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在第四册绪论中，本书阐述了门阀士族的兴起和发展，指出：所谓门阀士族，就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地主阶级贵族。从魏、晋至梁、陈，中国社会是由军阀和门阀联合统治的。隋唐以后，门阀士族的政治和社会地位逐渐降低，由地主阶级贵族降低为"四民之首"。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一个显著变化。所谓"士"就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阶层。作为"四民之首"的这个阶层，一直到清朝末年，都被称为"书香门第"或"读书人家"。

第一节从地主阶级贵族到"四民之首"

在人类社会中，阶级与阶辨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经常有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和斗争必须解决，然后社会才能存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一直到现在，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民主投票，少数服从多数。在这种办法还没有实现以前，社会中的斗争和矛盾只能用武力解决。掌握武力的人就是军阀。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中，每一个朝代都是一个掌握武力的人所创立的。由这个意义说，他们都是军阀.他们掌握武力，又善于使用武力，战胜了反对他们的人。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自立为皇帝，创立了他们的朝代。在魏晋至梁陈时期则是这些军阀联合门阀士族进行统治,，在这种联合统治中.作为皇帝的军阀的政治地位是最高的，可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他们的社会地位反而没有门阀士族高。相对地说，他们地位是低了，门阀士族的地位是高了。这在当时社会中的婚姻关系上可以看出来。社会中的婚姻必须门第相对，身份相当。上册绪论中说的李络秀一例，可以概见。这种风俗残余在唐朝还继续存在。《新唐书》说："开成初，文宗欲以真源、临真二公主降士族，谓宰相曰：'民间脩昏（婚）姻，不计官品而上（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诏宗正卿取世家子以闻。"（《杜中立传》）所谓"不计官品而上（尚）阀阅"，就是说，不以皇帝所任命的官吏为贵，而以士族的门阀为高。崔氏和卢氏是当时的门阀士族，唐文宗想把两位公主嫁给当时的士族，还算是高攀，所以向宰相发牢骚，说："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唐朝初年，"太宗尝以山东士人尚阀阅，后虽衰，子孙犹负世望，嫁娶必多取赀，故人谓之卖昏（婚）。由是诏士廉与韦挺、岑文本、令狐德棻责天下谱谍，参考史传，检正真伪，进忠贤，退悖恶，先宗室，后外戚，退新门，进旧望，右膏粱，左寒峻。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为九等，号曰《氏族志》，而崔幹仍居第一。帝曰：'……今谋士劳臣以忠孝学艺从我定天下者，何容纳货旧门，向声背实，买昏为荣耶？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爵为公、卿、大夫，世世不绝，此谓之门户。今皆反是，岂不惑邪？朕以今日冠冕为等级高下。'遂以崔幹为第三姓"(《新唐书》卷九十五《高俭传》，参看《旧唐书*高士廉传》）。《新唐书》的这一段，明确生动地叙述了唐初皇室与门阀士族斗争的情况。当时门阀士族虽然已经衰落，但是他们的社会影响还是很大。在婚姻方面，如果非门阀士族的人家想与士族通婚，就要多拿彩礼，唐太宗对这种情况很厌恶，叫高士廉等人作《氏族志》，可是高士廉等人仍以.崔氏为第一等。太宗当然不满，又重申了他的意思，强调"立德"、"立;功"、"立言"，贬抑旧门阀士族，抬高新氏族，叫他们作了修改。然而直;到文宗时，还有皇室不及崔、卢那种情况，可见门阀士族几百年积累下[来的影响是不容易改变的。这就是为什么皇室向门阀士族求婚，还有高攀的意思的原因。

郑樵对这种情况作了一个概论，说："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谱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状者上之，官为考定详实，藏于秘阁，副在左户。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籍之以私书。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通志，氏族略序》)郑樵在这里所说的，就是阶级社会中贵族和非贵族的分别。他所说"贵有常尊，贱有等威"，就是这种分别。他认为，自隋、唐以前中国社会中是有这种分别的，隋、唐以后就没有这种分别了。这是他的特识。不过，他认为隋唐以前的那些贵族都是自古传下来的，这就错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把战国时期的贵族都夷为平民，和原来的平民统称为"黔首"。在他的统治之下，只有他一个人的子孙，可以一代一代地世袭为皇帝，其余的人都没有世袭的资格了。自古至秦，世世代代传下来的那些贵族都消灭了。汉以后，又出现了门阀士族，实际上也是贵族，但那是另外一回事，而且它们和先秦的贵族也有本质的不同。先秦的贵族是奴隶主贵族，是奴隶社会中的贵族。魏晋的门阀士族是地主阶级贵族,是封建社会中的贵族。

郑樵把"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作为五代以后中国社会的特点，可谓扼要。还应该知道，"取士不问家世"是原因，"婚姻不问阀阅"是结果。前者是军阀打击门阀的一种策略，后者是这种策略的胜利。无论如何，从宋以后，在中国社会中就没有（门阀）士族而只有士了。（门阀）士族是玄学的阶级根源，士是道学的阶级根源。两者比较起来，玄学有一种华贵清高、风流自赏的意味，道学则有一种比较平易近人的意味。这是贵族与非贵族不同的表现。

隋、唐间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的情况，本书在第四册绪论中已经讲了一些，在这里不再重复。

门阀士族的政治社会地位实际上是世袭的，每传一代，地位就加固一点。当时的朝代都是很短的，每一个朝代的皇室往往只传一两代。一个军阀凭着他所掌握的武力取得了政权，自称皇帝，建立了新朝代。等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当了第二代皇帝。原来的第二号军阀欺负新皇帝年幼无知，凭着他所掌握的武力，从新皇帝手中夺取了政权，又自称皇帝，建立了又一个新朝代。在中国的这一段历史中，经过魏、晋、宋、齐、梁、陈，都是这样一起一落的。经过的朝代虽然不少，经过的时间可是不长。各朝代的皇室互相残杀，互相诋毁。每一个新朝建立起来，都把旧朝的幼主说成是昏乱不堪。新朝代建立起来后，旧朝代的皇室不仅失掉了政权，而且社会地位也跟着降低了。新朝代的皇室，政治地位是高的，但是与门阀士族比社会地位是低的。

隋朝统一了中国，打算改变这种情况，打击门阀士族的社会地位，其主要措施是实行科举取士的制度。他们知道，门阀士族之所以成为门阀，是由于从汉以来，实行征辟制度。于是不用征辟，改用考试，这就是所谓科举。在科举制度下，地主阶级不当权派必须参加皇帝所举行的考试，通过考试才能取得掌握国家机器的权力，成为当权派。用考试办法，皇帝可以直接用比较机械的办法拔取他认为是合适的人，地主阶级不当权派，及他们的知识分子，也可以用一种比较机械的办法进人社会上层，掌握国家机器。这是一种比较平等的办法，因为社会上除极少数人外，都可以参加考试。这也是一种比较公正的办法，因为考试去取的标准，相对于当时的情况说是比较客观的。相对于当时情况说这是—种比较平等客观的沟通社会上、下层的渠道。所以隋、唐以后，经过宋、元、明、清，历代都实行科举制度，而且每一代都加以完善。从实行科举制度以后，门阀士族就逐渐消灭了。唐太宗站在端门上，看到"新进士缀行而出"，说："天下英雄人吾彀中矣！"（《唐摭言》卷一《述进士上篇》)这就是说，作为皇帝，他把知识分子阶层都掌握起来了。从此以后，社会上就只有作为皇帝的军阀，而没有作为地主阶级贵族的门阀了。

宋朝时科举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宋太祖说："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路，甚无谓也。今朕躬身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畴昔之弊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六《宋太祖开宝八年》)这是说，唐代的科举制度还有依靠门第录取的，这完全不合科举的本意，所以"甚无谓也"。他要求更加完备科举制度，使"孤寒"得以上进。所以，宋朝的科举制度越来越严密，一直实行到清朝末年。

第二节士与知识分子阶层

士和知识分子阶层，这两个名词并不完全相当。后者只有社会学上的意义，前者兼有伦理学上的意义。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一个士的道德标准。这个标准各家不同。因为儒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所以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士的道德标准，就是儒家的标准。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仁是儒家所认为的最高精神境界，有这种境界的人，就是一个完全的人，即所谓"完人"。孔丘把完人作为士的标准，这可以算是最高的标准了。《礼记》中的《儒行》特别着重士的独立自主的品质，其中托为孔子的话塑造了一个士的具体形象，说："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三松堂全集（第十卷)/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者。"知识分子当然需要在才学方面有足够的准备，才能为国家社会服务。但是，他的行动只能出于他自己的意志，不受强迫，"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这些都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士的标准的内容。并不是一般的士都能达到这个标准，但是他们都承认这个标准。特别是"士可杀而不可辱"，为人们所传诵。

第三节士在中国历史中的作用

在明末清初，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动摇的时候，黄宗義写一部《明夷待访录》，为他所理想的未来的新社会的上层建筑画了一个蓝图。照他所想的，在政治机构中，有H个组成部分，第一个是皇帝，第二个是宰相，第三个是学校。黄宗義仅知道中国之外还有西洋，并不知道西洋的历史，更不知道西洋的政治制度。可是他的这个设想使人联想到西方政治机构中的君主、内阁和议会。他怎么会把学校也拉扯到政治机构中去了呢？原来，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阶层是一个政治力量。学校是知识分子集合的地方，如果爆发为群众性的运动，力量就更大了。在魏晋时代，司马昭要杀嵇康，太学生数千人出来，要求司马昭任命嵇康到太学当他们的老师。这是一种群众性的抗议。在宋朝，当金兵打到开封的时候，太学的学生出来要求抗战。有一个宋朝人写的笔记，很详细地记叙了当时的一次学生运动的经过。据他说，在南宋定都在杭州的时候，外省的知识分子聚集在杭州，原来杭州的府学，实际上成为太学。学生们评论国事。政府中的人觉得他们很讨厌，有人建议只准在杭州有户口的学生留下，其余的都离开杭州。学生们反对，指出这是像战国时秦国的"吏议逐客"。他们的抗议没有发生效力。被迫离开杭州的学生，约定一个日期，到期都带着行李，背着书，排成队伍走出绪论u

来。还发了一篇《告先圣文》，只有三十四个字，说："斯文将丧，呜呼天乎！吏议逐客，呜呼人乎！乘桴浮海，呜呼圣乎！违世无闷，呜呼士乎！谨告。"学生还散发诗歌，有一首诗的最后两句说："我今束书归天崖，不惜一去惜国家。"当然，黄宗義还有他自己的经验，明末反对宦官的东林党就是一个知识分子集团，其根据地是东林书院。黄宗羲父子都参加了这个集团。在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开始崩坏的时候，康有为在1897年乘各省举人到北京参加会试的机会，串联两千多举人，上书光绪皇帝，发动了戊戌变法，这也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群众性运动。以后，新式学校办起来了，学生的政治运动（当时称为学潮）更时常出现，1919年的五四运动尤为显著。

从黄宗羲以前及其以后的中国历史看，"士"是中国社会中的一种政治力量。黄宗義把学校排在与君相并立的地位，这是有根据的。

当然，详细分析起来，康有为以后的士和其以前的士有所不同，在其以前的士完全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其以后的士就不完全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了。不能期望以前的士有反对地主阶级的行动，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地主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反抗斗争精神，表现在反抗当时政治上的不良倾向。在中国历史中，皇帝的大权往往旁落在外戚和宦官手中，使政治陷于混乱。士的政治力量往往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来。黄宗羲的东林党就是以反抗宦官而显示出士的力量的。

再总括几句：从隋唐以后，士就不是地主阶级贵族，而只是"四民之首"了。他们掌握知识，继承文化，其中一部分可以凭藉科举的渠道上升为掌握国家机器的官僚，是封建官僚的预备军或后备军。其不愿应科举考试或者考试中失败的，留在民间，或从官场中退出来，回归乡里，成为一种在野派。在野派是政府的反对派，时常对政府提出批评、表示异议，当时称为"清议"，这种士当时称为"清流"。在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与西方接触的时候，首先倡议接受西方文化的人是知识分子；在革命时期，首先鼓吹革命的人也是知识分子。可见，士在中国历史中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

在精神境界方面，士还有更高的理想，周惇颐说："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通书*志学第十》）这就是士所希望达到的一层高于一层的精神境界。对于这些境界的阐述以及达到的方法，就是道学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