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史 · 第九章 兩漢學風

一 致力考據 漢儒講學，只在經典的考據與經文的解釋，所以後人稱他們為考據學家。中國古籍原為竹簡木版，自遭秦、楚兩厄之後，盡被殘毀脫落。漢儒以儒術統制天下之後，第一步即從事於古籍的整理，第二步則從事於經文的訓詁。考據是整理古籍的全部工作，即兼校讎和訓詁的所有工作，兩漢四百年，所有鴻生巨儒莫不注一生精力於這種工作上面。他們對於古籍，一方面翻譯，一方面考據，苦力搜求，不厭瑣碎，於是「枝葉繁衍，一經說至百餘萬言」（見《漢書·儒林傳贊》），就是《尚書》開首之「粵稽古帝堯」五個大字，也曾引證到十餘萬言，可以想見其工夫之繁瑣了。這種研究的方法，在壞一方面，支離破碎，專在斷簡殘篇裡頭討生活，缺乏開展思想的機會；在好一方面，實事求是，精密搜討，確含有幾分科學的精神。這種精神，對於古籍之整理貢獻於後來的讀者，功實不小；而殘缺破碎的古籍，設不經兩漢學者這樣整理的工夫，我們對於中國古代文化考見更難。但他們勿論費若干精力，考據若何鑿實，於個人的修養及行為的指示毫無關係，不過養成一班書生而已。 二 遵守家法 「師法」與「家法」是漢儒講學慣用的名詞。這兩個名詞是怎樣解釋？原來他們講學分今、古文兩派，各大派中每一經藝又分做數家。講學既有家了，每一家學各有弟子相傳相守，歷年久遠也不紊亂，此即所謂家法。一家之中，師徒相傳，愈演愈廣，而各門弟子所直接領受於老師的，又略有出入，他們亦謹守而不失，此即所謂師法。師法的差異較小於家法，其關係亦較家法略輕，所以同一家的信徒在師法之上雖小有出入，但對於家法則必嚴謹遵守，竭力擁護。遵守家法的學者，被當時視為有淵源的正學；紊亂家法的學者，則目為背叛家法的異徒。在家法森嚴的時候，不僅對於學宗所講經義要絕對服從，甚至尋章摘句，不知貫通。從事於章句者謂之章句之學，所以章句之學也成了他們的重要名詞。學者以這種學問名家，國家以這種學問取士，於是「修家法」和「依章句」成為漢儒講學的時髦風氣。這種風氣的養成，也是由於古籍殘毀脫落的原因。因為古籍經過殘毀之後，整理煞費苦心，所以他們對於已經整理好的古籍及有整理古籍能力的宿儒，視為珍寶，抱守而不失，久之遂養成這一種時代的風氣。這種風氣的嚴重，我們遍查前後《漢書·儒林傳》及各大儒本傳，都可看得出來。[1]這種講學風氣，只有模仿，沒有創造，儒家之徒儘管橫行於兩漢四百年，但對於儒家的學術思想竟沒有許多的開發，恐怕就是這個原因。但是社會一切權威都有他們的時效性，家法與章句之學到了東漢後半期，業已漸漸維護不住了，思想較敏者已有起來作反抗的運動了。發難的人當然是一班青年學生——當時所謂博士弟子。這種反動，多少帶幾分革命的意味，而當時頑固黨看著世風不古，有感於懷，往往借著國家的權力施行干涉，自不在話下。[2]但是破綻已露，干涉不過一時，而六朝虛無清談之風，距此時不到百年，這就是聖經與帝王兩種權力壓迫所生的反動結果。 《漢書》書影 三 公開論辯 兩漢藏書的地方很多，而石渠閣與白虎觀兩處尤值得我們特別注意。漢代以儒家之學統一了天下，不僅朝野士大夫戴著儒冠，披著儒衣，就是歷代帝王莫不嗜好經術，固然也有幾個例外。他們君臣之間對於儒術不僅嗜好，而且嘗為公開的辯論，毫不客氣，石渠閣就是西漢君臣辯論五經的一個會場，白虎觀是東漢君臣辯論五經的一個會場。這種經術辯論會，西漢發起於武帝時，東漢發起於光武時。在武帝時不過為《公羊》與《穀梁》之爭，爭點尚屬簡單。到甘露時，宣帝乃借石渠閣的地方，作大規模的公開討論，所有五經異同均列入議事日程。當時出席的名儒有蕭望之、韋元成、梁丘臨、施讎諸人，其辯論結果，除《公羊春秋》已於武帝時先立學官外，至此則凡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諸家均得建立學官，設置博士。自此以後，石渠閣遂成為討論五經固定的地方。每一時代均有辯論，而名儒如劉向、戴德、戴聖等莫不受命參加（見各本傳）。在光武時，當初不過為《左氏春秋》設置博士與否之爭。到了建初，章帝乃仿照甘露、石渠的故事，辟白虎觀為會場，公開討論，所有五經異同亦均列入議事日程。當時出席的有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諸名儒。其後也是以此地為固定的公開辯論會場。漢人講經，在「專己守殘」的偏見上，固然最易引起我們的厭惡。但在他們公開辯論的時候，只有是非、不問君臣，只認真理、不避權勢的這一種精神，真正是儒者的精神的表現，並且含有科學家精神在裡面，值得我們欽佩。 《白虎通義》書影 四 講學與黨禍 漢儒對於經術，因為專己守殘，所以對於持身，他們也能守正不阿；對於經術，因為最喜辯論，所以對於國事，他們也敢危言聳論，不避權貴。這種行動，積養既久，成為習慣，甚至於「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他們也不害怕。我們若以美的名詞來讚揚他們，在個人方面，謂之「氣節高尚」；在社會方面，謂之「世風優美」。明末遺老顧亭林是最負氣節的一個人，他與東漢一班士君子頗合脾胃，所以他說「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見《日知錄·世風》）。此種風俗，雖由於在學學生與社會上的名流學者互相倡導的一種風氣養成，但更有外因存在。蓋因當時政治腐敗，奸邪當權，這一班正人君子在政府裡頭站立不住，為熱血所鼓動，又不甘於緘默，所以他們一面講學論文，一面攻短道長。他們種種論調，無非對於現政府施行猛烈的攻擊，於是他們愈不容於朝，而他們的氣勢愈激昂。衝突既久，必有鬥爭，於是演成東漢黨錮之禍。黨禍起源於講學，結果講學之士被摧殘，太學亦遭破壞：但他們敢作敢為的精神，主持正義，不避權勢，也留下後人不少的紀念。 東京，指東漢的首都洛陽，在西漢首都長安（今西安）東，故稱。 * * * [1] 《漢書·儒林傳》：（1）「孟喜受《易》，博士缺，眾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2）「秦恭修章句，師法百萬言。」（3）「唐長賓、褚少孫事王式，問經數篇。式曰『聞之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不肯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摳衣登堂，頌禮甚嚴，試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4）「梁丘臨學精熱，專行京房法。」 （各本傳）（1）「匡衡對《詩》諸大義說，有師道可觀覽。」（2）「張禹對《易》、《論語》大義，經學精習，有師法。」（3）「魏相明《易經》有師法。」 《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八年，韶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遺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 《左雄傳》：「辛卯，初令郡國學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箋奏，乃得應選。」《鄭玄傳論》：「漢興，諸儒必修藝文，東京學者亦各名家。以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百餘萬言，學者徒勞而功少，後生疑而莫正。」 《後漢書·儒林傳序》：「光武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凡十四博士。」 《詩正義》：「漢承滅學之後，典籍出於入間，各專門命氏，以顯其家之學，故為傳訓者，皆言『某家』，不言名。」 [2] 《後漢書·儒林傳》：「自是遊學增盛，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疏，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藝盡衰矣。」《徐昉傳》：「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奸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浸以廢俗，誠非韶獻本意。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徒其家法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詔書下，公卿皆從昉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