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我到了上海住在四川路“狂飚出版部”。高长虹不在上海，只有郑效洵在那里守摊子。当时，上海白色恐怖十分严重，要找到党组织并不容易。后来为了维持生活，我把在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讲稿，改写为《中国农民经济问题》交给郑效洵，让他帮我找地方出版。郑效洵就去找潘汉年和张申府。潘汉年在武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办《革命军日报》时，我经常给报纸写稿，来往较多。张申府是我在北京认识的。我从北京赴武汉，他还资助过我们路费。那时他也是共产党员，但我并不知道，他们看了我的稿子后，把我介绍给陈翰笙。陈翰笙是江苏无锡人，北大历史系的教授，曾留学美国，和美国进步作家斯沫特莱的关系很好，和苏联塔斯社也有联系，在学术界颇有影响。在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中受过伤，现在是中共党员。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蒋介石要在南京建立中央研究院，聘请蔡元培先生任院长。蔡元培和蒋介石有矛盾，不愿意去南京，就在上海搞了个中央研究院上海办事处应付蒋介石，上海办事处的总干事为杨杏佛。此外，蔡元培还在上海办了个国际书刊交换处，同时，又在法租界福开森路办了个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下设民族学组、法律学组和社会学组，他自己任所长兼任民族学组组长。法律学组组长是王云五，社会组组长是陈翰笙。社会学组的主要任务是搞社会调查研究，特别着重于农村调查研究。同时，上海北新书局的北新月刊也要出一期“农村经济”专号。因此陈翰笙看了我写的《中国农民经济问题》一书的稿子以后，非常高兴，说这部书稿可以发表，预付了我二百元稿费，并聘请我参加他领导的社会学组，和他一起到无锡去搞农村调查。这样，我就成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成员。既然有了立足之地，就有了充裕的时间找党，也就不那么发愁了。

上海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地下党负责人是李苍江，他是江苏宜兴人，无锡师范毕业，公开的身份是在社会科学研究所搞剪报工作。他对我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要吸收我入党，向潘汉年作了报告。潘汉年知道我在武汉写过入党申请书，他说如果有人证明我已经入了党，就可以恢复党籍。否则，就由他和李二人介绍我重新履行入党手续。我对他们说，曹汝谦同志是我的入党介绍人，现在北平搞兵运工作，可通过组织查证。不久，经过曹汝谦同志的证明，很快恢复了我的党籍。从此，我又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心里踏实多了。这个党支部共有十多个党员，其中只有一个女同志，名叫吴婉贤，支部常在她家开会。我们这个支部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党支部，都在法租界，均为文化机关支部，属上海市委法南区委领导。交通大学地下党的支部书记是乔魁贤，成员有孙克定、王镇钰等人。另外还有刘芝明，是东北人。“九·一八”以后，在上海组织“东北旅沪同乡会”，他以东北旅沪同乡会会长名义，宣传抗日，活跃的很。法南区委书记是一位姓李的同志，我们都叫他大老李。具体负责和我们联系的是邓拓同志。那时我们的对外半公开组织叫做“社联”，即社会科学家联盟，是上海八大联之一。

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前，我们的支部书记是李苍江同志。四中全会以后，他调走了，支部书记就由我接任。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一、利用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招牌，开展马列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我们在许多学校、机关，建立了“社联”基层组织，对外称“社研”，即社会科学研究会，是学术团体。组织工人、学生和职员学习马克思主义。我们还经常到各个基层的“社研”组织去讲课，办夜校，教育、培养了不少工人和青年学生，扩大了党的外围组织，他们中间的不少人后来参加了共产党，壮大了党的队伍。二、利用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合法身份，掩护党的干部和开展各种活动。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叛变，致使中央受到很大损失。恽代英等同志就是这时牺牲的。那一时期，我们社会研究院成了保险柜，这是因为有蔡元培和中央研究院的招牌，又是在法租界，我们学术机关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许多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到我们这里隐蔽过，有时还在我们地下剪报室开会。由于党的纪律，对于来我们这里隐蔽或开会的人，从不打听姓名。直到在延安见到刘锡五、曹轶欧等人，谈起在上海的情况，我才知道他们曾在我们那里隐蔽过。当时，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命令基层党组织搞飞行集会，游行集会，散发传单，而且是定时、定点，实际上等于把我们的活动事先告诉了敌人，给党的基层组织造成许多无谓的牺牲和极大的困难。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服从上级指示，参加了这些活动。同时我也向中央写过报告，希望改变这种作法，充分利用我们合法的身份，多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这样的报告我不止写了一次，都是通过邓拓同志转给中央的，但都是石沉大海，没有反响。三、进行调查工作。如，一九二九年暑假，我们社会学组到无锡做农村调查，参加这次农村调查准备工作的有：陈翰笙、王寅生、王立我和我。王寅生是陈翰笙的学生，无锡师范毕业，后来考入北大，曾经在李小峰的北新书局工作。王立我，是从金陵大学请来的，河南罗山县人，后来到了陕西武功西北农学院。另外还吸收了上海劳动大学、同济大学、无锡师范的一些学生参加这次调查活动。其中有刘瑞生、钱俊瑞、张锡昌、徐燮均、李白英等。在整理调查材料的时候，薛暮桥（当时叫薛雨村）、孙冶方（当时叫席勉之）、姜君辰等同志也参加了。我们也学习《资本论》，研究马克思的关于地租理论，分析当时农村的阶级状况，划分地主、富农、自耕农、佃农等几个阶层，列出表格，选择典型，一村一庄，一家一户地进行调查。我们的调查方法，先对全县作一个概括调查，有多少人口、多少耕地、产量等等。在此基础上，区分水地和旱地，商业区和工业区的不同情况，把全县分成若干个有代表性的区，然后，再在各个区选几个有代表性的村庄，挨家挨户地进行调查。我们调查的内容很细，包括农业生产力水平，扩大再生的能力，农民的消费标准，各种捐税、人口数目等等。这种深入的调查工作，使我们了解到农村的许多真实情况，对于国民党统治下的广大农民的悲惨境遇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尤其是，通过调查，培养、锻炼了自己接触群众，做群众工作的能力。这些，对于以后我在山西搞党的地下工作，以及晋绥根据地的建设、土地改革，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又如，一九三零年暑假，我们又去河北清苑县搞农村调查，也是采用这种方法。当时，北平的社会科学调查所也派人参加了，其中有该所的韩德章等人。参加这次农村调查活动的还有：保定二师的石凯福、项世澄以及薛品轩等人。薛品轩是河北省临城县人，当时虽然不是党员，但很富有正义感，是我党的同路人。一九三六年年，我到北平和北方局接关系，他曾给了我不少帮助。薛品轩、石凯福、项世澄在此次调查活动结束后，先后都到了上海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石凯福、项世澄还人了党。这次在河北保定清苑县的农村调查，使我了解到北方农村情况和无锡农村情况悬殊至巨，河北的经营地主多于纯粹出租型的地主，中农户数的比例大于贫农户数等等。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寇对上海发动了进攻，驻守上海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的推动之下奋起抗战，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但蒋介石反动集团却采取妥协投降政策，下令十九路军停止抵抗，破坏上海军民抗战。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我们地下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发动上海群众进行支持十九路军的活动，宣传演说，募捐劳军，组织救护队，抢救伤员，大长十九路军将士的志气。我们还和交通大学党支部共同组织了“徐家汇民众抗日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受到上海军民的赞扬。但是由于我们的工作方方式不够谨慎，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发现了社会科学研究所有共产党组织，于是国民政府下令让上海社会科学研究所迁往南京京，置于国民党中央的直接监督之下。临行前，党中央派人找我谈话，说四中全会以来，南京地下党组织屡次遭到破坏，希望我们到南京后，把南京地下党组织恢复起来，并通知我为南京市委筹委书记。

我在上海工作了将近三年，在一九三一年，我的肺病大发作，大吐血，所里把我送到杭州西湖葛岭疗养院去疗养。据说这是南北朝时葛洪炼丹成仙的地方，风景十份优美。我在那里养病，不工作，也不减薪，条件很好。但我远离周围的同志们，离开了战斗的生活，条件虽好也感到无聊，感到呆不下去。住了一个星期，就自己买票回到了上海，住在海格路红十字医院里，也就是现在的华山医院。该院有个奥地利的大夫叫包梅，他宣传人工气胸疗法治疗肺病。做这个手术很危险，需要组织上批准和亲人签字，但组织上和王亦侠同志都不同意我做手术。那时，我早已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觉得如果活着不能为党、为革命工作，成天躺着，那还有什么意思？于是，我就和同病房的一个商务印书馆的病人商量，由我写一个声明，说我是相信人工气胸疗法的，自愿作手术，出了问题我自己负责。写好以后，让他给我签字证明，这才作了手术，也没出什么问题。手术后，我每隔十天都要到医院里去充气一次。上海社会科学研究所迁往南京以后，也没有间断。当然，病了，是个坏事，但是病却给了我一个来往于南京上每的借口，按时到上海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工作，传递情报，并得到指示。

我们是在二月间搬迁到南京的。这里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控制极严。我第一次来南京工作，人生地不熟，还要时刻戒备敌人的暗算，行动格外谨慎。为了便于工作，我每天中午去中央大学吃包饭，尽可能多认识一些人，和知识分子以及上层人物接触。我也利用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公开身份，胸前戴上中央研究院的圆牌牌，进出于国民党南京党部和各大专院校。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有进步人士，也有反动分子。我看人下菜碟，对进步人士和不那么反动的人，就宣传我们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倒行逆施的劣迹。对于反动分子，我主要是通过他们得到一些我们需要的情报。例如，南京党部有个叫荆有麟的，是晋南人，我就利用老乡关系，收集到不少有关国民党内幕的情报。在南京市兵工署，我们也通过一位过去的同事张辅良，了解若干兵工署的内部情报，及时报告了上级组织。

在南京市委筹委工作期间，我发展了两个党员，一个是张西涛，一个是李光军，都是山西省平陆县人。张西涛是黄埔军校四期学生，人很正直，在黄埔同学会中颇受人们的尊重。他的部队在湖北黄冈“剿共”时，举行了起义。当时，程子华同志是他那个连队的排长，他是连长，程子华同志率领部队起义，把他也俘虏了。根据红军优待俘虏、去留自由的政策，他被释放回来，在国民党南京市警察厅当科长。因为他曾经被红军俘虏过，因此回来以后不受重用，成天打麻将消磨时光，对国民党十分不满。他还经常对我说，早知道回来如此，还不如当时留在红军那里了。后来，我们市筹委研究了他的情况，决定发展他入党。以后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其中包括搞到国民党内部用的军用地图，以及对苏区的“围剿”计划等重要军事机密。李光军是黄埔武汉军校的学生，张友清同志在太原一中的同学，入党时，工作很积极，为党做了不少工作。

在南京这段时间，我每隔十天去上海看病，进行人工气胸治疗。为了工作方便，我在法国公园附近租了间亭子间，我带回来的情报，和上级的指示，都是由一个姓徐的党内交通员在这个亭子间转递，从未发生问题。南京地下市委筹委的工作进行的比较顺利，但是由于左倾思想的指导，上级党组织一再催促我们要在南京开展群众性的骚扰蒋介石后方的活动，以牵制“围剿”苏区的兵力。于是，我们在南京市区内贴标语，散传单。我到中央大学吃饭，还把传单散在饭厅和校园里，甚至把标语贴在南京市警备司令部的围墙上，确实弄得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不安宁。同时也引起中央研究院负责人的不安，到七月份就把我解聘了。于是，我就赴上海请示上级应当怎么办。和我接头的是黄大伟同志，开始接头的是黄大伟同志，开始接头是在爱多亚路宝隆医院里，后来改在一个小旅馆里。一开始我就请求到苏区去，我说我学过农业，对农村情况熟悉，到苏区有用武之地，我在南京已经暴露身份，呆不下去了。后来，黄大伟同志说你身体不好，需要养病，指示我回山西，在老家西北安村养病，同时建立联络站，负责中央苏区和陕北苏区的交通联络工作，还说这是中央决定的，并规定了联络暗号：来人带两瓶鱼肝油，问最近身体好一些吗？回答说：就那么回事。黄大伟同志还告诉我，等我回到山西，就把我的组织关系转到北方局，由北方局派人和我联系。我回到南京，把筹委的工作安排了一下，就离开了南京。

我在上海社会研究所工作了将近三年，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工作了四个多月，兢兢业业，不管工作多么紧张，身体怎么不好，但是心情非常愉快。在党的领导下，受到了很大教育，增长了很多知识，积累了一些斗争经验。但是由于工作得不够谨慎，暴露了身份，给党造成损失。后来，据我所知，我离开南京不久，一九三三年的下半年，张西涛同志不幸被捕。接着，石凯福也被抓起来了，李光军被迫出走，到了天津。他给我来一封信，说他“失恋了”。暗示他和组织失去了联系，问我怎么办？当时，我也和组织上断了联系，因此，也无法给他帮助。其余的党员以及进步的人士也均被先后解聘，逐出中央研究院。南京市委筹委又受到一次打击。从我们在基层工作的人的亲身感受中，可以看出左倾机会主义给党招致的损失是多么严重！我常常回忆这段历史，并且提醒自己：这一惨痛教训，是万万不能忘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