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史 · 第五十章 本期教育家及其學說

第一節 概論 本期的政治主張，有三派：一為民主共和派，二為君主立憲派，其他則力主維持舊制——君主專制。本期的教育主張有二派：君主立憲派提倡國民教育主義，君主專制派仍持人才教育主義。至民主共和派，在政論方面雖為最急進，可是在教育方面的表現很少，所有言論亦無關於教育，所以本期只得從略。主張人才教育主義的，有張百熙、張之洞、吳汝綸一班人，我們以張之洞為代表。提倡國民教育主義的，有康有為、梁啓超、湯覺頓一班人，我們以梁啓超為代表。 中國歷來的學者全是提倡賢人政治，把國家政權交給少數賢明的士大夫，使無知無識的愚民安居樂業，就可以致天下於太平，所以那時的教育只注意少數優秀分子。張氏雖以提倡新學自命，但以所受舊式教育過深，仍未絲毫脫離封建時代的頭腦；且業已身居高位，為本身利害計，也不得不講賢人政治，不得不力持人才教育主義。梁氏的政論雖不及民主共和派的急進，但他所受的舊教育比較尚淺；生在海濱，又嘗亡命海外，受了新潮流的影響不少；且以一介書生，在現時政府之下亦沒有取得相當的政治地位，自然容易接受潮流，提倡國民教育主義。張氏因主張人才教育主義，所以力主幹涉，反對女學，取締報館。梁氏因提倡國民教育主義，可以力尚自由，力倡女學，主張廣開報館，多設學會。張氏因主張人才教育主義，所以對於高等教育的設施，特別重視。梁氏因提倡國民教育主義，所以對於初等教育的教法，特別重視。至若對於當時「中學為主西學為輔」的教育思潮，張、梁二氏的態度，差不多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節 張之洞（1837—1909） 一 略傳 張氏字香濤，生於清道光十七年，是直隸南皮縣的人。十六歲頒鄉薦，二十七歲成進士。這個時候，正當清代考證學鼎盛以後，今文學新起的時期，而張氏所學不與他們盡同。張氏富於強記能力，好為博覽，喜為詞章，所學兼采漢、宋，對於宋、明理學特別提倡，而所最不同意的則為公羊學。這個時候，正當清廷勢力陵夷，列強相繼壓迫的時期，張氏為人有大略，為學以通經致用為主，對於當時政治及國際情形尤喜留心研究。在他成進士的第五年，被派充浙江鄉試的副考官，接手授湖北學政。同治十六年，又被派充四川鄉試的主考官，接手授四川學政。由光緒元年至七年，在京任司業侍講及閣學等職務。自光緒七年以後，他的地位陡增，專任封疆大吏了二十餘年。這二十餘年中，計任山西巡撫三年，兩廣總督六年，兩江總督前後二年，其餘皆在湖廣總督任內。他調任湖廣總督，始於光緒十五年、終於三十三年，除中間臨時兩調兩江外，前後約計十七年，為清代總督中在一地方任期最久的一個人。張氏好功名，喜作為，對於提倡教育，培埴人才尤具熱心。每到一處，必有所建設，所建設的關於教育事業尤多；當時居高位而講新學者咸推張氏為第一人，而張氏亦以通新學自命。自光緒三十三年以後，被召入京，供職中樞，兼管學部，此時所謂位極人臣，而張氏年已七十一歲了。三年之後死於京師任所，享有七十三歲的高壽。晚年自號抱冰老人，湖北人士在武昌蛇山下為他築抱冰堂一所，至今尚有紀念的。 張之洞像 二 教育生活 張氏雖不是一個純粹教育家，而對於教育方面的建設卻較多於其他事業。綜計他自成了進士以後的生活，可以分著四期：第一期為學政時代，第二期為司業侍講時代，第三期為總督時代，第四期為學部尚書時代。除了第三期，其餘三期所任的全是教育職務；第三期雖非教育職務，而對於教育方面的設施，卻比較其他各期的成績為大，所以我們說他全在教育裡面過生活亦不為過。 在學政時代，為三十二歲至三十八歲，共計兩任。第一次任湖北學政，開經心書院於武昌；第二次任四川學政，開尊經書院於成都。是時四川的士習很壞，專尚浮譾，不知講求實學，平日只以時文帖括獵取科名為事。張氏到任，即以教育的力量竭力矯正。他的工作除開書院以直接教育優秀人才外，還有三點：（1）建尊經閣，廣置書籍；（2）開印刷局，刊行經史諸書；（3）他自己又著有《輶軒語》及《書目答問》，指示學者以讀書的門徑。四川的士習由他矯正了不少，頗有昔日文翁治蜀的遺風。 兩湖書院舊址 在總督時代，為四十五歲至七十歲，共計三次。第一次在廣東約計六年。關於文化教育，設有廣雅書院；關於軍事教育，創有水陸師學堂。第二次在湖北，前後約計十七年。此十七年中建設特多，也可以分著兩期：自光緒十五年至二十二年為前期，自光緒二十四年至三十三年為後期。在前期所建設的，多無系統，如兩湖書院、自強學堂及武備學堂等類。到了後期，則進步多了，所開設的各項學堂皆是有系統的：直系方面，有小學、中學及高等學堂；旁系方面，有兩級師範學堂及兩種實業學堂。此外對於改革教育的建議也很多，如發表教育思想的《勸學篇》，是在此時——光緒二十四年——出版的；有名的《變法三疏》，是在此時——光緒二十七年——與劉坤一會奏的；開新教育完備制度之祖師的《欽定學堂章程》，是在此時——光緒二十九年——與張百熙等人編訂的；含著復古運動的存古學堂，也是在此時之末——光緒三十三年——創立的。第三次在江蘇，前後約計二年，也開設有武備、農、工、商、鐵路、方言及軍醫等學堂。當是時，雖變法興學的空氣騰播於朝野上下，但各省多未舉行，所舉行的也不完備。張氏在湖北十餘年，不惜財力，竭力經營，所有教育設施皆開各省風氣之先，各省講求新教育的莫不來湖北取法。湖北不僅省內教育較各省為發達，即留學教育也超過各省數倍。當時留洋學生以往日本為最多，據光緒三十二年的統計，留日學生全國各省共計五千四百餘名，湖北所派學生即有一千三百六十餘名，占了四分之一。所以湖北在當時有先進省之稱。張氏不僅舉辦教育事業，且能親身講學，對於培埴人才、獎掖後進，尤具熱忱，以碩學而居高位，在職又久，所以當時湖北知識分子莫不受著他的薰陶。湖北新教育較各省發達之早，由於張氏；湖北人士存古思想之深，亦由於張氏，張氏在湖北近代教育史上總算是最有關係的一個人物。 張之洞書法斗方 在司業侍講時代，為三十九歲至四十五歲，以無實權，故對於教育沒有成績。在學部尚書時代，為七十歲以後。此時總攬中央教育大權，除頒發命令督責各省推行新教育外，關於教育官制，所制定的也很多。最有關係的，如頒布教育宗旨，及正式規定女子教育的地位，也是這個時代的美舉。但張氏此時以年老氣衰，遇事多有敷衍，其積極的精神已大不如前了。 三 教育思想 張氏雖以提倡新學自命，我們解剖他的頭腦，卻是舊時代的人物。此處所謂舊時代即指封建時代說的。封建時代的特點在有很深的階級思想；此項思想所包含的，不外三綱五常之說。所謂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我們可以歸納為君權、男權兩類。所謂五常，即仁、義、禮、智、信，在人類社會中相處的一般道德。合三綱五常之說叫做「禮教」——即儒家的倫理主義。張氏既是舊時代的人物，所以對於禮教絕對擁護。在擁護禮教的原則之下，於是有三種主張：提高君權，而抑制民權；重視男權，而輕視女權；特尊儒經，而攻擊異說。 張氏提高君權、重視男權，在《勸學篇》里有一段話： 《勸學篇》書影 五倫之要，百行之原，相傳數千年，更無異議；聖人所以為聖人，中國所以為中國，實在於此。故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廢祀之說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女平權之說不可行也。……誠以天秩民彝，中外大同，人君非此不能立國，人師非此不能立教。乃貴洋賤華之徒，於泰西政治、學術風俗之善者，懵然不知，知亦不學；猶援其稗政弊俗，欲盡棄吾教吾政以從之，飲食、服玩、閨門、習尚，無一不摹仿西人，西人每譏笑之。甚至中土文學聚會之事，亦以七日禮拜之期為節目。近日微聞海濱洋界，有公然創廢三綱之議者，其意欲舉世放恣黷亂而後快，怵心駭耳，無過於斯。中無此政，西無此教，所謂非驢非馬，吾恐地球萬國，將眾惡而共棄之也。（《內篇·明綱第三》） 張氏特尊儒經，也在《勸學篇》里有一段話： 蓋聖人之道，大而能博，因材因時，言非一端，而要歸於中正；故九流之精皆聖學之所有也，九流之病皆聖學之所黜也。……大抵諸家紕繆易見，學者或愛其文采，或節取一義，苟非天資乖險，鮮有事事則效，實見施行者。獨老子見道頗深，功用較博，而開後世君臣苟安誤國之風，致陋儒空疏廢學之弊，啟猾吏巧士挾詐營私軟媚無恥之習，其害亦為最巨。……故學老子者病痿痹，學餘子者病發狂。董子曰：「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若不折中於聖經，是朝夕不辨而冥行不休，墜入於泥，亦必死矣。（《內篇·宗經第五》） 因為要提高君權，自然抑制民權，於是在教育方面演成專制主義。所以當他編定學堂章程時，一方規定「京外大小文武各學堂，均應欽遵諭旨，以端正趨向造就通才為宗旨」（《學務綱要》），及「教習學生一律遵奉《聖諭廣訓》」（《各學堂管理通則》）。一方又規定「各學堂學生不准干預國家政治，及本學堂事務，妄上條陳」（《各學堂管理通則》），及「私設學堂，不准講習政治法律專科，以防空談妄論之流弊」（《學務綱要》）。因為要重視男權，自然要輕視女權，於是在教育方面演成偏重主義。所以當他編定學堂章程時，不規定女子有教育的地位。並且說：「中西禮俗不同，不便設立女學。」（《學務綱要》）到後來，雖勉應社會的需要，設立女子小學及女子師範學堂，而對於女子的行動卻嚴定種種限制——不准男女同校，不准女子排隊遊行及登台演說，不准男教員充當女學堂教習。因為特尊儒教，所以在學堂章程里特別規定各級學堂以很多讀經的鐘點。並且說： 外國學堂有宗教一門。中國之經書，即是中國之宗教。若學堂不讀經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為三綱五常者盡行廢絕，中國必不能立國矣。學失其本則無學，政失其本則無政；其本既失，則愛國愛類之心亦隨之改易矣，安有富強之望乎。故無論學生將來所執何業，在學堂時經書必宜誦讀講解。（《學務綱要》） 張之洞故居 光緒時代，是舊思想將見崩潰，新思想已經萌芽的一個時代。在這種潮流之下，若是對於舊思想仍然絕對的擁護，而對於新思想一概置之不理，必不適合於潮流；於是當時社會上產生了一種流行的口號——「中學為主，西學為輔」。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張氏本以維新人物自命，雖頭腦頑固，也不能不迎合潮流。他說： 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治世變；不必盡索之於經文，而必無悖於經義。如其心聖人之心，行聖人之行，以孝弟忠信為德，以尊主庇民為政，雖朝運汽機，夕馳鐵路，無害為聖人之徒也。如其昏憒無志，空言無用，孤陋不通，傲狠不改，坐使國家顛，聖教滅絕，則雖帝佗其冠，神禫其辭，手註疏而口性理。天下萬世皆將怨之，言之曰，此堯、舜、孔、孟之罪人而已矣。（《勸學外篇·會通》） 以忠孝為敷教之本，以禮義為訓俗之方，以練習藝能為致用治生之具。（《學務綱要》） 大指皆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免迂陋無用之譏，亦杜離經畔道之弊。（《奏議》四十七《兩湖經心兩書院改照學堂辦法片》） 以上三段話，皆是張氏「中學為主，西學為輔」的主張。所謂中學，包含三綱五常之說；所謂西學，指著法制技藝而言。以中學治身心，而以西學應世變，謂之中西會通；雖中西會通，仍以中學為教民化俗的主體，為吾人思想的中心，是有輕重先後的。若中西平列，或西重於中，則失了「中學為主，西學為輔」的意義，也是張氏所反對的。所以他又說： 今欲強中國，存中學，則不得不講西學。然不先以中學固其根柢，端其識趣，則強者為亂首，弱者為人奴，其禍更烈於不通西學者矣。……今日學者必先通經，以明我中國先聖先師立教之旨；考史以識我中國歷代之治亂、九州之風土；涉獵子集，以通我中國之學術文章；然後擇西學之可以補吾闕者，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利而無其害。（《勸學篇·循序》） 至於立學宗旨，無論何等學堂，均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俾學生心術壹歸於純正，而後以西學淪其知識，練其藝能，務期他日成材，各適實用，以仰副國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重訂學堂章程折》） 時代的思潮是一天一天的向前進，而張氏的頭腦早已固定。到了光緒末年，張氏年紀已老，已有不克與時代相追逐的氣力了，於是昔日迎合潮流者此時漸與潮流發生衝突；武昌蛇山下之存古學堂，就是張氏與時代潮流翻臉的確實表現。在他創立存古學堂的奏摺上有一段表示其憤愾的話： 伏讀歷年屢次興學諭旨，惟以端正趨向為教育之源。一則曰敦崇正學，造就通才；再則曰庠序學校，皆以明倫。聖訓煌煌，無非以崇正黜邪為宗，以喜新忘本為戒。夫明倫以忠孝為歸，正學以聖經賢傳為本，崇正學，明人倫，舍此奚由。乃近來學堂新進之士，蔑先正而喜新奇，謀功利而忘道誼，種種怪風惡俗，令人不忍睹聞。至有議請廢罷四書、五經者，有中、小學堂並無讀經講經功課者，甚至有師範學堂改訂章程聲明不列讀經專科者。人心如是，習尚如是，循是以往，各項學堂經學一科雖列其目，亦止視為具文，有名無實。至於論說文章，尋常簡牘，類皆捐棄雅致，專用新詞。馴致宋、明以來之傳記詞章皆不能解，何論三代。此如籍談自忘其祖，司城自賤其宗。正學既衰、人倫亦廢，為國家計則必有亂臣賊子之禍，為世道計則不啻有洪水猛獸之憂，此微臣區區保存國粹之苦心，或於世教不無裨益。 張氏的思想既是這樣，他的教育主張自然是「人才主義」的教育，與舊時代無異，所以在《學務綱要》里開宗明義第一句，就規定「京外大小文武各學堂，均應欽遵諭旨，以端正趨向，造就通才為宗旨」。所謂「通才」有二種意義：一是培養經國濟民的人才；二是培養中西兼通的人才。此項人才平日應受的教育有二：一要新舊兼學，二要政藝兼學。如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之類，謂之舊學；西政、西藝、西史謂之新學。如學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備律例、勸工通商，謂之西政；算繪礦醫、聲光化電，謂之西藝。新舊各學不可偏廢，政藝兩途隨個性而為區別。學成之後，為國家的領袖人才，足以經國濟民，方為有用的教育。這就是張氏的教育宗旨。 第三節 梁啓超（1873—1928） 一 略傳 梁啓超像 梁氏字卓如，自號任公，學者稱任公先生。生於清同治十二年，死於民國十七年，只活了五十六歲。他是廣東新會人，十餘歲游康有為之門，曾與康氏作今文學運動。是時康氏以公羊學號召生徒，提倡所謂孔子的大同主義，對於倫理思想及政治制度，很想別有所創造，門人受他這種學說的鼓動不在少數。他的高足弟子，則梁啓超與陳千秋齊名，陳氏所學尤精，可惜不幸早死，後來幫助康氏維新運動的，所以獨有梁氏了。在戊戌政變之前，梁氏曾與康氏在上海組織強學會，開辦《時務報》。這個時候，梁氏年僅二十三歲，善於文詞。其所作文，另出一種體式，淺近流暢，氣充辭沛，而議論又極新穎，具有煽動人心之極大魔力，凡當時青年思想莫不受其影響，論文字鼓吹之力，當時要以梁氏為首功。維新運動失敗以後，梁氏出亡日本，益作文字的宣傳，先創辦《清議報》及《新民叢報》，喚醒民眾發表政見較前尤力。直到辛亥革命，梁氏方始回國，袁世凱往北京組織政府時，他曾做了一任財政總長。民國五年參與過討袁之役，在政治方面頗具功績。民國八年，出遊歐洲，參觀戰跡及大戰後世界之趨勢。返國以後，思想又為之一變。自此以後，梁氏乃拋開政治生活，專門從事於著述與講學者七八年。長期講授的地方，為南開與清華兩大學，其餘則為公開講演，無有定期。每到一處，聽眾滿座至不能容，可以想見其魔力。梁氏的學問博而雜，不限一家，凡政治、經濟、歷史、哲學無不窺閱，晚年尤喜研究歷史與佛學。平日嘗以提倡東方文化自任，晚年此志益堅，鑽研益力，僅活了五十六歲而死，是他所未及料的。他的思想隨時變遷，故沒有一貫的主張，但無論如何變遷，其為舊時代的學者，是無法否認的。他的思想在民國以前與在民國時代歧異很大，本期是在民國以前的一期，故本章只敘他在民國以前的思想；他之對於教育的貢獻，其影響於教育思想的亦以本期為最大。 《新民叢報》書影 二 國民教育主義 本期是科舉與學校兩種制度的交替時期，梁氏在上海開辦《時務報》時，極力反對科舉制度，提倡學校教育。在他所作《變法通議》一文里，對於整個教育，並提出一個很有系統的意見。內中分政、教、藝三綱，分學堂、科舉、師範、專門、幼學、女學、藏書、纂書、譯書、文字、藏器、報館、學會、教會、遊歷、義塾、訓廢疾、訓罪人十八目。教育業務雖分有十八目，而一切皆歸本於學校教育，所謂「亡而存之，廢而舉之，愚而智之，弱而強之，條理萬端，皆歸於學校」，——此梁氏提倡學校教育之理由。他的學校教育主張，除女學外，大致與張氏所論相同，但他的教育主義則與張氏完全兩樣。張氏是提倡人才教育主義的，梁氏則為國民教育主義者；中國人之注意到國民教育，且極力提倡者，要以梁氏為最早的一人。 梁氏的國民教育之意義有二：一是要使全國之民皆受教育，二是訓練全國之民皆有國家思想。中國歷來多是賢人政治，在此種政治之下的教育。全是人才主義的教育。只要造就些優秀人才幫助皇帝以撫治人民，就行了，至於一般民眾有知識與否可以不必過問。梁氏以為現在世界進步，與昔日絕對不同，列強已發達到了民族帝國主義的階段，著著向我進逼。非全國上下群策群力不足以謀抵抗。要使全國上下共謀抵抗，須人人有抵抗的知識與技能方能辦到，所以現在教育方針應當改變，改昔日人才主義的教育為國民教育主義，由國家力量使教育普及到所有民眾。 中國現在之所以積弱屢受列強壓迫的，不僅教育之不普及，更由於中國人沒有國家思想。中國人所以沒有國家思想，一方由於地理環境之養成，一方也由於歷來教育之錯誤。他說： 昔者吾中國有部民而無國民；非不能為國民也，勢使然也。吾國夙巍然屹立於大東，環列皆小蠻夷，與他方大國，未一交通，故我民常視其國為天下。耳目所接觸，腦筋所濡染，聖哲所訓示，祖宗所遺傳，皆使之有可以為一個人之資格，有可以為一家人之資格，有可以為一鄉一族人之資格，有可以為天下人之資格，而獨無可以為一國國民之資格。（《飲冰室文集·新民說》） 數千年來的教育，只是遺傳的、文雅的、利祿的，不僅沒有國家思想，且沒有確定的宗旨。即近今創辦新教育已三十年，其課程雖政藝兼設，而思想之不進步如故，問辦教育者以宗旨，亦不過人云亦云而已。教育宗旨既未改變，縱使教育普及，所授與的智能仍是升官發財的智能，所培養出來的人才仍是部民的人才，這種教育再辦三五十年亦無救於今日之中國。要救今日之中國，務須改變教育宗旨，培養一班新國民——所謂「新民」。新民是對舊式時代的人民而言，他們的精神是進取的，他們的思想是自由的，他們的行動是獨立的，他們的團體生活是有組織的，他們的道德是公德重於私德的，他們是極富於國家觀念，愛國家重於愛家族的，且對於世界民族而能表現一種特別性質的。以此標準規定國家教育宗旨，以此宗旨對於全國人民施行一致的教育，使全國之民成一特色而富有國家觀念的民族，此梁氏之所謂新民，此梁氏之所謂國民教育。[1]施行國民教育的模範國家，在古代有雅典與斯巴達，在近代有英吉利。梁氏以為中國今日之教育宜採取英國式的，因為英國是兼雅典、斯巴達兩國的優點而全有的。[2] 三 兒童教育 梁氏在光緒二十二三年之間，所發表關於兒童教育的意見，在當時可算很有價值的文字。內中首先舉出西人教兒童方法的良善，以反證中國學究誤人子弟的罪惡。他說： 西人之為教也，先識字、次辨訓、次造句、次成文、不躐等也。識字之始，必從眼前名物指點，不好難也。必教以天文地理淺識，如演戲法，童子所樂知也。必教以古今雜事，如說鼓詞，童子所樂聞也。必教以數國語言，童子舌本未強，易於學也。必教以算法，百業所必用也。多為歌謠，易於上口也。多為俗語，易於索解也。必習音樂，使無厭苦，且和其血氣也。必習體操，強其筋骨，且使人人可為兵也。日授學不過三時，使無太勞致畏難也。不妄施撲教，使無傷腦，且養其廉恥也。（《時務報·論學校五》） 這種適合兒童心理的教法，何等活潑，所以造就的國民，皆為活潑進取的國民。我們反觀中國蒙童教師——學究——所施行的教法怎樣？ 今之教者毀齒執業，鞭笞觵撻，或破頭顱，或潰血流，飢不得食，寒不得息。國家立法，七年曰悼，罪且減等。何物小子，受此苦刑！是故中國之人，有二大危：男女罹毒，俱在髫年，女者纏足，毀其肢體；男者撲頭，傷其腦氣。導之不以道，撫之不以術。地非理室，日聞榜掠。教匪宗風，但憑棒喝。遂使視黌舍如豚笠之苦，對師長若獄吏之尊。 這種教法，再不徹的改革，不僅足以亡國，且足以亡種族。若要救亡，若要保國強種，「非盡取天下之學究而再教之不可，非盡取天下蒙學之書而再編之不可」。於是梁氏提出一個意見：一、為規定兒童應讀的書籍，二、為規定教授兒童應取的方法。關於兒童應讀的書籍凡分七類：（1）識字書，（2）文法書，（3）歌訣書，（4）問答書，（5）說部書，（6）門徑書，（7）名物書。每類皆附論以各種教法，而以一二兩類所論為最善。例如教授兒童識字，先調查社會所通行的文字，約計二千多字；然後分為形、聲、意三類，以此為標準分別授與初識字的兒童。如第一類字以聲為主者，必先令學字母而後拼音；第二類字以形為主者，必先令學獨體而後合體。以此施教，不出一月，凡應用的二千多字皆能使他們認識。例如教授綴法，由教者先口授俚語，令兒童以文言答出，有辭不達意的，即為削改。所授的內容，先取粗切的事物，漸進於淺近的議論。所授的字數，初授一句，漸至三四句以至十句；兩月之後乃至三十句以上，即可成為小篇文章了。梁氏並擬了一張教學功課表，凡兒童初入學時，即教以識字，俟中西有用之字皆認識了，然後按照此表施行。此表專為八歲以上十二歲以下的兒童讀書用的，若能照此教學，到了十二歲以上，則可升中學、大學了。這張功課表我們不妨抄錄於下，也可以知道他所論教法的一個大概。 梁啓超書法對聯 （1）每日八下鐘上學，師徒合誦讚揚孔教歌一遍，然後肄業。 （2）八下鍾受歌訣書，日盡一課，每課以誦二十遍為率。 （3）九下鍾受問答書，日盡一課，不必成誦，師為解其義，明日按所問而使學童答之，答竟則授以下課。 （4）十下鍾，剛日受算學，柔日受圖學。 （5）十一下鍾受文法，師以俚語述意，令學童以文言答之，每日五句漸加至十句。 （6）十二下鍾散學。 （7）一下鍾復集，習體操，略依幼學操身之法，或一月或兩月盡一課，由師指導，操畢聽其玩耍不禁。 （8）二下鍾受西文，依西人教學童之書，日盡一課。 （9）三下鍾受書法，中文、西文各半下鍾，每日各二十字，漸加至各百字。 （10）四下鍾受說部書，師為解說，不限多少。 （11）五下鍾散學，師徒合誦愛國歌一遍，然後各歸。 （12）每十一休沐。 四 女子教育 《飲冰室全集》書影 在光緒二十九年，張之洞改定學堂章程，謂中西禮俗不同，未便設立女學以前，梁氏在上海早已鼓吹女子應受教育。他所持的理由有四：（1）中國四萬萬人，女子居其半。女子沒有知識，不能自立，全須待養於男子，男子終歲勤勞，所有收入尚不足以贍養他的妻子，以致男女皆困。人人因累於妻子而受困苦，此中國所以無人不憂貧。此就生產方面說，女子應受教育。（2）中國之大，人數萬萬，戶數千萬，尋求良好和睦的家庭，萬不得一，其不和不睦的原因，多起於姑嫜姒娣之間。這一班女子，並非生性低劣，實由她們盡日牢守在極小的家庭圈限中，既不受教育，而耳目從未與社會接觸，所以養成一種狹隘的器度。此就改良家庭方面說，女子應受教育。（3）女子性情溫柔，與兒童相近，且善體兒童的心理，善會他們的意趣，而兒童之愛母亦較甚於愛父，故西人小學教育多由女子擔任。中國兒童，在家庭既無母教，入學校又無女教師，所以多不如西方兒童的幸福。此就家庭教育與兒童幸福方面說，女子應受教育。（4）女子受了教育，不僅使她們善教兒童，並要使她們善育兒童——育養健強的兒童。西人講求種族學者必以胎教為第一義，中國古人也有主張胎教的。現今前識之士，莫不以「保國保種保教」三者相呼號，求達此目的，非提倡女學、講求胎教不可。此就強國保種方面說，女子也應受教育。且女子智力並不劣於男子，假能使她們從事於學，必有「男子所不能窮之理，而婦人窮之；男子所不能創之法，而婦人創之」。我們要提倡女子教育，務必廣興女學；要廣興女學，務必破除「女子不出外」的信條。倘此信條不破除，則女學必不發達，縱令給女子以相當的教育，其見聞仍不出閨閣之外，雖有異質，亦屬無用。但同時他所草擬女學堂章程，對於男女的界限、內外的分別，限制極嚴，雖適應環境，亦可以推見梁氏當時的思想之程度了。 本章參考書舉要 （1）《張文襄公全集》 （2）《飲冰室文集》 （3）《勸學篇》 （4）《時務報》 （5）《新民業報》 * * * [1] 《飲冰室文集·學術類下·論教育當定宗旨》：「教育之意義，在養成一種特色之國民，使結團體以自立競存於列國之間，不徒為一人之才與智雲也。」 [2] 同上書：「盎格魯撒遜種者，今日地球上最榮譽之民族也。其教育之宗旨在養成活潑進步之國民，故貴自由，重獨立，薰陶高尚之德性，鍛煉強武之體魄，蓋兼雅典、斯巴達之長而有之焉。」 第六編 初期資本主義時代的教育 第三期 自民國建元至歐戰告終（1912—1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