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藝術精神 · 附錄二
故宮《盧鴻草堂十志圖》的根本問題 附後記
一 問題的演變
在故宮博物院印行的《故宮名畫三百種》中，五——十四，收有《盧鴻草堂十志圖》（以後簡稱《故宮圖卷》）及後面的兩個跋。盧鴻新、舊《唐書》有傳。據《新唐書》卷一百九十六：
盧鴻，宇顥然。其先幽州范陽人，徙洛陽。博學善書籀；廬嵩山。玄宗開元初備禮征，再不至。五年詔曰，鴻有泰一之道，中庸之德……今城闕密邇，不足為勞。有司其齎束帛之具，重宣慈旨，想有以翻然易節，副朕意焉。鴻至東都（據《舊唐書》為六年）謁見不拜……帝召升內殿置酒，拜諫議大夫，固辭。復下制許還山，歲給米百斛，絹五十，府縣為致其家……賜隱居服，官營草堂，恩禮殊渥。鴻到山中，廣學廬，聚徙五百人。及卒，帝賜萬錢。鴻所居室，自號寧極雲。
相傳鴻嘗自圖其居。元以前多稱《草堂圖》，明代以後，始多稱《草堂十志圖》。此《故宮圖卷》，水墨畫共十景，每景自成一段，每段前有各體書法所寫十志詞，與十景相間。所謂十景：一、草堂；二、倒景台；三、樾館；四、枕煙廷；五、雲錦漴；六、期仙蹬；七、滌煩磯；八、冪翠庭；九、洞元室；十、金碧潭。無名款。茲錄十志詞中之《草堂詞》如下，以見一般。
草堂者蓋因自然之磎阜；前（原無「前」字；據《全唐詩》補）當墉洫，資人力之締構；後加茅茨。將以避燥濕；成棟宇之用。昭簡易，葉乾坤之德道；可容膝休閒，穀神同道。此其所貴也。及靡者居之，則妄為剪飾，失天理矣。詞曰：山為宅兮草為堂，芝蘭兮藥房。羅蘼蕪兮拍薜荔，荃壁兮蘭砌。蘼蕪薜荔兮成草堂，陰陰邃兮馥馥香；中有人兮信宜常；讀金書兮飲玉漿。童顏幽操兮長不易。
附印有兩跋，前一個跋文是：
右覽前晉昌書記左郎中家舊傳盧浩然隱居《嵩山十志》。盧本名鴻，高士也。能八分書。兼制山水樹石，隱於嵩山。唐開元初，征為諫議大夫，不受。此畫可珍重也。丁未歲前七月十八日老少傅弘農人題。
附印的後一個跋，是宋周必大為考證前跋的「弘農人」，是五代的楊凝式而寫的。原文如下：
右薌林向氏所藏《盧浩然草堂圖》，後有老少傅弘農人題識，不記姓氏，而著爵里；不列紀年，而述甲子；且系以時月，而用「凝式」之章。伯虎來為廬陵郡幕，相過款曲，求為訂之。蓋為石晉開運之四年，漢祖起於太原，復稱天福，是歲七月置閏；其所書『丁未前七月』者是矣。唐之《六臣傳》，一曰楊涉，附載其子凝式，早有證羊之直，而不能自宅於義命；歷事梁唐晉漢周，晚以太子太保致其政。抑當晉漢之際，官尚少傅耶？且楊姓之望，出於弘農，即以凝式為文，其為斯人，夫復何疑？此畫歷歲既久；是題也，上溯開運，下逮本朝之淳熙，凡歷五丁未，至於今，三百有餘年；其間經歷世變，不為不多，是可尚也已。因考其顛末，以證其卷尾而歸之。慶元已未春二月上日，平園老叟周必大書。
在編印《名畫三百種》時，因周必大之跋而相信弘農人的跋即是五代時的楊凝式的跋；因有楊凝式的跋，而相信此圖為盧鴻的真跡。四十八年七月，莊慕陵先生之長公子莊申，寫成《唐盧鴻草堂十志圖卷考》的（以後簡稱莊文）長文，收於《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三十周年紀念專號》，則「斷定故宮這卷盧鴻的《草堂十志圖》，本是李公麟（伯時）的手筆」。而在莊文後記中更引馬叔平（衡）《關於鑑別書畫問題》一文（原載商務印書館《張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紀念論文集》），亦謂此圖出於李公麟，以資互證。最近我曾請教於中央研究院院長王雪艇先生，承於元月二日復書，謂圖及圖中之《十志詞》，皆出自臨本；而兩跋則系真跡。王先生未明指出臨摹的時代，但恐仍以為系出自唐末或五代之初。否則沒有方法可以解釋何以會有楊凝式之跋。敘述到這裡為止，先總結一句，此《故宮圖卷》，不是盧鴻親筆，這在今日，已無可爭論。後面我再將本問題提出作徹底的商討，用意是在對中國藝術史料的研究，在方法上，如何能從名士古玩家的範圍內，再向前走進一步。
二 盧氏的名字問題
首先我想談談盧氏的名字問題。劉珣《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二本傳謂「盧鴻一，字浩然」，《新唐書》卷一百九十六本傳謂「盧鴻，字顥然」。浩與顥因同音而互用，亦如宋初大畫家董元，又稱董源，這是古人常有的事。但盧氏到底是名「鴻一」，或者是名「鴻」呢？莊文認為「唐人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內所述盧氏姓名，亦與《舊唐書》中記載全同（按不確，見後）。唐人記載唐事，自然比較可信。因此，盧鴻的名與號，應以《舊唐書》為準」。此一說法，我還可以補充一個證據，即是《舊唐書盧氏本傳》內，三引詔制之辭。其中一詔一制，皆稱「盧鴻一」，則莊文的看法，應當是不錯的。但是：（一）歐陽修們新修《唐書》，雖自稱較之《舊唐書》「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不過，對於《舊唐書》所記載的人的姓名，若另無確證，斷無輕加更改之理（補註）。（二）為什麼宋人許多提到盧氏的地方，只稱「盧鴻」，而無一人稱「盧鴻一」的呢？若謂這是受了《新唐書》的影響，則宋葉夢得《石林避暑錄》卷一《盧鴻草堂圖》條下，引有唐末「涿郡子暮記」的題跋，是葉氏曾親見此圖。若此圖的作者原題為「盧鴻一」，則葉氏不得改稱為「盧鴻」。由此可以推知載有唐跋的《草堂圖》，其題名當為盧鴻。不過上述題跋，從此圖的全盤情形看（見後），恐怕不一定是出於唐人的。（三）《宣和畫譜》卷十，正式著錄有此圖，則著《宣和畫譜》者曾親見此圖；但亦稱盧鴻而不稱「盧鴻一」，是此圖傳錄下來的題記，亦必為「盧鴻」，而非「盧鴻一」。我的推測是《舊唐書》的「盧鴻一」，乃因誤讀《歷代名畫記》的記錄而來；由此一誤讀，而將詔制中的盧鴻，也加上一個「一」字。《全唐文》卷二十一由《舊唐書》移錄此文時，亦因而不改，這是非常可能的。《新唐書》所引詔書，便只稱「鴻」而不稱「鴻一」，即其一證。《歷代名畫記》卷九對盧氏的記載是「盧鴻一名浩然」。若「盧鴻一」是名，而「浩然」是字，則應記為「盧鴻一，字浩然」，而不能稱為「名浩然」；此證以同書「王維，字摩詰」，「竇師綸，字希言」之例而可見。若謂名「浩然」的「名」字，系「字」字之誤，則於安瀾編《畫史叢書》所附校勘記，頗為精審。在毛刻與張刻的互校中，此處的「名」字，完全相同。我們把這種情形，再與宋人一般皆稱為「盧鴻」而不稱為「盧鴻一」的情形相對勘；則《歷代名畫記》的記載，應讀為「盧鴻，一名浩然」。到《新唐書》而始就一般名與字分之例，而改為「盧鴻字顥然」了。據朱自清《陶淵明年譜中之問題》一文中謂淵明名字，古今共有十說。其中一說是淵明一名潛字元亮。所以梁啓超《淵明年譜》便說：「先生名淵明，一名潛，字元亮。」由此可知一人兩名，古人並非無其例。
而《新唐書》之改「一名顥然」為字顥然，可能是多此一舉的。
三 《故宮圖卷》與李公麟
其次要說到《故宮圖卷》的摹本問題。清高宗在此圖卷後面的第一次跋語中，有「因諦觀其畫法，與李公麟（伯時）《山莊圖》絕相似。是卷縱或仿作，亦非公麟不能」的話。這是以畫法來論斷此圖卷出於李公麟。但此一說法是很難成立的。第一，明李日華《六研齋三筆》卷四「李伯時（公麟）山莊圖」條下謂：「此卷行筆設色，與伯時平日之作不倫，大類馮太史家王維《江干雪霽》，項子京家《盧鴻草堂》，高典客家郭忠恕《輞川》三圖。」由此可知：第一，與《山莊圖》相類的前人之圖有三；《草堂圖》乃相類的三圖中之一。因今《故宮圖卷》與李氏《山莊圖》相類，而即推斷此圖卷為出於李氏，則《江干雪霽圖》及《輞川圖》是否亦出於李氏？若《雪霽圖》《輞川圖》《草堂圖》，不能同樣找出與李氏有關之確切脈絡，則上述推斷，皆系想當然耳的說法。第二，《宣和畫譜》卷七「李公麟」條下謂「公麟尤工人物，能分別狀貌，使人望而能知其廊廟館閣，山林草野……至於動作態度，顰伸俯仰，小大美惡，與夫東西南北之人，才分點畫，尊卑貴賤，咸有區別。」今《故宮圖卷》，山水已臻成熟；但人物的意態板滯，不僅不能代表發展已到高峰的唐代人物畫，恐怕也不能仿佛李公麟的人物畫於萬一。這是人物畫開始退步以後的作品。第三，元湯垕《古今畫鑒》李伯時條下謂伯時作畫，「獨用澄心堂紙為之；惟臨摹古畫用絹素。」《圖繪寶鑑》卷三，亦有相同的記載。若《故宮圖卷》出自伯時，正屬於他的「臨摹古畫」，當用絹素。而此卷分明為紙本，且亦不能確切證明為澄心堂紙，此與伯時平日作畫用材之習慣不合。第四，最有決定性的反證是宋周密的《雲煙過眼錄》卷下，《盧鴻草堂十志圖·林彥祥臨伯時本》條下，錄有米友仁一跋，對李伯時所臨《草堂圖》，紀錄頗為詳盡；茲錄如下：
先子（米芾）畫史載劉子禮以五百緡置錢氏畫五百軸，初未嘗發緘，銓美惡也。既得之後，其間有《草堂圖》一卷，已是數百年物矣。後李伯時嘗臨一本，仍自書卷首歌一篇。次則秦少游，朱伯原，先子書也。又其次陳碧虛，仲殊師參寥子輩繼之；余亦一時聞人。紹興已未仲春……是月二十七日米友仁元暉。
同條後又謂：
其後王子慶於毗陵得伯時畫《十志》，即元暉跋中所言者。錄其書人姓名於後；一、龍眠山人李伯時書。二、高郵秦觀書。三、樂圃居士朱長文書。四、吳郡周沔書（原注，內缺一永字）。五、靜常居士曹輔書。六、縉雲胡份書。七、襄陽漫士米芾書。八、碧虛子陳景元書。九、太平閒人仲殊書。十、參寥子道潛書。
由上所記，則各人所書者皆曾自署其姓名別號，無所混淆。今《故宮圖卷》所書《十志詞》具在，有一與上述諸人有關係嗎？並且上引同條米跋記有林彥祥摹李伯時所臨《草堂圖》，亦仿李伯時故事，「首書其篇」。而藏有李伯時臨本，並「屬林彥祥為摹」的石瑩中，也要米友仁「書先子所書一篇，余悉欲得一時名士繼之」。由此可見屬於李伯時臨本系統的《草堂圖》，受有由一時名士分書《十志》的影響。現《故宮草堂圖卷》所書《十志詞》，書體各異，或系受有李氏臨本的影響；但這些不同的書體，恐系出自一人，連由名士分書的風規也沒有守住。何況周密在上條記錄中，及他的《志雅堂雜抄》卷三《圖畫碑帖中》均記有「林彥祥臨伯時本，遺草堂、樾館二，所存者八」，這是說當林彥祥臨摹時，伯時原臨本已僅存八圖。今《故宮圖卷》，十圖俱全，若此圖卷系出於李公麟，則南宋已遺失的兩圖，何由而能珠還合浦呢？尤其是前引同條下，紀有林彥祥摹李伯時本所書的《十志歌》，如後所述，這和《故宮圖卷》的《十志詞》，是屬於兩個不同的系統。所以圖卷不僅非出自李伯時，並且與由李伯時臨本所產生的臨摹系統，也可以說是淵源很遠的。凡言此圖卷出於李伯時的，其理由均屬牽強附會，不足採信。尤以馬叔平的說法，最為無識。
四 《故宮圖卷》的臨摹時限及兩跋的問題
《故宮草堂圖卷》既非李公麟摹本，而盧鴻的草堂故事，是一個很使人羨慕的故事；所以，不妨假定在宋元明清各代，除了莊文肆所述的《草堂十志圖》的摹本外，還有不能為我們所盡知的摹本。董其昌《畫旨》已謂「世傳《草堂圖》，多名人所轉相臨撫也」。例如戴表元（宋咸淳中進士）的《剡源戴先生文集》卷十八《題盧鴻草堂圖》中有謂「此圖本通幅，今改作十段，不失元致」，此改作十段的圖現時是否存在？今不可考。後面還要提到時日人阿部所印《爽籟館集》中收有僅題十景之名而無詞的《草堂圖》，《大村西崖遺編中國名畫集》第一冊中亦收有僅題十志之名而無詞的《草堂圖》，皆傳為李公麟摹本，其非出於李公麟，固屬顯然；但恐亦皆系不知姓名的早期臨本。今日故宮的《草堂圖卷》，當是許多不能考證出臨摹者姓名的摹本之一。但在時限上說，此一摹本，究出於李公麟之前呢，抑出於李公麟之後呢？若如《故宮名畫三百種》編者的說法，此圖「可以窺見未臻成熟時期之中國山水畫」，則此圖卷當然在李氏以前，甚至是唐末的摹本。但上述的觀點是不能成立的。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一「論畫山水樹石」條下謂「魏晉以降，名跡在人間者，皆見之矣。其畫山水，則群峰之勢，若鈿飾犀櫛。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這才是未臻成熟時期之中國山水畫。在此《故宮圖卷》中，人像雖稍大，然絕非「人大于山」；且皴染俱全，結構完整，無法說它未臻成熟。而紙色之新，也不能支持它是出現於李公麟摹本之前的說法。足以支持上述觀點的，乃是圖卷後面的兩個跋。
現在便談到這兩個跋的問題。
莊文在《字體問題》項下，曾根據楊凝式的《韭花帖》及《神仙起居法帖》的字體，與《故宮圖卷》後面被周必大稱為楊凝式的跋的字體，作一番比較後說，「其基本精神，卻又各自迥異，絕不相同」，而懷疑楊凝式的跋，不是真跡。但亦不曾作進一步的交代。按《舊五代史》卷一二八《楊凝式傳注》引《別傳》云：
凝式雖仕歷五代，以心疾閒居，故時人目以風子。其筆跡遒放，宗師歐陽詢與顏真卿，而加以縱逸……有垣牆圭缺處，顧視引筆……其號或以姓名，或稱癸巳人，或稱楊虛白，或稱希維居士，或稱關西老農。其所題後，或真或草，不可原詰。而論者謂其書自顏中書後，一人而已。
據《別傳》，楊是天才型的書法家，特富於變化，在當時已「不可原詰」；在今日要根據《韭花帖》和《神仙起居法帖》與此跋的「字跡不同」，以斷定此跋之非真，論證是相當薄弱的。何況三種字跡的不同，並非前兩種是相同，而跋則獨異，乃是每一種都不相同，則何以能偏斷前二者是真，而後者是偽呢？何況《神仙起居法帖》，為米芾《書史》《東觀餘論》《宣和書譜》所不載。清初吳其貞《書畫記》卷三「楊少師神仙起居法」一卷條下謂：「紙墨烏黑，是先染墨水後作書，故墨不入紙，皆浮於上，多有飛白之筆。且書法深入惡道，全失筆墨之雅。然非今人之書，乃宋代俗子所作。卷後米元暉定鑒，或因高宗偏愛，故附會焉。有宋人釋文，及元人題跋。明文衡山題跋，又因米元暉鑑定而然。」（頁三百四十三至三百四十四）則此帖既偽，不足作互較的根據。並且楊字雖富變化，但他的根柢卻是歐字，尤其是顏字；所以《艇齋詩話》謂東坡以「凝式配顏魯公」。此跋筆法之出於顏字，是極容易看得出的。毋寧謂此跋之字跡，更迫近於楊字的本色。
我以為楊跋的可疑，並不在此。
楊跋可疑之一是「老少傅弘農人」的款式，並未見於《別傳》所述各款式之中。他為《草堂圖》跋後，應當是一件很鄭重的事情；在情理上，應當用他較為常用的款式，而不應用一個比較別出的款式。且楊氏既因楊震之故，以弘農為郡望；而弘農之與關西，是一地的兩種稱法。所以《後漢書》卷八十四《楊震列傳》載楊震「弘農華陰人」，而時人即稱他為「關西孔子」，「關西』即指的是「弘農」。楊凝式既有「關西老農」的別號，何以又有「弘農人」的別號，以自相重複呢？
可疑之二是《舊五代史》卷一二八《本傳》謂「晉開運中，宰相桑維翰知其（楊凝式）絕俸，艱於家食，奏太子少保，分司於洛。漢乾祐中，歷少傅少師……廣順申表求致政，尋以右僕射得請。顯德……元年冬卒於洛陽，年八十五，詔贈太子太傅」。按所謂「晉開運中」，是西紀九四四至九四七年，這中間，楊凝式只當了太子少保。「乾祐中」是九四八至九五○年，楊凝式在此時始歷少傅少師。現被稱為楊跋的「丁未」，乃晉開運四年，即西紀九四七年；劉知遠此年起於太原，以「開運」的年號為不吉祥，乃改用在開運前面的「天福」年號，而將開運年號加以抹煞，於是此年成為天福十二年，次年（九四八年）始改元乾祐。若《舊五代史·本傳》的記錄為可信，則楊凝式在丁未年仍為少保；入乾佑後始為少傅。而此跋既明謂題於「丁未歲」，何得自稱為「老少傅」？更重要之點是楊凝式歷少傅，而任少師，是以少師而致仕的。所以自黃山谷起，一直是以「楊少師」為其通稱。若楊凝式自署為「老少傅」，則少傅之名，當較少師之名更為顯著，後人何得僅稱楊少師而忘其為「楊少傅」？我的推測是少傅少師之名，極易混淆，我在寫此文時，亦曾多次混淆過；偽造此跋的人，一時把少師混為少傅，所以有此僅一見而不曾再見的稱謂——「老少傅」的稱謂 (1) 。
然對此問題有決定性的，仍為周必大跋的真偽問題。若周跋系真，則上述疑點，皆可作其他解釋。若周跋亦偽，則此圖卷的歷史，當全部為之改觀。並且周跋的真偽，必然關連到楊跋的真偽。周跋若是真，固不能即以此證明楊跋之真；但周跋若偽，則必然可以斷定楊跋是偽。因為若楊跋是真，則以楊在書壇地位之高，為什麼還要一個偽造的周跋為其做證？從來無疑周跋為偽的，但我發現它是非常的可疑。
前面所引的周跋首應注意的是，楊凝式在宋代書名特高，而書跡流傳特少。假定此圖卷後的跋真出於凝式，這是書壇中的一件大事。向周必大「求為訂之」的向伯虎，是宋代有名的世家「薌林向氏」，豈有對於印有「凝式」之印的名跡，流傳二百餘年，無人識破，必待周必大始為之考訂， 此乃必無之理。而周跋的考訂，只根據《新五代史·唐六臣傳》，而顯未看到《舊五代史》的楊氏本傳。《新五代史·唐六臣傳》中，楊凝式僅在其父楊涉傳中附見，寥寥數語，不足為考訂楊凝式生平之典據。因《新五代史》行而《舊五代史》漸廢，他人未看到《舊五代史》，不足為奇，而周氏居史館甚久，以博雅見稱，考訂楊凝式而不曾想到《舊五代史》中的本傳，這已經是非常可怪的。而且周跋「尚為少傅耶」的口氣，是認為楊在丁未年以前，久已為少傅，那豈非更為可怪嗎？
最重要的是，周跋謂「是題也（指楊跋），上溯開運，下逮本朝之淳熙，凡歷五丁未，至於今三百有餘年」的幾句話。按從楊凝式書跋的開運四年丁未（九四七年），而至周題跋的慶元己未（一一九九年），實為二百五十二年，與周跋所說的「三百餘年」，相差頗遠。周必大能記得「凡歷五丁未」的甲子，何以記錯了實際年數幾近百年之久？《樓鑰攻媿集》卷九十三，《忠文耆德之碑》（即奉敕所撰周必大碑）述周必大於淳熙元年（一一七四年）奏事中有「然太祖二百餘年之天下，德在聖躬」之語。按宋太祖即位之建隆元年（九六○年），下逮淳熙元年為二百十四年，故周氏稱為二百餘年。由建隆元年上溯楊題跋時之開運四年丁未，為十三年。由淳熙元年而下逮周題跋時之慶元已未（南宋寧宗慶元五年），凡二十五年。以居史職甚久，而又以博雅見稱的周必大，不應把自己在二十五年前所說的「二百餘年」，再加上太祖未得天下以前的十三年，即說成了「三百餘年」。
中國人的習慣，「十」「百」「千」，是數字的大限。小的地方易疏忽，在這種大限的地方不應有疏忽。這應當算是此跋的一大漏洞。果然，我詳查《津逮秘書》中的《益公題跋》十二卷，未見有此跋。按《益公題跋》中收有為薌林向氏所題的共有五跋。卷四的《大元帥康王與向子湮咨目及御筆等跋》，為「寶元六年二月」，與《故宮圖卷周跋》的寶元己未（五年），僅隔一年。五跋中提到向子湮之孫「士虎」者凡三次，可知周氏與向士虎是很熟識的。其中絕無士虎曾為「盧陵郡幕」的痕跡，此與《尚友錄》稱士虎「遂不仕」的情形正合。以《盧鴻草堂圖》的高名，及楊凝式的名跋，何以周必大為向氏所題其他各跋，皆經收錄，而獨遺此一重要題跋？何以在被收錄的各跋中，皆稱「士虎」，而獨此跋稱士虎之字——「伯虎」？並謂「伯虎來為盧陵郡幕」？則周跋之偽，更無可疑。何況《大風堂名跡》第四集十王詵《西塞漁社圖》有周必大一跋，此跋收入《益公題跋》卷十一 (2) 。若將此跋與《草堂圖卷》後之跋兩相對勘，則一為真跡，一為模仿周氏字體而為之的形跡，一目即可瞭然。作偽者，先偽造一楊跋，更偽造一周跋以證明楊跋之真；由楊跋之真以圖證明此圖卷為唐代盧鴻的真跡；這是偽造者一整套的伎倆。正因為兩跋是出於偽造，所以在收藏印記中，只從明代項元卞開始，絕無宋元兩代流傳之跡。這也是偽造者所留下的一個大漏洞。
現在既可證明兩跋皆偽，則《故宮圖卷》的年代，其上限不能早於周必大之生年；而自明項元汴以次，收藏印記數十方，流傳有緒，則其年代的下限，也不能遲於明初。所以這大概是元代的贗品。
五 《盧鴻草堂圖》原跡上有無盧鴻親題的《十志歌詞》的問題
現在更進一步要追究到《草堂圖》的歌詞問題。即是《草堂圖》分為十景，每一景的前面，有一首歌，或稱之為詞；在盧鴻的《草堂圖》原跡上，是否曾由他寫在自己畫面之上呢？這是過去沒有人認為有問題的，因為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說盧鴻「工八分書」，而莊文在《字體問題》項下引有米芾《畫史》「小八分詩句，帶筆如行草，甚奇，今無此體」；兩相印合，則盧鴻曾親以八分體寫上《十志詞》，當無可疑了。但我認為是可疑補註：此文在《東海學報》上刊出後，友人陳定山、傅光海兩先生，皆前後來信謂《資治通鑑》第二一二卷《考異》曰「舊卷作盧鴻一，《本紀·新傳》皆作鴻；按《中嶽真人劉君碑》雲「盧鴻撰」，今從之。」傅先生又告以唐段成式《酉陽雜俎》五玄宗召見一行條內有一行「師事普寂於嵩山，師嘗設食於寺，大會群僧及沙門……時有盧鴻者道高學富，隱於嵩山，因請鴻為文，讚嘆其會。至日，鴻持其文至寺……」則盧氏之名「鴻」而非「鴻一」，應可完全確定。補志於此，以志感謝之意。的。《畫史》的原文是：
劉子禮以五百千買錢樞密家畫五百軸，不開看，直交過，錢氏喜。既交面，只一軸盧鴻自畫《草堂圖》，已直百千矣。其他常筆固多也。
小八分詩句，帶筆如行草，奇甚，今無此體。
按上面一段記錄中，若「小八分詩句」三語屬於《草堂圖》，且系指明盧鴻自書而言，即不應中間夾「其他常筆固多也」一語，因此語乃由《草堂圖》而移述《草堂圖》以外之作品。且「小八分詩句」三語，何以另為一行？
我所能看到的《美術叢書》本及《津逮秘書》本，皆系如此，此可疑者一。
八分書，在宋已極少見。《宣和書譜》卷二十的《八分書敘論》中謂「今御府所藏八分者四人，曰張彥遠，曰具冷該，曰於僧翰，曰釋靈該」；此皆晚唐時人，除張彥遠外，皆無名聲於時。據《書譜》，此三人書法又不足觀。盧鴻系開元時人；若他曾在《草堂圖》上寫上了《十志詞》，字數在一千字以上，這是八分書中的大事，較上述四人更為重要；而《草堂圖》即著錄於《宣和畫譜》，兩書系姊妹篇，編《書譜》的人不容不見。但不僅《書譜》中一字未提，連《畫譜》中對此也一字未提，此可疑者二。
前引宋周密《雲煙過眼錄》卷下「盧鴻草堂十志圖」一條引米友仁跋林彥祥摹李伯時臨本，此為考見李伯時臨本最可靠的材料。其中記李伯時「自書卷首歌一篇」，以至其他一時聞人分題者甚詳，但無一語及盧鴻自題歌詞的情形；而盧鴻的八分書，在宋代乃不可多見的書體，何以未引起十位聞人的注意？此可疑者三。
據王雪艇先生函告，宋人臨本，有僅題十景之名於每幅之上，而無詞者；日人阿部所印《爽籟館集》中，收有一卷，相傳為李伯時臨，即系如此。頃又托友人代查《大村西崖遺編中國名畫集》第一冊（共六冊）所收宋李公麟《盧鴻草堂十志圖》的情形，承函告，每幅之前，只題十景之名而無《十志歌詞》。上兩種《草堂圖》，究系是一物兩印？或原系別本分傳？我未親見原物，不敢妄斷；而上述各卷之不出於李公麟，亦不待多說。但後人皆附會或推測為李公麟，由此亦可推知其或系宋人臨本；但皆無《十志歌詞》。若《草堂圖》原有盧鴻親寫的歌詞，則臨摹者如出於偽造之心理，必當依樣葫蘆。如純出於藝術性的愛好，而將歌詞略去時，亦當有所註記。但連註記也沒有的上述宋代臨本，究由何而來？此可疑者四。
綜上四個疑點，再加上如後所述，此歌詞若曾由盧鴻親寫於《草堂圖》上，則此《草堂圖》上的歌詞，應即為定本，而不應有許多別本，但實際上是存有許多別本的。不妨這樣的推論：《盧鴻草堂圖》，原只題上十景的名稱，因而有時被人加上「十志」兩字，但並未親自寫上歌詞，所以他的正當名稱，只應稱為「草堂圖」，而不應稱為「草堂十志圖」。蘇子由《欒城集》卷十五有《盧鴻草堂圖詩》，黃山谷《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五有《自門下後省歸臥酺池寺觀盧鴻草堂圖詩》，米芾的《畫史》《宣和畫譜》的著錄，及米友仁的題跋，皆只稱為《草堂圖》。若原有「十志」二字，則著錄時不應把它略去。把歌詞寫在圖上的，可能即始於李公麟的摹本。因李公麟的聲名太大，而臨本上歌詞的題字，又都出於一時聞人之手，所以後來才有題寫歌詞的這一系統，掩蓋了本無歌詞的系統。《故宮草堂圖卷》歌詞書法之所以寫成十體，正受了李公麟臨本分十人書寫歌詞的影響。因歌詞的書寫，而「志」的意義更顯，於是南宋的周密，便稱之為《草堂十志圖》。但元代仍以「草堂圖」的名稱占優勢；至明張丑《清河畫舫錄》出，添入「十志」兩字，反而成為此圖的正稱了，這是受了歌詞入畫的影響。至於米芾《畫史》中「小八分詩句」數語，當系另記一物。與此畫並無關係。《畫史》記有錢藻收張璪松一株，上有八分詩一首，安知所記者非指此物，而偶錯簡於此？
六 盧鴻曾否作有歌詞的問題
現在我要更進一步考查，不僅盧鴻未曾親書歌詞於其《草堂圖》上，甚至《十志歌詞》的本身，也是出於唐末的淺俗好事者之手。傳到北宋， 便視為出於盧鴻本人所作，所以李公麟便鄭重地由他自己起，另由九位聞人，一起寫到他的臨本中去了。茲分別論證如後。
一、莊文在「避諱問題」條下，很有意義地指出有為唐人應避的諱，而在《故宮圖卷》的《十志詞》中，卻不曾避，以此證明《故宮圖卷》中的《十志詞》非出於盧鴻所手書。但不妨更進一步去推論，假定盧鴻曾作有《十志詞》，並親自寫在圖卷上面，他以特蒙恩眷的地位，那些應避諱的字，必定是或改字，或缺筆的。而臨摹圖卷的人，當以不失原形為目的，縱使把缺筆補上了，但改了字的一定會照舊。可是現時《十志詞》在各種別本中均無任何避諱的痕跡，這不僅可以補證盧鴻未曾書寫歌詞於圖卷之上，也可由此而推證此歌詞原未曾注意到避諱的問題，因而它並非盧鴻所作。
二、就《唐書》卷一百九十六《盧鴻本傳》看，他應當是一個有相當學問或文采的人。但所謂《十志詞》，詞意鄙俚，並且不是盧鴻自己的口吻。例如前引第一志《草堂詞》的「葉乾坤之德道」「穀神同道」「中有人兮信宜常」等語句，都是似通不通的語句。這種語句，十志中隨處可以看到。由此可知作者的文化水準相當低，與兩《唐書》所述盧鴻的情形不稱。
尤其是「及靡者居之，則妄為剪飾，失天理矣」的話，若果出於盧鴻自己之口，則他是抑人揚己，而忘記了自己是受到特殊恩遇，連草堂也是出 自官府建置，不是一般隱士所能僥倖於萬一的人；而仍有這種抑人揚己的情形，那還有半點忘機息慮的襟懷氣息嗎？而且每志都有這一類的話，如「及世人登焉……」「及盪者鄙其隘 ……」「及機士登焉……」「及匪士觀之……」「及邪者居之」等，盧鴻簡直成為一個非常淺薄無聊的妄人了。這應作如何解釋呢？但假定把《十志詞》看作是後來景仰他的人作以讚嘆他的遺蹤逸跡，則上述的口氣，便不足為異。
三、《十志詞》的文字，莊文陸《草堂十志圖》的「題詩」條下，曾以十種版本作了一次校勘，這是很有意義的事，可惜校勘得太不精密。其中（1）《志雅堂雜抄》及（2）《雲煙過眼錄》皆出於周密，但前者較之後者，句中多缺「兮」字。（3）《石林避暑錄》，在校文中未出一字，恐系莊君虛列。（4）《全唐詩》，（5）《大觀錄》，（6）《石渠寶笈》，（7）《河南通志》，（8）《鐵網珊瑚》，（9）《眼福編》，（10）《五朝小說大觀》，從（5）到（10），其文字異同，或屬於前面某一版本的支派，或出於印製時的疏漏，所以在校勘上的價值不大。但從（1）到（4），與《故宮圖卷》上的文字相校，已可發現出文字上的出入很大。這可以說明，《十志詞》實有幾種不同的祖本。在幾種不同的祖本中，我目前可以指出的是《故宮圖卷》中的《十志詞》，雖然與《全唐詩》二函七冊所載的，有若干字句上的出入，但這是屬於同一的系統。在《全唐詩》中的《十志詞》，記有別本的異字，而稱為「一作某」的，有十五處之多；但並未完全包括《雲煙過眼錄》中的異字。並且十志的次序，《雲煙過眼錄》與《全唐詩》，兩者既不相同，而兩者的稱謂亦不一致。《雲煙過眼錄》稱為「歌曰」，《故宮圖卷》及《全唐詩》則稱為「詞曰」。由此可以推斷《雲煙過眼錄》上所錄的是以李公麟臨本為祖本的系統。
《故宮圖卷》的《十志詞》雖與《全唐詩》所錄的，屬於一個系統，但《全唐詩》中的兩個「淙」字，《故宮圖卷》中皆寫作不經見的「漴」字；兩個「迥」字，皆寫作俗體的「逈」字。並且如前所述，在《草堂志》「前當墉洫」一句中遺了一個「前」字；在《金碧潭志》「鑒空洞虛」一句中遺了一個「空」字；在《枕煙廷志》「可以超絕紛世，永潔精神矣」兩句中，「永」字下又多出一個「絕」字。上面的遺誤，皆足以使文句的意義不全或不通。唐宋人手寫卷，遇有此種遺誤情形時，必在旁添補，或加點勒以表示塗乙；孫過庭的《書譜》，即是眼前的顯例。在畫卷里寫上了這麼多的題詞，對畫卷本身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寫成之後，豈有不再度過目之理？再度過目尚不能發現有這樣嚴重的錯誤，而此種錯誤，為同一系統的《全唐詩》中所沒有，在《全唐詩》的校字中，亦未註明有一種本子有這種錯誤，這可以說明兩點：一、說明《全唐詩》並非錄自此圖卷，而系二者有一共同的祖本。二、說明《故宮圖卷》的題詞者，乃是出自一個文理不太通順的法書摹寫家，因原文稚澀，不易斷句，便不能將原文完全句讀下來，所以在寫的時候，只求以字體之變，欺人耳目，而摹寫的本人不能發現有了這些錯誤。由此可以了解，在同一祖本的系統中所衍出的兩種本子，卻以《故宮圖卷》的本子最為幼稚。
其次，若將上述系統的《十志詞》，與周密《雲煙過眼錄》所錄李伯時臨本的《十志歌》相比較，除李伯時臨本，現缺《草堂》及《樾館》兩歌無從查考外，其餘凡文字有出入之處，李伯時臨本絕對優於《故宮圖卷》本。如故宮本《倒景台》的「登路有三處可憩」，李本多一「處」字，在「三」字下應加一逗點。「超逸真，盪遐襟」，李本「眞」字作「興」字。「傑屹崪兮零 涌」，李本「 」字作「雲」字。「忽若登崑 兮中期汗漫仙」，李本無「中」字。「鯊顥氣兮軼囂埃」，李本「鯊」字作「淩」字。凡此都是顯而易見的。這說明李本的系統，實優於《故宮圖卷》本的系統。
也說明李本是在故宮本系統之前。
把上述版本的情形提出以後，現在所要追問的是，盧鴻若曾作了《十志詞》，而又將其寫在《草堂圖》上，則《草堂圖》上的《十志詞》，應為唯一的定本；何以會出現了系統不同的別本呢？即使盧鴻作了詞而不曾親自寫上去，在流傳中文字有了出入，這是詩文集裡常見的現象；但《十志詞》系附麗於《草堂圖》而得到重要的地位，文字上的出入，不應達到形成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不同系統的程度。
唐末中原塗炭，一般知識分子對隱士的慕念愈深。而當時又流行一種近於粗俚的歌詞。假定把《十志詞》當作是此時一位不知姓名的人的作品，便把避諱的問題，別本的問題，歌詞口氣及水準的問題，一起順理成章地 解決了。但因為是無名氏的作品，所以傳到北宋，大家始誤以為是出自盧 鴻本人；李伯時當臨摹《草堂圖》時，便將此歌詞由自己及其他九位聞人，寫在自己的臨本上面。這樣流傳下去，後人便不僅以此為盧鴻所作，並且以此為盧鴻所書了。在這一連串的演進中，便出現了《故宮圖卷》；大概在 元代及其以前的許多臨本中，這是品級最差的臨本。
七 盧鴻曾否自繪有《草堂圖》的問題
假定允許我再向前推論，則盧鴻豈僅不曾作過《十志歌詞》，並且他恐怕也不曾畫過《草堂圖》。說穿了，理由很簡單。第一，《唐書》本傳分明記有「鴻所居室，自號寧極雲」。此寧極既為盧鴻所居，則與其生活的關 聯，當比十景中的任何一景，更為密切。何以畫有草堂，及其他九景，而不畫寧極呢？而十景中除《草堂》外，所取的名稱，都生湊鄙俚，這像出於一個高人逸士之手嗎？第二，今日所見到的《草堂圖》臨本都是純水墨畫。由此可以推知原跡亦必系純水墨畫。但純水墨畫在盧鴻時代並未成立。
由記載以窺此時所用顏色，是由濃彩進到淡彩的時代，或者可以說是「淡彩水墨畫」出現的時代。王維即是如此，所以今日所傳的《江干積雪圖》或《江干雪意圖》，雖出於後人臨本，但依然是淡彩水墨，而非純水墨。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一《論吳生（道子）設色》條下謂吳道子「落筆雄逕，而傅彩簡淡」，亦其一證。由淡彩水墨再進一步，才出現了純水墨畫，這要到中唐以後。若盧鴻的《草堂圖》原是傅有淡彩的，則臨摹者不會都改成純水墨。今日所看到的《草堂圖》臨本都是純水墨，則所根據的一定是純水墨。由這一點去推論，則最早的《草堂圖》應當是中唐或唐末時的作品，到了北宋，便相傳為盧鴻的作品了。
總結這一故事的演進，大概是這樣的：
一、唐開元初，有盧鴻被賜草堂的故事，這是名利雙收的故事，所以樂為中國士大夫所稱道。
二、到了中唐或唐末，有人根據此一故事，而在草堂以外，添上九景，畫成十景的《草堂圖》。並由同一人，或另一人，作成《十志歌詞》，但並未寫在圖上。這只是對於此一故事的宣揚，其動機並非出於作偽。以故事作繪畫的題材，這是早已流行的。
三、古人的繪畫，根本不題作者的姓名。所以上述的《草堂圖》和《十志詞》，到了北宋因盧鴻本有善書畫的記載，便認為都出於盧鴻本人，所以開始出現了許多臨本。但在這些臨本中，有寫上歌詞的系統，有沒有寫上歌詞的系統。而寫上歌詞的，可能即始於李公麟。
四、因米芾《畫史》說一軸「已值百千」，所以到了元代或明初有人便偽造楊周兩跋，以圖證明今日《故宮圖卷》，為盧鴻真跡。因為既證明此圖卷是真跡，則此圖卷上所題的《十志詞》，也便以為是出於盧鴻本人所親寫。於是圖、詞、書，都與盧鴻不可分了。《故宮圖卷》在許多臨本中，其品格所以為最低，因為這是出於有心作偽者之手。
後記
本文初稿，寫成於舊曆除夕，以後又不斷修補，始達到定稿時的結論。但一九六五年四月三日在台北圖書館校閱其他資料時，偶發現宋董逌《廣川畫跋》卷六有如下的兩跋，對本問題的解決，實有照明的作用。茲錄如下：
《書盧鴻草堂圖》
盧顥然，在開元中（西紀七一三至七四一年）嘗賜隱居服，官為營草堂。逮還山，乃廣其學廬，聚（徙）肄業。其居之室號寧極，則取所謂深根而反一者也。鴻嘗自圖其居以見，世共傳之；其本嘗在段成式家（卒於唐懿宗咸通四年，西紀八六三年）。當時號山林勝絕，不知逮今存不？高希中嘗出此圖，考之古本，則有樾館而無寧極者；又景物增多，致多煩碎；此後人追想勝概而浪為之也。
《書草堂圖別圖》
此畫本段鄒平公所收，流傳久矣。或者托其遺蹟，又為草堂別出。
其後跋書，自天復（唐昭宗年號，西紀九○一至九○三年）歲前者皆拓字也。開寶（宋太祖年號。西紀九六八至九七五年）以後，則人競書於此矣。其稱柯古者成式也。大儀者安節也。隨蘭陵於都宮者，蕭思遠也。然此圖所存，頗與書傳合，蓋本鴻之圖為之，故可佳也。涿人子暮題當僖宗丁未年（西紀八八七年），即光啟之三年矣。是歲三月甲申，車駕還京，次鳳翔（按《資治通鑑》卷二百五十六作三月壬辰，與此相差八日，此或指車駕啟蹕之日而言），以宮室未完，李昌符請留鳳翔，俟畢治。此書不著月日，知在四月後題；以已酉（西紀八八九年）知昭宗之改元合在此（按指丁未）後（按昭宗於已酉年改元龍紀）；傳摹失之（按據此語，則知由「柯古」至「涿人子暮題」，皆系此畫後之題記。而董逌所見者，乃其摹本）。又有昇元三年（西紀九三九年）題者，李昇（南唐）之號（李昇之年號）也。熙載題者，韓文公也。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逌在宣和中與黃伯思均以考據賞鑒擅名……所跋皆考證之文」。根據前跋知董逌認為盧鴻「嘗自圖其居」，「其本嘗在段成式家」；但董氏並未曾看到，所以說：「逮今不知存否」董氏所看到的是出自高希中，高希中所出的《草堂圖》，曾「考之古本」，即是曾與古本作過比較的考查，此「古本」當非曾經段成式家所收藏過的盧鴻自圖本，而只是較高希中所藏的為更古，否則他不會對段藏本而說「不知逮今存否」。但以意推之，應是與盧鴻「自圖」的更為接近。高希中與「古本」比較的結果是「則有樾館而無寧極者」，這是說古本「有樾館而無寧極」呢？還是說他所親見的「高希中本」是「有寧極而無樾館」呢？考之李公麟臨本已有樾館而無寧極；自北宋以後所流行的各臨本，皆有樾館而無寧極。則董氏在宣和中所看到的高希中本，不可能獨獨是「有寧極而無樾館」。再就此句下文觀之，這句話只能解釋為古本是有寧極而無樾館，而高希中本「則有樾館而無寧極」，這是與古本的第一個不同點。第二個不同點是「又景物增多， 致多煩碎」，由此二語推之，則所謂古本，並沒有十景，十景是「增多」出來的；而增多的結果，他認為是「煩碎」，所以他認為高希中本是「後人追33想勝概而浪為之」。
把董氏的話再加以條理，所得的結論是：（一）盧鴻自圖的《草堂圖》董氏已不知其存否。（二）另有一古本，是有寧極居而無樾館，且並沒有十景。他沒有說明此古本與盧所自圖的關係，因為他沒有看到盧鴻自圖本，所以他無從說起（但就下一跋觀之，則他可能認為古本近於盧鴻自圖本）。但此古本既與北宋時流行之本皆不相同，則我們可以假定這是北宋以前的本子。此古本若摹自盧鴻自圖本，則盧鴻本亦應有寧極居而無樾館；而由北宋流行至今的有樾館而無寧極居各本，皆與盧鴻自圖本全不相干。若此 古本非摹自盧鴻自圖本，則此古本亦當為後人追想勝概而浪為之，但在時間上較北宋之流行本為早，而成為另一孤寒之系統。由此亦可知《草堂圖》在北宋前並無定本。（三）董氏所看到的「有樾館而無寧極」，且「增多」為十景的高希中本，董氏認為是出自「後人追想勝概而浪為之」；則李公麟等所摹臨之各本，內容與高希中本正同，亦皆是「後人追想勝概而浪為 之」。除與盧鴻有故事上的關連外，並無圖卷上的關係。這便和我在本文中的結論，有一部分相接近。不接近的是董氏認定盧鴻曾「自圖其居」。
我發現上述材料時，我的本文尚未付印，但為什麼我不據以修改我認為盧鴻只有官造草堂的故事，而並未曾自圖其居的結論呢？因為根據這段材料，則《草堂圖》有顯然不同的兩個系統。若盧鴻曾自圖其居，則後人皆應以盧圖為藍本，何至「追想勝概而浪為之」，以至出現兩個系統呢？我的想法，盧鴻並未自圖其居，段成式家所藏，依然是後人「浪為之」而附會為出自盧鴻，這算是最早出現的圖本。所以朱景玄的《唐朝名畫錄》未收錄盧鴻，而稍後的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卻收錄到盧鴻，這大概是因附會而畫名漸著的關係。
再談到前面所錄的後一個跋的問題。《新唐書》卷八十九《段文昌本傳》謂文昌「進封鄒平郡公」，故此跋之所謂「段鄒平公」，系指段文昌，文昌是段成式之父，所以他認為盧鴻所自圖的是曾經段文昌家收藏過。但他此處所見的是「或者托其遺蹟又為草堂（圖）別出」，所以他的標題即稱為「《草堂圖別圖》」，以免與盧鴻的「自圖」相混。不過，此圖雖系「別圖」，卻是「本鴻之圖而為之」，與前跋所稱「後人追想勝概而浪為之」的高希中藏本不同。因此，他認為「此圖所存頗與書傳合」；他所謂「與書傳合」，應當是指此圖有「寧極居」，與《新唐書》卷一九六《盧鴻本傳》「鴻所居室自號寧極雲」之語相合。果爾，則此圖與前跋所稱的古本相近；而前跋的所謂古本，亦不妨推斷其出於段成式家藏本的系統；因為都是有寧極而無樾館。但問題是出在董逌不僅未曾親見到段成式家藏本，並且連此本是否仍在天壤間，董逌也不知道；則董逌所據以推測此《別圖》之「蓋本鴻之圖而為之」的根據，無非是因此《別圖》後有由柯古（段成式）起，一直到韓熙載的題記。但此題記，系出之於「傳摹」；而中間子暮題記所 涉及的歲月，有與史不合的地方，所以董氏加一番考訂後，而謂「傳摹失之」。既是「傳摹」，何以會把原題記的歲月也傳摹錯誤？所以此《別圖》所根據的原有題記，十九也是出於偽托。因此，董逌只能因此《別圖》而推斷其出於兩跋所稱的「段藏本」的系統；至其是否是「本鴻之圖而為之」，仍屬可疑！不過，在董氏心目中的盧鴻「自圖」的圖，是圖有「寧極居」的，這卻與我在本文中的推斷相符合。
此跋最值得研究的是「其後跋書，自天復歲前者，皆拓字也。開寶以後，則人競書於此矣」的幾句話。「其後跋書」，指的是從「柯古」到「熙載」的一系列的題記嗎？則此種題記，當然是寫在圖的後面；而且也用不上拓字。他說「開寶以後，則競書於此」，即是說大家爭著寫在圖的後面，而成為「其後跋書」，這是就一般《草堂圖》的臨本而言。若競寫的是上述題記，則豈非宋初後每種臨本皆有此題記？事實上當然並不如此。再由他「開寶以後，則競書於此」（按指圖的後段）之語觀之，可知「自天復歲前者，皆拓字也」的「拓字」，是與圖別行的。然則有什麼與《草堂圖》有密切關係的文字，在天復前是拓字別行呢？這只能推斷到所謂《十志歌》或《十志詞》的上面去。因為是寫在圖的後面，所以他便稱之為「跋書」；跋書的本義便是指寫在後面的。這便證朋了我在本文中推斷《草堂圖》與《十志詞（歌）》，原是別行的說法，是正確的。這也便附帶解答了米芾《畫史》中「八分書」一行記載的問題。更徹底解答了楊跋真偽的問題。因為在楊凝式時代，所謂《十志歌詞》，還不曾和《草堂圖》直接連在一起。而《故宮圖卷》將《十志歌詞》分寫於每景之前，和楊凝式的時代相差得太遠了。把歌詞寫在圖的後面，是始於北宋初的開寶以後；而把它分寫在圖中每一景的前面，有如今日《故宮圖卷》的情形，當更在其後；由董氏此跋而可證明詞與圖原是別行。然則盧氏本人到底曾作過《十志詞（歌）》沒有呢？今日不知道董氏所看到寫在「別圖」後面的，與流行至今的《十志詞》，是否相同？流傳至今的《十志詞》或《十志歌》，雖在文字上可分成兩個系統；但有「樾館」詞（歌）而無「寧極居」詞（歌），則無二致。董氏既知道「古本」是有寧極居而無樾館，且並無十景之說；他所推想的盧鴻「自圖」，大概也是如此。則盧鴻怎麼會作出與他的圖不相符合的《十志詞》或《十志歌》呢？假定他另有歌詞，則他的自作歌詞又到什麼地方去了？因此我在本文中說盧鴻不曾作過《十志詞（歌）》，是相當正確的。
(1) 此文寫成付印後，友人傅光海先生函告在《晉少帝紀》內，記有開運三年丙午「以太子少保楊凝式為太子少傅」。丙午在丁未的前一年，則丁未之跋，自稱「老少傅」為不誤。此系一重要發現。但從《草堂圖》的全盤情況看，楊跋沒有理由可以說他是真。傅先生的發現，對此楊跋而言，只能算是偶合。
(2) 《益公題跋》卷十一，此跋的標題是「跋李次山霅溪漁社圖」。故此圖系出於與周必大同時的李次山，而非出於北宋的王詵。已另寫一文加以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