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史 · 第十四章 魏晉六朝之教育

陳青之 《中國教育史》
第一節 魏晉之教育 一 學校 曹 丕 從曹丕篡漢,到東晉滅亡,將近二百年(西曆220-402年)。在這二百年的時期裡頭,學校教育雖不能說是完全停止,也可以說是在若有若無的狀況之中。我們先拿中央的大學來說吧:在魏文帝黃初時,本有明令興建太學,制定五經課試的方法,並布告所轄的州郡,令有志求學的士子咸來入學,非不堂哉皇也。但一考其實,太學儘管開設,學生也上千人,而內容腐敗,有名無實,所謂太學不過掩人耳目的一種裝飾品。[1]東吳只有學官而無學校,西蜀則國小民貧,年年用兵,更談不到學校的設置。以上三國時代的大學情形是大概如此。晉武帝統一全國以後,承曹魏太學的舊物,稍加擴充,故內中諸生曾一度增盛,也到了七千餘人,雖然品類不齊。但自懷、愍被擄,中原雲擾,太學於是無形的停閉了。[2]東晉建國江左,中州士大夫不堪胡馬之蹂躪,紛紛南徙避亂,這一班知識分子懷著中原舊有的文物禮器以俱來,於是江左也修建太學。但君權薄弱,內亂屢起,學校受政潮影響,因此時興時廢,毫無成效可言。以上兩晉時代的大學情形是大概如此。至於地方教育,則更無可觀了。曹魏與西晉立國短促,州郡學校大學在平靖時則開設,在變亂時則停閉。東晉年代較長,中央雖屢經政變,而大權在地方,地方教育往往由封疆大吏私自提倡,[3]所以全國頗不一致,也沒有統一或長久的計劃。總之這個時期的學校,可以拿「若有若無,時興時廢」八個字形容了。 魏士大夫圖 當時階級觀念甚深,所謂品類不齊有二說:一士族與庶族,二真正學子與假冒讀書者。 我們考究其原因,除了政變以外,還有三種:(一)在當時長期的變亂中,政局沒有充分的安定,政府不過以設立學校為裝飾門面的工具,所聘教師率多粗疏,辦理自不良善。而地方多亂,太學學生多半為避亂或免役而來,目的本不在研求學問,他們亦不復安心讀書,所以往往冬來春去,而學業則陷於有名無實。(二)學校課程不外乎五經之術、六藝之文,這都是儒家的行業。但當時學風已布滿了老、莊的空氣,士大夫既以究習老、莊為時髦,雖政府如何提倡,效力亦屬無幾。況政府中人並未具何種提倡的熱心。[4](三)漢末以來,經學業已怠荒,讀書之業替代經學而起的為文學。自曹魏父子以君主而擅文壇,海內從風,以致南北朝至隋,此風不改。士大夫既習於文學,故經學因此不復用力研求——除了少數積學之士以外。[5]至於學校內容,大概仿照兩漢之舊,沒有什麼創作,更不必多敘了。[6]不過此時有一件可注意的事情:晉武帝在太學之上另立一種國子學,專以教養五品以上的子弟,在他以為仿周禮國之貴遊子弟受教於師氏之意,而當時士庶階級濃厚的觀念就可從此處看出來。 二 選舉 士子仕進的門路,魏晉六朝與兩漢無大差異:或由公府辟召,或由郡國薦舉,或由地方長官的僚屬遞次上升,或由世族子弟承繼先人的地位(見《文獻通考·舉士》馬氏按)。但此時所與兩漢不同的,則另有一種選舉方法,名曰「九品中正」。兩漢除了貴胄子弟承繼一門以外,其他三門多半根據於鄉里的毀譽——大多數人的輿論——以定選舉的標準,而九品中正之法則殊有不同。此法創始於陳群。陳氏是魏文帝時的尚書,他以為舊日選舉法毛病甚多,不能取得真正的人才,乃創立九品官人的制度以替代之。把社會人才分做九等,每州每郡專派一人當選舉之任,按照品第以為升降。若是品學兼優的人則逐漸上升,或以五升四,或以六升五。若是道義虧缺的人,則遞次下降,或自五退六,或自六退七。執掌選舉者關係於一鄉一邑之人的榮辱,升降責任何等重大,倘此沒有公平正直的修養,必難勝任,取名「中正」,其意可知了。凡郡邑設小中正一人,凡州邑設大中正一人。小中正所品第的人才,上貢到大中正,由大中正審核送到中央之司徒,司徒再考核一道,然後發往尚書處錄用。此項中正多半是本鄉人,曾經做過大官,德望俱高者,方能當選。此法始於曹魏初年,經兩晉以至南北朝,差不多施行了四百年。到隋開皇中葉,方始廢止。[7]人群進化,思想是一天複雜一天,古人自不及今人;但存心公直,似乎今人不如古人了。魏晉六朝士氣雖然不振,然直道之風尚有一二可取的地方,故九品中正之法尚能取得真正的人才。不過自開門第風氣以後,士庶的界限分得太嚴,司品題者多半是士族,因之被品題者也是以世家為主,流弊所趨,庶族雖有高才亦難登上選,此劉毅有「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之嘆。[8]自此以後,拔取人才的方法,乃由科舉代之而興了。 第二節 南北朝之教育 一 南朝學校 梁武帝書法 南朝學校之不振興,與魏、晉同一情形。我們考查史書,他們興建太學校有起色的,只有兩個時代:一在宋文帝元嘉的時候,一在梁武帝天監的時候。在元嘉時,京師開辦了四個大學,研究佛老學說的曰「玄學」,研究古今歷史的曰「史學」,研究詞章的曰「文學」,研究經術的曰「儒學」(見《通鑑》)。中國歷代國立學校即以經術為課程,竟成定規,而此時對於佛老學術及歷史且正式設立大學,從事研究,面目獨辟,這一點很值得我們讚美了。但此時州郡學校的情形如何,殊難考查。在天監時,於中央地方建立國學以外,開設五館,每館置五經博士,充當館長,而以五經教授一人總其成。館內課程不外五經之術、六藝之文。學生只問程度,不限資格,果具才能,雖寒門子弟皆有入館求學的機會。生徒入館求學,由館供給膳宿。館中亦有定期考試,倘能射策通明經術的,即可委派一種官職。五館既不限資格,又不限名額,所以四方學子負笈求學的非常踴躍,每館養士率皆多至數百。武帝要算帝王中最有學識的一個人,自建國學、開五館以後,嘗仿照三代視學之禮,親往省視,一則祭奠先師,一則獎賞勤勞。並且分遣博士祭酒到各州郡立學。[9]自武帝這樣一提倡,不僅學校發達為南渡諸朝之冠,即講誦經學的風氣也是盛極一時,北方學者聞風而來的亦復不少。[10]可惜晚年迷於佛教,置其他經術於不顧,而學校由此漸衰,迨侯景亂後遂無形停閉了。 二 北朝學校 魏孝文帝改革 北朝學校較南朝發達:一則由於國君的提倡,一則由於時局比較的安定。蓋南朝合共一百七十年(自西曆420至588年),更姓四次,太平日少,喪亂日子多。北朝自道武帝開國,到東西分裂之初,統一中國北部將近一百五十年(自西曆386至534年),所以他們對於教育事業比較容易建設。當道武帝初定中原的時候,即提倡經學,在首都平城設立太學,置五經博士,充當教授,學生由千人至三千人,這是北魏太學的創始。太武帝接著起來,又於城東建立太學一所,令天下州郡選派才學之士,進京求學。北京多年受著胡馬的踐踏,經術荒蕪之餘,經他們這樣一提倡,「於是人多砥尚儒術,轉興獻文」(見《北史·儒林傳》)。到獻文帝時,乃規定州郡學校的制度,遍開鄉學,每郡設鄉學一所,每所有正教、有助教,多少不等,而正教以博士充當。凡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凡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凡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凡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孝文帝尤慕華風,遷都洛陽以後,事事模仿漢人所為,變胡服而衣華裝,斷胡語而從正音,一切禮儀制度無一不效法漢人。至於「開設大學,講論經術」,尤為漢族文化的特色,他對於此特色的文化極力提倡,自然不在話下。所以在洛陽除了設立國子太學以外,又於四門設立四門小學。自此以後,北方承平將近八十年,不僅國學、鄉學比較南學完備,即私人講學之風也是盛極一時。[11]這個時候,正當南朝梁武帝提倡學校的時候,介於五、六兩世紀之間,我們若是統觀六朝的四百年教育,要算這個朝代為最發達。但自孝昌以後,北魏領土東西分裂,四方學校殘毀殆盡,北齊高氏與北周宇文氏雖稍稍修復,然亦不過具文,不足觀了(本文均見《魏書》及《北史·儒林傳》)。 本章參考書舉要 (1)《文獻通考》的《舉官》、《舉士》 (2)《五禮通考》的《學禮》 (3)《宋書》的《禮志》 (4)《齊書》的《禮志》 (5)《隋書》的《百官志》 (6)《魏志》 * * * [1] 魚豢《魏略》:「至太和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好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粗疏,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冬去春來,歲歲如是。」《魏志·劉馥傳》:「上疏曰:『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廿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夫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宋書·禮志》:「東晉孝武太元元年,尚書謝石疏曰:『大晉受命,值世多阻,雖文化日隆,而王道未備。庠、序之業或廢或興,遂令陶鑄闕日用之功,民性靡素絲之益。』國子祭酒殷茂言之曰:『自大晉中興,肇基江左,崇明學校,修建庠、序,公卿子弟併入國學。尋致多故,訓業不終,陛下以聖德玄一,恩隆前美,興復儒肆,僉與後生。自學建彌年,而功無可名,憚業避役,就存者無幾。或假託親疾,真偽難知,聲實渾亂,莫此之甚。』」 [2] 《文獻通考》:「戴邈上言,喪亂以來,庠序隳廢。馬端臨曰:『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及堅之僭,頗留心儒學。』」 [3] 《宋書·禮志》:「晉穆帝永和中,征西將軍庾亮在武昌開置學官。」 [4] 《文獻通考》:「成帝咸康三年,國子祭酒袁懷、太常馮懷以江左漫安,請興學校。帝從之,乃立太學,征生徒。而士大夫習尚老、莊,儒述終不振。」《南史·儒林傳》:「洎魏正始以後,更尚玄虛,公卿士庶罕通經業。」《廿四史札記》:「是當時父兄師友之所講求,專推究老、莊以為口舌之助,五經中惟崇易理,其他盡閣束也。」 [5] 《文獻通考·舉士》:「李諤以選才失中,上書曰:『自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技。下之從上,有同影響,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代俗以此相高,朝廷據此擢士,利祿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丱,未窺六甲,先制五言,捐本逐末,流遍華壤。」 [6] 《魏略》:「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掃除大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學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 [7] 《通典》:「魏文帝時,尚書陳群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定其高下。」(余均見杜佑氏按語) 《廿四史札記》:「魏文帝初,定九品中正之法,郡邑設小中正,州邑設大中正,由小中正品第人才以上大中正,大中正核實以上司徒,司徒再核,然後付尚書選用。此陳群所建白也。」 [8] 《文獻通考·選舉·任子》:「馬氏曰:自魏、晉以來,始以九品中正為取人之法,而九品所取,大概多以世家為主,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故自魏、晉以來,仕者多世族。逮南北分裂,凡三百年,而用人之法多取之世族。如南之王謝、北之崔盧,雖朝代推移,鼎遷物改,猶印然以門第自負。」 [9] 《隋書·百官志》:「梁國學有祭酒一人,博士二人,助教十人。太學博士八人,天監四年置五經博士各一人。舊國子學生限以貴賤,帝欲招來後進,五館生皆引寒門俊才,不限人數。」(余均見《南史·儒林傳》及《梁書·儒林傳》) [10] 《廿四史札記·南朝經學》:「其時自北來者崔君恩、宋懷方、戚袞外,尚有孫祥、蔣顯等,並講學,而音辭鄙拙,惟盧廣言論清雅,不類北人。是可見梁武之世,不特江左諸儒崇習經學,而北人之深於經者亦聞風而來,此南朝經學之極盛也。」 [11] 《北史·儒林傳》:「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學孝廉,封揚王庭,每年愈眾。」(見《北史·儒林傳》甚多,不詳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