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史 · 第五十二章 教育思潮與宗旨

一 教育宗旨與思潮之關係 在本期七八年內，教育總長的人物更換五六次，而對於教育抱有主張的，只有三人：一為蔡元培，二為湯化龍，三為范源濂。蔡氏是浙江人，為一位教育哲學家，在他初次就職時所發表他的教育主張，內中包括五種教育主義：軍國民教育、實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美感教育及世界觀教育。前三種是當時教育界上一般人所要求的，後二種才是他本人的主張。[1]湯氏是湖北人，為一位政治家，可是對於教育有極堅實的主張，在民國三、四年間，上對大總統，下對各省教育行政機關及學校，屢次表示他的「國民教育」意見。范氏是湖南人，為一位教育實行家，幹練有才略，歷任教育總長，極力提倡「軍國民教育」主義。 蔡元培像 本期教育思想有三個潮流：一為軍國民教育，二為國民教育，三為實用主義教育。由第一種教育，派生而為勤勞主義；由第二種教育，派生而為公民教育；由第三種教育，派生而為職業教育：凡此三種，皆可稱為本期的三大思潮。這三大教育思潮，雖起伏前後不一，但每一主義之發生，全國上下莫不群相注意，發而為議論，施之於運動。范源濂氏可為軍國民教育思潮的代表，湯化龍氏可為國民教育思潮的代表；各有時代為之背景。至於蔡元培氏，他的思想超出時代以上，在當時雖提倡美感與世界觀的教育，而附和者無人，所以這兩種主義不能認為當時的教育思潮。 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的慶祝券 本期教育宗旨規定了二次：第一次在民國元年九月，第二次在民國四年二月。民國元年所定的教育宗旨，為「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二十九個字。這二十九個字的宗旨，是教育部採納中央教育會議的議決案，由部令頒布的，內中包含蔡氏初次發表五種教育意見中的四種。此四種教育主義：所謂「道德教育」，即後來公民教育所由產生；所謂「實利教育」，即後實用主義所由產生；所謂「軍國民教育」，正是當時的思潮。迨後來，袁世凱征服民黨以後，乃於民國四年，自定一種宗旨，以大總統的命令頒布下來。這一次的教育宗旨，共有「愛國」、「尚武」、「崇實」、「法孔孟」、「重自治」、「戒貪爭」、「戒躁進」七條一十八個字。這個宗旨，第一條與當時的國民教育思潮相應和，第二條與當時的軍國民教育思潮相應和，第四條是他的復古主義之表現，第六、第七兩條是他對反對黨有所為而發表的，只有第五條自治稍含有幾分法治的意思。但這一次所頒布的教育宗旨，到民國五年，隨袁氏一齊送終了，於是元年的宗旨自五年以後依然恢復。教育宗旨，多半為官定的，有一部分代表時代的思潮，有一部分簡直不合於時代，論其效力遠不及教育思潮，我們在下面所以只就本期的三大思潮說說。 二 軍國民教育 此項教育思潮共有兩起：第一起在宣統末年民國初年之間，第二起在民國四、五年之間。在前期的後半期，軍國民教育的呼聲極高，一直到本期初年勢猶未衰，故本期第一起的教育思潮是賡續著前期的，卻不是創始的。代表這一起思想的為各省教育總會，蔡氏以潮流所趨，難於抹煞，故於發表意見時承認此種主張，於規定教育宗旨時採納此種主張。到民國四年，歐戰激烈的炮火之聲興奮了國人的血液，「二十一條」之驟然提出驚醒了國人的睡夢，大家皆覺得非尚武不足以立國，非圖強不足以雪恥。於是在政府方面袁氏頒下尚武的教育宗旨；在社會方面，全國教育聯合會議決軍國教育實施方案，而第二起的思潮發生了。全國教育聯合會的議決方案共分兩項：第一項關於教授者有九條，第二項關於訓練者有十二條，我們寫在下面供作參考。 辛亥革命中的學生軍 （一）關於教授者：（1）小學校學生宜注重作戰之遊戲。（2）各學校應添授中國舊有武技。（3）各學校教科書宜揭舉古今尚武之人物及關於國恥之事項，特別指示提醒之。（4）各學校樂歌宜選雄武之詞曲，以激勵其志氣。（5）師範學校及各中等學校之體操學科時間內，宜於最後學年加授軍事學大要。（6）中等學校以上之兵式槍操最後學年，宜實行射擊。（7）中等以上學校體操應取嚴格鍛煉主義。（8）各科教授材料與軍國民主義有關者，應隨時聯絡，以輸入勇武之精神。（9）遇有特別材料與本主義有重大之關係者，得特設時間講授之。 （二）關於訓練者：（1）小學校學生宜養成軍國民之性資，及軍人之志趣。（2）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宜具有充當兵役之能力。（3）各學校須注意學生體格檢查。（4）高等小學以上學生應一律穿制服。（5）中等以上各學校管理參用軍用規則。（6）各學校應養成勤勞之習慣。（7）各學校應規定禮儀作法之形式，以嚴正為準，教員學生一律遵守，養成雄健齊整之校風。（8）各學校應養成粗衣淡食之習慣，施行忍耐寒暑之操作，並獎勵海水浴或冷水浴。（9）各學校宜特設體育會。（10）各學校宜由教職員率同學生勵行各種運動游技。（11）各學校應搜集或製作國恥紀念物特表示之，以促警醒。（12）各學校應表彰歷代武士之遺像，隨時講述其功績。 這一起由四年到五年，全國人民均有這種呼聲。范氏再登上教育總長交椅上，更極力提倡。他的辦法，與全國教育聯合會所議決的大致相同。在這個時候，有提倡勤勞主義的，有提倡少年義勇團的，名目不一，都是應運這種潮流而起的種種運動。但自六年以後，此種思潮漸漸向下低落；到了民國七年，歐戰告終，大家都自欺欺人地說：「公理戰勝了強權！」於是軍國民主義，就用不著了。 三 國民教育 在民國三、四年之間，又起了一種教育思潮，叫做「國民教育」主義。這個時候，大總統是袁世凱，教育總長是湯化龍，他們二人對於此主義均極力提倡，民眾方面在《教育雜誌》上也常常發表國民教育的意見，但三方面的意見各不相同。在民眾方面，我們援引賈豐臻的一段話作為代表。他說： 國民教育者，十九世紀以來最流行之名詞也，有國家必有國民，有國民必有教育，國民既盡人皆受教育。則斷不能舉國皆為官吏、皆為聖賢、皆為英雄，故斷之曰國民教育。蓋國民教育者，如飢之於菽粟，寒之於布帛，而不可一日離，故其間有至不可少之條件焉：（1）國民教育乃義務教育，謂國民之受教育如納稅、當兵之不得免除者也。（2）國民教育為兒童將來生活計，而授以必需之知識技能也。（3）國民教育乃國家教育人民，與家庭教育子女無異：家庭縱貧苦，子弟不可不讀書；國家雖困窮，人民豈可不入學乎。（《教育雜誌》第七卷第四號） 護國戰爭中的反袁漫畫 我們如果以賈君這篇文章可以代表民眾方面的意見時，則民眾所謂「國民教育」，並沒有特別的意義，只是給一般兒童以生活上必需之知識技能——即給他們以最低的相當的生活權能——的一種教育。這種教育，凡屬國民，皆有享受的權利，故謂之國民教育。自家庭方面看，父母必須令他們的兒童往受這種教育，故又謂之「強迫教育」。自國家方面看，政府必須給所有國民的兒童以充分受這種教育的機會，故又謂之「義務教育」。但袁氏的意見卻與這不大相同。他說： 凡一國之盛衰強弱，視民德、民智、民力之進退為衡；而欲此三者程度日增，必注重於國民教育。本大總統既以興學為立國要圖。今兵氛漸消，邦基粗定，提倡斯旨，豈容躊躇。矩矱本諸先民，智慧求諸世界，使中國民族為大仁、大智、大勇之國民；則必於忠、孝、節、義植其基；於智慧技能求其闕；尚武以備軍人資格；務實以儆末俗虛浮；矢其忠誠，以愛國為前提；苦其心志，以獵官為大戒；厚於責己，恥不若人；嚴則如將領之部其弁兵，親則如父兄之愛其子弟，此本大總統對於學校之精神教育，——尤競競於變化氣質，而後種種學業乃有所施也。（《教育公報》第八冊《大總統申令》） 立定一個模型以陶鑄全國之民，使全國人民陶鑄得如此模型一般樣，此即袁氏所謂國民教育。這種模型要具有大仁、大智、大勇的資格；這種資格以「忠孝節義」四字為基礎，即以此四字為模型的特性。[2]又須有智慧以謀生，能忠心以愛國，能實事求是而不虛浮，其紀律嚴明身體強勇之處，如同軍人一般。以具備這種資格之民才是理想的國民，施行這種教育時謂之國民教育。至於湯氏所謂國民教育則又不相同。他說： 新式中學堂的軍訓 凡一國之成立，能維持永久而無失者，必其國民有特殊之風俗、歷史、地理為造成其特性之主因。涵孕濡育，篤生聖哲，發揮此特性以立人倫之極者，是謂國民模範人物。被之謂道德，施之於庠序，保存光大此特性，並不戾乎世界人類之公性者，是謂國民教育。國民教育以國民道德為本根；國民道德之淵源肇於國民特性，而集其成於出類拔萃之模範人物也。……我國立國數千年，其間幾經動搖簸蕩，而此泱泱雄大之國民性卒能卓然不可磨滅，歷史已有明證。惟求之歷史人物，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足以賅我國民性之全表示於世界各國，而為我國教育上之模範者，莫大於孔子。……本總長深維國民教育與國民特性之關係，不能不以數千年所奉為人倫師表者，鴆道德之準繩。（《教育公報》第一冊《飭京內外各學校中小學修身及國文教科書採取經訓以孔子之言為指歸文》） 竊謂今後生存之計，惟有以全國一致之決心，養成全體國民之品性，與其生活能力，以從事於世界之競爭，庶幾國民得以保持其生存，而國家有鞏固健全之望，——此其事必自國民教育始。國民教育者，對於全體國民為之修養其品性，發展其生活能力，以適應夫世界競爭之趨勢者也。（《教育公報》第二年第四期《呈擬訂國民學校令呈請核定公布文》） 湯氏的意見：一方面發揚國民固有的特性，光大起來，以誇耀於世界；一方面培養他們的生活能力，強固起來，使能適應於世界競爭之趨勢，以鞏固其國家，施行這種教育才是國民教育。中國的國民性「泱泱雄大」，以道德為本根，以孔子為模範。不以道德為本根，則國民無特性之價值；不以孔子為模範，則國民無中心之信仰。所以國民教育，必以道德為訓練、以孔子為標準，然後國民才有根基，才有表率，才能團結成為一特殊的國民，以與世界各民族共存共榮。 與湯氏主張相同的，在民國四年還有一位署名鳳兮者，他在《大中華雜誌》上發表國民教育的意見： 湯化龍像 苟欲救亡，舍養成立國之實力無他道；而欲養成立國之實力，更非施行國民教育不為功。 夫戰爭制勝之國，莫不具有下列二因：（1）國民有偉大之人才，（2）國民公共之愛國心發達。斯二者又莫不與國民教育有密切之關係。蓋無善良之社會則不能陶鑄偉大之人才，而造成善良社會者，國民教育也。無常識之人民，斷不能發生愛國之思想，而養成人民之常識者，國民教育也。（第一卷第七期《今後國民教育之研究》） 此位極力鼓吹其主張以後，並提出兩項辦法：第一，在消極方面要力求排除關於國民教育之障礙物；第二，在積極方面要力謀國民教育之實行。關於第一項者：一、要國民教育不可視為官吏之預備，二、要不可以文學為唯一目的，三、要不可取放任主義，四、要於國民學校外不可特設預備學校，五、要小學校取消讀經。關於第二項者：一、要恢復地方自治機關以利進行，二、要設立地方獨立教育行政專官以專責成。這與湯氏的主張，不謀而合。 我們由上種種看來，民眾方面所謂國民教育，只是義務教育、人生教育；袁、湯二氏的主張皆有訓練主義，而袁氏的尤為嚴格。以袁氏的主張，一變就是軍國民主義，所以他提倡尚武。以湯氏的主張，一變就是國家主義，所以他又說： 征之者何？國民之愛國心是也。赴之者何？國民之自覺力是也。所以征之赴之者何？國民適用此愛國心自覺力，而淬其品性，砥其才智能力，盡瘁於社會事業，以祈貫達夫吾人所信仰之國家主義，而為多數學福之先券者是也。（《教育公報》第二冊《為歐洲戰事訓飭各學校文》） 梁啟勛在《大中華雜誌》上發表《個人主義與國家主義》一文時，更把國民教育滲入到國家主義的神髓裡面了，他說： 保護稅則與生計獨立，乃國家主義之政策也。此外，有一從精神以啟發國家主義者，則國民教育是也。……國民教育直接所發生之結果，即全國人民皆有服兵役之義務是也。……推國家主義之精神，則父母不得有其子，妻妾不得有其夫。國家之特設教育，所以造就國民也；父兄之所詔勉，勉其為國民也。蓋國家既為世界之個人，則個人自為國家之骨骸矣。（《大中華》第一卷第三期） 到民國五年，「公民教育」一名詞，聲浪極高，差不多成了一時的教育思潮。這種教育，就是湯氏國民教育主義的派生，我們引當時教育言論者朱元善的一段話為代表，就可以看得出來。他說： 所謂公民教育者非他，乃確認個人為組織國家之分子，而借教育訓練之力以完成其堪任公民之資格而已。換言之，即在喚起國家觀念，以矯正其淡冷國事之弊，使之對於國家有獻身奉公之精神，對於一己有自營自主之能力，此公民教育之義務也。……如何而擁護此國體？如何而完成此政體？使之名符其實且避免一切險象，以奠國基於磐石之安，實不能不惟公民是賴，然則公民教育之尤切於我國，益可知矣。（《教育雜誌》第八卷第四號《今後之教育方針》） 黃炎培像 自公民教育思潮喧騰以後，把從前各學校的修身科目逐漸打倒，一律代之以「公民學」的科目。自八九年以後，全國各學校的功課表上簡直尋不出「修身」二字的影兒，也可以想見這個思潮的力量之不弱了。 四 實用主義的教育 實用主義的教育，倡導於黃炎培，附和於莊俞，在民國二三年間已演為思潮，至六年以後此項思潮業已成熟，遂將實用主義一變而為職業教育。中國自甲午戰敗，倡興學堂以來，到民國初年已有二十年的歷史。在滿清君主時代，所有學堂教育，固然未能脫離科舉習氣，就是辛亥革命以後，表面上雖號稱民國，改建共和，而一般人們猶保留著半封建的頭腦，所以他們仍是以學校為士大夫階級的養成所。學校既未脫離舊日的習氣，所有教授、管理、訓練，只是態度的、身份的、文雅的、虛誇的，無一事切於實際生活。但由學校出身的數目比較由科舉出身的數目，其倍數逐年加多，國家哪能容納如此巨大數量的士族階級皆給以官做。且社會的經濟力量，商業資本已壓倒了一切，由學校出身的士族階級，縱還有「士為四民之首」的一個觀念，可是再不能拿他作口號施行從前身份的權威。社會一天一天的演進，而學校教育猶是因襲不變，於是學校與社會相隔日遠，學校教育盡歸無用，一般由學校培養出來的青年不僅沒有謀生的技能，且反失了謀生的能力。其結果皆變成新式流氓。這種教育越發達，勢必致使國家愈窮，社會愈亂，推究其毛病，只是「虛而不實」四字的教育誤盡了一切。這種毛病，在黃氏以前已有人看到了，在民國元年蔡元培發表教育意見時，有這樣一段話： 實利主義之教育，以人民生計為普通教育之中堅。其主張最力者，至於普通學術悉寓於樹藝、烹飪、裁縫及金、木、土工之中，此其說創於美洲，而近亦盛行於歐洲。我國地實不發，實業界之組織尚稚，人民失業者至多，而國甚貧，實利主義之教育固亦當務為急者也。（《教育雜誌》第三年第十一期《新教育意見》） 蔡氏感覺「人民失業至多而國甚貧」，所以把實利主義定在教育宗旨裡面。但蔡氏只看見「人民失業至多而國甚貧」，所以須要開發實業以圖救濟，卻未曾看到一般教育的根本毛病，亦未曾說出實用主義，當時亦未能演為思潮。到民國二年，黃氏的眼力卻進了一步。他說： 教育者，教之育之使備人生處世不可少之件而已。人不能舍此家庭，絕此社會也，則亦教之育之俾處家庭間、社會間，於己具有自立之能力，於人能為適宜之應付而已。析言之，即所謂德育者宜歸於實踐；所謂體育者求便於運用，而所謂智育者，其初步一遵小學校令之規定，授以生活上所必需之普通知識技能而已。乃觀今之學子，往往受學校教育之歲月愈深，其厭苦家庭、鄙薄社會之思想愈烈，扦格之情狀亦愈著。而其在家庭社會間，所謂道德、身體、技能、知識，所得於學校教育堪以實地運用處，亦殊碌碌無以自見。即以知識論，慣作論說文字，而於通常之存問書函意或弗能達也；能舉拿破崙、華盛頓之名，而親友間之互相稱謂弗能筆諸書也；習算術及諸等矣，權度在前弗能用也，習理科略知植物科名矣，而庭除之草不辨其為何草也，家具之材不辨其為何木也：此共著之現狀，固職教育者所莫能為諱者。然則所學果何所用？而所謂生活必需者，或在彼不在此耶。（《教育雜誌》第五卷第五號《學校採用實用主義之商權》） 《教育雜誌》書影 黃氏認從前的教育為「虛名的教育」、「玩物的教育」、「平面的教育」，所以提倡實用主義，一反從前不切實用的毛病，此種教育，在使學校的教材、訓練及一切教育皆切於實際生活，使學生出了學校能夠直接謀生活。自黃、莊二氏大聲一提倡，全國教育界觀念為之一變，大家也搖聲應和，而「實用主義」四字遂成為最時髦的名詞了。勿論各學校辦理的實際情形如何，而對外必標榜實用主義；勿論各書店所編的教科書內容如何，而題端必曰實用主義；所以袁世凱在民國三年特定教育綱要時，也說「教育宗旨，注重道德、實利、尚武，並運之以實用」。此項思潮到民國六年以後，愈唱愈高，黃氏等更進一步改「實用主義」的口號為「職業教育」的口號，由「理論」的變為「實行」的了。 本章參考書舉要 （1）《大中華》 （2）《教育雜誌》 （3）《教育公報》 （4）《近代中國教育思想史》（舒新城） * * * [1] 《教育雜誌》第三年第十一期：「滿清時代有所謂欽定教育宗旨者，曰忠君、曰尊孔、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實。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教自由相違，可以不論。尚武即軍國民主義也，尚實即實利主義也，尚即吾所謂公民道德，其範圍或不免廣狹之異，而要為同意。惟世界觀及美育則為彼所不道，而鄙人尤所注重，故特疏通而證明之，以質於當代教育家。」 [2] 《教育公報》第七冊《大總統申令》：「以忠孝節義四者為中華民族立國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