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史 · 第三十八章 清代教育家及其學說（一）
第一節 概論
乾隆戎裝像
本章所舉教育家五人，除陸稼書一人完全為清代學者外，其餘都沒有臣服過清廷，可以說是明末的遺民。但他們皆是性理學派，他們的學說影響於清初的力量較大，又皆及見清廷第二代帝王康熙大帝而後死，所以我們敘述清代的教育家，以他們五人為首。此五人中，又可分著兩派：孫夏峰與李二曲二人，是折中於朱、王兩家之間的，他們的學說含著明末思想的成分很豐富，所以排在最先；張楊園、陸桴亭及陸稼書三人是反對陽明，崇拜程、朱的，到了稼書反王尊朱的旗幟尤為鮮明，已經在攻擊明學以回復宋學之舊了，所以排在次首。至於這班人的教育主張之特點：（1）一律提倡實學，要從人倫日用上切實做工夫，不尚空談，不主浮誇。（2）多半注意到兒童教育，以兒童教育為成人教育的基礎，要成就一個良好人才，及培養良好風俗，務必自教育兒童始。（3）對於教法及讀書法，也有相當的注意。（4）尤其是桴亭對於小學教育與大學教育的理論，及讀書的主張，處處有價值，足以打破歷來學者抄襲陳舊的煩悶，令吾人讀了耳目一新——足為本章的特色。其餘關於教育宗旨及性論等項，所論不多，亦極平常，不過因襲前人的說話而已。
第二節 孫夏峰（1584—1675）
一 生活小史
孫氏生於明萬曆十二年，死於清康熙十四年，享有九十二歲的高齡。假使他在六十一歲時便死，那完全為明朝的人物，乃鼎革以後又活了三十一歲。他的思想是融和考亭與姚江為一的，且近於甘泉一派，恰恰是明末思想界的產品。不過他的教育生活影響於清朝初年很大，凡清初的北方學者，差不多大半受其洗禮，我們援江漢之例，所以列入清初教育家第一人。
孫奇逢像
孫氏名奇逢，字啟泰，號鍾元，是河北容城縣人。燕、趙地勢高亢，往往產生慷慨悲歌之士。先生少年尚節義，喜任俠，或亦北方之強者。他的祖父兩代皆取得科名，列入士族階級；他有昆仲四人，兩兄一弟皆為邑庠生，己則於十七歲時領得鄉薦。他們雖不很闊綽，總算是容城裡較大的士紳家族，因此得與鹿伯順論交，得與左、魏諸公為友，無形中受了他們忠義之氣的感化，所以能夠成就他這一副急公仗義的身手。當熹宗天啟五六年間，魏閹亂政，先生年已四十一歲，乃冒大危險，舉幡擊鼓，以營救左、魏諸公，義聲震于海內。哪知後來折節為理學，氣質一變而為極和氣、極平易的教育家了。其實先生自二十八歲以後，就開始研究理學，而氣質的變易則在四五十歲以後。初年篤守程、朱學說，迨後才傾向陽明學，這個傾向也是受了鹿伯順的影響，因為鹿氏是信仰陽明的。先生自四十歲以後，名聲早已鵲起，明廷屢次請他出山任事，他總不肯出；到了清朝，也是屢請不出，綜計前後共征十一次，而他終守清貧，做一個自甘淡泊的教育家，所以時人皆稱他為「征君」。
先生講學生活，自二十九歲起，到老死為止，綜計六十餘年。在京師講學二次：一自二十九歲至三十二歲，約五年；一自三十八歲至三十九歲，約二年。在易州、雙峰及百樓間，往來講學，共六年，自五十五歲至六十歲。到了晚年，六十七歲時，慕蘇門百泉的勝景，又遷到夏峰，隱居講學了二十五年。除此以外，或在故里，或在江村，往來講學，約計二十餘年。雙峰地勢可以避盜賊，先生因明末盜賊蜂起，來此避亂，一方守御，一方講習，自此門人反日益多了。[1]夏峰在河南輝縣有田廬數頃，是衛河使馬玉筍贈與的。先生晚年得此機遇，遂為終老之計，率子弟躬耕，而自己則講誦不倦。有親友來從游時，他亦給田他們耕耘，不數年此地遂成一小小村鎮。清初理學家而兼名臣的湯潛庵，就是在此時從學於先生的，夏峰先生的稱號也是此故。「其持身務自刻砥，與人無町畦。有同學者，隨其高下淺深，必開以性之所近，使自立於庸行。上自公卿大夫，及野人牧豎，工商隸圉，武夫悍卒，壹以誠意接之；因此名在天下，而人無忌嫉者。山中花放，鄰村爭置酒相邀，咸知愛敬。」這是江元度編先生事略所稱先生的一段話，我們由此可以想見此老之為人，及晚年的生活一斑。至其求學的精神，到老不倦，且隨年齡而加進。嘗自述：「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工夫較七十而密，九十工夫較八十而密」（本傳），氣魄之壯確是超人一等。
《孝友堂家規》書影
二 教育要旨
夏峰《教子家訓》有這樣一句話：「古人讀書取科第，猶第二事，全為明道理做好人。」「明道理做好人」六個字，恐怕就是他的教育宗旨。好人是什麼樣的人？自低一層說，做到忠厚和平循循規矩的士紳階級，便是好人。我們只讀他的《孝友堂家規》及《教子家訓》兩篇言論，即可以看得出來。自高一層說，好人就是聖人，請看他在四書近指序上開首的一段話：
或問「學何為也哉？」曰：「學為聖人而已。」曰：「聖人可學而能乎？」曰：「可。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曰：「仲尼日月也，猶天不可階而升也，烏能學？」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中，天與日月不可學，亦學吾之心而已。心以天地萬物為體，欲在日用飲食之間，故曰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盡心知性以知天，而聖人之能事畢矣。」
孫夏峰先生年譜
人心即天地之心，愚民與聖人莫不相同。不過聖人天理常存，能盡此心；愚民多半被物慾充塞，不能盡此心。假令吾人能夠明得道理，就可以盡心知性；能夠盡心知性，就可以知天，就可以與天通，就可以學到聖人。「故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者，聖賢之事也。」（《語錄》）
吾人雖渺小，而此身關係很重，「前有千古，以身為承；後有千古，以身為垂」（《語錄》）。此身既然有這樣重的關係，所以教育為必要。受了教育才能擴大吾人之身，在空間能與天地萬物合為一體，在時間能與上下古今聯為一氣，做到第一等人，才不愧天地父母生我一場。且退一步說，要扶持名教，有益於社會，也須教育造就一班好人。再一退步說，要回復個人的善性，矯正不好的習氣，也須借教育的力量。其實三種功用只是一種，把他在九十一歲時答門人的一段話來證明：「學問原是全體大用、一了百當之道，學者只從事於此一事，更無不盡。所謂一事者，復性而已。」（《年譜》）但教育雖為必要，而兒童教育尤關重要，因為吾人一生之為好為壞，全在兒童時期所受的教育如何。且兒童初生，原來本好，因得不著好的教育，所以學壞了。他教誨他的孫子說：
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性生之良也。知識開而習操其權，性失初矣。古人重蒙養，正以慎所習，使不漓其性耳。今日孺子轉盼便皆長成。此日蒙養不端，待習慣成性，始思補救，難矣。（《家訓》）
爾等未離孩提稍長之時，正在知愛知敬之日。為兄者宜愛其弟，為弟者爾愛其兄，大家和睦，敬聽師言，行走語笑，各循規矩。程明道謂灑掃應對皆精義入神之事，莫謂此等為細事也。聖功全在蒙養，從來大儒都於童稚時定終身之品，爾等勉之！（《家訓》）
關於教人的方法，孫氏採取兩種——誘掖與磨鍊。對於初學的人，施行誘掖法，「但據現在一念，多方接引，絕不苛求，如孔子成就互鄉童子，孟子引齊宣王」之類。對於學力較深的人，則施行磨鍊法，「通照其平時細加簡點，毫不假借，如孔子成就及門諸弟子，孟子謂樂正子徒哺啜之類」（《語錄》）。
三 修為論
修為論就是討論做人的工夫，也可以說是求學的工夫。夏峰對於這個工夫講論的很多，約之不外「隨時隨處體認天理」八個字。這八個字的表面雖與湛甘泉所舉相同，但闡發意蘊的地方，不盡相同。我們先將夏峰的原文引兩段出來，再加以解釋。他說：
問「學下手處」。曰：「日用食息每舉一念，行一事，接一言，不可有違天理、拂人情處，便是學問。隨時隨處體認此心此理，人生只有這一件，所謂必有事也。」（《語錄》）
學人用功，莫侈言千古，遠談當世，吃緊處只要不虛當下一日。自子而亥，時雖不多，然事物之應酬，念慮之起滅，亦至變矣。能實實省察，有不處非道富貴之心，有不去非道貧賤之心，常常不放，則自朔而晦，而春而冬，自少而老，總此日之積也。一日用力而力足一日，一日不用力而心放矣。澄心靜觀，自子而亥，至者幾時，放者幾時，此際戒懼之功，豈容他人著力。（《語錄》）
由這兩段看來，可謂發揮盡至了。所謂「隨時」就是當下一日，「隨處」就是眼前一著，「體認天理」就是切實省察自己的行為，以求無違天理與拂人情之處。在當下一日的眼前一著，打點清楚，不使有絲毫放肆，不使有絲毫不合於天理人情。但這種工夫，不是靜的觀察，是動的體認，是要從「日用食息」上面切實體驗出來。在日用食息上隨時隨處用力，終身行之而不懈，這才是夏峰的修為工夫。若是離開了日用食息，或是侈言千古、遠談當世，或是悠悠忽忽、空言一貫，皆與夏峰的意旨不合。這種工夫，尚實際不尚理想，重躬行不重口說。理想雖高，口說雖巧，而未曾躬行實踐過，就不是實在的學問，所成就的人才就非有用之才。「古人吃飯著衣，便是盡性至命。吾人談天論地，總非行己立身！」（《勵學文》）這兩句話，便足以概括他的修為主義。
第三節 李二曲（1627—？）
一 生活小史
盩厔，今作周至。
李二曲名顒，字孚中，是明末的遺民，是清初的大儒，是學兼朱、王的一位教育家。他以明天啟七年生於陝西盩厔縣，十六歲就死了父親（父名從信，以壯武從軍為材官，於崇禎十五年討賊殉難於河南襄城），家境貧寒，母子二人生活且難維持。是時二曲只粗解大義，以無力繳學費，從師數人，皆被拒絕。賴有賢母彭氏親自教導，縱令日不舉火，也不令他失學，而他因此更加發憤。家中無錢買書，乃向人借書來讀，凡經、史、百家以至佛、老之書，無不觀閱，其結果竟成一代大儒。他的父親以忠君死難，他的母親以節義自守，且日以「忠孝節義」的話勉他，因此鑄成他的人格，天性至孝，感情極富，節義之概溢於面背，一生誓死不肯臣事清廷。自三十歲以後，他已從事於講學生活，在四十歲以前，他的學行業已響鳴於天下了。當時清廷為康熙大帝，屢開特科，藉以羅網一般明末遺民，二曲亦在羅網之列。承宣大吏嘗以威嚇利誘的手段逼他就範，但他誓死不屈，卒能保持其初衷。康熙九年，他的學生駱鍾麟為揚州守，乘他在襄城掘骸之便，請來常州講學，所以東南人士遂得仰見其風采，親聆其講說。每到一處，從游極眾，在常州一帶日夜講演了三個月，卒以思親心動，匆匆北返了。自此以後，足跡不大遠行，常築一堊室自居，自名「二曲堊室病夫」，所以學者稱他為二曲先生。二曲死於何年，史書沒有明文可考，但看他於康熙二十七年在其父親忌日，猶率兩子設饌祭過了一次的，則他至少活了六十二歲。此六十多年的老翁，純粹是一個平民，講學生活至少有三十年之久，康熙大帝很欽佩他的學行，親贈以「關中大儒」四個大字，李氏可以當之而無愧。
《二曲集錄要》書影
二 靈原論
第十一圖 二曲本性圖
李氏論性也是遵守孟子的性善說，也是折中程子的性兼氣質說，毫無新的貢獻，對於性與心的區別及關係，未嘗談及。不過在《學髓》裡面曾擬設了一個本性圖，且再三說明此圖之意義。大意是：人生最有價值的只是一點「靈原」，這一點東西是絕對的渾然一體的，又是純粹至善無一毫人慾之私的。「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時間同其長久，吾人初生即具此靈原，吾人既死而它依舊永存。當它念頭未起時，極其精微，具有萬理，吾人一切成覺及能力皆由此發生。當它念頭初起時，又極其危險，非常活動，所有善的惡的、公的私的，莫不由此顯現。念頭初起，合於天理便是善的念頭，起於人慾，便是惡的，但勿論念頭如何，吾人本來的一點靈原未嘗不善。本來既然是善的，何以能發生人慾之念而有惡的行為呢？他答覆如下：
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也者，稟天地之氣以成身，即得天地之理以為性，此性之量本與天地同其大，此性之靈本與日月合其明，本至善無惡，至粹無瑕。人多為氣質所蔽，情慾所牽，習俗所囿，時勢所移，知誘於物，旋失厥初，漸剝漸蝕，遷流弗覺，以致卑鄙乖謬，甘心墮落於小人之歸。甚至雖具人形，而其所為有不遠於禽獸者，此豈性之罪也哉。（《悔過自新說》）
吾人所以發生惡念，其原因有二：一方由於先天的氣稟，一方由於後天的物誘。稟受之初，倘是氣質已遍了，再加以環境的引誘，引誘不已，因之成為小人，因之近於禽獸。但結果雖然這樣壞，而其本來的一點靈原，仍然完存，未嘗絲毫損壞。譬之明鏡，外面雖蒙些塵垢，而光體未嘗不在，只要把一些塵垢洗剔乾淨，這個鏡子依然透明可照。由此看來，李氏以吾人本性只是一點靈原，純粹至善的，因「氣稟」與「物誘」的原故，才有種種惡的行為發生，而惡之形成不過起於最初一念，所以這一念最是吃緊，教育的工夫就當在這一點上著力。
三 悔過自新與講學
「悔過自新」四個字，是李氏對於教育的意義之解釋。吾人本性如同明鏡，當其原始之初，意念未起之時，一塵不染，瑩澈無瑕，而又能明照萬物，所以又名靈原。倘能永遠保持原狀，雖有意念而所起無不善，則他的行為自然合於天理，也是一塵不染，瑩澈無瑕。只是聖人才有這樣程度，至於一般人多半受了物誘的引誘，環境的習染，有了塵垢，有了瑕疵，就與原狀不相同了。這種塵垢或瑕疵，李氏謂之「過」。過悔而新自常，猶如垢去而明自見，所以教育的意義就是教人悔過以自新。但吾人的過失勿論大或小，全是起於一念之頃，一念不善，滋長起來，就為害無窮，可以悔過的工夫須於「起心動念處」下手。他說：
同志者苟留心此學，必須於起心初念處潛體密驗：苟有一念未純於理，即是過，即當悔而去之；苟有一念稍涉於懈，即非新，即當振而起之。若在未嘗學問之人，亦必且先檢身過，次檢心過，悔其前非，斷其後續，亦期至於無一念之不純，無一息之稍懈而後已。（《悔過自新說》）
《孫夏峰李二曲學譜》書影
但過於善界在幾微，非至精至明不能剖析，吾人一向紛紜煩擾，如何能夠於動念初起處即覺察而悔改之，所以悔過的初步還須一段靜坐的工夫。靜久則精神自能收斂，收斂時則心自明澈，可以察覺其隱微，可以主持其動念。在此念頭初起之頃，是善的，則用力存養；是惡的，則用力克去。存聲養念固然是新，克去惡念而新亦自見。但悔過的初步雖須靜坐，卻不是空虛的，是要從日用常行中用力；不是高談的，是要從極淺極近處用力。[2]於日用常行中極淺極近處澄心體察，切實改悔，「悔而又悔，以至於無過之可悔；新而又新，以至於日新之不已」。如此用力，繼續不已，到了最後，人慾全消，所發無非天理，工夫才算成熟，教育才是成功。到了此時，可以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可以優入聖人之域。
關於教育宗旨，李氏是主張培養「明體適用」的通儒的。明體而不適用，謂之腐儒；適用而不明體，謂之霸儒；既不明體，又不適用，謂之異端；通儒是既明體而又能適用的。怎樣謂之明體適用？他說：
窮理致知，反之於內，則識心悟性，實修實證；達之於外，則開物成務，康濟群用，夫是之謂明體適用。（《盩厔答問》）
換一句話，「明體」即是「窮理盡性」，「適用」就是「至於命」，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了，才是明體適用，才是有德有能的通儒，而工夫仍不外於「悔過自新」四字。關於明體所應讀的書，則「先觀象山、慈湖、陽明、白沙之書，闡明心性，直指本初，以洞斯道之大源，然後取二程、朱子及康齋、敬軒、涇野、整庵之書玩索，以盡踐履之功」。（《先正事略》）關於適用所應讀的書，則有《大學衍義》、《文獻通考》、《資治通鑑綱目大全》，及農田水利等書，以為經國濟民之工具，由此亦可以知二曲之不偏於一家之說了。李氏一生以昌明聖學為己任，所以對於講學看得非常重要。「講學」二字也可以當做「教育」解釋，故他認為教育是很重要的。他說：
天下之大根本莫過於人心，天下之大肯綮莫過於提醒天下之人心。然欲醒人心，惟在明學術，此在今日為匡學第一要務。洪水猛獸，其為害也止於身；學術不明，其為害也根於其心，非大有為之君子以擔當斯道，主持名教為己任，則學術何自而明，心害何自而極？天下之治亂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學術之明晦，學術之明晦由當事之好尚。（《匡時要務》）
這一番沉痛的語句，不是明明以天下治亂的責任放在教育上面嗎？有了好的教育，才有好的學術；有了好的學術，才有好的人心，人心正了而天下自治。所以他又說：
立人達人，全在講學；移風易俗，全在講學；撥亂反正，全在講學；旋乾轉坤，全在講學——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莫不由此。此生人之命脈，宇宙之元氣，不可一日息焉者也。（《匡時要務》）
四 反觀自省的教學法
二曲既以悔過自新為工夫，這種工夫須自己體驗，自己省察，方能辦到，所以他的教學法採用「反觀自省法」。病痛只有自己才知道，知道自己的病痛之所在了，當下施以克治工夫，則病痛自去。非他人所能代辦，也無庸他人代辦。且各人所受的病痛也不一樣，有好聲色的，有好貨財的，或好名好高的，若教者施以同一藥方，這等於庸醫殺人，不如教以一個原則，令受病者各因病自治，比較可靠多了。關於這種教學法，他有一段說得很痛快：
問入問下手之要可得聞乎？先生曰：我這裡論學本無定法，本無一定下手之要，惟要各自求入門自圖下手耳。……只要各人迴光返照，自覺各人受病之所在，知有某病，即思自醫某病，即此便是入門，便是下手；若立一個入門下手之程，便不對症矣。（《兩庠匯語》）
教育就是治病，病去了則身心才能復原，才能健全。苟所病不除，即「終日講究只成畫餅，談盡藥方仍舊是一個病夫」，所以他有這一番慨嘆，病要「自克自治，自復其元」，教者不過略施提撕喚醒的力量，不是代人為謀的，這種自發活動的教學，頗有相當的價值。
李氏在關中書院講學很久，訂有會約，分講授規程及自修學程兩部，無妨節錄於下：
《二曲集》書影
（一）講授規程：（1）每年四仲月會講一次。（2）開講以聲鼓為號，退席以擊磬為號，各擊三聲。（3）講前及講後各對孔子及先賢，舉行四拜儀式。（4）座次以年齡為序。（5）開講之初，須靜坐片晌，把心志收斂了，然後申論。（6）講後如有懷疑，或肯於研究者，可到講者私寓問難。
（二）自修學程：（1）每日須早起。（2）每日默坐三次：早起一次，午飯後一次，夜晚就寢時一次，每次以焚香一炷為限。（3）每日讀書亦分五節：早飯前讀經書，早飯後讀四書，午飯後讀《大學衍義》及《衍義補》，申酉之交如精神疲乏時，則擇詩文之痛快醒發者從容朗讀，以振作精神，夜晚燈下閱《資治通鑑綱目》或濂、洛、關、閩及河會、姚涇語錄。（4）公置功過簿一本，逐月記載同學的言行之得失，公同評判。（5）每月初一及十五兩日開會一次，相與討論功課，及評判得失。
第四節 張楊園（1611—1674）
一 生活小史
張履祥像
張氏名履祥，字考夫，是浙江桐鄉縣的人。他所住的村莊名楊園村，所以學者稱他為楊園先生。楊園可算明末清初的一個貧苦教育家，生於明朝萬曆三十九年，死於清朝康熙十三年，一共活了六十四歲，在明、清兩朝差不多各有一半的生世。他在明朝僅一縣學生員的資格，當明統滅亡之年，他將進三十四歲，自此以後即不復求活動，隱居江、浙間，為私人講授生活以終老。他始終維持民族固有的人格，死守「忠臣不事二君」的信條，照他的志願應列為明末處士一流。但他的思想是反王學而崇朱學的，即反明學而復宋學的，實開清代學術復古運動之先聲，所以在哲學史或教育史方面，則當認為本期的人物無疑。
楊園幼年本是一個孤童，九歲就死了父親，由祖父及母親訓育成人，十歲以前完全在家庭受教育，十一歲以後才出門求學，一共從師五人。從劉蕺山先生問學時，年已三十四歲，正當北京陷落、福王監國之年。但受教不過四五月，蕺山殉國，而楊園亦避亂以歸隱了。他的講學生活，始於二十三歲，以至老死，合計不下四十年，設館差不多有十處之多，不外浙江、江蘇各縣近海一帶。一面講學，一面躬親操作，是學者，是紳士，又是自耕農民，與吳康齋差不多同一行徑。雖一度從劉蕺山，但他是程、朱的信徒，平生極端反對王學的。對於程子則尊守「存心致知」四字，對於朱子則尊守「居敬窮理」四字。他說：
程門四字教，曰存心，曰至知。朱門四字教，曰居敬，曰窮理。居敬所以存心也，窮理所以致知也，一也，而朱益緊切矣。學者舍是更無學法，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初學備忘》上）
《張楊園全集》書影
他平日是主張實事求是的，是提倡實學的教育家，所以力講篤實踐履，最反對廣交遊、盜虛聲的一般虛偽學者。講學四十年，及門之士也很多，但沒有一次正式舉行師弟子之儀式，他認為這是明末士大夫所常蹈的交遊氣習，借講學以相號召，把講學的真義完全失掉，所以力加矯正。張氏中年求學格外勤苦，一面講學，一面自修，嘗終夜不就枕席者十餘年，所以精力早衰。平生短篇著作很多，思想總不脫離程、朱的範圍，死了後由門人編輯成書，名曰《楊園全集》[3]。
二 教育論
張氏平日是「祖述孔、孟，憲章程、朱」的，①所以他的思想即是孔、孟的思想，他的方法即是程、朱的方法，對於教育並沒有特殊意見。私設講壇四十年，所以諄諄訓練學生的，不外「辨心術」、「求實學」兩點，前者是為人的始基，後者是為人的工夫。他說：
讀書先要正其心術，心術者為木之根、谷之種。根先壞，千枝萬葉總無著處，種稂莠，栽培滋養適為害耳。（《初學備忘》下）
學者起足第一步須是路途不錯，此處一錯，無所不錯。（《願學記》二）
「心術」即「思想」，吾人的行為隨心術為轉移，即受思想的支配。如果思想純正，所聞所見皆以充實此純正之思想，則所行所為自然純正。如果思想不純正，所聞所見適以助長此不純正之思想，則所行所為盡屬壞事。所以兒童開始受教時，即學者開始為人時，就當教他們辨別心術，何者為正，何者為不正，對於正與不正辨別清楚了，即從正的一點立根。從此一點立下根基，譬如走路一樣，路途正，所走皆是正路；譬如種穀一樣，種子良，所生必是嘉禾。哪一種心術才算正，哪一種才算邪呢？據他的意見，不外善惡義利之分。吾人存心向善為義，則謂之正的心術；吾人存心向惡為利，則謂之邪的心術。所謂向善為義，就是肯做一個有道的君子；所謂向惡為利，必然走入自私自利的小人一路，所以這一點關係極其重要。辨心術也可以說就是「立志」，開始立一個什麼志向，就可以做一個什麼人，所謂「凡初為學先須立志，志大而大，志小而小，有有志而不道者矣，未有無志而有成者也」（《初學備忘》上）。心術辨正以後，即志向立定以後，務須腳踏實地做去。所謂「人既有志，正須下篤實工夫，方得稱志」（《願學記》二）。所謂「此志一定，卻須堅確不移。凡平日誦讀講習，與夫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其為我志所願，勉而求之；其為非我志所願，決而去之，自能向上」（《初學備忘》上）。實學即切己為人之學，苦吃苦掙的精神，實下進德修業的工夫。這種工夫，不是如名士之純盜虛聲的，也不是如學究之博聞強記的，也不是如怠惰者之悠悠忽忽的，更不是如禪家學者之一幾而頓悟的。這種工夫，即孔子下學而上達的工夫，即朱子居敬窮理的工夫，以不敢一刻少懈的精神，從人倫庶物上點點做去，不要浮誇，不要等待，不要間斷，要綿密，要堅實，今日如此用力，明日也是如此用力，時時刻刻莫不如此用力，迨日久純熟，自然一旦豁然貫通，即是成德的君子。這種學問，就與為人一致，這種教育就與生活一致，誠所謂無一念非學問，無一事非學問了。
以上兩點，是他看為最重要，平日對學生諄諄訓誨不忘的。此外還有幾點：（1）關於訓練方面，他嘗舉幾個德目以開示學者。「立身四要：曰愛、曰敬、曰勤、曰儉」（《訓子語》上），這是陶冶品性的標準。「教子弟只四語是綱領：入則孝、出則弟，言忠信、行篤敬」（《備忘》二），這是處世為人的標準。至於「辨心術、明義理、治性情、正容德、謹言語、慎事為」（《備忘》一）六條中，除一二兩條已說明於上外，其餘四條皆是關於品性陶冶的。（2）關於教材方面，不外宋儒學術，而以《小、學》及《近思錄》二書為入門必讀之書。「學者不從二書為門庭戶牖，積漸以進，學術終是偏枯，立身必無矩法」，這是他在《初學備忘錄》所指示於他的門人的話，可以知道他對於這兩書的注意了。除此以外，如《顏氏家訓》，如《白鹿洞規》，如《二程全書》，如宋儒各家語錄，皆是必讀的書。他在三十三歲時，編了一部書《名經正錄》，是取朱子《訓學齋規》、《白鹿洞規》，司馬溫公《居家雜儀》及朱子《增損呂照鄉約》四種編輯而成的。在這書的凡例裡面，並敘了這幾句話：
《齋規》為小學之事，蒙養以正作聖之基，故居於首。《洞規》大學之事，由小學而及於大學，不躐等也。師舍是無以教，弟子舍是無以學，二者所以修身也。《雜儀》齊家之事，故次之；《鄉約》御邦家之事，故以終焉。（《年譜》）
由這幾句話，不僅知道他平日教授學生的程序，即訓練學生的標準也可推見一斑。（3）關於師資方面，他也有兩點意見：一為選擇師資，「須擇老成之士有品行、有學識者，方能造就得子弟」（《備忘》一）。二為教師須負全責教誨弟子，善於教導。若「子弟教不率從，必是教之不盡其道，為父兄師長者但當反求諸己，未可全責子弟也」（《備忘》一）。至於借設教以相號召，或無教導的能力者，皆不是良教師。（4）讀書法。張氏謂讀聖賢的書，當要以聖賢的言行作為吾人立身的規矩準繩，須時刻照著去行。以這種態度來讀聖賢的書，所以第一步務必讀熟，不要貪多，不要求速。第二步提取書中的要領，慢慢地涵泳其意味。涵泳之時，一方「體之於心」，一方「驗於身」，務求古人的言行與日用行習貼切，務求日用行習與古人的言行一致。倘此中發現有未安的，則「靜以思之，詳以問之」，終必「見得聖賢所說道理無非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由此積漸以厚，則讀書才有用處，方是實學」。
三 修養論
張氏為人，是主張居敬窮理的，是要檢點克治的，所以他的修養也是本著這種精神——苦吃苦掙的精神，須當「夙夜匪懈」，須當「無終食之間違仁」。換一句話，一日存在須當做人一日，一息存在須當一息不敢少懈，所謂「言有教、動有則、書有為、宵有得、瞬有存、息有養」的工夫。這種工夫，他自己確實能夠做到，史稱他「平居雖盛暑，方巾深衣，端拱若泥塑，或舟行百步，坐不少欹」，（《先正事略·名儒篇》）我們就可以想見這位道學大家的古怪樣子。但他關於修養論所說的確是透闢痛快，有精神、有血脈，足以訂頑貶愚，而言詞又極淺近，吾人無妨直接抄錄二段於下。他嘗說：
吾人自著衣至於解衣，終日之間，所言所行，須知有多少過差。自解衣至於著衣，終夜之間，所思所慮，須知有多少邪妄。有則改之，此為修身第一事。
這自然是極呆板的道學的行徑，凡朱學的教育，大半有這樣子，當否自當別論。
又嘗說：
吾人一日之間，能隨時隨事提撕警覺，便不到得汩沒。當睡覺之初，則念雞鳴而起為善為利之義，平旦則念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否，日間則念旦晝之所為不至枯忘否，以至當衣則思不下帶而道存之義，臨食則念終食不違之義，及暮則思向晦瞑息以及夜以繼日記過無憾之義。如此則庶幾能勿忘乎。若其稍忘，即自責自訟不已。（均見《學案小識》）
由上兩段話看來，張氏夙夜匪懈的工夫，真有如昔日顏子之無終食聞違仁及曾子之一日三省的遺風，其行為雖不免呆板，但亦不愧為篤實人格者。
第五節 陸桴亭（1611—1672）
一 略傳
陸世儀像
陸桴亭是明末一個處士，與張楊園的行徑相同，始終未臣服過清朝。但楊園在明朝猶取得縣學生的資格，其生平事跡有年譜可考，而桴亭處境更窮，名尤不顯，直到滿清乾隆以後，經海內學者闡發幽光，才與陸清獻並稱為清初朱學正宗的二陸。因為這個原因，所以關於他的生活史，無多事跡可述。桴亭名世儀，字道威，是江蘇太倉縣人。雖篤守程、朱學說，可是志氣豪邁的一位學者，與楊園之迂拘古板，自有不同。在明末北京陷落時，曾上書當道，建平寇的計策。南京陷落以後，感故國淪亡之痛，遂鑿一地穴，在裡面建一所亭子，取名桴亭，自己隱處其中，故後世稱他為桴亭先生。康熙庚子年間，他已五十歲了，曾講學於東林書院數年，到丙午年又講學於昆陵，後來又歸而講學於其里中。我們把他的生活分析起來，在明亡以前，其前半生尚有志於功業；在清廷建設以後，其後半生則始專力於講學，以教育寄其懷抱。他與楊園同年生，早死二年，享壽六十有二歲。對於教育學理的貢獻，極為切實合理，且有些地方格外新色可取，已開了近代教育思想之端，比較以前一般教育學者要進步多了。至於他做人為學，都是非常切實，寸步而進，終身不息的，真有昔日朱子居敬窮理的精神，亦足令人景仰。
二 本性之研究
陸氏自二十七歲始從事於本性的研究，到四十九歲方得到一個定論。在此二十二年中，對於本性的認識，經過了四次轉變，即達到了四層的進步，可算為用心之勤了。在二十七歲以前，他只跟隨當時教師的談說，承認性有兩種，「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並喜歡同禪家及別家討論人生以上，或未生以前的性體。自二十七歲以後，開始研究程、朱學說，對於「性」之一字才想自己立定主張，探出一個究竟。此時所得力的，為「理先於氣」一句話。這句話的解釋，即「理居先，氣居後；理為主，氣為輔」，自以為理氣二物，分得條理清晰，不相紊亂了。這是他對於本性的研究之第一層的進步。迨後他又覺得照這樣說法，未免將理氣分得太開，未能融合為一。再下工夫，才悟到「理一分殊之旨」，理與氣是一貫的，不過理只一個而氣有千萬不同。這是第二層進步。迨後，他又懷起疑來了，既是理一而分殊，則人與萬物之性有何同異，如何同異？因讀朱子「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論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兩句話，於是又識得「天地萬物本同一體處」的道理，則人與萬物之所以同，及所以異，又瞭然了。這是第三層的進步。到了這一步，對於性的認識，如理與氣，及人與物，似有相當的明澈，但於「性善」二字仍守陳說，是就「繼之者善」說的。照這樣說法，則性與氣質仍舊是可以分離的。到四十九歲以後，再加玩索，又有一番覺悟。性是不離氣質的，一說到性便屬於氣質了；若離氣而言性，則性無著落，亦不成其為性了。孟子所謂「性善」，是就「成之者性」說的，是就有生以後說的，是合了氣質而言的。於是得到一個結論：
性為萬物所同，善惟人性所獨，善性之旨正不必離氣質而觀也。
這是他最後的進步。拿這個結論，遍與宋儒諸家的性說比較與參證，於是對於自己的主張，相信益堅，但猶不敢發表。到了五十六歲以後，人已漸漸老了，在康熙丙午年間，講學於昆陵時，才以二三十年所研究的結果公布於社會，並將他的思想之變遷的經過也一一說明。這種研究的精神及有系統的敘述，是從來論性的人所未曾有的（見《學案小識》）。
第十二圖 桴亭性命圖解
凡宇宙萬象莫非一氣之流行，流行之所以然謂之理。此「理與氣在天為天之命，在人為人之性」。性與命是一體，都是包攝理氣的。吾人稟受天命而為「性」，既有是性則由性生「情」，由情生「意」，意之堅決處謂之「志」，志之浩然盛大處謂之「氣」，合情、意、志、氣等要素，再加以擴充了謂之「才」。此六種不是並立的，是遞生的，演成的，其原始則謂「性」，其集成則謂「心」；所以心是統性、情、意、志、氣、才六種而言的，是合神與形而名的（見《答友人問》）。如果我們以圖表示，則有右圖。
三 小學教育
陸氏的教育理論，以關於小學為最進步。他定小學教育為十年，以五歲至十五歲的兒童為受小學教育時期。在此時期的兒童，生機活潑，一片天籟，且富於可塑性，最易被人引誘。教者應當順著他們的天性與興趣，依照正常的軌道，因勢利導，將來才可以成就一個「人」。古代「人心質樸，風俗淳厚」，兒童至七八歲時知識尚未大開，所以定八歲為入學始期。近代人心風俗皆較以前複雜，兒童的知識發達亦較早些，若仍遲至八歲始入小學，與兒童發達不相合，施教必感困難，所以應定以五六歲為入學始期。
關於兒童的訓練，宜主寬不宜主嚴，蓋這個時候正是他們身心發達時期，過於嚴了，阻喪了他們的意志，有礙發育，不如持以寬和的態度，逐漸誘導，較有效力。他又以朱子的「去其外誘，全其真純」八個字為訓練的綱領。外誘如「樗蒲、博弈及看搬演故事之類」，皆為不正當的事情，而最易引誘兒童。兒童一被引誘，即放蕩而不習正業了，所以應當杜絕；外誘杜絕了，真純自然可全。但要杜絕兒童的外誘，首先就要為父兄師長的自己沒有外誘，能夠以身作則，而且無親外誘的機會，他們自然易就正軌，以全其真純。
清代私塾
關於兒童的教材，陸氏似若分為兩期：在十歲以下為第一期，在十歲以上為第二期。第一期的教材，有讀物、歌舞及寫字三項；第二期，有讀本及禮樂二項。從前小學教師多以朱子所輯《小學》一書為初學兒童讀物，他認為很不適宜。他的理由是：該書內容屬高深學理，不是兒童所能懂的；內中所引禮節多為古禮，與時代不合，不能應用；且開卷難字太多，尤不便初學。若以此書為初學兒童讀物，只是令他們茫然不曉，徒足以耗費時光而已。在陸氏的意見：當五六歲的兒童初入學時，語音尚未清朗，不能誦讀長句，應編一種字句很短的韻語，作為兒童讀物。該讀物的內容，須選擇適合於兒童興趣，及不與時代相背的材料，以韻語的格式、淺近的文字，編成三字一句或五字一句，取名《節韻幼儀》。照這樣辦，兒童才容易通曉。年齡稍長，加課以《小學》、《四書》等書。兒童天機活潑，最喜歌舞，教師宜乘時教導，以發展其天能，以鼓舞其興趣；且歌舞即禮樂的初步，此時習會了歌舞，將來升歌習禮更有底。兒童習字，宜仿宋人教小兒習字法，先令兒童影寫趙子昂大字《千字文》。年齡稍長，再合習智永《千字文》。字數由少而多，初為影寫，後乃臨寫，每日如此，練習久了自然運筆如飛，不至走樣。且寫字時不僅教他們寫得好，也可以多識生字，而收記誦之功。兒童到了十歲以後，所讀的內容更豐富了，不僅四書、五經在所必讀，即天文、地理、史學、算學之類也宜選擇較有價值的編成韻語了，令他們誦讀。陸氏以兒童在十五歲以前，記憶力最強，此時是他們誦讀的時期，也是記憶的時期，宜選擇人生必需的教材，令他們多讀熟記，不可錯過。至於禮樂一項的教材，也須重編，宜參酌古今之制，把冠、昏、祭及鄉飲、鄉射諸禮的內容編輯成一部禮書，又把文廟樂舞及宴飲、升歌諸儀編成一部樂書，與讀本同時學習，遇了令節，或重典，或閒暇的日子，特別演習。升歌習禮的價值，不僅是模仿古人，且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無形中增加訓育的效能最大。
智永真草千字文
關於小學教法，陸氏主張「即讀即教法」，即是「知行並進法」，尤其對十歲以下的兒童必須採用。他說：
如頭容直，即教之以端正頭項；手容恭，即教之以整齊手足；合下便教他知行並進，似於造就人才之法更為容易。
這種教法我們可名為「知行並進，訓教一致」的辦法，頗合於教育原理。關於禮樂的教法，他主張「由粗以及精，因年而進」之法，亦有價值。
除以上各條外，陸氏對於小學教育還有兩點意見：一為家庭教育，二為女子教育。他認家庭教育是輔助學校教育的，不僅居在輔助的地位，且居在並行的地位。當兒童未入學以前，或出學門以後，均在家庭生活，倘家庭沒有相當的教育，隨他們做惡習非，甚至於家人「戲教以打人、罵人，及玩以聲色玩好之具」，氣習先已教壞了，再入學校，想圖矯正，殊不容易，所以家庭教育至關重要。如灑掃、應對、進退等事，亦家庭所應當教的。至於女子教育，他也看得很重要，女子也必須受教，但他對於女子教育的觀念則不同男子。他說：
教女子只可使之識字，不可使之知書義，蓋識字則可理家政、治貨財，代夫之勞，若書義則無所用之。
又說：「『無非無儀，惟酒食是儀』一語，真教女子良法。」原來他主張女子教育是只令識些文字了，可以料理家務，做一個無才便是德的賢妻良母罷了。至於書義勿庸多讀多懂，因為沒有用處，不僅沒有用處，且恐壞事哩。法人盧梭著《愛彌兒》（Emile）一書，提倡自然主義教育，處處表現不朽的價值，而對於女子教育則輕視極了，其主張很與陸氏相似。由此，你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凡未曾脫離封建時代思想的人物，勿論他的教育理論如何進步，而對於女子教育總是畸視的。（均見《思辨錄·小學類》）
四 大學教育
陸氏說：「予以為古人之意，小學之設是使人由之；大學之教，乃使人知之。」（《思辨錄·小學類》）這是他對於小學與大學兩段教育的解釋。兒童在十五歲以前，智力尚未發達，小學教育不過指導他們如何動作，如何讀書，如何生活。到了十五以後，進了大學，才教以學理的研究，及研究一切之所以然。教育宗旨，在教學生怎樣做「人」，換一句話，即教他們做一個聖賢。但這個宗旨，在小學時代不能講明，因為他們不能聽懂，所以課《幼儀》、授《小學》，用知行並進的法子，不過矯正他們的行動與習慣，引導他們向著聖賢路上走就是了。到了大學時代，一方面教以怎樣為聖賢，一方面教以所以為聖賢；且一方面由聽講而得，一方面更要由自己研究而得。但「人」不是容易做的，「聖賢」不是容易學的，在這時期所以進學之始便須立志。他說：
學者欲學聖賢，須是立志第一。志是入道先鋒，先鋒勇，後軍方有進步，志氣銳，學問乃有成功。（《思辨錄·立志類》）
意志決定了，即著手做工夫，不要期待，不要選擇，「只在這所在、這時候做去」。做人的工夫是什麼？不外「居敬窮理」四個字。[4]勿論千聖千賢的道理，總不出此四字的範圍，所以吾人應當依此四字做去。但此四字中，居敬是工夫的主宰，窮理是工夫的進步，以居敬的態度來窮理，在窮理的進程中不忘居敬。照這樣做去，思想才純一，工夫才切實，這才是實學，這才是程、朱的教法，這才可以為聖賢。
大學校址宜擇一國中勝地，風景佳美，遠離城市，才宜於研究學問。學校之旁還須多建房屋，為學生寄宿，一則可以朝夕聽講，二則可以互相觀摩。大學的課程宜仿湖州學的辦法，分科教授。如經義一系，則又分為《易》、《詩》、《書》、《禮》、《春秋》等科；治事一系，則又分為天文、地理、河渠、兵法諸科。每科設一科長，聘請專門名家充當；另設學長一人，以總其成。如此辦法，則大學才有成績，人才可從此養成。否則學生散處四方，教師不過濫竽充數，如明末學校的情形，學校徒有其名，怎樣望其有成功？
五 讀書法
他的《思辨錄·格物編》里，關於讀書方法，講論頗詳，很有些可取的地方。我們無妨分條敘述於後：
（一）讀書分年。陸氏把吾人讀書生活分作三節，每節十年，共計一生可讀三十年的書。第一節自五歲至十五歲，這十年謂之誦讀時期。第二節，自十五歲至二十五歲，這十年謂之講貫時期。第三節，自二十五歲至三十五歲，這十年謂之涉獵時期。十年誦讀之書，為《小學》、《四書》、《五經》、《周禮》、《太極》、《通書》、《西銘》、《綱目》、古文、古詩及各家歌訣。十年講貫之書，為《四書》、《五經》、《周禮》、《性理》、《綱目》、本朝事實、本朝典禮、本朝律令、《文獻通考》、《大學衍義》、《衍義補》、地理書、水利農田書、兵法書及古文古詩。十年涉獵之書，為《四書》、《五經》、《周禮》、諸儒語錄、《二十一史》、本朝實錄及典禮律令諸書、諸家經濟類書、諸家天文、諸家地理、諸家水利農田書、諸家古文、諸家詩。以上各書，力能兼的則兼習，不能兼習則涉獵諸書可以從略。
（二）讀書分類。以上各書，只是分期學習，可未曾分類，而分類也要緊。分類之法，如研究史學，凡關於史學諸書列為一類；如研究經學，凡關於經學諸書，別為一類。這樣分類讀法，「不惟有益，且兼省心目」。
（三）讀書分等。書籍愈傳愈多，吾人一生不能遍讀，務必分別輕重，哪些書是非讀不可的，哪些書可以讀可以不讀的。陸氏分別輕重為三等：（1）如《四書》、《五經》、《性理》、《綱目》等書，最重要，這是終身所當誦讀不忘的。（2）如水利、農田、天文、兵法諸書，為次要，亦須一一尋究，得到內中的要領。（3）其餘子史百家等書，性質更次，不過視其大意而已，不必一一誦讀。
（四）讀書須窮理。讀書不在背誦文字，誇示博雅，若以此態度讀書，陸氏所謂「玩物喪志」。吾人讀書，須要窮理，所謂窮理，要求得書中的義理，與己身相合，又與事實相合。求與己身相合，須拿書中所說的放在自己的身心上體貼；求與事實相合，須按照書中所說的切實做去。如此讀書，才能嚼得出滋味來，才覺得古聖賢所說的句句親切，才能因讀書以指導其行為，因讀書以涵養其品性。
（五）讀書要開闢。讀書要不為書所困，能使書為我用，這非有開闢的心胸不能辦到。陸氏開闢心胸的一段話，寫得極好，我們可以直接抄錄出來：
凡人讀書用工，或考索名物，精研義理，至紛賾難通，或思路俱絕處，且放下書冊，至空曠處游衍一游衍，忽地思致觸發，然中解，有不期然而然者，此窮理妙法。又或發憤下帷，三冬兩夏，滿腹中詩書義理盈溢充足，卻出來游衍一兩日，真覺得水流花放，雲行鳥飛，滿空中是活潑地景象。此孟子所謂生矣境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也。（《思辨錄·大學類》）
（六）讀書要寧靜。在鬧市的地方讀書，殊不相宜，地方越寧靜越好。陸氏主張在山中讀書，果能離家入山，把一切俗事拋開了，而讀書才能寧靜，才能專一。在這時候，計算應讀何書，計算讀書幾年，然後分年來讀，每年讀一項，每項做一結束。如此讀法，不僅十年，即三五年之後，亦必有相當的成績。
第六節 陸稼書（1630—1902）
一 生活小史
前二節所述楊園、桴亭二人，尚不離為明末的處士，至稼書則完全為清初的人物了。稼書生於明崇禎三年，死於清康熙三十一年，一共活了六十三歲。當鼎革之際，他不過年方十四歲的一個少年而已。這個少年，姓陸氏名隴其，稼書是他的別號。他是浙江平湖人，屢代為官宦之家，在幼年時代曾受過很好的家庭教育。他的政治生活，亦不算怎樣發達，當四十一歲時才中進士，以進士的資格補過兩次知縣，拜過八次御史。知縣生活共有九年，一在嘉定二年，一在靈壽七年，以清廉為本，兩處成績卓著，尤以在嘉定的治績評為天下第一。至入都拜御史時，他已六十一歲了，為期不久，不過年余之譜，便罷官歸了故鄉。綜計陸氏一生政治生活，不過十一年，而他的教育生活則有三十一年——自二十一歲開始設帳，到老死為止，除去服官時期外，全為私人講學時期。但在服官期內，亦未嘗離開教育生活，如在靈壽當知縣時，且規定講學條例，編有松陽講義，可說從二十一歲起到老死為止，此四十餘年中無日不在講學。不過陸氏講學的時期雖長，而講學的聲勢並不大，因為他是一位提倡實學的教育家，不肯呼朋引類、虛張聲氣以為號召的。
二 性格及思想
「平湖陸稼書先生，以名進士兩為邑令，八拜御史。其正學清德，惠政嘉謨，浹洽於人心，流傳於士口，稱之為醇儒、為循吏、為直臣，至有目之為聖人者」。這是他的門人侯開國在《三魚堂全集序》上讚揚他的幾句話。陸氏「積誠勵行，風清格高」，所做一事，即盡瘁一事，確不愧為本色的賢士大夫，如他的門人之所讚揚。但我們以為陸氏時代的價值還不僅此，他是以提倡實學，振飭學風，擁護朱子為宗旨的一位大教育家。
清初程、朱的忠實信徒，世人皆以二陸並稱，但桴亭雖力辟王學，態度尚屬和緩，而稼書則處處以尊朱黜王相號召，旗幟鮮明，詞氣嚴峻，真有非打倒王學不止之氣概，真有如昔日孟子「辟楊、墨，閒先聖」之遺風。陸氏以學術關乎風教，風教關乎國家的興亡。明朝之所以遭破亡，由於士風太壞，一般人失了正常的教化；而風教之壞由陽明及其門徒倡為放誕詭異的學說，援儒入墨，以偽亂真。王氏以有力者的地位，登高一呼，而其學又極簡易，所以天下讀書人莫不樂於趨從，天下讀書人皆口談王學，漸漸放棄規矩，師心自用，甚至於禮法也不遵守了。讀書人為民眾的領袖，而皆不講實學，不守禮法，教化安得不壞！這種學術之敗壞人心，等於清談之禍晉，明朝安得不亡！[5]要挽救人心，當然從振飭學風著手；要振飭學風，當然力尊朱子，以朱子的實學矯正王學的空疏，以朱子的繩墨矯正王學的放誕。所以他對湯潛庵說：「今之學者必尊朱子而黜陽明，然後是非明而學術一，人心可正，而風俗淳。」在他的《外集經學篇》裡面，亦說：「今之論學者無他，亦宗朱子而已，宗朱子者為正學，不宗朱子者即非正學。漢儒不云乎，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一可紀，而法度可明。今有不宗朱子之學者，亦當絕其道勿使並進。朱子之學尊，而孔子之道明，庶乎知所從矣。」以朱學為教育標準，以此標準來振飭學風，挽救人心，把關係說得這樣重大，而提倡又盡畢生的熱誠，陸氏對於朱子可謂真正的忠實信徒。至於效董子「學術一尊」主義，已含了一種學閥的風味，但總不失為一個熱心於風俗教化的教育家。
陸隴其像
三 兒童教育之重要
「崇尚實學，培養淳風」，為陸氏的教育宗旨。要培養社會的淳樸風氣，須社會上有一般循規蹈矩、講求實學的讀書分子為表率。要使社會上的讀書分子循規蹈矩、講求實學，須平日有這種習慣；這種習慣的養成，其關鍵全在童子時代，所以童子教育最關重要。陸氏推論當時風俗敗壞而未已的，都是由於當時兒童沒有受過好的教育。當童子時代，為父兄師友的，平日既不教以灑掃應對日用倫常之事，朱子所集《小學》一書棄而不讀，即或每日課以《四書》，亦不過藉此為應科舉取利祿的階梯。至於孔、孟之如何教人為人，是不管的。迨他們年齡稍長，為父兄師友的，則教以如何應科舉，如何取利祿，如何立奇異，挑動他們專用機詐的心機，獎勵他們崇尚浮華的趨向，至於學問之實在不實在，行為之正道不正道，是不問的。科舉考試的日子來了，一旦僥儌獲取，便自以為學問已成，無所不能，不復知人間尚有當讀之書及當為之事。這一班人，自己既莫明其妙，以他們去領導社會、表率群倫，則風俗怎樣不壞，社會怎樣不亂！我們一推論其原因，則由於昔日童子時代的教育受壞了，所以當今最要緊的莫如童子教育。童子應當教些什麼呢？他說：
陸隴其書法對聯
陸隴其印
教之道必以小學為基址，以濂、洛、關、閩之書為根本，以先王渾醇厚朴之文為彀率。使自孩提有識，即浸灌於仁義中正之中，游衍於規矩準繩之內，如水之汪洋浩渺而不得越乎其防，則文章不期正而自正，風俗不期厚而自厚矣。（《歷科小題永言集序》）
陸氏又說：
吾每教童子作文，未嘗不戰戰兢兢，惟恐一言之病中於其心，異日將碩大蕃滋，鬯茂修達，不可救藥。蓋今之聰明，當擴充於範圍之內，不當擴充於範圍之外。（《歷科小題永言集序》）
由這兩段話看來，陸氏教兒童是當立一標準，要他們遵守的，定一範圍要他們在裡面活動，不可逾越的。他的標準就是程、朱，他的範圍就是宋儒學說，凡能謹守繩墨的才是好學生，否則便是不好的學生。當兒童時代，能謹守繩墨，到了成人時代便是循規蹈矩的士君子，才是講求實學的人才；這種人才必不放誕猖狂，犯上作亂。影響所及，風俗自然淳樸，國家自然安定，這是陸氏的教育理想。所以他平日教人「必授以《小學》及《程氏讀書分年日程》，俾學者循序致功」（《先正事略》），以期達到他的理想。吾人以為陸氏的教育理想固高，但他的頭腦究竟腐敗，尤以不許逾越範圍，未免過於束縛兒童的智力之發展，所有教育理論以與桴亭所論的比較，相差遠了。
本章參考書舉要
（1）《清儒學案》的各家本案
（2）《先正事略》的各家本傳
（3）《夏峰全集》
（4）《李二曲先生集》
（5）《張楊園先生全集》
（6）《思辨錄》
（7）《論學酬答》
（8）《陸稼書集》
（9）《三魚堂全集》
* * *
[1] 《先正事略·孫夏峰事略》：「時畿內盜賊數駭，先生率弟子門人入易州五公山，結茅雙峰，戚族相依者百家，乃飭戎器糗糧，部署守御。又以其暇賦詩習禮，弦歌聲相聞，盜賊屏跡，時以方田子春之在無終山焉。」
[2] 《傳心錄》：「講問自新之功當從何處著力？先生曰：最上道理只在最下修能，不必鶩高遠、說精微，談道學、論性命，只就日用常行綱常倫理極淺極近處做起，須整頓精神中常惺惺，一言一動並須體察，必使言無妄發，行無妄動，表里精神，無一或苟，如是則潔淨透脫，始可言功。」
[3] 《楊園全集·訓門人語》：「辛亥三月門人姚瑚同弟至語溪力行堂候先生，先生以為學當祖述孔、孟，憲章程、朱，諄諄數十語。」《學案小識》嘗云：「三代以上折中於孔、孟，三代以下折中於程、朱。」
[4] 《思辨錄·居敬類》：「居敬窮理四字，是學者學聖賢第一工夫。徹首徹尾，總只此四字。」「或問：居敬窮理是吾子宗旨否？予曰：儀亦不敢以此四字為宗旨，但做來做去，覺得此四字為貫串周匝，有根腳，有進步，千聖千賢道理，總不出此。」
[5] 《稼書文集·上湯庵書》：「自陽明王氏援儒入墨，以偽亂真，天下雖然響應，皆放窠規矩，而師心自用，學術壞而風俗氣運隨之：比之清談之禍晉，非刻論也。」
《學術辨》上：「故愚以為明之天下，不亡於寇盜，不亡於朋黨，而亡於學術，學術之壞，所以釀成寇盜朋黨之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