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现在再谈谈我离开晋西区党委以后的情况。

我在晋西区党委工作半年多，到一九四〇年九月，中央来电调我去延安。来电很紧急，于是匆匆起程。我走了以后，由龚逢春同志接任区党委宣传部长。我到了延安，开始住在中央组织部，后来移住枣园。当陈云和李富春同志找我谈话时，我才知道中央是调我到上海作地下工作。当时，刘晓同志从上海来延安，向中央汇报上海地下党组织工作情况，说上海文化学术人士比较多，要求中央派人到上海协助他工作。中央知道我曾在上海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过，和上海文化界的一些人有过来往，就决定派我去上海。于是，我就开始作赴上海的准备。当时王亦侠同志在马列学院学习。在我的准备工作中，要带一个年轻人。我们就从七月剧社挑了个小孩，原名翟容，改名为张再容，装扮成我的儿子，准备跟随我去上海。我正在做准备工作时，皖南事变发生了。蒋介石的军队大举进攻新四军，形势很险恶。同时，全国各地的反共活动也很猖獗，这就是当时所说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地下交通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去上海暂时是完全不可能了。不久，中央成立了城市工作研究小组。康生担任组长，吴德、栗再温同志分工负责北方地区地下党的研究工作，我和马纯古同志分工负责南方地区地下党的研究工作。当时，各地区，包括敌后地下党的领导干部也来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还有一些从各地来延安参加“七大”筹备工作的城市地下党的代表同志。我们就把他们请来，向他们调查，了解敌后地下党，特别是敌占城市中地下党的活动情况和经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等，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时，抗日战争已接近相持阶段，国民党乘机发动反共高潮，给党的地下工作造成许多困难，遭受了一些损失。党中央研究了这方面的情况和问题以后，毛主席总结提出了十六字敌后工作方针。这就是“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这十六字不仅改变了过去地下工作中的飞行集会、示威游行等简单、幼稚的做法，而且预计到随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进展，必将随之而来的战略反攻的新形势。要求党的地下工作者“精干隐蔽、积蓄力量”，配合即将到来的战略反攻，保护好工厂、机器和城市的各种建筑设施，不致被失败的敌人破坏，保证人民生命财产不受损失，使敌占城市得以较为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

一九四二年夏天，中央决定将晋西地区党委改组成立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并且把绥远也划归晋绥分局统一领导。中央决定由林枫同志负责组建工作。有关晋绥分局的人选和组织机构，是林枫同志来延安后，住在杨家岭，提出请示报告，请示中央决定的。原初，中央要林枫同志任晋绥分局书记。林枫同志很谦虚，说自己挑不起这副担子，建议由关向,应同志任书记，他可以担任副书记。后来，关向应同志重病卧床，在延安养病，林枫同志就代理书记，以后任书记。分局的第一任秘书长是刘惠农同志，刘随林枫同志到东北去后，由刘文珍同志接替。刘文珍以后是周文同志，再后是郝德青同志，直到大军南下。分局成立以后，林枫同志又向中央建议，要我回去参加晋绥分局的工作。由于当时的形势，既然不能去上海，中央就批准我去晋绥分局工作。临行前，大约是十二月的一天，康生通知我说，毛主席要和我谈话。我在早饭后到了毛主席里，从八点钟一直谈到中午十二点。毛主席非常谦虚、亲切，谈话娓娓动听，谈话中为了把观点说得生动深刻，有时举例打比喻。他问我是哪里人？当他听说我是山西文水县人时，就说噢，你们县里出了个女皇武则天呀!后来，他问到我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情况，又说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黄埔军校等，毛主席的记忆力极好，当时的许多具体事他都记得很清楚。聊着聊着，就说到了正题。毛主席说你要回晋绥去了，晋绥的情况有变化，全国情况也有变化。我们的解放区，也就是敌后根据地，开始的时候是很小的。毛主席一边说一边拿过来一个茶壶作比喻、指着茶壶继续说，原来我们的解放区象茶壶底，比较小!后来发展的很大，象茶壶的肚子了，现在又在缩小，到了茶壶盖子了。全国各地的根据地都是这种形势，晋绥根据地就更严重。现在你们的党委就住在黄河边上，地区人口缩小到不到一百万人了，黄河这边是陕甘宁地区，黄河以东才是你们晋西北的地盘嘛!毛主席笑笑接着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人和阎锡山加紧勾结起来，搞了许多名堂，什么“百分之四十九和百分之五十一”的诱降计划，对地主资产阶级颇起作用。现在敌人把你们的地盘挤的很小，据说连临县的三交镇也有了敌人的维持会，那么，你们为什么就不可以把敌人挤出去呢?敌人的社会基础无非是地主、资产阶级。你们就应当针锋相对，发动农民群众，武装农民群众!接着，毛主席着重讲了对敌斗争的政策。他说，对于地主资产阶级，如果他是抗日的，那就做他的工作，对他的生命财产负责加以保护，还可请他们的代表人物当参议员，认真地搞好政府的“三三制”。对郎些反动地主，死心塌地跟日本人跑的，就坚决把他当汉奸除掉，为民除害。要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主席还批评我们搞得士气不振，环境一艰苦，斗争一激烈，就往回跑，就过河，这就不好。毛主席对晋西北的情况了解得非常具体。接着毛主席又谈到领导工作方法问题。他说，要提纲挈领，领导要抓大问题，把方针政策规定明确，交给下边去办，发动群众去解决具体问题。不要事无巨细，眉毛胡子一把抓。毛主席引用了一古语“君逸臣劳古已有之”，我们的同志不懂这一点，结果什么工作都搞不好。毛主席谈话很明确，很透彻，听了使人开窍，豁然开朗。毛主席和我一直谈到中午，他留我吃饭。一边吃饭一边对我说，你要走就早点走，回去协助林枫同志把工作做好，希望早日听到你们的喜报。我兴奋地怀着毛主席的殷切希望和指示，回到枣园我的住处，久久不能平静。主席的指示就是晋绥分局今后工作的大政方针。我在行前，把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分别向贺老总、关向应同志作了汇报和请示以后，就动身返回到我离别了两年多的晋西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