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史 · 第四十四章 外力之壓迫與新教育之勃興

第一節 外力壓迫之警醒 「吾國四千餘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以後始也。我皇上赫然發憤，排群議，冒疑難，以實行變法自強之策，實自失膠州、旅順、大連灣、威海衛以後始也。」這是梁啓超記戊戌政變時開頭劈首的兩句警語。 崩裂了的中國巨人 八國聯軍入侵時的漫畫。 在同、光之際，李鴻章一班頭等疆吏，因多與外國接觸，看見他們的堅船利炮，驚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所以他們一面開方言館，訓練交涉人才，一面創辦水師和武備學堂，訓練海陸軍人才，以為抵制。當是時，帝國主義者雖小試了幾次炮轟政策，而中國民族驚為「變局」的卻只有這極端少數的幾個人，大多數猶是熟睡未醒；這幾個人所震驚的也不過看見了外國人的幾隻堅船，幾口利炮，至於外國的政治的進步，和科學的精深，毫未了解；所以那個時期所謂新教育只有方言與武備兩件事情。整個民族既未醒來，敵人的炮火稍稍停息以後，應付目前而起的新式教育究竟敵不住千餘年來的科舉，究竟敵不住五百年來的八股；所以到了末了，連那不備不全的幾所方言館和水陸師學堂也視為具文，而老大獅王依然熟睡不起了。哪知到了一八九四年以後，帝國主義者又捲土重來，不斷地環攻。首先發難的為東鄰日本，在這兩年，為著朝鮮問題，把中國的海陸兩軍打得大敗。依一八九五年的《馬關條約》，把朝鮮拉開了，把台灣和澎湖列島割走了，還要對他們賠款二百兆兩，東三省也失去了許多利權。這樣一來，才把睡獅驚醒了，一班少年知識分子才覺得不能再酣睡了，必要講求圖存之道了。但是官僚階級仍是昏迷不悟。再過三年，到了一八九八年，帝國主義者更進一步，對中國實行其瓜分政策。德國租占膠州灣，俄國租占旅順、大連，法國租占廣州灣，英國又割去九龍半島，沿江沿海一帶地方，又被他們一一划著為其勢力範圍，又訂下了種種不平等條約。這樣一來，中國簡直失了獨立國的資格，已成了列強的殖民地，於是比較頭腦清醒一點的官僚階級也被驚醒了。 《時務報》書影 當此之時，全國上下，有一句最流行的口號「變法自強」，大家都以為要圖自強非變法不可。在新進知識分子方面，以康有為、梁啓超等為領袖；在官僚階級方面，以張之洞、袁世凱等為領袖。康有為於一八九五年在北京、上海等處組織強學會，梁啓超於一八九六年在上海創辦《時務報》，一方面鼓吹新思想，一方面介紹新知識。以他洴洴的熱血和刀鋒動人的筆與舌，果然喚醒了不少的民眾，不到一年，繼強學會而起的各地學會一時簇起，而變法自強的思想於是瀰漫於全國。官僚階級的領袖張之洞代表官僚階級的思想，於一八九八年作了一部《勸學篇》刊行於世，其主張雖然與康、梁不同，但變法自強的目的則彼此一樣。康、梁等於是趁著機會，更進一步，拿著光緒帝為傀儡，施行他們的變法自強之策，但官僚階級的頑固黨及皇室領袖依然執迷不悟，所以戊戌維新僅曇花一現。再過兩年，到了一九○○年，因拳匪之亂，引起排外風潮，於是帝國主義者又大施其環攻政策起來了。這一次帝國主義者實行大聯合，占據了京、津，趕走了頑固領袖西太后。結下了世界各國所難忍受的《辛丑條約》，要中國賠款四百五十兆兩，並要改組滿清政府。這一次，把中國民族壓迫的太兇了，把滿清帝室駭得亡命了。到了此時雖頑固黨也知非變法不可了。從甲午到庚子，七年中受過了三次炮轟，這千年睡獅才完全驚醒，才安心拋開封建時代的生活，才儘量地迎納資本主義進來，他們都覺得非如此不能生存於今日之世界，於是一切新政、新法、新教育皆從此一一模仿起來。 第二節 新教育之勃興 一 變法與興學 劉坤一像 此時全國上下所覺醒的是什麼？大家皆知道列強之強，不僅在船堅炮利，製造精奇，其關係實在於他們的法度政治的優良，中國之弱，不僅由於船不堅，炮不利，其關係實在於我們的法度廢弛，政治腐敗；所以「變法自強」四字在此時成了全國上下一致的呼聲。既要採取列強新的法度政治，必要有新的人才方能運用。但是現在一般官僚階級及候補官僚，無一人不是在舊式教育裡面培養出來的，他們的精力，在三十歲以前已為八股小楷消磨殆盡，他們除了寫小楷、誦八股、應科舉以外無他能力，除了謹守成例、趨事長官以外無他本領，今日一旦責此輩以勵行新的法度政治，這無異於責令瞎子引路，必不可能。必要有了新的人才，方能運用新的法度政治；必要有了新的教育，方能培養此項人才；又必要有了新政治的企圖，方能建設此項教育；所以「變法」與「興學」在此時成了相連的關係，兩樣事情是要同時並舉的。同治以來，未嘗沒有興學，只因政治方面沒有新的企圖，所以雖有學堂，等於虛設；且從前所辦的學堂全是枝枝節節，沒有整個的教育計劃，沒有久遠的教育設施，哪能培養真實有用的人才——這種計劃與設施尤與法度政治有連帶的關係。所以此時勿論新進知識分子或比較頭腦清楚的官僚，於陳述變法裡面必包含興學，於講求興學時必涉及新政。汪康年在光緒二十二年，發表《中國自強策》，內閣十一部中就有立教部以掌學校之事；康有為在光緒二十四年上《統籌全局》一疏，十二局中就有學校一局；張之洞與劉坤一在光緒二十七年，《籌議變法》三疏，開始即請設立文武學堂；袁世凱在光緒二十七年，《條陳變法》裡面也有崇實學一條。像這一類的例子，舉不勝舉，由此我們就可以想見這一時期的空氣了。 二 新教育系統之成立 康有為像 就新教育方面說，本期十六年中，又可分著兩個小期：自甲午至庚子的六年為前期，自庚子至辛亥的十年為後期。前期的教育比較第一期稍形進步：已具了正式學校的性質，已有了等級的區分，如天津中西學堂之分二等，南洋公學之分四院，湖南時務學堂之分兩類，山東大學之分三齋，皆是第一期所未有的。但這些學堂全由個人提議開辦，自成風氣，毫無系統，且等級究不完全，亦沒有正式的大、中、小學等名目。到了後期，則更其進步了。以等級說，有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以系統說，則由小學上升中學，由中學上升高等，由高等上升大學。以統屬說，小學直轄於州縣勸學所，中學與高等直轄於直省提學使司，大學直轄於京師學部。這種整個系統的組織，倡議於光緒二十一年，李瑞棻的《請推廣學校折》，複議於光緒二十四年康有為的《統籌全局疏》，產生於光緒二十八年張百熙的《欽定學堂章程》，完成於光緒二十九年張之洞等人的《奏定學堂章程》。自有《奏定學堂章程》以後，本期的新教育可謂有了完全的系統，其後雖略有修改，但大要不出它的範圍，就是辛亥革命以後，民國學制系統，亦完全由此損益而成的。 三 舊教育崩潰 此處所謂舊教育，其形式有書院、有儒學、有科舉；其內容有八股、有詩賦、有小楷。書院與儒學是讀書分子受教的地方，科舉是他們出身的門徑；八股及詩賦、小楷是他們學習的材料——書院及儒學以這些教育他們，科舉以這些考試他們。這一類的舊教育，它們的歷史各有長短不同：儒學來自西漢，科舉與詩賦來自唐朝，書院來自宋朝，八股來自明朝，小楷來自乾隆以後，而漢、唐取士也往往注重書法。清朝自乾隆以來，是集舊教育之大成的一個時期，也是舊教育之總結束的一個時期。這些舊教育，其形式和內容雖有種種，但勢力之大還是科舉，其次則為八股，而八股和科舉到末了差不多結合為一，所以近人往往以科舉和八股來代表舊教育。科舉在當初原是替代選舉以取士的方法——一種考試制度。其缺點，在正面，不過使士類習為奔競請謁；在反面，因趨重科舉，致使學校教育無形廢弛。自與八股結合，則科舉變為機械的、空疏的教育，其結果致使士類束書不觀，頭腦昏聵，養成全國無一實學有用之人了。八股之外再加以小楷，於是科舉更為消磨國民精神的利器、殺人的教育；凡趨於這一途的學子，其結果必成為老朽的、機械的、半生不死的人生。詩賦是閒雅的教育，書院是山林的教育，儒學自創始以來就有名無實：這三種雖無大害，但亦只能適存於封建社會時代。現在中國的社會已進到了商業資本主義，加以列強的工業資本的勢力猛烈地向內侵略，把中國數千年來的農村經濟攪亂得不能自立，昔日封建時代的舊教育，勿論與國民有害與否，早已發生了動搖不復能維持了，到了本期，自然瓜熟蒂落，結果只有抱蔓而歸。八股廢於光緒二十四年五月，詩賦、小楷廢於同年六月，——這兩種其後雖因戊戌政變逐漸恢復，但庚子以後依然停止了。 《明定國是詔》 光緒帝宣布變法的詔書。 科舉的廢除，分著三個步驟：一為改良其內容，二為遞減其中額，三為完全停止。第一步萌芽於光緒十三年，當時清廷依御史陳秀瑩的奏請，於每屆鄉會試時酌取算學人才若干名——此為變更科舉內容的初步，但八股與詩賦、小楷依然如故。自甲午一役以後，一般新進知識分子如康、梁等，對於科舉的毛病始施以猛烈的攻擊，所攻擊的焦點則為以八股取士。自膠澳被占以後，康、梁又上書或面奏，力陳八股之害，於是清廷乃於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初二日，毅然下詔廢除八股，凡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一律改試策論——這是本期變法中的第一快舉。同年六月一日，清廷又因張之洞、陳寶箴的建議，凡素來科舉所特重的詩、賦、小楷也被取消了。第二步始於庚子之變以後。這一次失敗，雖官僚及封疆大吏，也知道科舉的積弊太深了，或請改良其內容，或請遞減其中額，或請完全停止，屢有奏議。劉坤一與張之洞於光緒二十七年《籌議變法》三疏中，第一疏即有分年遞減科舉中額，改由學堂的建議。到光緒二十九年，袁世凱與張之洞又有分科遞減的奏請，同年上《奏定學堂章程》時亦以遞減科舉為請，——到此時，科舉的權威已掃地無餘了。當是時，全國輿論，皆以為阻礙學堂之進行的莫過於科舉，科舉一日不廢除則人人懷著觀望的態度，學堂即一日不能進行。到了光緒三十一年，袁世凱、張之洞、趙爾巽一班封疆大吏又聯名奏請，清廷看見大勢所趨，無法柢柱，遂於這一年八月決然下詔停止。儒學不久已無形取消，書院自光緒二十四年以來逐漸改為學堂，自此年科舉明令停止以後，昔日封建時代的教育於是一筆勾銷，而新式的學校教育乃勃然而興起。 本章參考書舉要 （1）《皇朝道咸同光奏議》 （2）《光緒政要》 （3）《戊戌政變記》 （4）《奏定學堂章程》 （5）《時務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