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本书第四册和第五册的自序中，我提出了关于哲学史方法论的几点意见，现在将要出版的第六册是自觉地照着那些意见写作的。在实践的过程中，我觉得我的那几点意见基本上还是不错的，但有一点需要加以说明。

在第五册序文中我说："每一个时代思潮都有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成为讨论的中心。"我的哲学史工作向来是注重于对于狭义的哲学问题的讨论。在30年代，我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出版时，我就自己说，我的书是哲学多而历史少。当时在学术界引起了一番辩论。有的人认为，哲学史不应该限于狭义的哲学。有人说，应该限于狭义的哲学，如果不是如此，那就是学术史或思想史了。当时确有些人把他们的类似哲学史的著作称为学术史或思想史。现在这本《新编》第六册没有指出什么真正的哲学问题是这个时代思潮所讨论的中心。这一册《新编》看起来好像是一部政治社会思想史，这种情况是有的，但这不是由于我的作风改变，而是由于时代不同了。

这个时代是中国历史的第二次大转变，这个转变比第一次大转变更剧烈，更迅速，范围也更广大，这是一次东西文化的全面斗争，其范围牵涉到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其结果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所以在这个时候，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参加这个斗争。每一个大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个政治社会活动家，他们都是一派政治社会活动的领袖，他们的思想和活动就是这个时代思潮的中心。要想在他们的思想和活动之外另找一个纯哲学的中心问题，那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

在实践的过程中，我又有了关于哲学史方法论的一点意见，写哲学史要通过复杂繁乱的事实看出历史发展的线索和脉络，透过现象见本质，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历史学所谓"史识"，这是历史学家的最主要的才能。要想达到这两个目的，得到这个才能，有个方法，那就是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

中国维新时代的主题是向西方学习，进步的人们都向西方学习，但不能倒过来说，凡向西方学习的都是进步的人们。这要具体地分析，要看他要学习的是什么。中国所要向西方学习的是西方的长处，并不是西方的缺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学习而搬到中国来的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那正是西方的缺点。西方的近代化正是在和这个缺点的斗争中而生长出来的，中国所需要的是西方的近代化，并不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如果统一了全国，那就要使中国倒退几个世纪，这是我对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评价。这个评价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贬低了，其自然的结果就是把它的对立面曾国藩抬高了。曾国藩是不是把中国推向前进是可以讨论的，但他确实阻止了中国的倒退，这就是一个大贡献。

我的这个看法和时贤的看法正相反对，他们会说这是为曾国藩翻案。但我不是为翻案而翻案，故意标新立异，这是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的结果。

阻止中国的中世纪化，这是曾国藩的大功，他也有大过，那就是他开创并推行了以政带工的方针政策。西方国家的近代化走的是以商带工的道路，这是一个国家从封建进入近代化的自然道路。曾国藩违反了这个自然道路，因而延缓了中国的近代化，这反映于他的洋务派思想，详在书中。总起来说，曾国藩的功是阻止中国中世纪化，他的过是延缓中国的近代化，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宇宙间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个事物是一好百好，一坏百坏的，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说明其功过的内容及其所以致此的原因，这也就是对具体的事物做具体的分析。

涂又光同志帮助我写作曾国藩一章，通读了卷帙浩繁的曾国藩全集，提供了许多材料。关于满汉斗争的三个阶段的提法，也是涂又光同志提出的。

在这一册的写作中，张跃同志始终帮助我工作，他也提了不少宝贵的意见，朱伯昆同志读了稿子中的几章，提了宝贵意见，乘此册出版之际，我向他们致谢。

冯友兰

198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