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史 · 第四十二章 社會之變遷與新教育之產生

第一節 社會的變遷 一 外因 在光緒元年，因台灣事變，李鴻章上德宗的奏摺有這樣一段話： 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往來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械之精，工力百倍：又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外患之乘，變幻如此，而我猶以成法制之，譬猶醫者療疾，概投之以古方，誠未見其效也。 這一段話，描寫當時門戶業已大開，描寫西人來中國通商傳教已成習慣，描寫各省內地均有外人居住，描寫帝國主義者武器之厲害，描寫他們對中國陰懷侵略的野心；並認定為中國數千年來從未有過的變局；且知道我們仍若拘守成法絕難以應付環境而圖自立，可謂繪影繪聲了。本期確為中國「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的一個時期；這個變局開端於一千八百四十年的鴉片之役。在這一役以前，西洋也有教士來我內地傳教，西洋也有商人來我沿海通商，中西文化也時常交換與溝通，但不能使中國數千年來立國的基礎發生影響，不得稱做「變局」。由這一役以後，則局勢大變了。但僅是鴉片之役，不過為變局的開端，如庭院古樹只被微風吹動了幾片枝葉一般，尚未搖動其本干。自此以後，接著有英、法聯軍之役（1858年及1860年），接著有天津教案之起（1870年），接著有伊犁事件之發生（1871年），接著有台灣之變，接著有馬江之亂，五十年來，東西帝國主義者接二連三的相逼而來，使中國人受著空前沒有的撼動。這種撼動，如同狂風猛雨，四面攻打，把豎立數千年的古樹震撼得差不多至於傾斜，於是中國局勢從此大變了。第一，為心理上的變動，第二，為物質上的變動。在心理方面，從前以天朝自居的，現在知道海外還有強國，他們的武力實在比較自己厲害；從前以文明自詡的，現在知道列強的科學進步實足驚訝，須當降心相求；從前只知受四鄰朝貢的，現在卻被敵人攻打了，更當講求抵禦的方法。在物質方面，從前抱守閉關主義的，現在因被迫而開放門戶了；從前以農業立國的，現在要講求商業政策及工業製造了；從前以國內自足經濟為生活的，現在要與全世界發生經濟關係了。由心理的變動，允許西人來內地通商傳教，容納西洋的科學知識，模仿列強的新式武器，因以促成產業的進步。由物質的變動，商業經濟逐漸替代了農業經濟，科學製造逐漸戰勝了八股詞章，昔日荒村野港，今已變為繁盛市場，因以促成思想的發達。因外力的壓迫，打動心理，推進物質，而心理與物質又交相影響，於是演成了本期今日之社會，這是一個什麼社會？本期社會是由數千年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封建社會變成以商業經濟為主要的商業資本主義社會，此李氏所以驚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 廣東石室天主教堂 二 內因 本期社會之變遷，除了列強以武力及經濟的壓迫所造成之局勢外，還有內因存在。內因有二：一為人口的增加，二為內亂的迭起。滿清自康熙大帝建設帝國以來，歷雍正到乾隆三朝，一方培養國內的實力，一方向外面發展，經一百餘年的休養生息，於是人口一天增加一天。據宣統年間的統計，在康熙五十年，僅有人丁二千四百六十餘萬，即有人口一萬三千五百四十餘萬；到了乾隆四十年，則有人口二萬五千六百萬了，已增加二倍以上；到了道光二十二年，則有四萬一千四百餘萬了，較乾隆四十年差不多又增加二倍（《國風報》第九號《中國人口問題》）。人口這樣突飛地增加，於是發生兩件事情：或是移殖，或是內亂。東南各省的人民，自明末以來，即有紛紛向海外移殖的事實——大半移殖在南洋群島。到清朝中葉，因人口的蕃滋，移殖運動更形發達。這個時期，移殖分兩條路線：一向東南，仍往南洋群島；一往東北，遷居於東三省一帶。東北一支，從事於荒地的開墾，依然守著昔日農耕生活，於社會之進步毫無助力。東南一支，多半經營商業，又與西洋諸民族日相接觸，這一班僑民頭腦所含的就不是昔日的思想了。他們擁有巨大的資本，富有經商的能力，直接間接皆可以促成中國內地產業之進步。內亂之起，一方由於人口的過剩，他方也由於政治的腐敗。滿清帝國因帝王專制太甚，養成官僚階級兩種劣性：一為巽懦，二為貪污。以巽懦為心，則遇事只求敷衍；以貪污為懷，則於民大事剝削。由第一個惡習，演成百般廢弛；由第二個惡習，弄得民不聊生；所以自乾隆末年，內亂的種子業已下得很深。加以過剩的人口日受饑荒的壓迫，素日不滿意於政府的草澤英雄，以饑民為群眾，莫不蠢蠢欲動，洪、楊之徒所以於一千八百五十年揭竿而起。洪、楊勢力消滅以後，接著有教匪、回匪，擾亂遍十餘省，經年不絕。由這些內亂，又產生了兩個結果：第一，滿清政府的弱點完全暴露，這一班執政的腐朽已無統御全國的能力。第二，討平洪、楊大亂，固然由於帶有宗教性的湘軍，而賴西洋新式武器的幫助卻也不少，於是國人對於西洋科學進步的認識增加了一種力量。總結起來，內因第一，由人口的過剩，影響物質的變遷；內因第二，因內亂的迭起，影響心理的變遷；物質又與心理互為影響，加以外力的壓迫，所以造成中國「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商業資本主義社會。這個社會到第二期更形發達，且同時發生工業資本主義。 太平天國與清軍作戰圖 第二節 新教育之產生 國際情形既然改變了，社會的經濟組織既然變遷了，則舊日的生活方式許多也要應時代的需要隨著改變。舊日的生活方式既要改變，在舊生活裡頭所產生的舊教育，到現在當然感覺不適用了。梁啓超在《戊戌政變記》的按語裡面，有這樣一段話： 光緒帝像 經義試士始於王安石，而明初定為八股體式。尊其體曰代孔、孟立言，嚴其格曰清真雅正。禁不得用秦、漢以後之書，不得言秦、漢以後之事；於是士人皆束書不觀，爭事帖括，至有通籍高第而不知漢祖、唐宗為何物者，更無論地球各國矣。然而此輩循資按格，即可致大位作公卿，老壽者即可為宰相矣，小者亦秉文衡、充山長為長吏矣；以國事民事托於此輩之手，欲其不亡，豈可得乎！況士也者又農工商賈婦孺之所瞻仰而則效者也，士既如是，則舉國之民從而化之，民之愚國之弱皆由於此。昔人謂八股之害甚於焚書坑儒，實非過激之言也。（《戊戌政變記》卷一三十九至四十頁） 張之洞作《勸學篇》，也有同樣的一段話： 科舉自明至今，行之已五百餘年，文勝而實衰，法久而弊生。主司取便以藏拙，舉子因陋以徼幸，遂有三場實止一場之弊。所解者，高頭講章之理，所講者坊選程、墨之文，於本經之義，先儒之說，概乎未有所知。近今數十年，文體日益佻薄，非惟不通古今，不切經濟，並所謂時文之法度文筆而俱亡之。今時局日新，而應科舉者拘瞀益甚，傲然曰吾所習孔、孟之精理，堯、舜之治法也，遇講時務經濟者尤鄙夷排擊之，以自護其短，故人才益乏，無能為國家扶危禦侮者。（《勸學外篇·變科舉》） 張之洞像 舊時教育以科舉為主腦，科舉所注重的是八股，此外還當講求小楷。以八股小楷為學業，以坊選程文為教材，以孔、孟口吻為模仿，以獵取科第為目的——舉國讀書分子畢生的精力和思想完全消磨在這上面。這樣閒暇的空疏的教育，只有在閉關時代農村經濟的社會裡面才能適用，現在門戶大開，萬國往來，火車輪船馳驅的迅速搖花了目力，長槍大炮轟擊的猛烈震破了耳鼓，哪能容許你靜坐書房，再作無病的呻詠，讀八股，寫小楷，以求封建的科舉之虛榮，此舊時教育所以要崩潰了。且中國到了滿清末季，舊時教育流弊之極，不僅不適於新的生活，就是在舊社會裡亦屬無用，其結果，正如梁氏所謂「不知漢祖、唐宗為何物」，張氏所謂「非惟不通古今，不切經濟，並所謂時文之法度文筆而俱亡之」。 當時中國人，自經一千八百四十年的鴉片之戰，及一千八百六十年的英、法聯軍之役，雖兩次失敗，結下許多城下之盟，並未減少幾許自大的心理，不過把他們昔日頑固的頭腦擊開了一些新的感應結子，使他們知道強敵之強，使他們知道敵人新式的槍炮實在較自己舊式的弓箭厲害，應當講求對付的方策。他們的對策仍不外昔日「以夷制夷」四個字，既采這種對策，勢不得不「取人之長，以補我之短」，此李鴻章所謂「我非盡敵之長，不能制敵之命，故居今日而言武備，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若僅憑血氣之勇、粗疏之材，以與強敵從事，恐終難操勝算」（《創設武備學堂折》）。既知道自己的武器之短了，使用舊式武器的技能同時也歸無用了，於是聯想到訓練舊式技能的舊時教育也無法獨存於今日。 清王朝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由以上兩個原因，一為應付新生活的要求，一為抵禦強敵的企圖，致使支持千餘年來的神聖教育發生動搖，以致於將近崩潰，而新式教育於是應運而誕生。促成新式教育的動機為英、法聯軍之役，而總理衙門即創設於此役後的第一年，而京師同文館即創設於此役後的第二年，所以我們寫本期的教育史，以英、法聯軍之役為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