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一九四八年春，在我党中央军委统一领导下，在粉碎了胡宗南向陕北的进攻的同时，将我人民解放军组成为第一、二、三、四野战军。经过冬季的新式整军以后，有计划地分工配合，向敌人发起了春季攻势。四、五月间，由王震同志领导的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先后解放了晋西南地区的阎顽在隰县和运城的两个坚固据点。与此同时，由陈赓同志的部队负责对阎顽的临汾据点的进攻。阎顽虽擅长于守城，我军采取了爆破战术，临汾城也指日可下。在临汾城尚未攻下之前，我党中央为了支援解放大西北和大西南的任务，决定将解放了的晋南地区划归陕甘宁晋绥，作为向西北、西南地区进军的战略后方。于是当即成立了晋南工作委员会。这个机构是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的派出机关，书记是武新宇同志，副书记是龚子荣同志。临汾城解放以后，中央又决定委派西北中央局副书记马明方同志兼任晋南工委书记，武新宇、龚子荣任任副书记。我自己当毛主席路过晋绥边区时，曾经多次要求到基层搞实际工作，因此，经主席同意，派我任晋南工委副书记兼临汾县委书记。我的心情是愉快的，因为中央和晋绥中央分局，接受了我多次请求，给我一个到实际工作中锻炼的好机会；同时，我也感到遗憾，这遗憾不是由于我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受到的不公正对待，这只是个人的区区小事，不足介意；遗憾的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眼看着工作受到损失，而自己又无能为力，就离开了老区的群众，心中实在感到惭愧。那么，我只有一办法，也就是接受经验教训的办法，把新解放区的工作搞好，以驱散淤积于自己心头的内疚情绪。

当时，临汾县委的主要工作是剿匪反霸和土地改革，我们的理论、政策武器就是毛主席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讲话》，还有中央关于《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那时，临汾县委的副书记为冯克心同志，临汾县长为张平同志。在工作中，我们先把工作重点放在临汾县的河西地区，取得经验后，再全面展开。我主要是依靠了慕生忠、魏怀礼、彭德、赵守攻等同志。慕生忠同志是陕北老干部，我把汾河以西以北的一摊子交给他，所用的大多数是分局党校中在土改期间被打下来的干部。魏怀礼也是陕北老干部，在瓦窑堡挖过炭，抗战初期，是晋西北地区党的工作开辟人之一，当时任吕梁区党委组织部长，由他来主管临汾以南、金殿一带。彭德当时是晋南十地委的党委书记。赵守攻是十地委委员兼新绛县委书记，领导本地区的土改工作。晋南地区的土改工作比较稳，进展也比较快，没有出什么大的偏差问题。一九四八年底，晋绥分局通知我和武新宇同志回去开会（此时我仍是中央分局的副书记）。我到兴县时，才知道是要召开党代表会议，会议要解决什么问题事先我也毫不了解。当时，李井泉同志去了绥远，没有参加会议。到开会时我才知道开会是要统一思想。那么统一什么思想呢？原来，在土地改革中，由于分局受康生、陈伯达左倾错误的影响，在运动中伤害了不少群众和干部，中央，特别是毛主席指出晋绥土改中的错误以后，纠偏工作搞了一些，但是很不得力，落实政策的工作也不够好，因此，有些干部对晋绥分局的意见很多。我猜想，分局召开这次会议，大概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总结经验，促进团结。我想要达到这个要求，如果参加会议的某些对土改中的左倾错误，曾经出谋献策、推波助澜、胡编乱诌的人，也都作点自我批评，实事求是地分担一些责任，情况就会好得多。但是实际上恰恰相反，大有想把土改错误的责任全部都推到少数领导同志身上的企图。显然这种做法是恶劣的和不公平的。结果，只是由张子意同志代表分局做了工作总结，笼笼统统检讨了几句，一参加会议的同志很不满意。我仔细观察了一番，分局没有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意思，而我又无力改变这种局面。后来，主席团的同志一再要我讲话，我就说，中央已经下达了文件，当前主要是把今后的工作搞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团结起来向前看。会议草草结束。我记得西北局的马明方同志和贾拓夫同志也参加了这个党代表会议。年底我回到晋南去，没有工作多久，中央就调我去西北局工作，匆匆离开临汾，到了延安，这已是一九四九年的三月了。

调我到西北局，是去接替李卓然同志的工作。李卓然同志是西北局宣传部长，因为东北局的何凯丰同志调中央去了，中央就调李卓然同志去东北，我就被调到西北局。西北局的书记是彭德怀同志，副书记是习仲勋同志和马明方同志，马文瑞同志任组织部长，我任宣传部长。这时贺总、王维舟、张经武等同志都和我开玩笑地说什么“新官上任三把火”等等。我说我是安泰，刚刚匍伏在大地母亲的怀抱中，现在又悬到空中了，说不定哪一天我会被阶级敌人扼死的。我到延安只有两个多月，西安就解放了。六月初，西北局迁到西安。从延安到西安，工作对象、任务不同，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到了城市。当地主要工作是接管、剿匪、反霸、统一战线，有的地方搞土改。我们的武器是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工作忙得很。文化、教育、卫生、民主人士、民族问题，头绪很多，以后搞了城市的三反五反和农村的土改运动。我还随同习仲勋等同志到新疆解决民族工作中的问题，南疆北疆转了个大圈子，接着还搞了西北地区文教系统的三反五反运动，一直到一九五二年底，我才被调到了中国科学院。这一段工作，身体比较疲乏；还患过病，但工作顺利，心情愉快，最大的收获则是西北局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西北局的书记彭老总对干部很信任，很放手，除了制订本地区的大政方针，工作计划和检查工作外，他主要抓了西北第一野战军的工作。而第一野战军的总部是设在兰州的，同时他也常到各地指挥解放大西北的战争，西北局的日常工作由习仲勋同志主持。整个西北局的领导工作很放手，善于发挥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下面的干部也不都很强，不是个个是天才，但是工作得很好。彭老总、习仲勋同志善于把中央的精神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实事求是的制定方针政策，干部人人心中有数。毛泽东同志指出，领导干部的任务，一是出主意，一是用于部，要做到知人善任，彭总和习仲勋同志可以说是深得要领的。还有一点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党内生活非常健全、民主。那时，西北局常委定期开会，我是常委之一，每次会议都提前将会议讨论内容印发给常委每人一份，以便早作准备。大自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小到人事任免名单，都是集体讨论决定。不搞一言堂，不搞突然袭击，而是作到认真、稳妥、人人心情愉快。例如毛主席曾对西北地区的工作有过多次指示，大意是讲“西北地区地广人稀，民族问题复杂，你们要搞得稳些，不要性急，不要抢先，搞少数民族工作，要先把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搞好，不然就很难接近群众，这是我们搞民族工作的经验总结。长征时你不和上层人士搞好关系，就很难接触群众，群众也不敢接近你，千夫长，百夫长，一声令下就把你干掉了。陕甘宁是多民族、多宗教的地区，一定要把民族问题解决好。”西北局常委会对毛主席这些指示，进行过认真的传达和讨论，并在实际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我记得，甘肃省甘南地区（现划归青海省黄南地区）有个名叫项前的部落千夫长，由于不了解我们党的民族政策，动不动就造反，拒绝我们进入他们那个地区。我们就耐心地做工作，一而再，再而三，一直搞到七、八次，终于得到他们的信任，打开了局面。对于民主人士，凡是过去和我们合作过，为人民作过一些好事的，都予以适当照顾，安排了工作，，而不是过河拆桥。李鼎铭、邓宝珊、高桂滋等等都按排了工作。后来，有人说什么西北局的工作右了，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是单用左眼看问题的论调。

我在西北局工作期间，彭老总、习仲勋同志领导有方，任务那么重，头绪那么多，但是有条不紊，忙而不乱。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领导很注意团结，在工作上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有问题就摆在桌面上，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问题，没有团团伙伙那类不正之风。我初到西北局时，耽心人生地疏，不好工作，不久，这种耽心就消失了。彭老总、习仲勋同志鼓励我放手大胆工作，同志们处得也很融洽。彭老总比较严肃、内向，但从来不板起脸孔训人，他对人是非常赤诚的。习仲勋同志的担子最重，但他善于发挥各级干部的积极性，在工作上支持、信任、帮助、提高，还关心干部的生活。所以，他很主动，每天晚饭后，约我们到城墙上散步，潇洒的很。

西北局的民主、团结、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的印象，至今不能忘怀，可见印象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