡山的晋绥军一直阻止在隰县以南，不让它过来。同时，由陈士榘、韩钧、刘德明等同志带领新军（约七、八个团的兵力）包抄旧军的主力，歼灭其有生力量，从旧军那里缴获一些枪支弹药来补充自己。但阎锡山也很狡猾，他并没有把主力放在洪赵一带，而是沿着黄河往下走。企图切断我们和陕甘宁边区的联系，对我新军和晋西支队实行包抄。结果，这一仗没有打成。战斗继续了十多天，我们的弹药不多了，中央军委命令我们转移到中阳县靠近黄河的“下三交”一带，从陕北补充弹药。但阎锡山的旧军抢先一步，把黄河渡口抢占了。于是，中央军委又命令部队北上，穿过日军封锁线汾离公路，向晋西北转移。战斗部队好办，边打边走，我这一摊子不好办，所有各部队的后方留守处都归我照管，既要保护妇女、儿童，又要关照骡马、箱子；既要防止敌人的狂轰滥炸，又要招呼每个人不要掉队。成天翻山越岭，不停地行军。随后，区党委派钟人仿同志带领决死二纵队五团来协助我，担任后方的守卫工作。我们可高兴了，但钟人仿同志却幽默地说：别高兴得太早了，我是来唱“空城计”的。原来他们连一点弹药也没有了，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部队到了汾离公路南边以后，黄骅同志经过侦察，认为离石城是敌人的大据点，其北面的大武镇日本人也比较多，西边的柳林据点日本人不多，有点伪军，决定部队绕过离石，从柳林附近过公路。入夜以后，我们用机枪封锁敌人的碉堡，掩护部队过公路。据点里的敌人以为我们要攻据点，惊惶失措，胡乱打了一阵枪，慌张地冲出来，逃到离石去了。我们安然过了汾离公路，一检查，我们的部队基本上没有什么损失。根据区党委的安排，晋西南的地方干部大部分没有过来，由王达成、龚子荣同志留在那里领导地方干部坚持斗争。

我们到达晋西北临县、方山、静乐一带的时候，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同志从延安赶到了晋西北，把原在晋西北的一二〇师彭（绍辉）八旅、决死四纵队、暂一师（暂一师为原战地动员委员会所属的游击支队组成的，全称为“暂编第一师”，师长为续范亭）、工卫旅和晋西南过来的部队统一起来，组成晋西北抗日拥阎讨逆指挥部，续范亭同志任总指挥，统一行动，反击阎锡山旧军的进攻。原来的计划，只是打一下晋绥军，使其不敢再向新军进攻就可以了。没有想到晋绥军不吃打，一接火，就溃不成军，赵承绶的骑兵军也于混乱中逃过了汾离公路。晋西北成了我们的一统天下，至此，阎锡山消灭新军、困死八路军的阴谋彻底破产。为了维护我们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党中央指示我们，新军部队不要越过汾离公路去追击晋绥军。这时，贺龙、关向应同志奉中央命令率领一二〇师又重新回到晋西北。以后，党中央派王若飞和肖劲光同志赴秋林，以二战区朱德副司令长官的代表身份调解新旧军冲突。当时和阎谈判达成的协议为：停止内战，并规定汾离公路以南是旧军的吃粮区，以北为新军的吃粮区。这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说的。我党我军的抗日反顽斗争，在晋西南地区完全转入地下，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但晋西南一直是属于晋绥边区，所以我晋绥边区的地图，从同蒲铁路线以西的绥远一直到晋南永济县境的风陵渡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