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文學的源流 · 第二講 中國文學的變遷

兩種潮流的起伏 歷代文學的變遷 明末的新文學運動 公安派及其文學主張 竟陵派之繼起 公安竟陵兩派的結合 上次講到文學最先是混在宗教之內的，後來因為性質不同分化了出來。分出之後，在文學的領域內馬上又有兩種不同的潮流： （甲）詩言志——言志派 （乙）文以載道——載道派 言志之外所以又生出載道派的原因，是因為文學剛從宗教脫出之後，原來的勢力尚有一部分保存在文學之內，有些人以為單是言志未免太無聊，於是便主張以文學為工具，再藉這工具將另外的更重要的東西——「道」，表現出來。 這兩種潮流的起伏，便造成了中國的文學史。我們以這樣的觀點去看中國的新文學運動，自然也比較容易看得清楚。 中國的文學，在過去所走的並不是一條直路，而是像一道彎曲的河流，從甲處流到乙處，又從乙處流到甲處。遇到一次抵抗，其方向即起一次轉變。略如下圖： 圖中的虛線是表示文學上的一直的方向的，但這只是可以空想得出來，而實際上並沒有的。 民國以後的新文學運動，有人以為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胡適之先生在他所著的《白話文學史》中，就以為白話文學是中國文學唯一的目的地，以前的文學也是朝著這個方向走，只因為障礙物太多，直到現在才得走入正軌，而從今以後一定就要這樣走下去。這意見我是不大讚同的。照我看來，中國文學始終是兩種互相反對的力量起伏著，過去如此，將來也總如此。 要說明這次的新文學運動，必須先看看以前的文學是什麼樣。現在我想從明末的新文學運動說起，看看那時候是什麼情形，中間怎樣經過了清代的反動，又怎樣對這反動起了反動而產生了最近這次的文學革命運動。更前的在這裡只能略一提及，希望大家自己去研究，得以引申或訂正我的粗淺的概說。 晚周，由春秋以至戰國時代，正是大紛亂的時候，國家不統一，沒有強有力的政府，社會上更無道德標準之可言，到處只是亂鬧亂殺，因此，文學上也沒有統制的力量去拘束它，人人都得自由講自己願講的話，各派思想都能自由發展。這樣便造成算是最先的一次詩言志的潮流。 文學方面的興衰，總和政治情形的好壞相反背著的。西漢時候的政治，在中國歷史上總算是比較好些的，然而自董仲舒而後，思想定於一尊，儒家的思想統治了整個的思想界，於是文學也走入了載道的路子。這時候所產生出來的作品，很少作得好的，除了司馬遷等少數人外，幾乎所有的文章全不及晚周，也不及這時期以後的魏晉。 魏時三國鼎立，晉代也只有很少年歲的統一局面，因而這時候的文學，又重新得到解放，所出的書籍都比較有趣一些。而在漢朝已起頭的駢體文，到這時期也更加發達起來。更有趣的是這時候尚清談的特別風氣。後來有很多人以為清談是晉朝的亡國之因，近來胡適之，顧頡剛諸先生已不以為然，我們也覺得政局的糟糕絕不能歸咎於這樣的事情。他們在當時清談些什麼，我們雖不能知道，但想來是一定很有趣味的事。《世說新語》是可以代表這時候的時代精神的一部書。另外還有很多的好文章，如六朝時的《洛陽伽藍記》、《水經注》、《顏氏家訓》等書內都有。《顏氏家訓》本不是文學書，其中的文章卻寫得很好，尤其是顏之推的思想，其明達不但為兩漢人所不及，即使他生在現代，也絕不算落伍的人物，對各方面他都具有很真切的了解，沒一點固執之處。《水經注》是講地理的書，而裡邊的文章也特別好。其他如《六朝文絜》內所有的文章，平心靜氣地講，的確都是很好的，即使叫現代的文人寫，怕也很難寫得那樣好。 唐朝，和兩漢一樣，社會上較統一，文學隨又走上載道的路子，因而便沒有多少好的作品。這時代的文人，我們可以很武斷地拿韓愈作代表。雖然韓愈號稱文起八代之衰，六朝的駢文體也的確被他打倒了，但他的文章，即使是最有名的《盤谷序》，據我們看來，實在作得不好。僅有的幾篇好些的，是在他忘記了載道的時候偶爾寫出的，當然不是他的代表作品。 自從韓愈好在文章裡面講道統而後，講道統的風氣遂成為載道派永遠去不掉的老毛病。文以載道的口號，雖則是到宋人才提出來的，但那只是承接著韓愈的系統而已。 詩是唐朝新起的東西，詩的體裁也在唐時加多起來，如七言詩，絕句，律詩等都是。但這只是由於當時考詩的緣故。因考詩所以作詩的加多，作品多了自然就有很多的好詩。然而這情形終於和六朝時候的創作情形是不相同的。 唐以後，五代至宋初，通是走著詩言志的道路。詞，雖是和樂府的關係很大，但總是這時期新興的一種東西。在宋初好像還很大膽地走著這條言志的路，到了政局穩定之後，大的潮流便又轉入於載道方面。陸放翁，黃山谷，蘇東坡諸人對這潮流也不能抵抗，他們所寫下的，凡是我們所認為有文學價值的，通是他們暗地裡隨便一寫認為好玩的東西。蘇東坡總算是宋朝的大作家，胡適之先生很稱許他，明末的公安派對他也捧得特別厲害，但我覺得他絕不是文學運動方面的人物，他的有名，在當時只是因為他反對王安石，因為他在政治方面的反動。（我們看來，王安石的文章和政見，是比較好的，反王派的政治思想實在無可取。）他的作品中的一大部分，都是摹擬古人的。如《三蘇策論》裡面的文章，大抵都是學韓愈，學古文的。只因他聰明過人，所以學得來還好。另外的一小部分，不是正經文章，只是他隨便一寫的東西，如書信題跋之類，在他本認為不甚重要，不是想要傳留給後人的，因而寫的時候，態度便很自然，而他所有的好文章，就全在這一部分裡面。從這裡可以見出他仍是屬於韓愈的系統之下，是載道派的人物。 清末有一位汪瑔批評揚雄，他說揚雄的文章專門摹仿古人，寫得都不好。好的，只有《酒箴》一篇。那是因為他寫的時候隨隨便便，沒想讓它傳後之故。這話的確不錯。寫文章時不擺架子，當可寫得十分自然。好像一般官僚，在外邊總是擺著官僚架子，在家裡則有時講講笑話，自然也就顯得很真誠了。所以，宋朝也有好文章，卻都是在作者忘記擺架子的時候所寫的。 元朝有新興的曲，文學又從舊圈套里解脫了出來。到明朝的前後七子，認為元代以至明初時候的文學沒有價值，於是要來復古：不讀唐代以後的書籍，不學杜甫以後的詩，作文更必須學周秦諸子。他們的時代是十六世紀的前半：前七子是在弘治年間，為李夢陽何景明等人，後七子在嘉靖年間，為李攀龍王世貞等人。他們所生時代雖有先後，其主張復古卻是完全一樣的。 對於這復古的風氣，揭了反叛的旗幟的，是公安派和竟陵派。公安派的主要人物是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人，他們是萬曆朝的人物，約當西曆十六世紀之末至十七世紀之初。因為他們是湖北公安縣人，所以有了公安派的名稱。他們的主張很簡單，可以說和胡適之先生的主張差不多。所不同的，那時是十六世紀，利瑪竇還沒有來中國，所以缺乏西洋思想。假如從現代胡適之先生的主張裡面減去他所受到的西洋的影響，科學、哲學、文學以及思想各方面的，那便是公安派的思想和主張了。而他們對於中國文學變遷的看法，較諸現代談文學的人或者還更要清楚一點。理論和文章都很對很好，可惜他們的運氣不好，到清朝他們的著作便都成為禁書了，他們的運動也給乾嘉學者所打倒了。 「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這是公安派的主張。在袁中郎（宏道）《敘小修詩》內，他說道： 「……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佳處自不必言，即疵亦多本色獨造語。然予則極喜其疵處，而所謂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飾蹈襲為恨，以為未能盡脫近代文人習氣故也。 蓋詩文至近代而卑極矣。文則必欲准於秦漢，詩則必欲准於盛唐。剿襲模擬，影響步趨。見人有一語不相肖者，則共指以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漢矣，秦漢人曷嘗字字准六經歟。詩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嘗字字學漢魏歟。秦漢而學六經，豈復有秦漢之文？盛唐而學漢魏，豈復有盛唐之詩？惟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原不可以優劣論也。 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則必不可無，必不可無雖欲廢焉而不能。雷同則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則雖欲存焉而不能。……」 這些話，說得都很得要領，也很像近代人所講的話。 在中郎為江進之的《雪濤閣集》所作序文內，說明了他對於文學變遷的見解： 「……夫古有古之詩，今有今之詩，襲古人語言之跡而冒以為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騷之不襲雅也，雅之體窮於怨，不騷不足以寄也。後人有擬而為之者，終不肖也，何也？彼直求騷於騷之中也。至蘇李述別，十九等篇，騷之音節體制皆變矣，然不謂之真騷不可也。……」 後面，他講到文章的「法」——即現在之所謂「主義」或「體裁」： 「夫法因於敝而成於過者也：矯六朝駢麗飣餖之習者以流麗勝，飣餖者固流麗之因也，然其過在於輕纖，盛唐諸人以闊大矯之；已闊矣又因闊而生莽，是故續盛唐者，以情實矯之；已實矣，又因實而生俚，是故續中唐者以奇僻矯之。然奇則其境必狹，而僻則其務為不以根相勝。故詩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歐蘇輩出，大變晚習，於物無所不收，於法無所不有，於情無所不暢，於境無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見宋之不法唐，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 對於文學史這樣看法，較諸說「中國文學在過去所走的全非正路，只有現在所走的道路才對」要高明得多。 批評江進之的詩，他用了「信腕信口，皆成律度」八個字。這八個字可說是詩言志派一向的主張，直到現在，還沒有比這八個字說得更中肯的，就連胡適之先生的「八不主義」也不及這八個字說的更得要領。 因為他們是反對前後七子的復古運動的，所以他們極力地反對摹仿。在剛才所引中郎的《雪濤閣集序》內，有著這樣的話： 「至以剿襲為復古，句比字擬，務為牽合，棄目前之景，摭腐濫之辭，有才者絀於法而不敢自伸其才，無才者拾一二浮泛之語，幫湊成詩。智者牽於習而愚者樂其易。一倡億和，優人騶從，共談雅道。吁，詩至此亦可羞哉！」 我們不能拿現在的眼光，批評他的「優人騶從，共談雅道」為有封建意味，那是時代使然的。他的反對摹仿古人的見解實在很正確。摹仿可不用思想，因而他所說的這種流弊乃是當然的。近來各學校考試，每每以「董仲舒的思想」或「揚雄的思想」等作為國文題目，這也容易發生如袁中郎所說的這種毛病，使得能作文章的作來不得要領，不能作的更感到無處下筆。外國大學的入學試題，多半是「旅行的快樂」一類，而不是關於莎士比亞的戲曲一類的。中國，也應改變一下，照我想，如能以太陽或楊柳等作為作文題目，當比較合適一些，因為文學的造詣較深的人，可能作得出好文章來。 伯修（宗道）的見解較中郎稍差一些。在他的《白蘇齋集》內的《論文》裡邊，他也提出了反對學古人的意見： 「今之圓領方袍，所以學古人之綴葉蔽皮也。今之五味煎熬，所以學古人之茹毛飲血也。何也？古人之意期於飽口腹蔽形體，今人之意亦期於飽口腹蔽形體，未嘗異也。彼摘古人字句入己著作者，是無異綴皮葉於衣袂之中，投毛血於殽核之內也。大抵古人之文專期於達，而今人之文專期於不達。以不達學達，是可謂學古者乎？」（《論文》上） 「……有一派學問則釀出一種意見，有一種意見，則創出一般言語。言語無意見則虛浮，虛浮則雷同矣。故大喜者必絕倒，大哀者必號痛，大怒者必叫吼動地，髮上指冠。惟戲場中人，心中本無可喜而欲強笑，亦無可哀而欲強哭，其勢不得不假借模擬耳。今之文士，浮浮泛泛，原不曾的然做一項學問，叩其胸中亦茫然不曾具一絲意見，徒見古人有立言不朽之說，有能詩能文之名，亦欲搦管伸紙，入此行市，連篇累牘，圖人稱揚。夫以茫昧之胸而妄意鴻巨之裁，自非行乞左馬之側，募緣殘溺，盜竊遺矢，安能寫滿卷帙乎？試將諸公一編，抹去古語陳句，幾不免曳白矣。 ……然其病源則不在模擬，而在無識。若使胸中的有所見，苞塞於中，將墨不暇研，筆不暇揮，兔起鶻落，猶恐或逸，況有閒力暇晷引用古人詞句耶？故學者誠能從學生理，從理生文，雖驅之使模不可得矣。」（《論文》下） 這雖然一半講笑話，一半挖苦人，其意見卻很可取。 從這些文章裡面，公安派對文學的主張，已可概見。對他們自己所作的文章，我們也可作一句總括的批評，便是：「清新流麗」。他們的詩也都巧妙而易懂。他們不在文章裡面擺架子，不講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只要看過前後七子的假古董，就可很容易看出他們的好處來。 不過，公安派後來的流弊也就因此而生，所作的文章都過於空疏浮滑，清楚而不深厚。好像一個水池，污濁了當然不行，但如清得一眼能看到池底，水草和魚類一齊可以看清，也覺得沒有意思。而公安派後來的毛病即在此。於是竟陵派又起而加以補救。竟陵派的主要人物是鍾惺和譚元春，他們的文章很怪，裡邊有很多奇僻的詞句，但其奇僻絕不是在摹仿左馬，而只是任著他們自己的意思亂作的，其中有許多很好玩，有些則很難看得懂。另外的人物是倪元璐，劉侗諸人，倪的文章現在較不易看到，劉侗和於奕正合作的《帝京景物略》在現在可算是竟陵派唯一的代表作品，從中可看出竟陵派文學的特別處。 後來公安竟陵兩派文學融合起來，產生了清初張岱（宗子）諸人的作品，其中如《琅嬛文集》等，都非常奇妙。《琅嬛文集》現在不易買到，可買到的有《西湖夢尋》和《陶庵夢憶》兩書，裡邊通有些很好的文章。這也可以說是兩派結合後的大成績。 那一次的文學運動，和民國以來的這次文學革命運動，很有些相像的地方。兩次的主張和趨勢，幾乎都很相同。更奇怪的是，有許多作品也都很相似。胡適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好像一個水晶球樣，雖是晶瑩好看，但仔細地看許多時就覺得沒有多少意思了。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廢名兩人，他們的作品有時很難懂，而這難懂卻正是他們的好處。同樣用白話寫文章，他們所寫出來的，卻另是一樣，不像透明的水晶球，要看懂必須費些功夫才行。然而更奇怪的是俞平伯和廢名並不讀竟陵派的書籍，他們的相似完全是無意中的巧合。從此，也更可見出明末和現今兩次文學運動的趨向是怎樣的相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