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史 · 第六十四章 現今教育之趨勢

第一節 生產教育 民國十一年公布之新學制標準第五條有「注意生活教育」一語，即我國生產教育之萌芽。 生產教育的意義，發生於前期，本期初年才有人正式提倡，到近二三年來已演為很高的思潮了。這種教育，近年所以演為思潮的，其背景不外「政治」、「社會」、「國際」及「教育本身」四種。 本期政治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為政綱，三民主義以民生為中心，可以說本期政治是應以民生為中心的。政治既以民生為中心，教育亦當以民生為中心，而生產教育一項自必為政府所注意。本期最初提倡生產教育的為許崇清。許氏在民國十五年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兼廣東教育廳長任內，擬了一道教育方針草案，內中有這樣幾段話： 中國從來的教育，只是關於支配行動的教育；關於生產行動的教育在中國是從來所無的。 許崇清像 中國今後社會發達必然的唯一可能的進路，我們今後應該致力革命的一般政策，既是如此；則中國今後的教育政策，當然亦應該與這個革命的一般政策相併動，然後使所施的教育才能成為確有實效的教育。而且今後的教育政策所指導的方向，亦只有與這個革命的一般政策所進取的方向相一致；然後所設施的教育才能盡致發揮它固有的價值，教育的發達才能預期。 吾人所謂知識，即是使環境順應於吾人的要求；又使吾人的欲望或目的順應於環境，因而構造吾人的心的傾向。知識不是只限於吾人所能意識的而止，卻是當吾人解釋當面的事實及現象的時候，吾人有意運用心的傾向所構成。吾人所謂道德，亦不過是在人我相交處一個社會的關係裡面，體察疑問中的一切條件，人我間一切要求，又發現於意識內一切價值，而後真正把捉著的一個狀態。 從這些根本事實來制定教育的原理，學校教育當與社會生活的活動和事務相結合；不獨是材料的內容要與社會環境相聯絡，並其方法的內容亦須與社會生活相一致。 我們一面依照這個教育原理，一面因應前述革命的一般政策來擬定今後的教育方針。當面第一個緊急問題，應該就是產業教育問題。（《中華基督教教育季刊》第二卷第三期） 許氏認中國歷代的教育皆是支配行動的，今後當改變方針竭力從事於生產行動的教育；這一篇議論，對於國人歷來教育觀念的革命，確是很有價值的。生產教育自經許氏這樣一提倡，國民政府於是深切注意。大學院院長蔡元培在十七年五月，召集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時，即有「養成勞動習慣，增高生產技能，推廣科學之應用，提倡經濟利益之調和，以實現民生主義」的教育宗旨之規定。十八年一月，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開第十一次會議時，接手又有「以各種之生產勞動的實習，培養實行民生主義之基礎」的實施方針之決議。十九年四月，教育部長蔣夢麟召集第二次全國教育會議，所通過之改進全國教育方案，又有「在各級各類的教育內，都應注重科學實驗，培養生產能力，養成職業技能」的規定。二十年六月，行政院公布國民會議議決的教育設施趨向案內，也是以生產教育為言；且規定社會教育應以增加生產為主要目標。國民政府因要實行其民生主義，屢次會議皆以生產教育為提倡，自然能夠引起國人的注意。 中國目前社會最感恐慌的，莫過於「貧」。貧的來源有二：一方由於政治不上軌道，致產業無從發達；一方由於外貨充斥，利權日益外溢。這種現象，一天厲害一天，由是農村破壞，百業凋零，失業者的數目日增，整個社會皆陷於極窮困的境地。救貧的根本辦法，只有努力從各方面發達自己的產業，挽回已失的利權。要達到這個目的，除政治力量外，則應當依靠教育力量，此生產教育所以在近年最感迫切。在政府方面，提倡生產教育的，有許崇清、陳果夫、程天放等人；在社會方面，提倡這種教育的，有陶知行、羅廷光、舒新城，曹等人。曹氏說： 陶行知塑像 《中華教育界》，教育月刊。上海中華書局創辦於1912年1月。1950年12月停刊。內容包括教育理論和實際經驗、教育參考資料、補充教材、教育文藝作品等。 以四萬萬人口的國家，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日日在啼飢號寒，是何等的危險！任何事沒有比足衣足食的需要更迫切的了。解免這種危險，適應這種需要，只有增加生產之一法。中國是小農國家還停滯在小手工業時代。……我們唯一的方法，只有利用農產品，去換必要的工業品，漸求入超的減少，以至於出入相抵——這是工業國家必經的途徑。所幸中國農業還是利用人力和畜力的農業，還未用著機器力量。同時荒地尚多，地力未盡，生產增加不是不可能的。教育和政治的力量，如集中於此點，速效可期，危亡可免。（《中華教育界》第十卷第三期《從群眾潛隱的形態中尋我中國教育之出路》） 陶氏說： 新近依日本估計，中國每人均攤財富，只有一○一元日金。沒有開發的寶藏，當然還是無法運用，所以不算在內。同時日本每人均攤財富為一七三一元，比中國人大十七倍多。美國每人均攤財富為六六○七元，比中國人大六十五倍多。俄國雖窮，還在中國之上，每人均攤七五六元，差不多比中國人大七倍。所以中華民族的第二條出路，是創造「富的社會」；中國教育的第二條出路，是「教人創造富的社會」。……在創造富的社會中，教育之任務如下： （1）教人創造富的社會，便是教人創造合理的工業文明，便是引導人民在合理的工業上尋出路。 （2）教人創造合理的工業文明，便是教人創造合理的機器文明，合理的機器文明，便是要人做機器的主人，不做機器的奴隸。 （3）科學是工業文明的母親，我們要創造合理的工業文明，必須注重有駕馭自然力的科學。 （4）農業對於富力之增加，有兩種方式：一是使全中國無荒廢之地；二是把科學應用到農業上來，使地盡其利。最後等到工業吸收了一大部分之農人，即可使農業變成工業的農業。 （5）教後起青年運用雙手與大腦，去做新文明的創造者，不教他們袖手來去做舊文明的安享者。 （6）教人同時打破「貧而樂」、「不勞而獲」及「勞而不獲」的人生觀，這三種人生觀都是造富的心理上的最大障礙。 （7）教人重訂人生價值標準。農業社會與向工業文明之前進社會是不同的：純粹的農業社會的一切是靜止的；向工業文明前進的農業社會是變動的。我們要有動的道德、動的思想、動的法律、動的教育、動的人生觀。（《中華教育界》第十九卷第三期《中華民族之出路與中國教育出路》） 《中華教育界》雜誌書影 羅氏著《教育與經濟》一文，對中國今後教育應有的改革，分著五點，而以注重生產教育列為第一。他說： 開宗明義，當然以注重生產教育為最重要。拿了生產教育去代替舊式的消費教育，切切實實的講究生產，講究生產的增加。因為中國系以農立國，當然應以農業生產為主，工業為輔。努力於發展固有的農業，輔以近世工業，近世生產新法，藉機械以增加生產能量，以求抵抗國際資本主義的侵略，而謀自給自救——此為最低限度之要求。（《新中華雜誌》第一卷第三期） 中國歷來所辦抄襲的教育，不合於自己社會的需要，致無救於社會的貧窮，國人雖感覺其錯誤，而印象尚不深切。國人感受已往教育的錯誤之刺激最深的，莫如學校畢業生之無出路。十餘年前，只有中學畢業生得不著出路，到現在大學畢業生亦無出路可找，甚至於出外留學歸國的學生之失業的亦逐日加多。從前只有普通學校的畢業生沒有職業可尋，現在連職業學校的學生出了學校亦得不著職業，且他們也不能從事職業。全國學校年年不斷的招生，不斷的畢業，而社會上失業的數目於是不斷的增加。社會上失業者不斷的增加，而國家從未想一救濟的辦法，於是強者為盜匪，弱者為流氓，此社會問題所以日趨險惡。這個時候，國人才知道已往教育之失當，才知提倡生產教育之刻不容緩了。程天放在他所著《改革中國學校芻議》一文中，有一段話說得很痛切： 程天放手跡 生產落後，經濟枯竭，是中國最大的危險。現在中國人衣、食、住、行的需要，都要仰給於舶來品。……照此下去，人家不必調一兵，不必發一炮，我們也非日趨滅亡不可。尤其危險的，是過去的教育，不但不能增加人民的生產力，反而減少人民生產能力。本來是個農家子弟，假如他不受教育，長大後還可以做一個胼手胝足的農夫，一受教育便再也不肯下田耕種。本來是一個工人子弟，假如他不受教育，長大後還可以做一個刻苦耐勞的工人，一受教育，便再也不肯動手作工。這種現象，到處皆是。所以大學畢業、中學畢業甚至小學畢業的學生，大多數都成為安坐而食的不生產分子。大家都往政界、教育界擠，擠不進去就失業。所以學校畢業生一年多一年，失業的人也就一年多一年，社會上不安定的狀態也就一年甚於一年。這種教育，非促成亡國不可。我們現在必須以教育的力量挽回這個頹風，以教育力量增加人民的生產能力。原來能生產的，受教育後，生產能力更強。原來不能生產的，受教育後，也成為生產分子。這是中國目前第二個大需要，也是教育第二個目標。（《中華教育界》第二十卷第五期） 胡葆良在二十年暑假講習會中，也有同樣的感覺： 《中華教育界》目錄頁 吾人之日用品，凡為生活之所需要者，什九皆仰給於舶來品，此我國致窮之原因，夫人人而知。挽救之法，除增加大量生產以外，更無再好辦法，此生產教育所以有特殊之需要也。就教育的立場而言，過去之教育，凡人之子女一經學校畢業，即成為雙料少爺小姐，而鄙視一切勞動，以生產為賤業，以消費為尊榮。此種態度之養成，於個人於社會均有莫大之不利。我國生產之落後，經濟之破產，內亂叢生，外患日迫，教育亦應負其責焉。今後對於教育的設施，當看清此弊而竭力矯正之，此為生產教育特殊之背景也。（《中華教育界》第二十卷第七期《生產教育討論》） 整個社會的貧乏，學校畢業生失業的數目日益加增，加以蘇俄的勞動教育政策之對照，及政府不時的提倡，所以「生產教育」的呼聲瀰漫於全國了。大家皆認為這種教育為中國教育唯一的出路，也是中華民族的出路。 何謂生產教育？依當今國人一般的解釋，李權時分直接、間接二類，程其保分廣義、狹義二說，[1]究不如胡葆良所說較為精當。胡氏說： 生產教育之意義，即運用教育方法，以養成兒童勞動的精神，啟發創造的思想，培養兒童生產的興趣，及尊敬勞作的態度，以達到生產的目的，而滿足生活的需要是也。（《生產教育討論》） 生產教育不是撇開現有學校教育而另成一種教育，是寓生產之意於所有學校教育之中。主要的在平日培養兒童以生產的興趣，創造的思想，及尊敬勞作的態度。此即陶氏所謂「教後起青年運用雙手與大腦去做新文明的創造者，不教他們袖起手來去做舊文明的安享者」。至於實施的方法，主張各有不同，有主張改變昔日教育觀念及教授方法的，[2]有主張課程改組的，[3]有主張對於現在學制根本改革的。[4] 第二節 鄉村教育 中國人注意鄉村教育，始於民國十二三年，當時有餘家菊、傅保琛、喻謨烈等人。余氏不過在雜誌上粗有論文發表，尚談不上研究，用力在這上面研究的則為傅、喻二氏。喻氏在民國十四年，編了一本《鄉村教育》，除說明鄉村教育之意義與目的外，對於鄉村生活的改良頗有陳述。同年中華教育改進社在山西開年會時，且正式提義添設鄉村教育組，以便推行鄉村教育。傅氏除在北京師範大學擔任鄉村教育教授外，逐年在雜誌上繼續發表的文字，較喻氏更多，但他們這些人，此時所用力的不過紙上談兵，未嘗在實際上作鄉村教育的工作；且所研究的多不脫離教育範圍，而當時對於這種教育的空氣甚為淡薄。 自民國十六年以後，國人對於鄉村教育的空氣漸漸濃厚起來了，始由研究的工作而進於運動的工作，代表人物，南方有陶知行，北方有梁漱溟。陶、梁二氏雖同樣注意於鄉村教育，同為鄉村教育運動的領袖，但他們的出發點則兩不相同。「陶氏以教育為基點，故首先注意於鄉村學校之改革，逐漸及於鄉農鄉政。梁氏則以改革中國問題為研究的對象，於發現鄉村問題之重要後而注意於鄉農教育。在陶氏理論上，改造鄉村學校是方法，改造鄉村生活是目的。在梁氏則辦鄉農學校，改進鄉村，均是解決中國整個問題之手段。」（《新中華雜誌》第一卷第一期）舒新城這一段分析，尚屬恰當，我以為：且不僅出發點不同，兩人的精神與態度也不一致。陶氏是注重科學的，其所創作多帶西方的色彩；梁氏是研究哲學的，其所表現多含東方的精神。因為如此，所以中國鄉村教育運動的理論和方式，形成了兩個系統——前者以改造鄉村生活為目的，後者以建設鄉村社會為目的。 陶氏的鄉村教育運動，以南京曉莊師範學校為根據。該校以「教學做合一」為教育的原理，以「深入民間與農民一齊生活」為理想的教育。內中組織及各種創辦事業，可分著三部：一、屬於師範教育部，有小學師範院，幼稚師範院；二、屬於小學教育部，有中心小學、中心幼稚園；三、屬於社會教育部，有實驗民眾學校、曉莊鄉村醫院、農藝陳列所、中心木匠店、中心茶園、曉莊商店。其他還有民眾教育研究所、鄉村業訊及鄉村教育先鋒團，關於研究與運動的種種組織。這些組織，其目的皆是以教育改良鄉村生活，以學校領導鄉村社會，最後學校與社會合而為一。這種教育，不僅負改良與指導社會的責任，即於一掃從前文雅的書本教育之陋習，也算值得注意的，關於他們的優點，楊效春有幾句讚美的話： 曉莊學校舊影 無論怎樣，她（曉莊學校）在中國鄉村教育史中畢竟是掀起巨大的波濤。她以萬物為導師，宇宙為教室，生活為課程。她要打消教育與生活的分離，蕩平學校與社會的圍牆，破除教師與學生的界限。她的主張已經激動了全國各地從事鄉村教育者的心弦，勿論他們是贊成或是反對。（《中華教育界》第二十卷第五期） 梁氏於民國十七年，在河南輝縣百泉村辦了一所河南村治學院，試驗他的以教育建設鄉村社會的理想，試行不久就被解散。解散以後，河南村治學院的化身乃脫胎于山東鄒平縣，換名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這個研究院，由山東省立，院址設在鄒平，以鄒平、菏澤兩縣為實驗縣區。此院的基本構造，分著兩部：一為鄉村建設研究部，一為鄉村服務人員訓練部。研究部的用意有兩點：一是普泛地研究鄉村建設運動及其理論；二是具體地或分類地研究本省各地方的鄉村建設方案。訓練部的用意，就在養成到鄉村去實行建設工作的人才，故平日訓練的要點有三：一為實際服務之精神陶冶，二為認識了解各種實際問題之知識上的開益，三為應付各種實際問題之技能上的指授。研究部的學生，年齡較大，稍具自由研究的性資，以二年為修業期。訓練部的學生，年齡較小，以一年為修業期，完全采的軍事訓練。除以上基本構造外，另有二種重要的設施：一為農場，二為鄉農學校。農場的試驗，有植棉、植桑、養蠶、養蜂、畜雞、畜豬、鑿井、開泉等工作。鄉農學校又可以說是一種民眾學校，專在教授當地失學的男女老少，以日用生活的常識和技能。它的教育活動，分著六項：一為精神教育活動，如精神陶冶、戒菸會及風俗改良會等；二為語文教育活動，如識字班、閱報處及演講會等；三為生計教育活動，如農業推廣、合作事業及造林、鑿井等；四為公民教育活動，如史地教育、時事報告、國慶或國恥紀念及家庭改良設計等；五為健康教育活動等，如國術、軍事訓練、清潔運動及放足運動等；六為休閒教育活動，如明月會、談心會及新年同樂會等。其後，菏澤縣分為督察區公署管轄，他們遂完全以鄒平為實驗區，以鄒平縣的縣長為實驗縣區的主任，秉承正副院長辦理鄒平全縣鄉村的一切建設。此院完全以建設理想的鄉村為目的，故他們——辦理者——所做的工作，全是建設工作，即以教育為建設。我們把此院設立的旨趣抄錄一段在下面，便可以知道他們所具的意義了，他們說： 梁漱溟與張瀾 今日的問題，正為數十年來都在「鄉村破壞」一大方向之下：要解決這問題，惟有扭轉這方向而從事鄉村建設——挽回民族生命的危機要在於此。只有鄉村安定，乃可以安輯流亡；只有鄉村產業興起，乃可以廣收過剩的勞力；只有農產增加，乃可以增進國富；只有鄉村自治當真樹立，中國政治才算有基礎；只有鄉村一般的文化提高，才算中國社會有進步。總之，只有鄉村有辦法，中國才算有辦法，無論在經濟上、在政治上、在教育上都是如此。（本院設立旨趣） 除陶、梁二氏外，施於實際工作的，還有晏陽初氏。晏氏本是在北京創辦平民教育的主要分子，從十八年起，始把城市的工作移到鄉村，以河北省的定縣為實施的基礎。自平民教育促進會搬到定縣後，從前在北京辦理平民教育的主要人員一律來到定縣，從事於實際工作，把內部的組織逐漸擴大與改變；於是由平民教育一變而為鄉村教育了。晏氏等在定縣實驗數年之後，頗有成績，引起了社會及政府的注意，二十二年河北省政府依據第二次全國內政會議決議案，以定縣適合實驗區之條件，因即選定為河北省縣政建設實驗區。同年，乃在定縣成立河北省縣政建設研究院，以定縣為實驗縣，以晏氏為院長。此院的組織，分調查、研究、實驗、訓練四部，定縣的縣長即以實驗部的主任兼充，受院長的指揮。凡研究院的工作人員多半是平民教育促進會的人員，兩種組織實際上已打成一氣了。他的目的，介於陶、梁二氏之間，而大體與梁氏相同，定縣的規模之大也與鄒平相等。他們的辦法是：應用三種方式，實施四大教育，完成六大建設，實現三民主義。所謂三種方式，即學校式、社會式、家庭式。所謂四大教育，即文藝教育、生計教育、衛生教育、公民教育。所謂六大建設，即政治建設、教育建設、經濟建設、自衛建設、衛生建設、禮俗建設。以文藝教育救愚，以生計教育救窮，以衛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一切設施皆鑒於中國民族性的缺點及社會的毛病，而加以改革與建設的。後來者居上，他們的成績已駕曉莊與鄒平之上了。 喻謨烈於民國十七年曾在湖北倡議開辦鄉村師範學校，對於鄉村教育不無相當影響。 自民國十六年，曉莊學校成立，在中國鄉村教育史上可算開了一個新紀元。其後，因政治關係，辦了三年，到十九年四月就被解散。但曉莊學校雖被解散，而陶氏「教學做合一」的主張已引起了國內教育家的注意，跟著曉莊學校的辦法而繼起的鄉村師範學校，在江浙各省已數見不鮮了——現在全國各省莫不有鄉村師範學校的設立。民國二十一年，陶氏又在上海大場創辦山海工學團，是繼曉莊的精神而來的。內中的辦法是把學校、工場和社會三種打成一片，即實施「教育即生活」並以教育去改良生活的辦法。山東鄒平村建設研究院開辦於民國二十年三月，因省立的關係，經費充足，規模比較龐大，成績亦大有可觀，又以梁氏富於哲學思想，不斷的研究，到最近比較從前已改變不少了。他們以「改進社會，促成自治」八字為口號，以「教養衛合一」為方法，以建設人類理想的社會為目標，其基本組織則以一鄉一村為單位，故於二十二年七月即改鄉農學校為鄉學村學。鄉學村學的精神即從藍田呂氏鄉約而來，富於東方倫理的精神，於新教育裡面不免含有不少復古的意味。 現在全國經濟枯竭，農村破產，為復興農村計，益感鄉村教育的必要。中國雖開放港口，設置商場，創辦各種機器工業，已有了數十年，而農民還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國家經濟仍以農業為基本。唯有復興農村才可以復興民族，故為復興民族計，更感鄉村教育的迫切。所以近年以來，鄉村教育運動的高潮，與生產教育到了同一程度；這種教育運動不僅以改良鄉村生活及建設鄉村社會為目的，到近年且負了復興民族的使命。在政府方面，行政院長汪精衛氏於二十二年四月，特別組織了復興農村委員會，計劃復興農村的方法。該委員會分技術、經濟及組織三組。組織組中又分設自治、教育、衛生及自衛四小組。在教育小組中，規定兩個原則：一關於國民教育，應適合於農村環境之便利：二關於民眾教育，應注重鄉村生活之需要。其他三小組，在梁、晏二氏的主張中，都可以包括在鄉村教育裡面。教育部除把鄉村教育規定在學校系統裡面以外，並於二十二年九月，通令各省教育廳改進與發展鄉村教育，也是以建設及復興農村為論點，我們勿妨寫在下面，以見其梗概。該通令： 查年來我國農村衰落，謀救國者莫不以復興農村為當前之急務，惟欲農村復興，除經濟之建設外，鄉村教育亦應急起直追，從事改進與發展。（《湖北教育月刊》創刊號） 因為要提倡生產教育，所以在中等段特別注重職業教育，在高等教育段專門趨重於理、醫、工、農等科。因為要提倡鄉村教育，所以特別注重師範教育及義務教育。此外，因生產教育而產生的，有勞動教育；因鄉村教育而產生的，有民眾教育。民眾教育的要求，在近年也成了很高的思潮——政府與社會兩方面皆有此項要求。政府方面，因孫中山以「喚起民眾」為革命策略，所以對於民眾運動提倡最早；要提倡民眾運動，必當提倡民眾教育。關於民眾教育的辦法，主要分著兩項：一為民眾學校，二為民眾教育館。民眾學校的辦法，教育部於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公布了一個大綱，同年九月修正一次。據修正大綱，凡在十六歲以上五十歲以下之男女失學者，均應入民眾學校。現在各省開辦民眾學校及民眾教育館的很多，而以江蘇、浙江等省提綱尤力。至於它的意義，據江蘇民眾教育學院主持人高踐四說： 民眾教育之目的，在造成健全公民，改進整個的社會，並充實個人的生活。……民眾教育的對象，偏重成人，凡成年的男女民眾，不論販夫走卒，顯宦豪商，都是民眾教育的對象。至於民眾教育的項目，可分為健康、公民、生計、文字、家事、藝術等六項。這六項教育須相輔而行，並且實施的人應該因人、因事、因時、因地，就民眾生活的需要點出發，因勢利導，漸謀改進整個的社會，及充實各個生活的目的。（《最近三十五年中國之教育》） 由高氏這一段話看來，民眾教育不僅是由鄉村教育而產生，且能包括鄉村教育，但「民眾教育」一詞，是中國社會特有的名稱，我以為不過是從前的補習教育之推廣，原無特別意義。 第三節 結論 中國之有新教育，始於前清同治元年的京師同文館，自同治元年到現在歷時六十多年，雖教育的制度、宗旨及方法屢經變更，總不切合於中國的社會需要。教育制度多半從資本主義的國家抄襲得來的，教育方針總不脫離昔日的人才主義；平日所注意的在城市裡面，所陶冶的全是文雅生活，所以新教育創辦了六十多年仍無補於中國之貧弱。近年以來，內因整個社會的貧乏與殘破，外因帝國主義者的壓迫與侵略，感覺民族前途的危險，國人始憂然大悟從前教育的錯誤。為矯正從前的錯誤，及挽救目前的危機，只有把教育普及到鄉村裡面，把教育當著發展產業的工具，使全民皆能受相當的教育，使受教育的人們皆能從事生產事業，則中國民族才有復興的希望，此生產教育與鄉村教育所以在近年成為全國上下一致的呼聲。這兩個呼聲，總算國人對於教育的認識之一進步。 本期教育分著兩個時代：自十五年到十七年為大學院時代，自十八年至現在為教育部時代。在大學院時代，是中國國民黨的黃金時代，一般黨員確能本著孫中山的遺志，本著中國國民黨的革命主義，努力從事於革命工作與建設事業。影響所及，國人的精神為之一振，教育思想也為之一變。這個時候，社會上的一切皆有改進的可能，在教育的思想改造方面也留下了很深的印痕。十八年以後，國民黨人因北伐成功，事事趨於穩定，國人從前興奮的精神，慢慢地弛緩下來，教育界上前進的思想遂不如從前踴躍了。不久而學校的國語漸趨於文言，外國語漸重於本國語，即學校讀經也公然有人主張，凡昔日所排除的，不知不覺在社會上在教育界逐漸恢復起來了。初年為厲行黨化政策，凡中小學校一律課授黨義，《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建國方略》及《民權初步》，皆為黨義課程中必讀的書。此外如胡漢民著的《三民主義連環性》、戴季陶著的《青年之路》及周佛海著的《三民主義理論之體系》，凡足以羽翼三民主義的作品，皆定為學生的課外參考書。除黨義課程以外，凡學校各項功課，皆須與黨義相聯絡，即是以黨義為經，以其他各項功課為緯，組織成為一整個系統的黨化課程。除課程教育以外，凡學生的訓練，及黨義教師的聘請，皆須受本地黨部干涉與檢定。當時黨權高於一切，而黨員也能奮發淬厲，全國人的思想差不多漸被統一於一黨主義之下，其他各家學說自不容易起來相與抗衡。但是不久，這許多異種學說由社會的潛伏中，不覺出現於教育界上來了。「左」傾的有共產主義，右傾的有國家主義，最近法西斯的運動也有一部分勢力。政府的教育宗旨猶依三民主義，而在學校課程方面，自二十一年以後，則放棄其昔日主張了。 北伐成功退伍紀念章 本章參考書舉要 （1）《中華教育界》 （2）《時事月報》 （3）《新中華》 （4）《最近三十五年中國之教育》 （5）《教育公報》 * * * [1] 《中華教育界》十九卷三期《中國國民經濟與教育》：「所謂生產者，斷不是僅指能夠養成生產力的教育，如各種專業教育、藝徒教育和自然科學教育而言，舉凡間接地可以養成生產力的教育，如各種普通教育、社會教育和高等文化教育或社會科學教育，也統統應該包括在內的。」 《湖北教育月刊》創刊號《湖北教育界今後應有的努力》：「生產教育有兩種涵義：狹義地說當然指養成學生生產品物之能力而言，就廣義的說，則指為造就學生為社會效勞的能力。」 [2] 《中華教育界》第二十卷第七期《生產教育討論》：「實施生產教育須注意於兒童有正當的學習，……所謂正當學習者，包括興趣、思想、態度三者而言之。」 [3] 《中華基督教教育季刊》第二卷第三期《教育方針草案》：「這個學校的社會化，當然要將現行學校組織及教育的實際大加變更。至少要將現在的小學校和中學校加以適當的改造，在小學六年間至少亦要採用類似實際活動的設備和方法，以教授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普通科學。在中學校則從第一年起，六年間依產業教育的見地，逐漸分化其課程。課程分化的程度，一視地方生產事業情形而定，更由援用類似實際活動的設備和方法漸進，而與地方實際事業相聯絡，以半日從事實際工作，半日研究其所學工作的理論，總求在這樣的學校畢業後，人人都成一個具有實用常識，而且兼備科學知識的生產者。」 [4] 按程天放《改革中國學校教育芻議》一文中，立教育之目標五，分學校之系統四，第一是國民教育，第二是生產教育，第三是師範教育，第四是人才教育，此四系合成為整個教育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