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以后，鉴于当时的险恶形势，毛泽东同志指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提前毕业，分散回去搞农民运动，听候党的召唤。这时，曹汝谦同志调到湖北省政府警卫二团担任党代表，住在南湖，我也被调到曹汝谦同志那里当宣传干事，高君宇同志的妹夫王之铭当组织干事，郭扶人当秘书长。这样我就离开了农讲所，走上了新的岗位。

四月下旬，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大会对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批评，但是没有能够制止和克服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也没有在组织上把陈独秀从领导岗位上撤换下来。大会以后，陈独秀变本加厉，仍以总书记的身份发号施令，继续推行他的投降主义路线，使革命陷入愈来愈深刻的危机，给党的事业招致了极大的损失。不久，大约是在五月中旬，驻扎在武汉西侧，用以防备四川军阀的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蒋介石的收买和策动下，乘革命军远在河南前线，后方空虚之机，勾结十五军刘佐龙部和川军杨森部，悍然进攻武汉。夏斗寅率领叛军一直打到离武昌十里的纸坊，形势非常危急。就在这危急关头，叶挺同志率领部队从河南前线，星夜返回武汉，向叛军进行英勇反击。武汉的工人、农民、纠察队和学生，都参加了保卫武汉的战斗。我们警卫团和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学生，包括女生队，全部上了火线，打退了夏斗寅叛军的进攻。但是，战斗刚刚结束，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蒋介石的策动下，又发动叛变。反革命武装查封了湖南省总工会，解散了省农民协会、国民党省党部、省党校和其他革命团体，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武装。他们捣毁了省特别法院，释放了被监押的土豪劣绅。所有拥护武汉政府，反对蒋介石、铲除土豪劣绅的标语，都被撕毁。大批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逮捕残杀。反革命势力还组织了反动政府，成立了清党委员会。蓬蓬勃勃的革命中心武汉，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这就是历史上的“马日事变”。

与此同时，那个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高喊“左派站过来，右派滚出去”的汪精卫，却摇身一变，露出了他的反革命真面目，下令禁止土地革命，解散了湖北省两个最大最有影响的黄岗和黄陂农民协会，扼杀农民运动。汪精卫还撕毁了国民政府聘请苏联军事顾问的协议。接着又召开秘密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并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使一人漏网”的口号，并在全省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全国性的革命团体，如中华全国总工会也被吏解散。不久，宁汉合流。至此，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终于葬送在蒋介石、汪精卫等反动派之手，彻底失败了！

大革命失败后，曹汝谦等同志和我隐蔽下来，根据中央的指示搞兵运工作，疏散、安置从前线撤退下来的部队人员。这时党中央发了一个指示，号召党员转入地下，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积蓄力量，待机而动。但是对在军队工作的党员必须听候中央的统一安排，不准自已行动，这项工作是由周恩来同志亲自抓的，具体的工作由曹汝谦同志等搞，我也参加了这一工作。军事党员干部，分别安排在京山、黄岗、麻城、六安、毫州等地。因为这些地方，我们党的群众工作有基础，便于掩护。当时的武汉已是一片恐怖世界，悄悄地接个头，告诉他们去哪里，找什么人，给点路费，立即离开武汉，奔赴目的地，想多谈一会都不可能，紧张极了。

兵运工作结束以后，曹汝谦同志说党中央将迁往上海，通知我作些准备，和他一同去上海，接受新的工作任务。王亦侠这时由于有了身孕，行动不便，我就通过北伐第六军十八师的关系，把她安排在十八师师长张轸的家里当家庭教师，以此为掩护，隐蔽下来。在十八师有一个团，从团长，一直到营、连、排长，不少人都是我在河南开封搞学生队的士兵。团长周屏仲就是学生队的一个连长。十八师的师长张轸是国民党的左派，后来在解放战争中起义到了我们这一边。“四·一二”蒋介石叛变以后，十八师奉命东征，向南京进军。周屏仲还劝我也跟他们一起去，说要直捣蒋介石的老巢。我因有任务在身，要和曹汝谦一起去上海，婉言谢绝了。没想到，临上船时，曹汝谦同受上级指示，要随何成濬的部队到北平去，向我交待了到上海后接头地点、人名、暗号，我便一人离开了武汉。到了上海，我按照组织的规定去接关系，不料对方一问三不知，规定的暗号对不上。后来才知道，这联络站已经被敌人破坏了。这是我初次到上海，人生地疏，举目无亲，不知怎样才好。正在为难之时，忽然想起高长虹正在上海，他还给我通过信。于是我到霞飞路附近找到了高长虹，他问我来上海干什么，我说找王之铭。他听了大吃一惊，说王之铭被国民党抓走了，被打的死去活来。既然我唯一的一个联络点已被破坏，只好另打主意。于是向高长虹借了三十元钱，又回到了武汉。此时曹汝谦同志已经到北平去了。我和组织上失去联系，为了站住脚跟，隐蔽下来，我通过张公馆给张轸和周屏仲发了个电报，说明我的处境，表示愿意去他们那里工作。张轸和周屏仲给我回电表示欢迎。这样，我就到了十八师，被任命为师部的少校参谋。我在十八师的时间并不长，一共只有两个多月。宁汉合流以后，程潜也倒向蒋介石一边，回师西征，去打唐生智的部队，张轸对此很不满意，成天骂娘。后来，蒋介石进一步收买和控制这支部队，所有国民党的左派都换掉了，原第六军的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林伯渠同志也被“礼送”，实际上被赶出了第六军。其他一些党员也都转入了地下，停止公开活动。另派了国民党右派分子张在礼到六军当政治部主任。队伍的土气也越来越低，也不想在在十八师呆下去了。大约是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下旬的时候，十八师在半壁山和唐生智的部队打了一仗。这时，我得了痢疾，不停地泻肚子。部队到了九江，我实在不能走了，就把我送到当地一个叫做“生命活水”的教会医院，住院治疗。有好几次，医生都以为我快不行了，把神父请来给我作祷告。但我又奇迹般地活下来了。病好了以后，我就向张轸提出，不再跟部队走了，请他们把我送回武汉。就这样，我又回到了武汉。那时王亦侠怀孕快生产了，在武汉也很不安全，我俩商量决定，先回山西，将来把孩子留在老家，再去找党的关系。就这样，一路冰雪地，风声鹤唳，回到临汾时，已是一九二八年年初。由于农讲所和黄埔军分校中的叛卖分子的告密，阎锡山对我和王亦侠同志的通辑令已经下达，我们的处境更加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