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国的近代史是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的，这个近代并不是专就时间说的。本书第一册的《序言》中说，中国历史有两个社会大转变时期：第一个大转变时期是春秋战国；第二次大转变时期是近代。1840年是第二次大转变时期的开始。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有所谓四民：士、农、工、商。这个次序是按照他们的社会地位排列的，士的社会地位最高，被称为"四民之首"，商的地位最低。

封建社会的政治是地主阶级专政，其中有直接参加国家机器的，这是地主阶级的当权派；有不直接参加国家机器的，这是地主阶级的不当权派。士是知识分子，介乎当权派和不当权派之间。他们还没有直接掌握国家机器，但经过国家的选拔，可以取得直接参加国家机器的资格。所以他们虽然仍为四民之一，但是居于"四民之首"。

士的家庭出身绝大多数是地主阶级。一般的地主阶级也自称为农，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地主阶级确实是在农业生产上参加了分配这一环节。在封建社会中，一般地主阶级都自称为"耕读传家"，"耕"指他们也是农，"读"指他们也是士。因为农也包括地主阶级，所以在四民之中地位排在第二。

至于工、商就不同了，他们和地主阶级毫无联系。在封建社会中，工被称为手艺人，言其是专靠手艺吃饭的，完全是体力劳动者。商被称为买卖人，言其专以买卖为生。商人买东西是为了卖，卖东西是为了买，在一买一卖之间，商人在价格的差别上赚了钱。所赚的钱，就是他的本钱所得的利息，钱在他们的手中会生利，所以又被称为生意人。

在封建社会中，商人的社会地位最低，但专政的地主阶级所最怕的是商人，因为他们的阶级本能使他们觉得商人是他们在政治上的潜在敌人。因为商人有可能积聚财力、人力以夺取他们的政权，又引诱农民弃农经商，和他们争夺劳动力。在西汉的时候，举行过一次盐铁会议，关于这些问题有很激烈的讨论(参看本书第三册第三十章）。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的政权都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反映在人们的思想中，当时的思想家们也都发出类似的言论。

在南宋时期，沿海一带对外贸易很活跃，商人的地位提高了，陈亮、叶适等功利派也发出了重商的言论。到了明朝，李贽等人也发出了类似的言论，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动摇的信息。

工商开始翻身了。这个时候的工还不过是手工业者，还是手艺人，这个时候的商还不过是贩卖货物的商人，还是买卖人，但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同了，他们活跃起来了，他们从社会的最下层爬上来，成为市民了。市民是资产阶级的前身，但还不是资产阶级。不过，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那就不是原来的封建社会了，所以称之为半封建社会。如果由此再进一步，商人有了更大的资本，直接经营手工业作坊，直接生产他们所需要卖出的商品，合工、商为一体，这就是产业资本家了。如果再进一步，利用产业革命的成果，以蒸汽机为动力，召集成千上万的工人制造面向全国和全世界的商品，那就是近代的资本家，真正的资产阶级了。中国的市民阶级如果有机会自由发展下去，也会成为真正的资产阶级，中国的封建社会也会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可惜没有这个机会。

资本家和商人虽有不同，但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商人靠买卖商品之间的价格上的差别得到利润，资本家靠制造和出售商品之间价格的不同得到利润。资本家在制造商品的时候，一方面需要原料资源，一方面需要销售商品的市场。一国的资本家工厂越办越大，往往需要全国的资源以为原料，需要全国的消费者以为市场。工厂再大资本家就要越过国界，以全世界的资源为其原料，全世界的消费者以为市场。如果别的国家不吃这一套，资本家就使他们的政府用武力打开门户。这样，使用武力的国家就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所压迫的对象就是殖民地。中国的资本主义刚露萌芽，中国就已经成为殖民地了，不过还不是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没有像非洲那样被瓜分，而是成为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公共殖民地，所以被称为半殖民地。当非洲被瓜分的时候，中国也曾惊慌了一阵，但不久就过去了，终于停留在半殖民地的地位。美国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就是维持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地位。

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任何一个封建的国家或社会，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都会自然地进人资本主义社会，但各社会的历史条件不同，各封建社会的发展有迟速的不同，所以其进人资本主义社会有先后。

在世界进步的潮流中，中国又落后了一步。为什么落后呢？这是一个大问题。这样大的历史变化必定有很多的原因，绝不是用一个原因可以说明的。儒家思想的统治是其原因之一，除此之外至少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地理上的，一个是政治上的。从地理方面看，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大陆国家，虽然海岸线很长，但内陆的地面更广，沿海地区的进步比内地的进步快得多，到现在还是这样。沿海地区，如福建的泉州，广东的广州，是不是可以撇开内陆地区先行快跑呢？不行。因为在政治上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把地方管住了，使沿海与内陆不能有很大的差别。内陆拖住了沿海的后腿。西方有一句成语说："一个舰队的速度，决定于其中最慢的船。"一个舰队的司令不能使慢船开快，只能使快船开慢，慢船拖住了快船的后腿。

统一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欧洲的历史中也有几次统一，但没有巩固下来，至今还保持着像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割据的局面。现在的欧洲人想组织一个像美洲合众国那样的一个欧洲合众国，以便欧洲在世界政治中有发言的资格。他们搞了几十年，才搞成了一个欧洲共同体，距欧洲合众国的理想相差很远。中国从秦汉统一以来，中间也经过几次分裂，但大体上保持着统一，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统治全国。到了明清两代，中央政府的权力尤为强大。统一是好事，有时也是坏事。中国沾统一的光，有时也吃统一的亏。上边所说的拖后腿的情况，就是吃亏的一个例子。

在中国近代史中，中国这个社会有两种势力，一个是自发地进人资本主义的势力，即半封建势力，一个是外来的帝国主义势力。后者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压力迫害前者，使其不能发展；前者极力反抗这种压迫，在挣扎中前进。这是中国近代社会这个统一体的两个对立面，这两个对立面的斗争就是中国近代史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同志和共产党的理论家们断言中国近代社会就其性质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个断言是科学的，合乎历史实际的。这个断言已经是家喻户晓、人人赞同的了。人们虽然都赞同这个论断，但对于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两个观念的理解却不完全相同。

如果把我所了解的中国近代的历史事实和那个论断联系起来，我认为半封建是指中国社会内自发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半殖民地指外来的帝国主义的束缚。

半封建是对于全封建而言的。半封建本来不是一个有贬意的名称。它是一个由封建社会转人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所蕴育的一个胎儿。如果能够自然发展，中国的封建社会也会生出资产阶级的。可惜这个胎儿还未出娘胎，就被帝国主义扼杀了，于是中国就沦为半殖民地。半殖民地是一个完全貶意的名称，半封建则不然。半封建对于全封建说也是一个进步，其所以含有贬意，是因为中国社会停留在半封建，其所以停留在半封建，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

我没有专门研究过中国经济史，不能指出中国在什么时候发生了资本家和产业工人那样的雇佣关系，也不能指出在什么时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达到全社会总生产的百分之五十。作为一部哲学史，本书也不需要举出这些事实的细节。我所强调的是上边所说的那种趋势。其所以强调这种趋势，是要说明中国社会如果能够自然地发展下去，也会进人资本主义。我反对有些人对于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地位的错误了解。有些人认为，在这个地位中的中国社会好比一个西瓜，一刀分为两半，一半是封建，一半是殖民地。这种了解不但误解了半封建，也误解了半殖民地。半殖民地是对于全殖民地而言，近代中国虽然已经成了殖民地，但还不是某一个帝国主义单独霸占的殖民地，所以称为半殖民地31937年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就是要使中国成为它独霸的殖民地。如果中国抗战不成功，中国就成了日本独占的殖民地了。

我也反对又一种说法，认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有刺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照这种说法，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中国就不能出现资本主义。实际的情况是中国的民族资本家是在和外国资本的斗争中兴起的。中国社会并不是因为有外国资本的侵略而才有民族资本家，而是虽然有外国的经济侵略而民族资本家还能挣扎出来。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都是用通商的形式进行的，这就是在近代维新时期先进的中国人们所谓的"商战"。早在1896年，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就说："古之灭国以兵，人皆知之；今之灭国以商，人皆忽之。以兵灭人，国亡而民犹存；以商贾灭人，民亡而国随之。"他的这几句话揭发了帝国主义以通商为名，剥削殖民地人民的实质，也指出了受剥削的殖民地人民的悲惨命运，极其深刻，也极其沉痛。过了差不多一个世纪，对于"灭国以商"这个道理还不是人人都清楚，康有为不愧为当时中国的先进人们的领袖人物。

康有为及其集团所代表的正是我所说的半封建势力，慈禧太后及其集团所代表的是全封建势力。戊戌变法失败了，全封建势力暂时压倒了半封建势力，但并未扭转历史潮流的趋势。这是不可能扭转的。好比海边上的潮水，一阵波浪退下去了，接着来的是又一阵更大的波浪。每经一次进退，潮水的水位就升高一级。全封建势力暂时占优势以后不久，更大的一次波浪又来了，这次波浪不但冲击了全封建势力，也冲击了半封建势力。辛亥革命前夕有一次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大论战，在这次论战中全封建势力已经不在话下，不成为冲击对象了，冲击的主要对象是代表半封建势力的立宪派。立宪派斗争的对象已经不是全封建势力，而是革命势力了。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维新就转化为守旧了，康有为也从维新派的代表人物转化为守旧派的代表人物，所谓半封建也从褒意转化为贬意。人们不禁诧异，康有为怎么变了。其实康有为并没有变，他的思想没有变，他的言论行动也没有变。不是康有为变了，而是时代变了。时代变了而他没有变，所以他就落后了，落伍了。落后者，落于时代之后；落伍者，落于先进人物之伍。康有为对此没有自觉，一直落下去，一直到民国成立了，他还是想方设法企图使清朝的小皇帝复辟，以至于在他的晚年一举一动都成为笑柄。所以有一个讽剌的对联说："国家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康有为由先进转化为落后的过程，就是半封建这个名词由褒意转化为贬意的过程。

上面所说的偏重于理论，所引的事实不过是作为一个例子。下面再转回到具体的历史。无论怎样，到了19世纪中叶，中国的大门终于被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打开了。中国一向闭关自守，关起门来坐在家里妄自尊大，自居为"天朝"，认为没有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的人都是"夷"（野蛮人）。但是在现实面前，"天朝"对于外来的侵略竟然毫无抵抗之力。1840年英帝国主义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夺取香港，得到了一个根据地，把住了广州门户。此后，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纷纷打人中国，以武力强迫清政府增加通商口岸，从上海一直开发到中国的内地，长江上游的重庆。所谓通商，就是允许他们用低价购买中国的资源，运回他们本国，在工厂中加工为成品，然后把成品运回中国，以高价出售，在价格的一高一低之间获得暴利。这就是使中国永远成为他们的工业原料来源地和成品推销的市场，这也就使中国永远成为他们的殖民地。

"天朝"和"夷"的地位竟然倒置了，这使当时的中国人大惊不已，也大惑不解，不知道事情究竟错在什么地方。在无情的事实面前，他们不得不总结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总结就是"以夷为师"，"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个总结大家都承认了，但什么是"夷之长技"呢？人们的意见又不同了。这是因为对于"夷"的认识有深浅的不同，所以近代各时期的人们对于学习的对象也有差别。概括地说大约有五种意见。

第一种曰：师其武器。这是对于西方的一种最粗浅的感性认识。这派人认为，中国的失败只是战场上的失败，其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的武器不如敌人，"夷之长技"是"船坚炮利"。中国最早办的一些近代化工厂是造船厂和兵工厂，所根据的就是这种认识。

第二种曰：师其宗教。太平天国的神权政治就是这样的。

第三种曰：师其经济。主要的是工业，当时称为实业，也包括矿业和交通业等。办理这些事的人，当时称为洋务派。有人认为，洋务派都是卖国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不过他们都是以封建官僚的身分办工矿、交通等企业，这些企业不久都成了衙门机关，以赔钱而失败。

第四种曰：师其政治。其最高的标准是君主立宪，其实际表现是戊戌变法。

第五种曰：师其文化。其主要内容是民主与科学。在五种意见中这种对于西方的了解是最深刻的。不过，这种意见是在五四运动时期才提出的，为时较晚，不在中国近代史的阶段之内。

清朝的统治集团镇压了太平天国，在洋务方面也做了一些事情。封建的历史家称这段时期为"同治维新"，也称为"同治中兴"。清朝统治集团被"中兴"两个字冲昏了头脑，妄想恢复"天朝"的地位。他们急于在东亚显示"天朝"的权威，一方面派左宗棠率领大军向西镇压受英国支持的分裂势力，重新恢复对西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一方面派李鸿章建立海军。中国的海岸线很长，建立海军以为海防，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当时建立海军的直接目的是和日本争夺对朝鲜的控制权。左宗棠的大军胜利了，建立了一个行省，称为新疆，这大概是"同治维新"的成果。在这段时期中，中国向西方学习，知道了一些比较新的武器，左宗棠的大军在武器上占了优势，所以就所向无敌了。李鸿章的海军在与日本争夺朝鲜的海战中全军覆没，这就是1894年的甲午之战。在这次失败中，中国不但失去了对朝鲜的控制，而且被迫割让台湾，向日本交出大量的赔款。日本的海军也是新建立的，在当时中日两国海军力量不相上下，而胜败如此悬殊，这在中国引起了比1840年更大的震动。中国的先进人物认识到，中日两国的胜败不同只是由于中国没有进行政治上的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建立了君主立宪的制度，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习，也建立这种制度。这就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的主要目标。如果沿用封建历史家所谓"同治维新"的例，可以称"戊戌变法"为"光绪维新"。这两个"维新"的主要不同在于："同治维新"着重在物质文明方面，着重在社会的经济基础；"光绪维新"着重在精神文明方面，着重在社会的上层建筑。

清朝的光绪皇帝年青有为，亲自主持变法。他得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帮助，下了许多命令，定了许多政策，虽然还都是一些空文，但也搞得轰轰烈烈。刚刚搞了三个月，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就发动了宫廷政变，夺去了光绪手中的政权，并把他囚禁起来。参加变法的人有的逃走，有的被捕。变法派中最激进的理论家谭嗣同坚决不走，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梁启超：《谭嗣同传》，《谭嗣同全集》下册第五四六页）他同另外五个人被顽固派杀害了。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称他们为"六君子"。

六君子的血不是白流的，他们所流的血变成了对于中国人民发出的一个信号：此路不通，流血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近百年历史的发展，在思想上看有四个层次：第一层是全封建思想，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第二层是半封建思想，以康有为为代表；第三层是半资产阶级思想，以严复为代表；第四层是全资产阶级思想，以孙中山为代表。等到全资产阶级思想形成一种政治社会运动，为多数人民所支持的时候，中国近百年历史就由近代维新进人现代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