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我从北平回山西的打算，是想和红军接触，尽我的力量做一些工作。待我回到山西，红军已完成任务，发出回师通电，撤回黄河西岸去了。听说汾阳、孝义城里还能看到红军张贴的抗日标语，也能听到有关红军的传闻，如红军在文水县开栅镇打了大地主杜凝瑞家的土豪等，但却不见红军的踪影。于是，我就到了太原，住在大南门铁匠巷的文水会馆里。随后，通过赵青誉介绍，到了省立第一师范教书，暂时有了个立足之地。

红军东渡时，阎锡山惊恐万状，红军回师以后，阎锡山便掀起了白色恶浪。在太原和各县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如国民师范的四名青年就是在这时被杀害的，甚至普通老百姓也深受其害，只要被认为是可疑者，均被刑讯，甚至虐杀。在太原市，任意搜查民房，无端检查邮件，在书店没收、焚烧进步书刊，没收货物，查封商店。这一时期的山西，城市里百业萧条，乡村是路断人稀，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但是阎锡山的暴行，压不住群众的愤怒，革命的烈火终究是会燃烧起来的。

我到太原不久，北方局派李宝森同志来太原，负责恢复中共山西省工委，整顿党组织的工作。他是山西清源县人，过去曾在山西大学读书。他爱人是太原城内大丰客栈老板的女儿，也是共产党员。李宝森同志到达太原后，托郭森宇给我捎来一张条子，说要找我。这样我们就约定的时间会了面，接上了我的组织关系。

我长期在南方工作，对于山西党组织的情况，只听过一些传闻，并不了解内情。这次回到太原，才了解一些情况。据了解，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由于阎锡山宪警特务统治和残酷镇压，以及山西党组织受“左”的影响，不顾客观条件，盲目、轻敌，所以屡遭破坏。不少优秀党员被捕被杀，有的被迫离开山西，开展工作相当困难。我还记得，早在一九二七年夏，山西省委书记王瀛同志到武汉党中央汇报工作，离武汉回山西前，曹汝谦同志在汉口晋阳楼饭庄为他们夫妇设宴饯行的情形，我和王亦侠同志作陪，那时王瀛同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但是刚回山西，即被捕杀。此后，党组织一再进行恢复工作，又一再遭受破坏，可见阎锡山手段之凶狠。不过阎锡山所采取的是比较隐蔽的先打进来然后一网打尽的做法，或假借种种名义加以暗杀或拘捕，关进监牢、训导院或反省院（中央系），很少用公开屠杀和枪决的做法，具有极大的欺骗性。阎锡山不仅对共产党如此，就是对于蒋系国民党系统的CC和复兴社也是一样，均使其无法在山西境内存在。红军东渡回师之后，尽管阎锡山加强了镇压，革命力量仍是有增无减。我党的抗日主张经过我军东征宣传，就更加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党的力量又有了新的发展。接受以往的经验教训，工作搞得比较扎实。李宝森同志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北方局的指示，恢复了山西省工委。由李宝森同志任书记，武永祥同志任组织部长。武永祥同志是平遥县人，曾在太原师范读书，他以“新新通讯社”记者的身份作掩护，未离开过太原，也保护了一批党的骨干力量，并保持和上级党组织的联系。恢复山西工委的工作，开始主要是依靠了武永祥同志保存的骨干力量。工委的宣传部长是赵仲池同志，我是文教委员，负责和新闻、文化界人士的联系。当时，和我有联系的有亚马、卢梦等人。卢梦现在北京文艺界工作，他是我介绍入党的。刘子超、温建功、宋维静、朱宝善等人也是我联系。由外地回到山西来的人也由我负责联系，如雷任民同志，他于一九三六年回来以后，就是由我接转关系的。后来，为了加强文化界的工作，又办了个中外书店，推销一些革命书籍，建立了一个文化界接头的地点。

十月，北方局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派张友清同志来山西主持省工委的工作。张友清同志是陕北神木县人，是我党的久经考验、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年轻时曾在太原第一中学读书，和郝广盛同志在北京中国大学入党，曾在黄埔武汉军分校学习，李光军是他的好朋友，那时他们于礼拜日常到我家中来聚会。郝广盛同志在反击夏斗寅时牺牲了。张友清原名张学静，是被送到安徽毫县杨虎臣部工作的，随后长期担任地方党的领导工作，曾担任过北平市委书记、天津市委书记等重要职务。和张友清同志一起先后来山西的还有徐子荣同志和赵振声（即李葆华同志）。他们来太原后，张友清同志就住在胡西安家里，胡西安是共产党员，和阎锡山有点亲戚关系，住在他家不但保险，还便于了解官方情况。赵振声同志住在武永祥家里。那时，我住在太原南新街，徐子荣同志住在我家。我是个穷教员，不大为人注目，工作倒也方便。住在我家的还有省工委的秘书，名叫张永青，榆次县人对外他就叫我表哥，叫王亦侠表嫂，当时王亦侠负责太原纱厂和纸烟厂的女工工作。我们和张永青同志处得很好，至今他还叫我们老俩口表哥表嫂，改不过口来。

张友清主持山西工委工作以后，李宝森同志调离，又增加了徐子荣同志为工委秘书长，赵振声同志任工委组织部长，武永祥同志任组织部副部长，其他人事没有变动。恢复省工委以后，又恢复了太原市委，赵林同志任书记。市委主要任务是在厂矿和学校开展群众工作。当时山西的形势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日本侵略者侵占了内蒙，正向绥远进犯，危及了阎锡山的“势力范围”。所以他就提出了“守土抗战”的口号，并于一九三六年的十月间进行了“绥东抗战”。大约就在这段时间，周小舟同志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到达太原。紧接着，中央又派彭雪枫同志到太原工作，这样，就大大加强了对阎锡山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通过上层的和基层的关系，特别是群众运动，促使阎锡山的防共反共政策有所收敛，在推动阎锡山接受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面，成效是显著的。

在张友清同志来太原之前不久，薄一波同志接受北方局的指示回到太原，和阎锡山搞统战关系，晓以大义，推动阎锡山参加抗日。接着，北方局决定成立一个由十六人组成的工作委员会，由薄一波同志负责，开展对阎锡山上层人士的工作，直接受北方局领导，不和山西工委发生联系。当时，太原还有一个由王世英同志负责的特科系统，主要任务是搞情报工作，也不和山西工委发生联系。这三个系统各自为战，统一由北方局领导，工作成效非常显著。阎锡山在我党的统战工作推动下，又迫于形势，从他自身的利益出发，开始向抗日联合方面转化。九月，宋邵文、戎子和、刘玉衡等同志发起筹备成立了牺牲救国同盟会。由薄一波、牛荫冠等同志负责领导，并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调进牺盟会担任各级领导工作，其中有杨献珍、周仲英、韩均、董天知、廖鲁言、李力果、冯基平、徐荣等同志。这样，就充分发挥了这个群众组织的作用，放手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促使山西抗日的形势，迅速走向高潮，这在全国也是比较突出的。

营救工作也是当时的一大任务。那时在山西关押着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其中包括我们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王若飞同志。开始，阎锡山不承认太原监狱中有王若飞同志，经省工委和薄一波同志领导的十六人工作委员会的调查并和王若飞同志取得了联系以后，向阎锡山提出证据。他才不得不释放王若飞同志。接着在第一监狱、陆军监狱关押的一大批政治犯经党组织的营救，也相继先后获释。另外，阎锡山还办了个训导院。在这个训导院里，除了关押着一批政治犯，还关押着在红军东渡时俘虏的一部分红军小战士和伤病员，企图从精神上征服这批红军战士。训导院的院长是赵戴文，他是阎锡山的老师，山西省主席。院主任是叛徒郭挺乙，实际负责人是教导主任时逸之和教导员郭实甫，这两人是共产党员。后来，在这里被关押的红军战士和其他政治犯全部被营救出来，由我们党接收送往各地、县担任领导工作或者到军政训练班，学习结业之后，编入敢死队，这批同志和战士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党中央根据山西出现的新局面，从全国各地派来了许多优秀党员干部，并发动大批大批的革命青年到山西，参加抗日行列。当时我们党的许多工作是通过牺盟会进行的。牺盟会有一套组织系统，薄一波同志是总领导，总部设有组织（由薄一波同志兼管）、宣传（由裴丽生同志负责）、总务（由戎子和同志负责）等部门，办有《牺牲救国》周报。各地设有牺盟中心区，各县有牺盟特派员，会员是公开身份，遍布各地，影响全省。省工委的同志也戴一枚牺盟会的徽章，以作掩护。而大街上的摊贩、车夫也以佩戴此徽章为荣。牺盟会是一个群众性的组织，到底有多少会员也说不清，佩戴徽章的自认为是会员。我受省工委的指示，也参加牺盟会召开的各种会议，还给《牺牲救国报》写文章。牺盟会的负责人之一宋邵文同志分管宣传委员会，牺盟会的章程、计划等大都是他起草的。这个委员会中和我经常接触的有裴丽生、赵石宾和侯振亚等同志。

当时，我还另有一个任务，就是省工委指示我到民众教育馆工作，占领这个宣传阵地，还给我派了两位助手。一个是常芝青同志，交城人，中共党员，搞文字宣传工作。一个是搞美术的，名字记不清了，这个同志后来到了延安鲁艺学习。这个民众教育馆名义上是官办的，实际上成了我们党的宣传阵地，出壁报，印宣传画，散传单，闹个热火朝天，起了不小的作用。

一九三七年的春天，山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越来越好。在元宵节那天，由牺盟会发起，太原市举行提灯游行，宣传抗日。街上到处是耍龙灯，踩高跷，划旱船的游行队伍，每支队伍都有宣传抗日内容的节目，旗帜、灯笼上写的也是抗日的、统一战线的口号。当天晚上举行各种报告大会，主题都是宣传抗日的内容，十分红火热闹。太原的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的向前发展，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

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前，省工委通过牺盟会等组织办起了各种训练班，如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团、国民兵军士教练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村政协助员训练班、牺盟特派员训练班等。这些训练组织都是以阎锡山的合法名义搞起来的，大部是我们党派人主持工作，受训的也大都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这样就从组织上为抗日战争作了准备。当时，党的领导是完全合乎山西实际的，是非常英明的。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了，不久，刘少奇同志和北方局的其他领导人杨尚昆、彭真等同志来到太原，接着周恩来同志、彭德怀、肖克等同志也到达太原。我们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到来，使太原的抗日群众运动又出现了高潮。此后，为了加强省工委的工作，北方局派林枫同志为省工委副书记，协助身伴侣病的张友清同志的工作。十月间，将我们这个要随同阎锡山总部一起行动的党委改组为中共山西省委，省委设立了军事部，从一一五师调来习来黄骅同志为部长。黄骅同志是湘鄂赣根据地的老同志，人很精干，军事上很有经验，在他负责军事部工作期间，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太原失守前大约两个星期，林枫、张友清同志找我谈话，说徐子荣同志到冀鲁豫工作，由我担任秘书长。又说，根据形势的需要，省委一分为四，赵仲池同志调晋西北工作，赵振声同志调到晋东北工作，徐子荣同志调冀鲁豫工作，我们随阎锡山的总部南下。阎锡山走到哪里我们走到哪里，以便随时掌握他们的动向。同时，为了和阎锡山易山总部的称呼相对称，其他地区党组织叫党委或工委，只有我们叫省委，实际上是各自为战。林枫和张友清同志还告诉我，阎锡山的总部要搬临汾，要我去打前站，给省委找房子。我接受了任务，立即动身，到临汾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