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史 · 第四十五章 本期教育思潮與宗旨

第一節 中學為主西學為輔的思潮 時勢逼迫至此，不得不變法了。要變法不得不興學；要興學不得不接收西方的文化。但中國民族是歷史的民族，最富於保守性，且歷來以文化自誇的民族，今日因外力的關係，一旦「舍己而芸人」，絕非他們所能甘心。既不能完全舍己而芸人，又不得不舍己以芸人，在此思想衝突之中，於是產生了一種調和思想。調和的結果，就是中西並取：對於西方文化，只可接收其科學，接收其技術，接收其法度；對於己國文化，仍當保守其禮教，保守其倫常，保守其風俗。換一句話說，他們所接收的只是西方物質文明，對於自己的精神生活，大家一致保守，不肯失墜。思想的趨勢既然如此，所以在當時演成一句口號：「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本期的教育思潮亦是這八個字。這種思潮，在本期十六年中，勿論新進知識分子或官僚階級，大體上全是一致的，雖從分析方面看各有主張。我們勿妨引出幾位有力者的主張，以資證實。 光緒二十二年，孫家鼐在《議復開辦京師大學堂摺子》上說： 中國五千年以來，聖神相繼，政教昌明，決不能效日本之舍己芸人，盡棄其學而學西法。今中國京師創立大學堂，自應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學有未備者以西學補之，中學有失傳者以西學還之；以中學包羅西學，不能以西學凌駕中學。此是立學宗旨，日後分科設教，及推廣各省，一切均應抱定此意，千變萬化，語不離宗。（《皇朝道咸同光奏議》卷七《變法類》） 光緒二十四年張之洞所著《勸學篇》內也有這樣兩段話： 今欲強中國，有中學，則不得不講西學。然不先以中學固其根柢，端其識趣，則強者為亂首，弱者為人奴，其禍更烈於不通西學者矣。（《內篇·循序第七》） 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不必盡索之於經文，亦必無悖於經文。（《外篇·會通第十三》） 光緒二十四年清廷所頒「定國是」一詔也有同樣的話： 嗣後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戊戌政變記》卷一） 光緒二十四年梁啓超代擬《京師大學章程》內中也說過： 中國學人之大弊，治中學者則絕口不言西學，治西學者亦絕口不言中學；此兩學所以終不能合，徒互相詬病，若水火不相入也。夫中學體也，西學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體用不備，安能成才。且既不講義理，絕無根柢，則浮慕西學，必無心得，只增習氣。前者各學堂之不能成就人才，其弊皆由於此。（《近代中學教育史料》第一冊） 光緒二十九年張百熙等在《奏定學堂章程》原奏上說： 至於立學宗旨，勿論何等學堂，均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俾學生心術壹歸於純正，而後以西學淪其知識，練其藝能，務期他日成材，各適實用，以仰副國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奏定學堂章程》） 張百熙書法扇面 我們由上面幾段話看來，可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八個字在當時的勢力；由此八個字更可以推知當時新教育的精神了。這種思潮直到民國初年，尚有很大的勢力。 第二節 教育宗旨 有了某種教育思潮才能產生某種教育，而教育宗旨又是某種教育產生之後才以文字確定——此是本期新教育的特性。在光緒二十八年以前，本期尚無確定的教育宗旨。到光緒二十九年，頒布《奏定學堂章程》，才以「忠孝」二字為宗旨。在學務綱要上說： 京外大小文武各學堂，均應欽遵諭旨，以端正趨向，造就通才為宗旨。 此次遵旨修改各學堂章程，以忠孝為敷教之本，以禮法為訓俗之方，以練習藝能為致用治生之具。 內中所謂「端正趨向」，所謂「禮法」，皆是射著「忠孝」二字說的。就我們前節所引原奏「至於立學宗旨，無論何等學堂，均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一語看來，更知忠孝二字是他們立學的宗旨。 但此種宗旨，在當時只是附帶提及，且忠孝二字含義太泛，包括不全，未能盡合於當時的需要。到了光緒三十二年學部正式規定明確的教育宗旨，由政府頒示全國。此時所定的教育宗旨，分二類五條：第一類為「忠君」、「尊孔」二條，第二類為「尚公」、「尚武」、「尚實」三條。前二條，他們以為是：「中國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發明以拒異說者」；後三條，他們以為是「中國民質之所最缺，而亟宜針砭以圖振起者」。這五條十字的宗旨，仍是「中體西用」的教育思想，不過比較具體罷了。 本章參考書略同前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