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风声越来越紧，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消息不断传来，令人悲愤。阎锡山也挂起了青天白日旗，到处搜捕共产党员。我们认识的一些人，有的被杀害了，没有杀的也被关进了反省院。我和王亦侠已经看到了通辑我们的文告告内容，看来在临汾呆不住了。我们商量，由她带孩子到山区农村隐蔽起来，我避开太原走茅津渡，沿陇海路去上海，或北京，找党的的组织。

我听说嘉康杰同志在运城。路过运城时便去看望他。他是大革命时入党的，夏县人，是我们太原省立农业专门学校的老同学，对人热情，办事大胆，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是个直爽人。他原在运城办了个河东中学，太原还还有分校，有点教育救国的思想。入党以后，把河东中学改名为中山中学，继续办教育，其目的则是培养一代新的革命战士，宣传革命思想，志在大干一番革命事业，影响颇广。他见到我非常高兴，竭力劝我留下来，他说目前去上海，北平，能不能找到党很难说。又说，咱们在中条山打开—个局面，建立苏维埃，同样是革命，那时党自然会来找我们。我感觉到嘉康杰颇有雄心壮志，干劲十足。他那一套想法很合乎我的口味，被他说服了，就留下来。他说通辑令没有什么关系，眼前先避一避风头，过一段时间就没事了。他是个坚定的反阎派，说话时总是骂阎锡山。他把我安排在夏县水头镇附近的一个道观里，派了两个学生保护我，同时照顾我的生活。白天我哪里也不去，坐在土窑洞里修改我在武汉农讲所的讲稿，晚上出来放风，到附近村里看蒲剧。我那时颇为潇洒，哪里演戏我去哪里，十里二十里也要去。后竟然成了个蒲剧迷。如今回忆起来，那一段山野生活，真有意思。光阴如梭，不知不觉暑假已过，嘉康杰同志看着风声不太紧了，就以我的农业专门学校出身的招牌，用我的旧号张宜今这个名字在运城招生。这时，他又租了两处大院子，扩大中山中学，我也给他鼓劲。这时，王亦侠也从临汾来了。嘉康杰跃跃欲试，计划把学生拉上中条山大干一场。

到了这一年的冬天，我得了肺病大吐血，不能教书了。嘉康杰就把我介绍到平陆县第三区岔口村一个名叫冯子健的人那里养病。这个姓冯的是地方实力派，自己有矿山，有武装，也是个反阎的。阎锡山的县政府也不敢轻易动他。可以做我的庇护所所。我们去了以后，经冯子健的提议，准备把王亦侠安排在岔口学校教书。不料这事被该区一个姓郝的绅士知道了，他老婆在岔口教书，怕王亦侠抢了她的饭碗，就偷偷地给县政府写了个报告，说我们是共产分子，在岔口宣传赤化。县长彭继先就派人和冯子健谈判，要他交出共产分子张稼夫夫妇。我还记得，县上派人来抓我的那天，下着鹅毛大雪。但是，冯子健不允许在他这里抓人。最后，双方商定，人不抓也可以，但必须限期离开平陆县，实际是驱逐出境。看来在这里呆不住了，冯子健便派人护送我们出境，这样我和王亦侠一齐去了北平，时在一九二九年初。

我在北平到处打听曹汝谦同志的下落，想接上党的关系，却无人知其下落。我没有找到曹汝谦同志，自己却被阎锡山的黑手发现了。当时阎锡山是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他的部队驻扎在平津一带。第三集团军的政治部，住在北平东四六条。里面有我在武汉农讲所的一个学生，名叫田莘年，他向政治部主任李冠洋告发了我，说我是共产党，并报告了我住的地址。政治部要来抓我。但是政治部里还有我一个朋友，名叫朱紫晶，给我通了信，要我躲一躲。我又有一个文水甲种实业学校的同学，名叫梁宝信，号雪亭，黄埔四期的学生，在北平市市党部工作。我找到他，请他帮助疏通一下，这才没有抓我。但是，住在北平仍有危险，而且曹汝谦同志也无音信，党中央在上海，还是到上海去为好。我和王亦侠商定，通过我的一个朋友蒙仲目的帮助，，她到陕北榆林女师教书，我就到上海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