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临汾是一座古城，史称尧都平阳。这个地方历来为晋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民国初年，晋南镇守使就驻在这里。这里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是一个天时地利都好的地方。我到达临汾以后，首先和临汾党组织取得联系，说明此行的任务，开始了工作。我在这里比较熟悉，王亦侠同志就是临汾县人，工作起来尚称方便，很快在城里比较僻静处“何二家胡同”给省委找了几间房子。这时，安子文同志和戎子和、李哲人、胡西安同志也一起来到临汾。安子文同志是给北方局打前站找房子的，住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十一月八日，太原沦陷，省委搬来临汾，住在何二家胡同。八路军办事处也来了，住在东关。牺盟会的领导机关，一部分新军，如李力果同志领导的少年先锋队和随营四分校也相继到达临汾，住在城里。阎锡山也来了，他预感到临汾城也守不住，又怕敌机轰炸，所以不住在城里，而是在汾河以西，土门镇以北的太涧村设下他的总部。我党中央北方局来到临汾以后，认为阎锡山的总部住在西山，为了和他保持联系，随时掌握他的动向，也不能住在城里，而是应当住在离他比较近的地方。于是，就把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都搬到汾河以西的刘村镇，对外只称八路军办事处，刘少奇、杨尚昆、李大章等同志都住在那里。省委是在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能及时得到上级的指示，工作比较顺利。为适应战争的需要，还在刘村八路军办事处办了学兵队、党训班，培养军事和政治工作干部。

我和林枫同志是在太原失陷前才认识的，到临汾城在一起工作，感到他忠诚厚道，平易近人，彼此很谈得来，有点一见如故的味道。和他谈得最多的是有关阎锡山的历史政治问颢。以及关于山西社会和农村情况，他是那样耐心地听取我的陈述，并表示同意我的观点，这对于随后决定我党对阎锡山的一系列政策，起了一定的作用。

不久，我接受省委的委托，到运城去扩兵。当时，经过平型关、阳明堡等战役，我八路军虽然取得了重大胜利，给日寇以重创，但是也牺牲了许多优秀的红军老战士，部队兵员急需补充。周恩来副主席到达临汾以后，向省委提出“二十天扩兵三千人”的任务。时间紧，任务重，困难也比较大。省委考虑到我曾经在运城教过书，熟人比较多，就决定派我去完成此项工作。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以省委代表的名义立即动身赴运城。当时，运城属河东地下党特委领导范围，特委书记是阎子祥同志。经了解，特委内部很不团结，一个是阎子祥同志，一个是嘉康杰同志，矛盾较深，闹得不可开交。嘉康杰同志开始曾到临汾东关找彭雪枫同志，后来找杨尚昆同志，经杨尚昆同志介绍，又来何二家胡同找我解决问题。从他的谈话中我大致了解了他的情况。他长期和党失去联系，在中条山组织游击队未获成功，也不敢下山，消息十分闭塞，甚至对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不甚了了。一听说要和阎锡山搞统一战线，就大吃一惊，怎么也接受不了。我和他谈了很长时间，还让他看了文件，思想才逐渐搞通。我知道嘉康杰同志在这一带影响很大，群众基础很好，就请他帮助搞扩兵工作。后来，扩兵任务的顺利完成，他起了很大作用。

在运城，我通过地下党组织，进行了扩兵的宣传动员工作，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保证扩兵任务的完成。晋南是反阎派占优势的地区，同时，红军东渡时宣传抗日，对群众秋毫无犯，在群众中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一听说八路军扩兵，广大青年纷纷响应，报名参军。在扩兵过程中，林枫同志还到候马、运城检查工作，帮助解决扩兵工作中的问题。在扩兵中也发生过一些问题，如，这次扩兵需要嘉康杰同志的帮助，而他的组织关系直到扩兵开始一周以后还未接上，费了很大周折，才经过夏县县委书记孙雨亭同志把党的关系接上。嘉康杰同志一出面，事情就好办了，扩兵任务超额提前完成。新战士分别送到运城，候马两地，集中整训后补充给一一五师和一二〇师。我回临汾后，知道林枫同志已凋到北方局，接替彭真同志任组织部长。张友清同志仍任省委书记，我兼任宣传部长，黄骅同志还是军事部长。

关于河东特委内部不团结问题，我向北方局和省委作了汇报，省委就把阎子祥同志和嘉康杰同志请来临汾开会，会上他俩各自作了自我批评。会后，宣布特委进行调整，派刚从党校毕业的温建平同志任特委副书记，让他搞好阎、嘉二人的团结工作。另外特委中又增加了关中庭等几个同志，以充实领导班子。后来，特委内部还是不团结，以致影响了工作，于是就把阎、嘉二人送到延安学习。由于战争的原因，不久，这个特委也撤销了。

我回到临汾以后，北方局和省委分配我负责组织斗争张慕陶的工作，张慕陶原名张金印，曾任顺直省委书记，早在我们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时就被开除出党。他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中和西安事变时，大肆进行破坏活动，恶毒攻击我党的联合抗日的主张，竭力挑拨东北军和西北军之间的关系。在抗日战争以前，他就改名窜到了山西，在阎锡山总部里被称为马参议。在太原撤退以前，我党的某同志曾和他谈话，要他以民族利益为重，拥护团结抗日，并警告他不得进行破坏活动。此后，他龟缩在阎锡山的总部里，老实了几天。太原失守后，他又到临汾，住在城里一个很偏僻的民房里。阎锡山准备派他到晋东南当专员，为他建立武装，进一步利用他来反对我们。在临汾，他居然窜到民族革命大学进行放毒演说，被民大学生撵了出来。为了刹一刹阎锡山的这个传声筒的嚣张气焰，根据毛主席的“揭发和清除奸细是和扩大巩固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分割的”指示，北方局指示山西省委将这个奸细锄掉。北方局和省委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并把民大党支部和李力果同志领导的少年先锋队和随营四分校以及临汾六中党支部交给我领导，组成一个指挥部，由我任总指挥，李力果同志负责具本工作。李力果同志的积极性很高，具体安排由他负责；如何抓张慕陶，如何审问，如何斗争，都由李力果同志安排。当时，李力果同志是抗敌少年先锋队政委兼随营四分校政委，他从少先队挑了一排人，全副武装，黎明时包围了张慕陶的住所，早饭时就把他和他的老婆抓住，从他的住所还搜出了手枪和手榴弹，文件已经被烧掉了。后来就把这两个坏蛋关在随营四分校，并由他们负责看管。学生们曾组织小会、大会揭发张慕陶的罪行，他不但不认罪，还强词夺理，恶毒攻击我党的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激起群众的愤怒，高呼打死汉奸张慕陶的口号。群众痛打张慕陶的消息，阎锡山很快就知道了，半夜里派宪兵拿上他的所谓手谕，提审张慕陶；并对看守的学生们说，阎司令长官命令法院审判枪毙张慕陶，要立即带走。我们工作安排得不具体，学生们又缺乏经验，就让宪兵把张慕陶接走。当时，党派薄一波同志找阎锡山，要求枪毙张慕陶。阎锡山表面上答应群众的要求，要公开审判，甚至还要薄一波同志准备发言，揭发。可是，这个老狐狸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天晚上，就把张慕陶送往西安。眼看着一个大汉奸被阎锡山放跑了，群众怒不可遏，发动了数次游行示威；临汾城大街上人山人海，广大人民群众也参加了示威游行。一九三八年旧历正月十五，，临汾各界举行声势浩大的声讨张慕陶大会，有数万人参加。大会刚刚开始，阎锡山的宪兵队在场外鸣枪扰乱会场，又布置一些狗腿子，大喊大叫，带头四处乱跑。一时会场大乱，把一个发动群众声讨张慕陶的大会给破坏了。这也算是我们党对阎锡山既团结又斗争方针一场大的较量。

不久，日寇进攻临汾，二月底临汾失守，我们就撤到晋西南山上打游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