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史 · 第三十九章 清代教育家及其學說（二）

第一節 概論 梨洲，即黃宗羲（1610-1695），明清之際思想家、學術史家。字太沖，號南雷，學者稱梨洲先生。一生著作20餘種，最能反映其思想的是《明夷待訪錄》。 本章的教育家也不少，我們為避免重複計，只選取黃梨洲、顧亭林及顏習齋、李恕谷四人作代表。黃、顧二人不是理學家，是有志用世的經世學者，我們可以稱他們為經世學派。他們是富有豪傑氣的學者，最稱熱血的志士，種族觀念非常強烈，中年皆參與過民族復興運動，事雖不成，但終身是不肯與滿清政府合作的。他們對於學風的趨向，皆由反明以達於宋，但梨洲因其門戶關係，尚未直接攻擊王學，而亭林對於王學則攻擊詆毀，不遺餘力。他們對於學術的興趣，皆趨重在經學方面的研究，但梨洲作《明儒學案》尚喜談心性，而亭林則絕不願講求這一套腐話，並提出「經學即理學」的口號，謂「舍經學而言理學者，乃墮於禪學而不自知」（《先正事略》本傳）。總之注重博學多識以反明學之空疏，注重經世致用之學以反宋、明理學家之腐敗，則兩人是走在一條路線上的。關於教育方面，在學理上兩人毫無特殊的研究，不過對於教育制度皆提出了改良的意見——經世學者往往只能如此。梨洲的特點，在以學校為監督政府的機關，為社會輿論的中心，而立於一種特殊地位。亭林的特點，在採用科學的方法，研究學問，重客觀而不取主觀，重創造而反對因襲，一掃明末八股的陋習，而開清代考證學的先鋒。 顏、李二人則較黃、顧更進一步。他們不僅反對王學，連朱學也反對；不僅反對朱學，且反對一切後儒之法，直接模仿孔、孟的教法。他們以詩書、六藝為教材，以習禮、習樂為教法，不空談性命，完全重在實習實行，故我們稱這一派為實用主義者。他們自身皆能吃苦耐勞，以身作則，所演習的禮節雖不脫古代的儀式，而以動作易口說，面目為之一新，也是本期教育史上的一點特色。 第二節 黃梨洲（1610—1695） 一 生活小史 黃氏名宗羲，字太沖，號梨洲，是浙江餘姚人。他是忠臣黃尊素的長子，生長在明末很有身份的一個家庭。尊素與楊、左諸人為同志友，同死於魏閹之亂，且亦理學名家，曾與劉蕺山相往還，可知梨洲在幼小時所受家庭教育已與一般人不同。「初錮之為黨人，繼指之為遊俠，終廁之於儒林，其為人也蓋三變而至今」（《年譜》）——這是梨洲自題的幾句話，自是得當。他的父親尊素之遇害，梨洲年僅十七歲。當十九歲時，袖長椎入京，手刃父仇，忠義慷慨之氣在此時已大露頭角。當二十歲時，正式遊學於蕺山之門，邀約吳、越知名之士六十餘人，相與切劘，對於其師之學敵石樑陶氏之說施以猛烈的攻擊。當三十五歲時，北京陷入於闖賊了，即在吳中糾合同志，召募義勇，且率家人子弟共赴國難，自此從事於勤王的生活，奔走播遷了五六年。當此之時，先生一心以勤王保族為職志，終不得逞，而魏閹餘黨且時施搆害，屢遭危險，然先生忠義之氣不為少挫，且於得閒時一面著述，一面講學。先生講學生活，雖始於三十歲以後，而在四十歲以前完全為黨人遊俠一流。自四五十歲以後，看破清廷統治力太強，明室恢復之無望，才折節斂氣，復舉證人書院開講會，專門於教育生活，發揮其先師蕺山之緒餘，而變做一位名理派的儒者了。雖然為一儒者，而昔日豪氣依然存在，講學於江、浙間，好以師門為標榜，大江以南門弟子遍天下，差不多在當時為東南思想界之中心。 黃宗羲像 先生生於明萬曆三十八年，死於清康熙三十四年，享年八十又六歲，綜計講學生活不下五十年。先生學問賅博，於各家書籍無不窺閱，在劉氏之門最稱高足弟子。雖為劉氏高足弟子，終以經學、史學擅長，而對於史學尤有特識，開清代研究史學者之先鋒。平生著作宏富，合計三十餘種，八百多卷，而以《明儒學案》及《宋元學案》為有系統之學術史，影響於教育思想者不少。至於《明夷待訪錄》一書，內中除開於教育主張外，儘量發揮其民本主義的政治哲學，對於二百餘年後之排滿革命思想之啟示，影響尤大。 二 言心與性 蕺山之學在明末雖自成一派，究不出陽明心學的範圍。梨洲為蕺山的忠實信徒，平日對於政治與教育的主張雖標榜「通經致用」，而對於心與性的解釋依然偏於陽明一派。他以心為一切主宰，充塞乎宇宙，心之活動變化不測，此宇宙形色所以萬殊。吾人修養只在心之本體上用工夫，所謂「窮理」即窮此心之萬殊，非窮萬物之萬殊；迨此心本體通達靈明，萬物莫不畢照，蓋心如規矩，有了規矩自然能範圍一切方圓。[1] 天地萬物莫非一氣之流行，吾人耳、目、口、鼻之運動，惻隱、羞惡之表現，亦此大氣流行之一。大氣在天地，有春、夏、秋、冬之運轉，而秩然有條不紊者，名之曰理。大氣之在吾人，有耳、目、口、鼻之運動，惻隱、羞惡之表現亦秩然有條理者，名之曰性。故曰「理是有形之性，性是無形之理」（《與友論學書》）。換一句話，在宇宙者謂之理，在人類者謂之性，其實莫非此一氣之流行。性既為氣之秩然有條理者，所以吾人以善名之；此性之善無人不有，無時不存。所以他說：「夫性之為善，合下如是。到的如是，擴充盡才而非有所增也，即不擴充盡才而非有所減也，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致陳乾初論學書》） 三 教育主張 先生論心學雖采陽明、蕺山之說，但論教育則力辟明代學者的空疏無用。他的主張是要博通經史，明之於心，致之於實用。「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諸心則為俗學」（《先正事略·名儒》本傳）。即由博而約的工夫，其目的則在致之於實用。先生志在用世，所以平日教學者亦以經世相期許，而對於當時空疏無用的學風，曾有一次很痛切的攻擊： 儒者之學，經緯天地，而後世乃以語錄為究竟，僅附答問一二條於伊洛門下，便廁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治財賦者則目為聚斂，開閫捍邊者則目為粗才，讀書作文者則目為玩物喪志，留心政治者則目為俗吏；徒以生民立極，天地立心，萬世開太平之闊論鈐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蒙然張口如坐雲霧。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尚論者以為立功建業，別是法門，而非儒者之所與也。（《贈編修弁玉吳君墓志銘》） 《明夷待訪錄》書影 這一段話固然是對於當時王學末流之空疏無用痛下針砭，也就是他的教育主張，講學宗旨。梨洲不僅不滿意於當時的學風，且對於當時的教育制度亦表示不滿，並在積極方面提出自己的意見。他的教育意見分學校與取士兩類，於學校則主張廣大其意義，於取士則主張廣開其門徑。吾人試按照《明夷待訪錄》上所載分類敘述於下。 （一）學校。據梨洲先生的主張，學校不僅為養士之機關，且為政府與社會衡論一切是非的場所，學校是超政治的一種組織，同時又是監督政府的最高機關。負學校行政責任的首領，在太學稱「祭酒」，在郡縣學稱「學官」，他們的地位應尊於一切政府官吏。太學祭酒推擇當世大儒充當，或就退休的宰相充當，其重要與宰相相等。除平日處理學校政務及製造輿論外，再逢朔日，公開講演一次，此時祭酒南面講學，天子率領百官咸就弟子之列，北面聽講。講學以外，凡關一國政治的得失，祭酒可直言陳述，令負有責任者採納改良。郡縣學官不由政府選除，由地方公議推請名儒主持，其資格不限階級，自布衣以至宰相之謝事者，只要學行相稱，皆可充當。學官的權限非常擴大，在學校以內，如教師的聘請，學生的考試及升降，校舍及校產的管理；在學校以外，如書籍的檢定，出版的審查，名勝古蹟的保管，先賢陵墓祠宇的修飭與表彰，民間吉凶儀式的規定，及風俗的改良，一切地方的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皆在學官職責範圍以內。除此以外，每逢朔望等日，舉行公開講演一次，凡一邑的縉紳士子皆須到會，郡縣官吏亦就弟子之列，北面聽講。在這個時候，凡關於地方政治的得失，亦得直言糾繩，貢獻主張於地方政府。 在學官之下，郡縣設有五經師及兵法、歷、算、醫、射等科教師，皆由學官擇聘。郡縣學多設在郡縣城內，凡城外人口稠密之大市鎮，亦得設學置經師。凡經師所教，皆屬於高等學校性質。其外還設立小學，為民間兒童受教的地方，充當小學教師的謂之蒙師。除原有學宮外，凡地方寺觀庵堂，勿論在城在鄉，一律取消，大的改為書院，小的改為小學，所有產業即撥充學校經費。 由以上看來，先生對於學校的性質，是擴充到極大，對於學官的地位與職權又提升到極高。但同時對於學生的權利亦非常注重，學官有品行不良及不稱職的，學生可由公決而更換之；郡縣長官年少無實學，且亂施壓力於學官及各儒者，學生可群起而驅逐之。學校是社會的中心，學生可以在規律之內發揮民權，這種教育思想含著極重大的革命意義。 （二）取士。明代政府取士，只科選一途，而既取之後任用太驟。梨洲先生深致不滿，乃立一改良的標準，「寬於取士，而嚴於用人」。所謂「寬於取士」，即為士子多辟幾條出路，而國家得以儘量收羅人才。先生所擬出路共有八條：一為科舉，二為薦舉，三為太學，四為仕子，五為郡邑佐，六為辟召，七為絕學，八為上書。出路既多，士子進升的機會多，凡有一技一能者，庶不致湮沒無聞，國家得以治理，社會得以安定——先生以為。但一方雖廣開門徑，一方還要防止浮濫，所以又有「嚴於用人」的限制。在嚴於用人的原則之下，八條門徑皆有規定，而以改良科舉之法為較詳。改良科舉的辦法，系採取朱子的《貢舉私議》，以分年、分科考試為原則。每次分四場：第一場試經，第二場試子，第三場試史，皆分年各考試數種；第四場試時務策三道，不分年。試經仿唐代墨義的辦法，而稍為變通，即凡答經文者須先條舉註疏大全，及漢、宋諸儒之說，然後以己意申加按語，作結論——或折中諸家之說，或自由發表創見，不要拘守一家的說法。梨洲謂照這樣辦法，既可以免掉空疏的毛病，又可以養其自由研究的精神。 黃宗羲手跡 第三節 顧亭林（1613—1682） 一 生活小史 崑山亭林先生，名炎武，字寧人，生於明萬曆四十一年，死於清康熙二十一年，享年七十歲，與黃梨洲完全同時。兩人皆為明末遺老，不肯臣事清朝者，但梨洲豪邁，而先生耿介絕俗。先生狀貌奇特，雙瞳子中白而四邊黑，三歲因病又眇一隻右眼，其貌似不足稱，但其博學多識，志大氣剛，差不多推為清初第一人。他的家世雖不及梨洲高貴，但也算是縉紳之家的子弟，七歲入蒙學，十一歲讀《資治通鑑》。嗣母王氏頗有學識，當十七歲時，以其嗣父的未婚妻資格自請歸來守節，作寡婦生活，性情亦算特別。平日以古今忠臣烈士的傳記訓誨先生，當南京陷落絕食死難時，她又遺囑以勿事二君為勖勉，則先生的性情為嗣母王氏所陶鑄者為不少了。先生是一位明體達用的通儒，富於民族思想的志士，一生遍游關山險要，以寄其懷抱。四十五歲以前，多在江南一帶，四十五歲以後，足跡遍北方各省，凡邊塞地方尤所注意。到晚年，乃卜居於陝西的華陰，即以此終老。 顧炎武像 先生精力絕倫，最精於經學與音韻學，為清代考證學的開山老祖。一生極不滿意陸、王空疏虛誕的學法，對於陽明學派攻擊尤烈。他說： 今之君子，聚賓客門人數十百人，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我弗敢知也。（《答友人論學書》） 試過細玩索這一段話，該是何等痛切！所以他平日不言理學，不談性命，只講求實用，講求通經致用的學問。亦不肯多開講會，號召門徒，他以為這是學者純盜虛聲的手段，徒足以鼓動人心，敗壞風俗——這是與梨洲相左的地方。[2]平生著作宏富，以《日知錄》一書尤為畢生精力薈萃之作。關於教育論文，除《日知錄》外，散見於《亭林文集》中，留待下面另述。 二 教育思想 亭林先生看出明末社會有兩大毛病：一為學者徒尚空談而無實用，二為流入狂禪而不講氣節。後者為王學末流所演出的現象，前者除了王學的影響外，還有教育制度的關係。當今社會以士族階級為中堅，倘這一班人既空疏無用，而又寡廉鮮恥，失了中堅的資格，結果必致於亡國以亡天下。亡國不過「易姓改號」，其禍尚小；亡天下則「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其禍最烈。他是具有極大抱負的一位賢士大夫，既看出當時兩大毛病，而這毛病已演出極不良的結果，所以不惜大聲疾呼以圖挽救。挽救的方法，對於前者則提倡能夠致用的實學，對於後者則提倡尊廉尚恥的美風。觀其與友人論學書，處處以有用之學及移風易俗為言；觀其《日知錄·世風篇》內，屢屢以名教廉恥為倡，可以知其宗旨之所在了。我們歸納起來，他的言論，不外「博學於文，行己有恥」八個字，這八個字就是他的教育原則。他說： 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與友人論學書》） 《日知錄》書影 以「博學於文，行己有恥」為原則，其目的在養成「成德達材，明先王之道，通當時之務，出為公卿大夫，與天子分猷共治」（《亭林文集·生員論》上）的治術人才。這種人才，有學有行，有為有守，在朝可以治國安民，在野可以移風易俗，不必高談心性而心性之理自在辭受取與之間。 三 對於教育制度的建議 亭林先生對於當時的科舉制度，深表不滿。他所視為毛病的有四點：（1）考試的程序太多，非常特異之才無由拔出。（2）考試的範圍太狹，則淺學無識之徒稍一預備，皆可僥倖中式，難以培養實學。（3）程文的格式太板，一則違反作文的原則，二則徒以養成抄襲剿說，及浮誕無根的習慣。（4）取士太濫，而任用又太驟，結果生員遍天下，皆為害民亂政的蟊賊。四點毛病中，尤以第三、第四兩點為最。[3] 改良的方法亦有四：（1）取消歲貢與舉人二法，以辟舉及生儒兩制為取士的途徑。辟舉之制，不問生員與否，只要學行優良，皆得由地方政府薦之於中央。生儒之制，平日養之於學校，迨學業有相當的成就，即可由地方政府遴選送入中央，直接應禮部試驗，不必經鄉試一道手續。（2）生員養於郡縣學校，待遇從優，而名額從減，每人挑選亦極嚴格，在禮部取中以後，雖成進士，所授不過簿尉親民之職，則士子幸進速成之心自然可以消弭。（3）試題範圍須擴大，「凡四書、五經之文皆問疑義，使之以一經而通之於五經；又一經之中亦各有疑義。四書、五經皆依此發問，其對者如朱子所云通貫經文，條舉眾說，而斷以己意。其所出之題，不限盛衰治亂，使人不得意擬，而其文必出於場中所作，則士之通經與否可得而知，其能文與否亦可得而驗矣」（《日知錄·科舉》）。（4）取消八股程文，令士子自由創作，而俊異之才自然可出。總之，政府以實學為教，士子則以實學為學。政府取士力求嚴格，而士子亦必束身自愛，奮勉有加。行之數年，則真才實學自然養成。按亭林先生這種改良意見，與梨洲所見大同小異，不過梨洲偏重在學校方面，而先生偏重在科舉方面。 四 研究方法 亭林所以推為清代考證學的祖師，他的學術思想所以影響於後代的，一方由於其實學之提倡，他方更在於其科學的研究方法。他平日頗推崇朱子，不僅所謂「博學於文」，秉著朱子的「下學上達」之教，即研究學問的精神亦與朱子近似。我們把他的科學研究法列舉數條於下。 （一）貴有創造。先生謂著書之所以難，在能「自成一家言」，即是從研究中有心得，有創見，以自己所有的心得與創見自由發表而為文章，才能「自成一家言」。例如「司馬溫公的《資治通鑑》、馬貴與的《文獻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為萬世不可無之書」（《日知錄·藝文》）。創造的反面即因襲或剽竊，這是亭林所最痛惡的。他說：「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書無非竊盜而已。……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無俊才，不能通作者之意，其盜竊所成之書必不如原本，名為鈍賊何辭？」（《日知錄·藝文》）所以在他的改良科舉意見裡面，有這樣說法：「蓋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節抄剽盜之人」，「今日欲革科舉之弊，必先示以讀書學問之法」。（《日知錄·科舉》）所以他自己一生著作，完全按照這種精神，絕無一語蹈襲古人，尤以《日知錄》一書為最好的例子。「愚自少讀書，有所得輒記之，其有不合時，復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則遂削之」，由他自序其《日知錄》的一段話，即可以看出他力避蹈襲的精神了。 顧炎武故居 （二）多方實證。每著一篇書，或研究一個問題，必從多方搜取證據。證據分本證與旁證兩類：「列本證、旁證二條，本證者詩自相證也，旁證者采之他書也。二者俱無，則宛轉以審其音，參伍以諧其韻。」（《音論》）這是他自述治音韻學所用的法則，關於其他著述也是一樣。亭林不僅從書籍裡面尋找證據，並從地理或社會方面實地考察。全祖望說：「凡先生之游，載書自隨，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相合，即發書而對勘之。」（《鮚埼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天下郡國利病書》及《肇域志》等書，莫不本此精神作成，這種客觀的實證法，值得讚美。 《天下郡國利病書》書影 第四節 顏習齋（1635—1704） 一 生活小史 實用主義的教育之提倡者，當推博野的顏習齋先生。先生對於宋明理學諸家一律反對，除了胡安定一人外；他的主張是要直接仿照孔子的教法，以詩書六藝為教的。既是以實用主義相號召，所以他都是以身作則，能夠吃苦耐勞，能夠節制嗜欲，做一個實行者，凡宋、明學者的雍容自得的態度，靜坐讀書的習慣，完全破除了。他的這種思想，雖因看不慣明末性理之學的空疏所起的反動，但他的性質卻於他所處的環境及幼年所受的教育很有關係。 習齋名元，字渾然，生於明崇禎八年。他的父親名詠，原籍博野，以貧無聊賴，投入蠡縣某胥吏朱家為養子，遂為蠡縣人。在習齋年將四歲時，顏父因與朱翁感情不相融洽，乘清兵入關的當兒，亡命遼東，以後不知下落。過了數年，朱翁續配，生了一個兒子，待遇顏氏母子更薄，顏母又難安於其家，因此改了嫁。當此之時，先生才十二歲，所以少年時代是很孤苦的。先生年將弱冠時，朱翁經過一次訟案，家產盪盡，凡一家生活費用全由他擔負。先生一面讀書，一面耕田種菜，勞苦淬礪以奉養他的恩祖父母。在這困苦憂患中，自然經過很大的磨鍊，逼得他對於人生社會上另有一種認識。加以幼年時所從的塾師為一異人——善於騎射劍戟及百戰神機之術，而又以治醫為生之人。所以在他三十歲以前，性質特殊，興趣屢變，忽而學仙，忽而學醫，忽而學兵，後來又研究理學，到最後才歸於實用。 顏元像 習齋先生自二十三歲至三十四歲的十年間，專心研究宋、明性理之學——初喜陸、王，後信程、朱。將他的書屋取名思古齋，自稱思古人，對於程、朱的信仰是極高的。當三十四歲時，遭恩祖母的喪事，從喪禮中感覺朱子家禮之不合人情，由此大悟宋、明性理之學及講學之法皆錯了，皆不是孔、孟的舊說。於是幡然改悔，捨棄宋、明學者的一切成法，直接以孔、孟之學為學，直接以孔、孟教人之法為法，把思古齋改為習齋，特別注重一個「習」字，所以世稱習齋先生。先生教書生活始於二十四歲，當初自然謹守程、朱成法，至十年之後，特標異幟以來，很能引起社會上的注意，所以從游的人也很多。康熙三十四年，先生已五十七歲，南遊洛陽，與理學諸家開了一次辯論。三十三年，肥鄉郝公聘請主教漳南書院，再三推辭不了，才應命前往，在這裡即實行他的教法，習樂習禮起來，計劃也很大，但不到半年，因水災之故遂辭職歸里。再過十年，先生乃終老，享壽恰近七十。先生以養子的地位，十七歲取得縣學生員的資格，終身未曾做官，以耕田而兼教書的生活，堅苦奮鬥一生，其教育主張雖在當世特放一異彩，但不再傳而即淹沒，可知習俗之力的偉大。 二 論性質 習齋先生反對宋儒之說有二：一為性的解釋，二為講學的方法。我們暫把第二點放在以後討論。先生認性與氣質是一件東西，性固然是善，氣質也是善的。氣質為二氣四德所結聚而成。二氣即程、朱所謂「氣」，四德即程、朱所謂「理」即「性」，是氣即性之質，性即氣之理，既說性善，又說氣惡，此乃不通之論。那末，惡是怎樣來的？他以惡是從外面所生的，即由外面環境的引誘，吾人的感官被它蒙蔽了，失了正常的作用，於是有惡之名。不過環境之所以引誘，由於氣質之本然力量未曾養得純熟的緣故，否則惡亦引誘不來。先生並以視覺器官及視覺來說明氣與性之關係，有一段話解釋得極好： 譬之目矣，眶皰睛氣質也，其中光明能見物者性也，將謂光明之理專視正色，眶皰睛乃視邪色乎？余謂光明之理固是天命，眶皰睛皆是天命，更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之性，何者是氣質之性。只宜言天命人以目之性光明能視，即目之性善；其視之也，則情之善；其視之詳略遠近，則才之強弱：皆不可以惡言，蓋詳且遠者固善，即略且近者亦第善不精耳，惡於何加？惟因有邪色引動，障蔽其明，然後有淫視，而惡始名焉。然其為之引動者性之咎乎，氣質之咎乎？若歸咎於氣質，是必無此目而後可全目之性矣，非釋氏六賊之說而何？（《存養編》） 《四存編》書影 先生後來並以衣水及牆壁等實物來比喻性與氣質之關係，總不外認氣為性之體，性為氣之用，二者實是一物，原來皆善，惡是後來習染一類的話，我們勿庸多引。至於宋儒「學以變化氣質之說」，他也認為有毛病。氣質既然是善的，何用變化？所謂「變化」二字，只可當著培養解釋，將嫩濯的氣質培養到壯盛，將枯槁的氣質培養到豐潤，如「德潤身晬面盎背施於四體」一樣。若謂「變化氣質之惡以復性」，乃是不通之論。譬如衣服謂之氣質，蔽體禦寒等作用謂之性。衣服原無污穢，後來所著污穢，當然是由外面染上的，教育不過洗濯後來所染的污穢，於衣之本質毫無變化，當不難明了。 三 習行主義的教育論 宋、明諸儒既以氣質為惡，所以全部的教育都在變化氣質上面做工夫，這種工夫又偏於講論，所講論的不外性命之理。性命之理勿論講得如何通透，終是鏡花水月，難以捉摸，即有所捉摸，不過高談元妙而已，於實際生活無關，結果盡教成一班無用之腐儒。習齋先生的教育宗旨是要造成全體大用的通儒，這種人才，五官健全，氣象活潑，能耐勞苦，有實在學力而能實用的。吾人要培養這一等人才，須一洗宋、明理學家的陋習，直接模仿周公、孔、孟的教法。所謂周公、孔、孟之教：重實習，不重講論；重力行，不重涵養；重活動，不重靜坐。即或有聽講論，也只可以講明性命之作用，不能講論性命之理由。所謂性命之作用，即詩書六藝之類。詳細些說，性命之作用即堯、舜之六府三事，周公之三物，孔子之四教，及兵、農、錢、谷、水、火、工、虞一類的知識。總之應以社會國家實用的知識為教材，教學生如何習行，在習行的進程中遇著不懂時才加以講說，所講亦不過占習行的時間十分之一二。以這樣為教，注重一個「習」字，體格也鍛煉了，氣象也活潑了，知識又切實，自然能夠教成一班有用的通儒。先生關於教育很有價值的一段話，我們寫在下面： 仆妄謂性命之理不可講也，雖講人亦不能聽也，雖聽人亦不能醒也，雖醒人亦不能行也。所可得而共講之、共醒之、共行之者，性命之作用——如詩書六藝之類而已。即詩書六藝亦非徒列坐聽講，要惟一講即教習，習至難處來問，方再與講。講之功有限，習之功無已。……惟願主盟儒壇者，遠溯孔、孟之功如彼，近察諸儒之效如此，而垂意於習之一字，使其為學為教，用力於講讀者一二，加功於習行者八九，則生民幸甚，吾道幸甚。（《存學篇》） 先生一方面提出自己的主張，一方面攻擊宋、明諸儒的教法。他說：「宋、元來儒者卻習成婦女態，甚為可羞。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為上品矣。」（《存學篇》）這都是看不慣明末王學末流的空疏，而發此過激之論的。先生謂即或講性命之理也當放在作用之後，若先講理而後講作用，未免難易倒置，於教育原理不合。即先把性命之理講懂了，後來亦無法教以六藝之術，一因為自以為高明不肯作此瑣繁事，二因強不知以為知，三因筋骨已嬌脆，亦不能日日習禮習射了。最後他以學琴一事為譬，更見明快： 《顏習齋先生年譜》書影 譬之學琴然，詩書猶琴譜也，爛熟琴譜，講解分明，可謂學琴乎？故曰以講讀為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更有一妄人指琴譜曰：「是即琴也，辨音律，協聲韻，理性情，通神明，此物此事。」譜果琴乎？故曰以書為道，相隔萬里也。（《存學篇》） 所以先生於宋儒中只取胡安定，以安定分科設教，重實學不重空言。至於教育目的，仍是學為聖人，所謂「全體大用之儒」，就是「聖人的本領」，沒有新意。 四 教法 先生既以習為學，所以平日教諸生也特重一個習字。所習的什麼？年齡幼小的，教他們學習灑掃、應對、進退等儀節；年齡較大的，教他們分日習禮、習樂、習射、習御、習書、習數，此外所要研究的，不外兵、農、水、火、錢、谷等類有用的知識。假如我們走進習齋去參觀，架上所布置的不是《性理大全》，是詩書六藝之書；室內所陳列的，不是太極八卦圖，是琴瑟管弦及弓箭之類；師弟所演習的，不是瞑目靜坐，是進退揖讓，或歌謳舞蹈一類的動作，雖然不脫一套古禮，但總呈一堂活潑氣象，有威有儀，比較宋、明理學家之靜的教育有價值多了。在他四十一歲時，因門人來學的逐日增加，訂了一個教規，共計二十一條，可以分著五類。第一類關於道德方面的有四：（1）孝父母，（2）敬尊長，（3）主忠信，（4）申別義。第二類關於品格方面的有三：（1）禁邪僻，（2）懼威儀，（3）肅衣冠。第三類關於課業方面的有九：（1）勤赴學，（2）重詩書，（3）習六藝，（4）敬字紙，（5）習書，（6）講學，（7）作文，（8）六日課數，（9）戒曠學。第四類關於社交方面的有五：（1）行學儀，（2）序出入，（3）輪班當值，（4）尚和睦，（5）貴責善。內中所要注意的有二點：關於課業方面分講與習兩類，每日講說兩次，習字一次，六藝則分日學習。「輪班當值」一條，即服務之意，如灑掃、汲水、燃火一類的事務，多半由十五歲以下及程度較劣的學生充當。但勿論何人，如犯了過失，則罰令做這些小事，又寓有懲罰之意。先生又以當世社會所通行的兒童教科書——《三字經》開章便說「人之初，性本善」，是宋儒所編，不合兒童之用。他自己寫了一部《三字書》，囑他的門人李恕谷押的韻，——共有一百二十七韻，三百五十一字。他的全部教育主張，皆包含在這裡面，雖然比較淺近切實，但完全返乎周、孔之古，沒有新的發明。 第五節 李恕谷（1659—1733） 一 生活小史 習齋有高第弟子二人：一為李恕谷，一為王昆繩。昆繩名源，工於文章，性情恢奇，歸於遊俠一流，於教育方面毫無表現。恕谷名，字剛主，生於河北蠡縣，是最能遵守習齋家法的一個人。他的父親明性，是明朝的諸生，極講孝道，世所稱「孝愨先生」。習齋也是一個純孝子，孝愨晚年認識了他，所以把自己的兒子拜他為老師。恕谷生於順治十六年，兒童時已受了很好的家庭教育，拜習齋之門已是二十一歲了。二十三歲即在家中開設私館，教授生徒，二十七歲時始往京師講學，三十二歲中了順天府的鄉試，以後仍舊繼續他的教授生活。他的性情也是特殊，忍苦耐勞，差不多與他的老師一樣。家中雖極貧困，但不肯做官，於講學之外往往兼務農、行醫以維持生活。他也很善於耕稼，領了他的妻妾子婦，在田中一齊耕作，有時收穫雖豐，他們的用度還是極其儉約。到六十歲才做了通州學正一點小官，做了兩個月就辭職歸家了。在中年時，李氏遷居到博野，一方為習齋建祠堂，一方在那裡收召後學，所以他在博野的時間很長。但他的學問很博雅，所從教師很多，不止習齋一人，不過以習齋之學為主要，他的教授方法及對於教育主張，完全採取習齋的。他活了七十五歲，卒於世宗雍正十一年。平生著作很富，關於教育方面的，有《大學辨業》四卷，《聖經學規》二卷，《小學稽業》五卷，及論學雜著數篇。 李像 二 講學大要 李氏講學完全遵守習齋的家法，重實用，重習行，對於朱、王兩家一律反對，尤其反對王學。他反對朱、王之說有兩點：一謂他們的太極、良知等說過於虛想，不切實際，且沒有事實證明，不足為憑；二謂專主靜坐讀書，既與社會隔絕，又失了活潑氣象，結果養成一個無用的白面書生而已。關於第一點，他以畫鬼與畫馬來比喻： 管廷耀問學。予曰：畫家言畫鬼容易，畫馬難，以鬼無質對，馬有證佐也。今講河洛、太極者，各出心手，圖狀紛然；而致良知者又猖獗自喜，默默有物，皆畫鬼也。子志於學子臣、弟友、禮樂、兵農，亦畫馬而已矣。（《李氏遺書論學》） 關於第二點更有很沉痛的話： 耽志讀書，則不嫖不賭耳，非聖賢專以讀詩書成也。讀閱久則喜靜惡煩，而心板滯迂腐矣。……可知學文不專書冊，而謂解書冊不足學矣。故起誚者之口曰白面書生，曰書生無用，曰林間咳嗽病獼猴，而謂誦讀以養心誤矣。（《恕谷後集·與人論讀書》） 由這二點看來，李氏是不以專門讀書為學問的，反對靜坐，反對性命、良知等說的，他是要以習行為學問，講學有證據，讀有用的書，做有用的人。古人教人為學，只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做事，以期為世大用；乃朱、王一班講學者，注重誦說，提倡靜坐，結果造成一班無用的病夫。吾人負有教育後生的責任，所以應當力辟朱、王以挽此頹風。按李氏所說較習齋更為激烈，可惜仍舊是「法古」，沒有新辟的精神。 《李恕谷先生年譜》書影 關於他自己學習的訂有課表三種：一種訂於二十三歲，名「一歲常儀功」，即周歲學業自課表。內容在分日習六藝：一日習禮，三日習樂，五日習律，七日習數，九日習射。一種訂於二十四歲，名「日課」，即身心自修表，共列十三條，大要關於言笑坐立及性情方面的修養。一種訂於二十九歲，才是真正日課，即「每日三分商治道，三分究經史，三分理制藝，一分習醫，而以省身心為之主」（均見《年譜》）。 關於教學生學習的，亦訂有三種：一種訂於康熙二十年，名「修學規」，共計十八條，與習齋所訂教規大同小異。一種訂於雍正元年，名「為學操程」，只有五條，是應一位學生的請求而訂的。一種名「恕谷學教」，是最普通的一種教規，他自己說此教規是斟酌習齋的修改而成，所以共計十七條，也是大同小異。 關於教材，李氏自編了兩種：一種是為小學生用的，名《小、學稽業》；一種是為大學生用的，名《聖經學規》。這兩種書頗有價值，井井有條，逐步漸近，比較習齋進步多了。《小學稽業》共分五卷：第一卷為小學四字韻語，仿佛概論。第二卷共分八段，即：食食、能言；六年數數、方名；七年別男女；八年入小學、教讓；九年教以數日；十年學幼儀、一切日常生活的知識。第三卷為「學書」，第四卷為「學計」，第五卷又分三段，即：學樂、誦詩、舞勺——關於十三歲兒童的學程。《聖經學規》分著二卷：第一卷有《論語學規》三十九條，《中庸》三條，《孟子》十一條，第二卷有《尚書》三條，《易經》一條，《詩經》一條，《周禮》八條，《禮記》九條。每條錄取關於論學的經文，下附以自己的解釋，意在以三代以上的聖人求學教人法則作為榜樣，以開示學者。 本章參考書舉要 （1）《南雷文案》 （2）《明夷待訪錄》 （3）《亭林遺書》 （4）《日知錄》 （5）《顏李遺書》 （6）《李恕谷集》 （7）《清儒學案》的各家本案 （8）《先正事略》的各家本傳 （9）《清代學術概論》（梁啓超） * * * [1] 《明儒學案序》：「盈天地皆心也，變化不測，不能不萬殊。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即其本體，故窮理者窮此心之萬殊，非窮萬物之萬殊也。」 [2] 《亭林文集·與友人論門人書》：「伏承來教，閔其年之衰暮，而悼其學之無傳，其為意甚盛，然欲使之效曩者二三先生，招門徒、立名醫，以光顯於世，則私心有所不顧也。」 [3] 《日知錄·科舉》：「愚以為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才有甚於咸陽之郊所坑者。」《亭林文集·生員論》中：「廢天下之生員，而門戶之習除；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才出。」 《日知錄·科舉》：「今則遐陬下邑，亦有生員百人，即未至擾官害民，而已為遊子之徒，足稱五矗之一矣。」又：「其中之劣惡者，一為生員，即思把持上官，侵噬百姓，聚黨成群，投牒呼噪。至崇禎之末，開門迎賊者生員，縛官投偽者生員，幾於魏博之牙軍，成都之突將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