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堂集釋譯 · 源流
禪宗為自己的師承宗脈作傳由來已久，這些史傳撰述的目的，首先自然是確定傳法的正統所在，其次則是為自身的歷史「立此存照」。《祖堂集》也不例外，它記述的主要就是「西天二十八祖」「東土六祖」，尤其是惠能以下南宗禪「青原」（行思、希遷）、「南嶽」（懷讓、道一）兩大支脈的歷史。
要說起《祖堂集》的「源」，就不免要提到幾種比它更早的禪宗史書。現在發現的最古老的禪宗史書中最早的是北宗的兩部：
一部是《傳法寶紀》，這是二十世紀初在敦煌發現的，它的作者是「京兆杜朏字方明」，據考證，他就是李邕《大照禪師塔銘》、嚴挺之《大智禪師碑銘》（分見《全唐文》卷二六二、二八〇）所記載的「東都大福先寺朏法師」。杜朏是北宗弟子，這部書大約撰成於開元初年（公元七一三年前後），記載了菩提達磨、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法如、神秀七人的生平事跡，並以這七人為禪宗正脈，這當然反映了北宗的觀點。
另一部是《楞伽師資記》，這也是在敦煌發現的，它的作者淨覺就是王維《大唐大安國寺故大德淨覺禪師碑銘》（見《全唐文》卷三二七）中記述的這個北宗禪師。《楞伽師資記》成書於先天二年至開元四年之間（公元七一三—七一六年），它以求那跋陀羅、菩提達磨、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神秀、玄賾、慧安、普寂、敬賢、義福、惠福八代十三人為正脈一一記載，當然也反映了北宗的觀點，只是和《傳法寶紀》略有不同。
《傳法寶紀》和《楞伽師資記》之外，敦煌還發現了一部反映禪宗保唐宗觀點的《歷代法寶記》。這部書是保唐寺無住禪師圓寂（公元七七四年）後由他弟子編集的，這部書首列迦葉至達磨二十九祖傳承次第，然後詳細記載了達磨、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惠能六代祖師，接著再詳載保唐宗智詵、處寂、無相、無住等人的行跡。
以上三部敦煌發現的禪宗史書，雖詳略不同，脈絡差異，分屬北宗、保唐宗，但可以看出，以師承為綱，用史傳（記生平）、行錄（記言行）結合的形式寫禪史的書籍已經早具規模了，難怪日本學者乾脆就把它們稱作「燈史」（見椎名宏雄氏所撰《禪宗燈史的成立與發展》，載《講座敦煌》八，大東出版社）。
那麼，南宗禪在《祖堂集》之前有沒有記載禪宗歷史的「燈史」呢？有的，雖然它們大多數已經亡佚，但還是保存下來了一部，這就是唐代智炬所撰的《寶林傳》。
《寶林傳》大約成書於中唐德宗貞元末年（約九世紀初），現存卷一至卷六及卷八分別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日本及中國山西趙城廣勝寺發現的。這部書記載的是釋迦牟尼佛、西天二十八祖及東土諸祖的傳法譜系，《景德傳燈錄》卷二十九載僧潤《因覽寶林傳》詩說：
祖月禪風集寶林，二千餘載道堪尋。
雖分西國與東國，不隔人心到佛心。
迦葉最初傳去盛，惠能末後得來深。
覽期頓悟超凡眾，嗟彼常迷古與今。
其中「迦葉最初傳去盛，惠能末後得來深」兩句正好概括《寶林傳》的內容，就是說現存的殘本雖然缺了七、九、十卷，但可以肯定全書是從佛陀釋迦牟尼一直記到南宗禪開創者惠能，並用以證明「二千餘載道堪尋」，祖燈不絕到寶林的。
以上四部禪宗史書都成書較早，它們形式體制的逐漸定型成熟，給《祖堂集》的修撰奠定了基礎，尤其是《寶林傳》——《祖堂集》的撰寫者是參考過《寶林傳》的，在卷二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傳中有「具如《寶林傳》也」六字可以為證——《祖堂集》不僅採用了它的文字，襲用了它的體制，也沿用了西天二十八祖、東土六祖的譜系，構築了《祖堂集》的禪宗早期史。
但是，在《寶林傳》之後，還有人續寫南宗禪發展的燈史，《宋高僧傳》卷十七、《景德傳燈錄》卷十九，都記載寶聞大師惟勁在梁開平年間（公元九〇七—九一一年）撰有《續寶林傳》四卷，「紀貞元之後禪門繼踵之源流」，可惜的是它沒有流傳下來，現存最早的南宗禪燈史，就是《祖堂集》了。當然，它比《續寶林傳》晚出，但是它的內容卻囊括了《寶林傳》與《續寶林傳》，從釋迦佛祖一直寫到了唐末五代的南宗禪，也許它也參考過《續寶林傳》，不過沒有直接證據，而且關於惠能以後禪宗史跡的記載，似乎另外參考了大量碑誌行錄，直接鈔撮《續寶林傳》的可能並不很大。
南唐保大十年（公元九五二年），泉州招慶寺的靜、筠二禪師編寫了這部《祖堂集》，可是，這部《祖堂集》卻並沒有發生很大影響。從彼此的差異來看，現存較早的南宗禪燈史似乎並沒有參考過《祖堂集》，據日本學者考證，就是在北宋，也只有寥寥幾部著作，如佛日契嵩（公元一〇〇七—一〇七二年）《夾注輔教篇》、張方平（公元一〇〇七—一〇九一年）《禪源通錄序》以及同時代的四明知禮《十不二門指要鈔》卷上、石芝宗曉《四明尊者教行錄》卷四引知禮《致天童凝禪師書》等十一世紀的作品提到過它，此後近千年間，它湮沒無聞，在中國逐漸失蹤了。
二十世紀初，日本佛學界逐漸對佛教新文獻發生興趣，為了重編《大藏經》，他們對朝鮮慶尚南道伽耶山海印寺所藏的《高麗藏經》經版進行了細緻的調查。在調查中，小野玄妙意外地發現了這部無論在中國還是在日本都幾乎不曾知曉的禪宗史籍。它可能是由在中國留學的高麗禪師攜回本國的，高麗禪師也許在其中略做了一些增益（因為其中所記高麗禪師令人驚異地多），此後作為《高麗大藏經》的附錄，於高麗高宗三十二年（公元一二四五年），也就是中國南宋淳祐五年刊刻出來，這才得以保存至今，而在日本學者發現並公布於世之後，它才得以為世人所知，千載失傳的禪宗古史籍終於重新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