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史校注 · 第七章 唐代哲學總論

有唐一代，其詩古文辭最盛，為後世之宗，而哲學獨不振。其能宗儒者之義，本性命之本者，數百年間，惟韓愈、李翱而已。唐太宗以英雄之主，好學樂藝。在太子時，已開館延文學之士，如房玄齡、杜如晦、虞世南之流，所謂「十八學士」者也。即位以後，又置弘文館，聚書二十餘萬卷，充其學士者，皆天下名儒，學生若明一經以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至二千二百六十人，四方學者，雲集京師。日本、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皆遣子弟，來學於國學，其盛如此。當時陸德明、孔穎達、顏師古，皆邃於經訓小學。陸德明著《經典釋文》，顏師古正《五經》脫誤，孔穎達作《五經正義》。《五經正義》者，《周易正義》十卷，用晉王弼、韓康伯注；《尚書正義》二十卷，用孔安國傳；《毛詩正義》二十卷，用毛亨傳、鄭玄箋；《禮記正義》[1]六十三卷，用鄭玄注；《春秋左傳正義》六十卷，用杜預集解。其正義皆穎達所為也。自是說經者皆遵《正義》，不復更為新說。從此南北學派之爭雖泯，而學術思想，亦坐是不進矣。 唐與老子同姓，故尊道家。太宗又遣玄奘於西域，及其歸也，廣譯大乘經論，而佛教亦盛。唐時釋老與儒教並行，佛教之中，尤大德輩出，道教則多方術之士，以玄理著書者甚少。譚峭《化書》[2]之屬，殊罕精微之論。其餘陰陽術數之學，亦頗有傳者，李淳風、一行等，其最著者也。又趙蕤《長短經》，言縱橫之學，然無特創之見，故茲不取也。 唐人文集，時有關於哲理之議論，如柳宗元、劉禹錫之《天論》，並具新解，其餘此類亦多。要其學未有系統，難以一二文字，述之哲學之林，故今只取韓愈、李翱二家。要之佛教尤盛，其教理多可論者，故亦別出一章也。 * * * [1] 按：「鄭玄箋；《禮記正義》」，諸本皆誤作「鄭玄禮。箋記正義」，「禮箋」倒，乙。 [2] 按：「《化書》」，諸本皆誤作「《記書》」，誤，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