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一九四二年底我从延安回到晋绥边区时，分局正在河西同时召开高干会议和边区临时参议会，这两个会议是先后交叉召开的，先开高干会，中间举行了临时参议会，临参会结束后，接着又召开了一段高干会议。在高干会上，分局已经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反蚕食”、“挤敌人”的指示，我又传达了毛主席和我谈话的经过和口头指示，与会的同志听了传达，都感到很振奋，跃跃欲试，想大干一场。经过认真讨论，在高干会上，提出了一九四三年晋绥边区的三大任务，这就是：“对敌斗争，减租减息和发展生产”。临参会的内容和高干会的内容是一致的，它是把高干会的内容，即把三大任务具体化为施政纲领，在全边区贯彻实施。晋西北临时参议会选举林枫为议长，刘少白为副议长。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就是在林枫的报告中宣布的。除此之外，临参会还决定发行公债，作为边区货币的基础。这是一项应急措施，很得力，很有效。后来，边区的生产发展起来了，地盘也扩大了，财政收入改善了，大约只用了两年时间，就把这笔公债全部还清，很得人心。
原先，晋绥边区的形势，正如毛主席所了解的一样，地盘逐渐缩小，人口由三百万减少到不到一百万，日本侵略军的连续不断的“扫荡”、三光政策和蚕食政策，给我们造成很大困难，八分区的副司令员刘德明同志、专员顾永田同志、五分区游击大队长李林同志就是在这一时期先后牺牲的。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在频繁的反“扫荡”战斗中也受到较大的损失。从敌占区搞物资的渠道大大减少，战士、干部的生活极其困难，士气确实不怎么高。敌人把我们压到黄河边上，像晋绥分局的高干会和边区临参会就不得不在河西召开，这就很说明问题。也就是在这个时间，刘少奇同志从华中赴延安，途经晋西北，在讲话中批评了我们只注意搞饭吃而忽视群众工作的缺点，并介绍了华中群众工作的经验。此后，以林枫同志为首的晋绥分局，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狠抓了群众工作，边区的形势大大好转。当时，干部、群众、部队听了中央的“反蚕食”“挤敌人”指示以后，精神立即振作了起来，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展开了深人的学习，并结合实际提出贯彻执行的具体办法。林枫、周士第、陈漫远、张平化、李夫克等同志和“抗联”的同志以及设在军区的民兵总指挥部的同志一起，专门学习和研究了毛主席“挤敌人”的指示。毛主席为什么不提把敌人“赶出去”呢？这个“挤”宇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聚精会神地讨论，力求领会其精神实质。经过讨论，我们理解到，把敌人“挤出去”，是根据当时晋绥边区敌我斗争形势的实际，提出的对敌斗争方针。在敌强我弱的情况瓦赶出去，打出去，都不符合实际，军区参谋长周士第同志还写了“把敌人挤出去”的文章，在干部、战士、民兵和群众中，广泛宣传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经过在党内外认真学习、动员和部署，一场扎扎实实的“挤敌人”的斗争开始了。“抗联”的负责同志前边我已列举过了，民兵总指挥部的负责同志先后有慕纯农、李一夫、卫一青、李硕等同志。这些同志在“把敌人挤出去”的对敌斗争中，均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起了一定的作用。
开展“挤敌人”的斗争，主要的方法是组织大批精干的武工队，围困敌人据点，骚扰敌人，开展地雷战。在反“扫荡”战斗中，干部、民兵和地方部队坚持村不离村，区不离区，县不离县的方针，切实实行坚壁清野，劳武结合，地方干部和民兵积极配合，支援主力部队作战，除此而外，还进行一项极为重要的情报和内应的活动，这就是要加强敌占区，主要是敌据点中的地下工作的配合。由于我在延安参加过沦陷区地下党研究小组的工作，分局分配我负责分局城工部的工作。于是我们就大力开展了敌后城市、敌占据点和交通要道，以及广大敌占区的地下工作。此后，我又把属于晋绥边区管辖的敌后城市工作人员，和准备派赴各敌占据点的工作人员陆续召集回分局，一边参加整风学习，一边学习毛主席关于敌后城市“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并以此十六个字为指针，总结各地的经验教训，提出改进工作的办法，然后再派回到原地工作。挑选敌后工作干部的条件为党性强和有良好的社会关系。当时，在晋绥边区东侧，即日军占领的各个据点，全部安排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从此以后，各个敌据点的情况，我们了解得一清二楚，里外配合得很紧密。敌人出发“扫荡”，消息很快就传回来，我们能及时采取对付的办法。吕正操同志调来晋绥担任军区司令员后，又带来一些干部，如八分区司令员王长江同志、三分区地委书记孙志远同志等，这些干部同时也带来了冀中军民地道战、地雷战一套对敌斗争的新经验。于是，我们在各地开办了训练班，训练部队和民兵，逐渐掌握这一套战略战术。其实，这些办法也不难学，偏关、河曲、保德盛产硫磺，很多地方能自造火药。我们又有磁窑，可以烧磁罐子做磁雷。到处是石头，可以做石雷。也有象临县招贤镇样大的铁厂，地雷并不难做。晋绥分局向全边区提出了“家家造地雷，人人会爆炸”的口号。那时，日军出发“扫荡”，从汾阳峪道河进山，到兴县三百来里地，一两个星期还走不到。走到哪里在哪里挨打，找不到粮食，找不到水，夜里不能休息，只好灰溜溜地回去。回到据点也不敢轻易出来。在分局成立以前，日军据点一直修到静乐、娄烦、离石大武、临县三交，连交城县的芝兰、岔口这样的重要军事重地（也就是清康熙年间，汉奸县长赵吉士所写的“交山荡寇志”中所讲的“永安堡”地带)，也被日军占领为据点。我们从实践中积累了“挤敌人”的经验：先把经常离开据点出来“扫荡”之敌挤回据点，使之不敢出来，然后把交通线上的敌据点逐渐吃掉，就这样挤呀挤呀，终于把边区附近的日军据点都挤掉了。将近两年时间的斗争，晋绥边区的人口由不到一百万恢复到三百万以上，并将平川地区几乎全部变成两面派政权。全边区军民喜气洋洋，积聚力量，迎接不久将要到来的战略大反攻。
在“挤”敌人的斗争中，吕正操、周士第、陈漫远、李夫克等同志都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值得尊敬！一九四四年夏天，由国民党政府组织的所谓盟国记者团，从延安来到晋绥边区参观。当时正是挤敌人节节胜利之时。记者团到达八分区司令部的时候，罗贵波同志正在指挥攻打汾阳县协和堡、大营盘、火车站等日军据点的战斗。记者团到达前线亲自参观了这次战斗。这一仗打得真漂亮，很快地拔掉了敌据点，还俘虏了好几个日本人。打得这样好，除了士气高，指挥有方以外，我们设在敌据点中的地下工作人员起了重要作用。其实，些据点已经被我们控制了，要打哪个就能打下哪个，不过，有些敌据点，从全局考虑，暂时放在那里不打就是了。盟军记者团亲眼看了这次战气高兴得很，拍了很多照片。其中有个美国记者名叫福尔曼的，拍摄了大量照片回到美国以后，写了一本书，其中专门记述了在晋绥参观的情况，在国际上为我们作了宣传。
对本地区的地主剥削农民的情况，分局作了调查研究。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相当严重，大大限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抗战以来，许多农民，连维持原有的简单再生产都很困难。但是，为了团结地主参加抗日，又不能采取土地革命时期的办法，直接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少地和无地的贫苦农民，只能实行中央制订的减租减息政策。区党委为此通过行政公署制订并颁布了“减租减息条例”，还颁发了在全边区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指示。条例中规定：地租和利惑一律减百分之二十五，叫作二五减租。这项工作适当地减少和这项工作适当地减少和限制了地主的剥削，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对于发展生产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此外，根据有粮出粮的原则，适当的加重了地主和富农的公粮负担。在《公粮条例》中规定农户产量以平均每人五斗为起征点(每斗二十六市斤)。大小口平均产量为五斗以下者，免征公粮，五斗以上者累进征收。土地多产量多，征收的公粮多，土地少产量少的征得也少，这就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些地主富农则感到压力大，有的以各种方法把土地转让出去，以逃避公粮负担。后来，至发展到一些地主，也成了免征户，他家的人均产量不足五斗!到了一九四四年《公粮条例》又增加了“资产米”一项，即虽然粮食不足五斗，但家中资产尚多，也要征收公粮。这一条当然是针对地主富衣的，群众非常拥护。那时的减租减息和公粮条例，限制了地主的剥削并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势在必行的政策。
在发展生产方面，我们学习陕甘宁边区的办法，一方面发展生产，搞小家务，以减轻群众负担。同时，大力组织领导群众生国开展生产运动。在农村组织供销合作社，对农业生产，提倡自愿互利的变工队、互助组，培养劳动英雄，纺织英雄，就象对待战斗英雄一样给予荣誉和奖励。晋绥边区的气候差别较大，南部的临县、离石较好，北部的河曲、保德、岢岚、岚县较差，但是地广人稀，可耕地很多，当地农民对土地实行轮作、轮休制。因此组织开伏荒是增产粮食的重要措施之一。穿衣有困难，就在离石、临县一带发展种棉花，提倡自纺自织，效果很好。随后并请离石、临县的农民为植棉技士，逐渐将棉花引种到河曲、保德一带。办法是采取密植，每株结五、六个棉桃。也可按期成熟，产量和质量并不在离石之下，既增加群众的收入，又解决了军民穿衣的困难。经过两年努力，粮棉有了，吃穿问题解决了，基本上实现了毛主席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此基础上，一九四四年冬召开了第四届边区群英会，这是边区两年来生产、战斗取得重大胜利的检阅盛会和庆功大会。参加大会的包括战斗英雄，劳武结合模范，劳动英雄，纺织英雄，战斗部队以及公安部队的英雄人物代表，如段兴玉、崔三娃、张初元、温象拴、孙兴昌、路玉小、张秋林、刘能林等。在会上，各路英雄模范，热情地交流经验，畅谈生产战斗的心得体会，群英会的热烈场面充分体现了边区的大好形势，是感人至深的。
还应当追述一下一九四三年的整风运动。这是一个学习运动，是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进行的。主要文件是毛主席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过学习，广大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所提高，心情舒畅。但是，在秋冬开展的抢救运动，直接冲击了学习运动。开展这个运动的主要文件是中央下达的康生在延安作的“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而延安的抢救运动又直接牵连到晋绥边区的干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坦白就抢救，抢救什么呢？抢救那些过去和现在充当了国民党特务、阎锡山特务和日本特务的失足者。康生不断给分局打电报，送抢救简报，今天说延安的谁谁谁坦白交待了，是什么什么特务，供出了晋绥边区某个单位的某某人也是什么特务，过了两天，又来了简报，简报上说，谁谁谁是假的，不是特务，本人推翻了。谁谁谁又坦白，又供出你们里的某某人是特务，弄得乱哄哄的，人人自危，不知哪天要戴个特务的帽子。我们执行政策“左”得很，经常通报抓特务的比例，有的单位抓出的特务竟占全部人员的百分之二十、三十还不罢休，而领导上居然也信以为真，弄得工作没法进行。这种抢救运动的高潮，进行了一个多月，直接影响到三大任务的完成。当时分局正在召开群众工作会议，因在行政公署出现了异常严重的事件，于是当机立断决定停止抢救，转入甄别工作阶段。这年八月十五日，毛主席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审干决定”，即九条方针，抢救运动才完全停止下来。抢救运动搞的时间不长，可是伤害的人很多，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甄别工作一直持续到日本投降才基本结束，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啊！
晋绥边区还有一项特别任务，是护送干部。晋绥边区如同延安的门户，敌后各根据地前往延安的干部，或者从延安前往敌后各根据地的干部，绝大部分要经过这里。我们必须保证这些干部安全通过敌人封锁线。这项任务主要是由八分区、二分区、六分区担任。在八分区的晋中平川，早期是经过文水县的南胡堡的汾河渡口，在祁县车站附近，既可以来往于封锁线，又可以直接买票上火车。后来这条线曾经被敌人破坏，放火烧了南胡家堡，随即改为以文水县云周西村为敌后交通据点，即署命的女英雄刘胡兰的家乡。云周西村曾被群众誉为小延安。这个小延安在对敌斗争中，在护送干部渡河通过封锁线的工作中，作出了显著成绩。一九四七年，刘胡兰就是在云周西村英勇就义的。在二、六分区主要是经过宁武、忻县、崞县和代县之间的交通线护送干部。在护送工作中，上至刘少奇同志和许多七大代表，下至各根据地的通讯人员，千百次的护送任务，没有发生过重大失误。这和六分区、八分区、二分区的干部的高度负责精神是分不开的，也更是和各县、区、村的干部、民兵、武工队以及广大革命群众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