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门阀士族的形成与发展

从东汉以来，地主阶级内部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在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是当时的专政阶级，但并不是所有的地主都能直接掌握国家机器。因此就有当权派与不当权派之分。其直接掌握国家机器的是当权派；不直接掌握国家机器的是不当权派。在当权派中，除了皇室以外，都不是世袭的。秦始皇'灭了六国，同时把六国的世袭贵族都消灭了。照秦始皇的原则，除了皇帝可以一世、二世、三世，世代传下去以外，其余政权结构中的人都是皇帝可以随时任免的官僚，都是他的臣。无论多么大的官僚,就其为臣这一方面来说，同老百姓是一样的。这个原则在西汉就没有完全实行。地主阶级当权派总有些特权，但这些特权还不是世袭的。到了东汉，当权派的有些特权，就巳于无形之中实际上成了世袭的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当权派就不仅是当权派，而是一种新兴的贵族了。这是地主阶级内部新形成的贵族，也是地主阶级内部的一个新的阶层。按其阶级性质说，应该称为地主阶级贵族。魏晋时期称为门阀士族或门阀世族。跟它相对的，魏晋时期称为庶族。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士族或庶族，都是地主阶级内部的区别，劳动人民并不包括在内。荀况说："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庙。"（《荀子-礼论》）从地主阶级的立场看，劳动人民连祭祀自己祖宗的权利都没有，说不上什么族。因此，不能把当时所谓庶族同劳动人民混为一谈。

门阀士族在政治上的特权是很明显的，他们实际上世世代代掌握国家机器。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社会上的特权。士族的社会地位是优越的，它同庶族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王充自己说："充细族孤门。或啁之曰：'宗祖无淑懿之基，文墨无篇籍之遗，虽著鸿丽之论，无所禀阶，终不为高。夫气无渐而卒至曰变，物无类而妄生曰异，不常有而忽见曰妖，诡于众而突出曰怪。吾子何祖？其先不载，况未尝履墨途，出儒门，吐论数千万言，宜为妖变,，安得宝斯文而多贤？'"（《论衡*自纪》）这是专从王充的门第来否定《论衡》的价值。意思是说，照王充的门第，他不会写出有价值的东西来，如果他写出的东西真有价值，那就更奇怪了，那只证明他不是正常的人，而是"妖怪"。这种批判的办法，说明当时的门第偏见已经很普遍。这种偏见认为，不仅士族的政治、社会上的特权是世袭的，就是聪明才智也是世袭的。王充针对这个偏见，反驳说："士贵故孤兴，物贵故独产。文孰常在，有以放贤。是则澧泉有故源，而嘉禾有旧根也。"（《论衡，自纪》）"文孰"两字无义，据考证"文孰"应作"文族"（参看刘盼遂《论衡集解》）。文族指有文化的家族，意思就是说，不一定士族的人才能著书立说。王充的回答，不仅是为他自己的《论衡》辩护，实际上是对于士族的批判。

《世说新语》有一条说，周浚做安东将军的时候，有一次出去打猎，遇见暴雨，在一个姓李的人家避雨。那一家很富足，可是男人都出去了，只有一个姑娘叫络秀在家。这个姑娘看见贵人来了，就带着一个丫环，预备了几十个人的丰盛的饭菜。周浚偷看，只见一个年轻的姑娘，"状貌非常"。周浚很赏识这位姑娘的才干，就向李家求婚，要这位姑娘为妾。姑娘的父兄不同意，络秀就自己说话了。她说："门户殄瘁，何惜一女？若联姻贵族，将来或大益。"她的父兄同意了。后来姑娘生了两个儿子，都成了名人。她对两个儿子说："我所以屈节为汝家做妾，门户计耳。汝若不与吾家做亲亲者，吾亦不惜余年。"所谓亲亲，就是说，周李两家应该成为对等的亲家，她的两个儿子都答应了。"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齿遇。"（《贤媛》）就是说，李家在社会上就公然和周家处于对等的地位。

这个故事，有人说是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但总是当时的一种传说吧。传说不能证明所说的那些事一定有，但可以反映一定的社会情况，在其中可能有所说的那类事。照《世说新语》所记载的传说看起来，周李两家的社会地位有根本的不同。周家的地位髙，是士族；李家的地位低，是庶族。这就是李络秀所说的门户问题。李家也是很"富足"的。李络秀能于仓促之间，办出来几十个人的饭食，可见李家也是一个不小的地主。但李络秀还是说李家"门户殄瘁"，可见这个问题不是专在贫富上决定的。李络秀为了要改变李家的社会地位，就不惜到周家做妾。一直等到他所生的两个儿子都成了名人之后，她才向他们提出要求，并以死相要挟。儿子们照办了，李家的社会地位也就公然与周家对等了。

第二节门阀士族为什么叫士族

这种新兴的地主阶级贵族，为什么称为门阀，道理是显然的，因为它是靠门第（即李络秀所说的门户）以维持它的社会地位。称它为世族，道理也是显然的，因为它的社会地位是世袭的。称它为士族，道理就不很显然，可是，它的社会意义，就在这个"士"字上。

当权派和不当权派之间的矛盾，中国地主阶级有一种自我调整的办法。当权派常吸收不当权派的人参加各级政权机构，这是当权派对于不当权派的一种照顾。这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称为"选举"。选举主要有两个渠道，一个叫"征辟"；一个是考试。汉朝用的办法是征辟。考试的办法有时也用，像汉武帝策问贤良，那就是考试。这是一种特殊情况，主要渠道是征辟。中央政府的大官和地方政府的长官都有权任用他们自己衙门的官吏。他们都可以选择自己认为有才干的人做自己本衙门的官吏。中央政府也可以设立各种称号，叫各地方推荐合乎这些称号的人才，以备一般的任用。皇帝也可以特别下诏，征辟他所认为有才干的人。这是当时民间的人进人政权机构的主要渠道。这些有征辟之权的人，在征辟的时候，所用的标准是什么呢？在原则上说，主要的是"乡评"。就是说要看被征辟者的家乡对他的议论，也就是他在家乡的声名。一个人的声名越大，他被征辟的机会越多，他被征辟去所担任的职务就越高。

这是一个很不容易掌握的标准，在这个标准的掩饰之下，有征辟之权的人，实际上可以凭着他们自己的主观判断，征辟同他有一定关系的人。这些人不一定是有才能的人。

当权派定规了一些名号，叫下边推举合乎这些名号的人。可是，下面所推举的，往往可能正是同这些名号相反的人。王符嘲笑说："或以顽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以谀谄应直言，以轻薄应敦厚，以空虚应有道，以麗暗应明经，以残酷应宽博，以怯弱应武猛，以愚顽应治剧。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富者乘其材（财）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潜夫论*考绩》)这里所说的"茂才"、"至孝"、"廉吏"等都是政府所立的称号，政府对下边所推举的合乎这些称号的人才给以重任，而下边所推举的恰好都是与这些称号相反的人，这就叫"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其所以如此，因为推举者都是那些有钱有势的子弟。

晋朝的葛洪说：在汉末的时候，"时人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行，父别居。寒清素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为鸡"（《抱朴子，审举》）。

"秀才"本来应该是能够掌握笔杆子的人，可是当时举出来的"秀才"，还不认识字。被举为"孝行"的人，把他的父亲赶出家门，另外居住。号称为"寒清素白"的人，实际上同泥一样浊。住在大房子里边，号称为"良将"的人，实际上比鸡还胆小。葛洪说：这就叫"名不准实，贾不本物"(《抱朴子*名实》），就是说，名一定要同实相符合，就好像买卖东西一样，一分价钱一分货。

魏文帝曹丕为了纠正这种情况，开设了一种专门评定人才的独立机构，称为九品中正。负责这一机构的官吏把他所认为是人才的人分为九等，以备各级政府的任用。这些中正官，以什么为标准来区分那些等级呢？还是那个难以掌握的标准，即使这些中正官真正中正，也还是要以被评定者的声名的大小为标准，至于那些不十分中正的中正官，那就还是以被评定者的家庭地位的高下以及被评定者与他的关系为标准。所以，实行"九品中正制"的结果，还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上品"的人，"官官相护"，世世传下去，这就成为"门阀"，为什么称为"士族"呢？

在中国奴隶社会中"士"是最低级的贵族，在战国时代"士"是一个特殊的阶层，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有很大的活动能力。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士"是四民之首，由于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有较大的活动能力，"士"在乡里之中比较容易有声名，也善于为自己制造声名。在政府的征辟中，他最容易露尖子，他在征辟制度下有优越的条件。在开始的时候，也许是客观情况起主要的作用，到后来又加上主观的成分，被征辟的人又成为有征辟之权的人，他们在行使他们权力的时候，不免要照顾他们的宗族和同类。这样世代相传下去，这一类人就成为贵族了。他们就成为门阀。这种门阀是以"士"为主体的，所以称为士族。因为他们是以"士"为主体的，所以他们不仅是政治上的贵族，而且是文化上的贵族，精神贵族。

上面所说的东汉末年的那些情况，可以说明当时的士的活动能力之大。

当时有点名气的人，一般称为"名士"。"名士"们又互相吹捧，建立一些称号。范晔说："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俊者，言人之英也。……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后汉书?党锢列传》）这些名士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因为他们敢于批评当时的政治。因为敢于批评，他们逐渐成为当时政府的反对派。他们本来是征辟的对象。后来逐渐成为被打击的对象。政府说他们是党人，把他们禁锢起来。所谓禁锢就是使他们永远不能成为征辟的对象，而且在社会上不能出头露面，终身成为"黑人"。这就是东汉历史中所说的"党锢之祸"。这是在征辟制度之下进行的政治斗争。

不过这种敢于斗争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有被征辟资格的人，仍然循规蹈矩地接受征辟。随着东汉政治上的腐败，征辟制度越来越不像样子，如上边所引王符和葛洪所说的那种情况。

从魏晋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一般地说是地主阶级专政，分析起来是军阀和士族联合统治，在三国时期，曹操、刘备和孙权都是军阀，他们都联合他们所占领的地区之内的士族进行统治。在隋唐统一全中国之前，换了几个朝代，那些朝代的皇帝也都是军阀，他们都联合当时的士族进行统治。

隋唐开始用考试的渠道替代征辟，这是军阀打击门阀士族的一个重要歩骤。宋、元、明、清都用这个办法，考试制度越来越严密，也越来越机械。在这种制度下，士虽仍不失为"四民之首"，但不能成为门阀，也不是贵族了。

第三节东汉末伦理教条的没落

到了东汉末年，西汉建立起来的道德准则和伦理规范逐渐成为教条，称为名教，或礼法。在精神文明领域内，一种规范如果成为教条，它就没有生命力了，成为一种死的条条框框，容易被冲破，而且实际上是一定要被冲破的。在东汉末年，出现了一些冲破名教和礼法的言论。

曹操出身于宦官家庭。在当时，皇帝的大权往往落在宦官手里，宦官的权有时很大。但是宦官家庭的社会地位很低，为士族所不齿。曹操在开始争夺政权的时候，他的最大政敌是袁绍。袁绍的家庭是当时的一个大门阀士族，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于天下。曹操灭了袁绍，又杀了当时几个大名士，以立他的威权。被杀的人中，有大名士孔融。

曹操要杀孔融，叫一个名叫路粹的人揭发孔融的罪状。路粹报告说，孔融说：父亲对于儿子有什么亲？按父亲本来的意思，不过是发泄自己的性欲。儿子对于母亲有什么关系？比如一个东西寄在一个瓶子里，当那个东西出来以后，就跟瓶子分开了（"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后汉书?孔融传》）曹操在宣布孔融罪状中引用路粹所说的这一段话。不过他说这些话是祢衡宣传孔融的话，大概因为祢衡比路粹有名。此外又加了一段。曹操说：孔融说，在荒年时候，一个人的父亲如果不是好人，他宁可把粮食养活别人（"若遭饥馑而父不肖，宁赡活余人"）（《三国志?魏书*崔琰传》注引《魏氏春秋》）。曹操根据这些据说是孔融的话，判定说：孔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理"。于是把孔融一家全都杀了。

当时还有一个传说的故事，说是有一个叫管秋阳的人，同他的弟弟还有一个伙伴一起逃难。在路上遇见大雪，所带粮食已经吃完。管秋阳同他的弟弟商议说：如果不把这个伙伴吃了，三人都要死。管秋阳就同他的弟弟把这个伙伴杀吃了。孔融评论说：管秋阳爱护他的父母所给他的身体，把他的同伴杀吃了也没有什么不妥的。（"管秋阳爱先人遗体，食伴无嫌也。"）另一个很有名的人，荀或，同孔融辩论说，管秋阳贪图他自己的生命，而害了别人的生命，这不是犯罪吗？（"阳贪生杀生，岂不罪邪？"）孔融回答说：这个伙伴并不是管秋阳的朋友。他所杀的不过是一个会说话的禽兽。一个狗咬死一个猫，一个猫咬死一个鹦鹉，这又有什么可以奇怪的？（"此伴非会友也……向所杀者犹鸟兽而能言耳。今有犬齧一狸，狸齧一鹳鹉，何足怪也？"）（杨泉《物理论》，马总《意林》卷五引。一说:这是傅玄《傅子》中的话）本书提到这些故事，并不是肯定它们，更不是宣传它们，只是用以说明在东汉末年社会上的思想是很混乱的，门阀士族的放纵以及玄学家们的反名教，都是当时社会风气的一种表现。有些历史家以为，玄学家冲破名教的束缚，自我解放了。有些历史家认为士族比较接近平民。其实士族是一种贵族，他们自以为生来就和一般人不同。

照《世说新语》的记载："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伤逝》）王戎把人分为三等，第一等是"圣人"，第二等是"我辈"，就是士族，第三等是最下，就是劳动人民。他们认为第一等人超过了情感，第三等人不配有情感，只有他们这些贵族才有情感。

《世说新语》又说："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任诞》）这个"我辈"也是士族自指。士族并不是从根本上、原则上反对礼教的条条框框。但认为那些条条框框不是为他们设的，他们可以不受其约束。士族的言论行动，表面上看，似乎有解放的精神，但他们所要解放的只是他们自己。

从这两条的记录看起来，士族不但有社会上、政治]：的特权，而且.

他们自以为是天生的高人一等的人。这就像在西方的封建社会中，贵族们自以为他的血是蓝的不是红的。这种高人一等的人，自然应该有政治上、社会上的特权，而且这些#权应该世世代代传下去。这种人就是地主阶级贵族，当时称为门阀士族。

《世说新语》中在某一人初见的条下，刘孝标的注往往引某氏谱以说明此人的家世。每一家士族都有它的家谱，在东晋时候有所谓"百家谱"，在这百家之内的才算是真正的士族。每一家的祖先的名字都成为这一家的家讳，这一家的子孙固然要避家讳，这一家人的下属也要避他的长官的家讳，朋友们相互之间也要尽力避对方的家讳。又有所谓郡望,譬如说，"琅讶王氏"，琅讶就是这家王氏的郡望。郡望表示这一家原来称王称霸的地方。东晋时期大家士族都迁到江南，这就叫"衣冠南渡"。南渡的士族离开了他们原来称王称霸的地方，但是还要保持着他们的郡望，以表示他们的门第，显示他们的贵族身份。这些传统都是士族用以保护他们地位的办法。

魏晋时期所流行的玄学，就是士族的意识在思想战线上的反映。士族是玄学的阶级根源和社会基础。

第四节南北朝的分裂和隋唐的统一

从后汉中期，随着中国和"西域"的交通的发展，传来了印度的佛教。佛教初到中国是靠着医药技术和宗教迷信进行推广和宣传的。其迷信的主要部分是说佛有无边的法力，可以保佑信佛教的人免除灾难，逢凶化吉，转危为安。初期信佛教的人，都是受这种宣传的影响而信奉佛教的。至于佛教的理论基础，佛学，还没有传来。佛学是靠玄学的接引进人中国的知识界。在晋朝时期玄学和佛学混为一谈，名士和名僧合为一起。《世说新语》记录了名士，也记录了名僧。其实从哲学的观点看，佛学的根本思想和玄学的根本思想是不同的，而且是互相违反的。

随着东汉王朝的没落，统一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崩坏了，汉朝的"兼容并包"的民族政策也不行了。经过三国的割据，晋朝暂时恢复了统一，可是又恢复了分封制。民族矛盾也激化了。当时，少数民族统治了北方，晋朝的皇室被赶到江南，门阀士族也跟着"南渡"。全中国分裂了，形成了"南北朝"的对立。隋唐恢复了政治上的统一。唐朝还恢复了民族的统一。这个重新统一的民族称为"唐人"。一直到现在，在海外中国人聚居的地方还称为"唐人街"。

一个新的统一的国家，新的统一的民族，需要有一个新的统一的哲学，把精神文明的各方面统一起来，贯穿起来。这种广泛的哲学体系，在唐朝还没有出现。韩愈提出了一个"道统"论，企图请古代的幽灵来负担这个任务。可是他所说的道统没有新的内容，可以说是旧瓶装旧酒。旧瓶装新酒或新瓶装旧酒都要有一点新的东西，才有可能解决新时代的问题。旧瓶装旧酒就没有这个可能了。旧时代的幽灵，担负不了新时代的任务。

韩愈的企图和努力，虽然没有解决问题，但也是当时社会需要的反映。其所以没有成功，固然是由于一个广泛的哲学体系、一个时代思潮的出现，需要长时期的酝酿，也是由于唐朝的统一并不十分彻底，唐朝中期以后又出现了藩镇的割据，其后果是五代的分裂。宋朝在统一以后，一个新体系、新的思潮出现的条件具备了，随着出现的就是道学。道学给韩愈所讲的道统以新的内容。道学也讲韩愈所讲的道统，但道学讲起来，就不是旧瓶装旧酒，而是旧瓶装新酒了。道学为什么还要旧瓶呢？因为当时中国的社会还是封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