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史 · 第四十九章 留學教育

第一節 遊學與遊歷 遊學教育，在前期只是萌芽，到了本期，則驟然走到最高潮的階段；所以除了「變法興學」以外，遊學一事，也是本期全國上下一致的呼聲。封疆大吏，如張之洞、袁世凱、王之春等人，知識分子如康有為、梁啓超、張謇等人，部院大臣如張百熙輩，或對清廷陳上章奏，或對社會發表時論，個個莫不以留學的利益來鼓吹來號召。這些人中，尤以張之洞說得最痛快。他說： 出洋一年，勝於讀西書五年，此趙營平百聞不如一見之說也。入外國學堂一年，勝於中國學堂三年，此孟子置之莊岳之說也。（《勸學篇·遊學第二》） 學堂固宜速設矣，然非多設不足濟用。欲多設有二難：經費巨，一也；教員少，二也。求師之難，尤甚於籌費。天下州縣皆立學堂，數必逾萬，無論大學、小學斷無許多之師，是則唯有赴外國遊學之一法。（《變法自強第一疏》） 但首先提倡的還是一般新進知識分子。他們自甲午一役以後，深深感覺中國非變法不足以圖強，非興學不足以變法。但驟言興學，完全聘用外人，既非善策，而中國怎能降下如許新知識人才，於是又感覺到非廣派青年學生出洋遊學不足以興學。新進知識分子提倡於先，封疆大吏繼起於後，一倡百和，風氣喧騰於全國上下，於是大家都感覺遊學為當今第一要政。但派遣遊學有三層限制：第一，出洋遊學，必先習外國語言文字為研究學問的工具，年事已長的人，口舌已強，學習極感困難，非派遣青年學生不可；第二，國家一旦變法，一切新政新教，所需人才不下數萬，目前萬難籌得如此巨款，培養數萬遊學人才；第三，即或有力能夠籌出如此巨款，貲送青年學生出洋遊學，也必待三年或五載方能收其成效。現在列強四面環攻，日益加緊，變法興學迫在眉睫，怎能安然坐待三五年了再圖振興，所以於提倡遊學之外更當提倡遊歷，而遊歷一事，尤為目前救濟急需之圖。遊歷與遊學不同之點如下：（1）遊學是長期的永久的性質，遊歷是短期的暫時的性質；（2）遊學所派遣的概屬於青年子弟或學生，遊歷所派遣的或為親貴，或為職官；（3）遊學以正式研究各種科學為目的，遊歷的目的則只在考察各國的政治法度，以便期月回國了立行新政之急需。既有此項急需，所以本期在學部成立以前提倡遊歷的空氣非常高漲。但自學部成立以後，只有遊學一事，繼長增高，而遊歷遂不為要圖了。 張謇像 本期所謂留學教育，是指著遊學一事說的。遊學又分著兩個階段：在學部未成立以前，公費自費，漫無限制，文科理科，毫無標準，出洋遊學的人數雖多，概系省自為政，人自為法，可以說是沒有系統的時代。自學部成立以後，才規定了出洋留學的資格，規定了公費的標準，頒布了管理的章程，限制了學習的範圍——勿論出遊東西各國，而政府才有統一的辦法。茲將各種辦法擇要分節敘述於下。 第二節 資格與學科 一 資格 當時風氣初開，錮蔽的人們仍以遠涉重洋為畏途，所以政府為鼓勵此項人才起見，只要有志遠遊，不限資格，一律可以貲送，並可鼓勵有錢的人自備資斧出洋遊學。迨後風氣漸開，不僅毫無危險，並且由此可以獲求榮利，找得出路，於是自備資斧出洋遊學的就紛紛多起來了。這一項人在國內更沒有一定的資格。且因是時國內學堂初開，尚沒有正式學堂畢業的人才，嚴限資格，也是勢所不能。出洋遊學既不限資格，只要稍有知識或是舉貢生員，稍經考選，便可獲得公費派遣，否則只要家產充裕也可以自備資斧。此種人在國內既無普通學識，且多不習外國語言文字，出國之後，還須補習語言，先學普通知識，再進正式學堂，於國家於個人皆不經濟，所以自端方、戴鴻慈等大臣遊歷回國以後，即有遊學限制資格的建議。[1]學部根據他們的建議，才於光緒三十二年二月，通行各省將軍督撫，以後選送學生出洋遊學必須限定資格。此次所定的資格，分長期、短期兩項：（1）關於長期遊學者，除學習淺近工藝僅須預備語言、於學科勿庸求備外，凡入高等以上學校及各專門學校者，必具有中學堂以上的畢業程度，且通習所游之國的語言，方為合格；（2）關於短期者，除遊歷官紳，此少寬限制外，凡習速成科者，勿論政法或師範，必須中學與中文俱優，年在二十五歲以上，於學界、政界實有經驗者，方為合格。除以上所規定外，一律不得以公費選派。到本年六月，學部又通行各省，將短期一項一律停派，勿論官費、自費皆不得貲送，由此以後，出洋的資格限定較嚴，非具有中學堂以上的畢業資格，不能隨便出洋學習了。（《學部官報》第二期） 二 學科 前期派遣生徒遊學，所學科目，除武備——製造駕駛及軍備——外，則為語言文字，這與國內的軍備和方言兩種教育遙相應和。到了本期，政府才注意實業的研究，乃於光緒二十五年，由總理衙門擬定出洋學生肄業實學的章程。所謂「實學」，即農、工、商等科的專門學業，即講求富強的根本學業。但事實卻不然。本期遊學教育，雖東西各國皆有學生，要以前往日本的居最多數。其原因有三：一、因日本路近費省，容易前往；二、因日本與中國同文，容易學習；三、因日本國內的風俗習慣與我大致相同。於生活上極感方便。有此三種原因，所以提倡者以日本為先，自動者亦以日本為多，而中土人士乃紛紛東渡了。這一班東渡的人士，志在販取舶來品回國出售，借獲大利，所以大多數是學習速成科，其次則為普通學。[2]速成科不外法政與師範兩門，只要一年半畢業了，就可以回國取得差事，不僅於所謂「實業」無關，且在一年半之內除補習語言所費時間外，實在所得能有幾何；所以到了學部成立以後又有學科的限制。學部於光緒三十四年所定學科的標準，以農、工、醫及格致四科為限，勿論東西各國，凡出洋學生能按照此四科正式入高等以上學校者，方能給予官費。但此項標準定於光緒三十四年，不過是一個大體的規定，其實學生在各國所學科目實較此四科為多。例如在日本則以學習師範、法政及警務為多；同年在美國又定以十分之八習農、工、商、礦等科，以十分之二習法政、理財諸學，未能一律。 清代留學幼童 1872年，清政府首次選派三十名學童赴美留學。 第三節 管理與獎勵 一 管理 政府對生徒有統一的管理章程，始於光緒三十二年。在這一年以前，全是省自為政，某省派了若干學生在某國遊學，即派一專員前往該國照料監察，謂之「遊學監督」。本期以遊學日本的人數最多，程度極不整齊，而內容又甚複雜，所以對日本遊學管理比較歐、美注意。在光緒二十八年，即由外務部派汪大燮為日本遊學總監督，這是政府統一管理的辦法，但尚沒有一定的章程。到了光緒三十二年，始由學部擬定管理日本遊學章程，於駐日公署設遊學監督處，以出使日本大臣為總監督，另派專員為副監督。到光緒三十四年，又以使臣外交煩重，乃將前項章程修改。修改的章程，乃取消總副監督的名目，減輕出使大臣的責任，其監督處仍設於公署內，另派專員為遊學生監督，全權辦理遊學事宜，不過受使臣的節制罷了。關於歐洲方面，在光緒三十三年，曾由學部派蒯光典為遊學監督，全權辦理全歐遊學事宜，不受使臣的節制。到了宣統二年，蒯氏辭職回國，學部遂仿照遊學日本的成例，擬定管理歐洲遊學生監督處章程一份，其內容與光緒三十四年修改的章程大致相同。至於美國，因本期遊學的人數不多，沒有如日本、歐洲那種詳細的管理章程，只令出使大臣照料而已。管理的內容，大概分學生成績的高下、功課的勤惰、品行的優劣三項。關於學生之入學畢業或轉學、退學皆有考察的責任；住居、飲食或疾病、死亡皆有照料的責任。至於學費的數目及給領或補剝，也有詳細的規定。（均見《學部官報》） 二 獎勵 遊學生在外國學校畢業了也有科名的獎勵，與在國內學堂畢業者意義相同。此種獎勵章程，頒布於光緒三十二年，由學部擬定。同年，鄂督張之洞也擬了一份鼓勵遊學生畢業章程，曾經政府頒布施行，但只限於游日本一國。兩項章程的內容，不大相同，依學部的規定，凡在東西各國正式高等以上學堂畢業，回國後須受政府的一番考試。考試列入最優等的給予進士出身，列入優等及中等者給與舉人出身。凡給予出身者，並加上某科字樣，如文科畢業者則稱文科進士、文科舉人；如法科畢業者則稱法科進士、法科舉人；其餘依此類推。當時社會所呼「洋進士」、「洋舉人」就是從此來的，現今外交界的名流如王寵惠、顏惠慶一干人等，在當時都戴過了洋進士的冠帶的。 大清外務部電報封 第四節 結論 鎊，英國、埃及、愛爾蘭等國的本位貨幣。 佛郎，即法郎。 本期的留學教育，以日本為最盛，據學部於光緒三十二年的概算，留日學生計有一萬二三千人。但在同年，根據各校的統計，約有六千餘名；又據《日本學制五十年史》上所述，游日學生亦以本年為最多，其數實超過七千人，則學部所述不免有些誇張。其次則為歐洲，以英、德、法、比、俄五國較多；再次為美國，但皆沒有確實的統計。關於留學經費，各國殊不一致。在日本留學的經費分三等：以在官立大學校肄業者為第一等，每人每年學費日金五百元；以在官立高等專門學校肄業或在官立大學只習選科者為第二等，每人每年日金四百五十元；以在私立高等以上學校或習普通學科者為第三等，每人每年日金四百元。在歐洲遊學的，經費分五國：一、英國，每人每年一百九十二鎊；二、法國，每人每年四千八百佛郎；三、德國，每人每年三千八百四十馬克；四、俄國，每人每年一千六百二十盧布；五、比國其數與法國同。在美國遊學，每人每年規定學費美金九百六十元。但歐、美六國所定數目，系按照在專門以上學校做標準，若尚在學習預備科而未入正式班者，則以此數的五分之四發給。我們對於遊學的人數沒有確實的統計，對於當時各國的幣制沒有精確的比較，姑且一律以概數平均作一假定如下：在日本留學的，每年平均五千人，共需學費日金二十三萬五千元，合華幣亦二十三萬五千元；在歐洲留學的每年平均五百人，共需學費九十六萬佛郎、三十八萬四千馬克、十一萬二千盧布、一萬九千二百鎊，合華幣一百零七萬五千餘元；在美國留學，每年平均三百人，共需美金二十八萬八千元，合華幣五十七萬六千元。東西共計，每年平均需用學費一百八十八萬六千餘元，加上日本遊學監督處經費每年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元，歐洲遊學監督處經費每年五萬二千八百元，總計每年共耗國庫一百九十六萬三千餘元，其餘川資及臨時費用尚不在內。再以十倍之，則本期十年之內，所耗國帑共有一千九百六十三萬餘元。以此巨大款項，應當培養出整千整萬的有用人才，回國了把中國改造一番。但我們略一考查其實際情形，則知事實與期望往往相反。學部在光緒三十二年十月擬定管理日本遊學章程有這樣一段話： 戴鴻慈、端方1906年在美國考察憲政 遊學日本各生以無人稽查之故，所入之校視如傳舍；認定學科，意為遷移；甚或但往應考，而平日潛行回國，借抄講義，而本人並不上堂。（《學部官報》第八期） 端方、戴鴻慈在同年十二月更有一段痛心話： 我國遊學之弊害，蓋不勝言矣！普通之未解，國文之未諳，外國語言文字之不習；官費者既以請託得資，自費者遑復檢查合格，既無矜慎選材之意矣。游而不學，輟業而嬉者姑具勿論。其或心艷虛名，身循故事，喜民校之規則縱弛，閱數月而輒得證書，藉以標榜為名，侈談學務；陋者不察，輒相引重。又或去來飄忽，作輟靡常，畢業者僅計年期，後至者又循故轍。其最高者，稍涉語文，躐躋大學。選科雖復無定，得證仍自有期。夫以卒業得證之要事，而僅憑外交手段之抑揚。監督既擁虛名，而不能實施其干涉；學部又未定規則，而無由實驗其課程。進其人而試之，既無當其所學；循舊例而用之，亦不見其所長，將以興實學、得真才必無幸矣。宜其流弊日深，不得其益，徒得其害也。（《條陳學務折》） 平日在學的情形既不良如此，自然難得有好的成績。低者意在取得洋進士舉人，可以高其門第；高則或剽竊西學一二皮毛，以誇示於國人；再較優一點的，則將資本主義的制度或教育，整個搬來硬用於社會的組織不同的中國，此端、戴二氏所以有「不得其益，徒得其害」之嘆。 本章參考書舉要 （1）《道咸同光奏議》 （2）《光緒政要》 （3）《學部官報》 （4）《新教育》 （5）《近代中國教育史料》第一冊《遊學》（舒新城） * * * [1] 《道咸同光奏議·端方戴鴻慈條陳學務折》：「擬請飭下學部，嚴定章程。以後各省選派學生，以普通卒業、國文完美、兼通外國語文者為主，不及格者勿得濫派，以杜情面請求之事。其自費者亦一律考驗合格方予給咨。其無咨者雖畢業不得有錄用任事之權利。」 [2] 《大清宣統法令》第十五冊補遺《白本官立高等學堂收容中國學生名額及各省按年份認經費章程》：「比年以來，臣等詳查在日留學人數雖已逾萬，而習速成科者居百分之六十，習普通科者居百分之三十，中途退學輾轉無成者居百分之五、六，入高等及高等專門者居百分之三、四，入大學者僅百分之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