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一九三四年冬，为了和北方局取得联系，我又到了北平。住在宣武门附近的一个小公寓里。自从“五·四”运动以来，北平办起了许多公寓，专供一些校外的游离学生、来往旅客们住。其特点是有许多小房间，一个房间住一个人，门口挂一个牌子，写着旅客的姓名。当时，北平仍然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宪兵三团、便衣特务到处抓人，警车成天在街上呜呜叫。我在北平住下后，一面看病，一面找熟人打听北方局的下落。

一九三零年我在河北搞农村调查时，认识了北平社会调查所的韩德章等人。韩德章等知道我到了北平，就和我取得了联系。这时我才知道他们在天津《益世报》编副刊，叫“中国农村经济”，每星期出一至二期。韩德章知道我在西北安村当过村长，对农村隋况比较了解。就约我为《益世报》副刊写文章。我刚到北平，生活无着落，当下也难找到北方局，就答应了。把我在山西农村了解到的情况写了一篇文章，以张稼夫的名字，发表在《益世报》的副刊上。我用张稼夫的字公开发表文章，意在找党，其实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以后薛品轩来看我。关于薛品轩前面已经介绍过，我们一起在上海社会研究所工作时，就很了解他。此人为人正派，他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也了解我们党的一些活动，有时还为党作事，但是当时没有入党的要求。他被解聘以后，通过关系回到北平，在北平法商学院学学习，他看见我门口的牌子上写着张稼夫三个字，大吃一惊。对我说：“你怎么这样大胆，上海、南京的国民党特务正在找你，你还敢把名字写在门口。”接着，他告诉我，张西涛被捕，石凯福后来也被捕了。石凯福被捕后写了脱党声明，表示不革命了。他让我赶快把门口的牌子摘掉，重写了一个假名字，又劝我另搬一个地方住。我问他，石凯福现在在哪里？他说，石凯福出狱后，觉得没脸见人，隐名埋姓，不知哪里去了。我又把来北平找北方局的事告诉他，他说愿意帮忙，劝我不要着急。后来，我和北方局接上关系，他起了重要作用。薛品轩走了以后，我就从公寓搬了出来，后来根据薛品轩的建议，搬到北大农学院附近的罗道庄一个小小的农村公寓住下。一边养病，一边打听北方局的下落，有时也到城里看望朋友。同时也给报纸、刊物写点文章，以维持生活。《动乱前夕的山西政治与农村》，就是应薛暮桥同志之约，在此时写作，发表在《中国农村》杂志上的，署名悲笳。这些文章都是以我在文水县西北安村当村长时收集的材料为基础写作的，其内容也都是以山西农民的悲惨生活事例，揭露阎锡山的黑暗统治，以及农民的反抗斗争。

一九三五年夏，当红军正在长征途中，奔向抗日前线的时候，蒋介石在华北加紧了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活动，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允许日本进驻滦东非军事区，唆使殷汝耕挂起“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招牌，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政府的卖国媚日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首先，在北平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大中小学生纷纷上街游行示威，抗议运动波及全国。我也投入了这一运动，参加了示威。也就是在这一运动中，我认识一些党的地下工作者，如：北大的徐荧均，是徐燮均的弟弟，他是北大地下党支部的成员。又如，法商学院的地下党支部成员姜玉荷，后来改名姜珊，她和薛品轩的关系很好，后来到了一二零师的三五九旅，现在中国科学院教育局工作。他们知道我的情况，也很同情我，但都无法找到北方局，无能为力。后来，经过薛品轩的介绍，我结识了张路一，他从薛品轩那里了解到我的一些情况，对我很亲近。有一天，他领来一个小青年，这个青年人连童声还没变。张路一说，他叫张骁，他可以帮忙为我给北方局送信，我自己心里有点顾虑重重，可是，除此而外，别无他法。最后，我还是写了个报告，叮咛再三，把报告交给了小张骁。从此以后，我再没有见到他。直到前年，我在科学院见到一个名叫张文松的同志，觉得此人很面熟，我通过人事部门一查原来他就是帮我送报告的张骁。我问他还记不记得送报告的事，他说为了送那个报告，还受了批评。就在张骁把我给北方局的报告拿走以后不久，北方局一个姓李的同志托人转告我，说我给北方局的报告收到了。经调查研究，认为报告是可信的，同时对我在文水县的工作表示赞扬。但又说，北方局至今没有收到过上海党组织转来的关系，待查明以后通知我，要我安心养病，至于工作问题，待以后安排。这时已是一九三六年的春天的事了。

不久，我得到了红军在山西渡河东征的消息，并且看到了“东征宣言”。接着又得知，红军已经占领了晋西地区，先锋部队南到侯马，北达晋祠。这消息使我兴奋不已，红军已经到达我的家乡，我还坐在北平干什么，于是我就匆匆离开北平，回到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