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史 · 第八章 儒家學術之獨占與教育
一 儒家學術獨占之原因
自秦皇到漢武之初，儒家雖屈伏了八十年，而他們的勢力並未減少，其最後勝利還是屬於他們。他們在學術界上所以得到最後勝利的，則有歷史為之背景。
自秦皇統一中國，開創了官僚政治，漢初雖曾一度動搖，而從景帝以後此種政治完全確定，我於前章已經敘述過了。這種政治即士大夫階級依附帝王的權力所形成的一種政治形態；而士大夫階級即昔日的失位貴族、知識分子及自由農民脫胎結合而成，我於前章也敘述過了。概括一句，這種政治仍建築在農業經濟所構成的社會之上，與封建貴族政治相同。但此輩士大夫階級雖諸子百家各有其徒，究竟以儒家信徒為最多，因為他們以把守歷代相傳的典章制度為職志，差不多為中國民族傳統的思想之繼承者。官僚政治，儒家黨徒既然占多數，他們的思想又與民族習慣思想相近，在政府裡面必然能夠處於最優越的地位，謀以一黨之學術統制全國，情所必然，亦勢有可能。由秦皇至文、景間，在特殊政治情形之下，雖然屈伏了數十年，而他們的勢力其實依然存在。且儒家素正君臣之分，嚴上下之別，與官僚政治之尊王主義及農業社會之安定傾向，無一不兩相適合，那末，他們的學術之被獨占，不僅勢有可能，且為自然的趨勢而不可避免。
漢文帝（左）
漢景帝（右）
漢武帝
儒家的勢力，自戰國以來，久已瀰漫於社會。在孔子死了之後，他的七十門徒，散游諸侯，大的當師傅卿相，小的友教士大夫，繼世相傳，只就孔子一派，儒家之徒已是布滿了天下。[1]秦並六國，其國家政策雖然與他們的主張不同，但當初何嘗敢於公然開罪他們。封禪和他們商議，討論國家大事和他們商議，為他們位置，博士多至七十餘人；種種敷衍手段，都是不敢開罪他們的明證。[2]但他們主觀太甚，野心不小，一事不合，即造為誹語，謀取法家之政治地位，秦皇才有焚書坑儒的謬舉。這種謬舉，反是激動了他們的憤怒，群起為革命運動，秦朝所以滅亡的迅速，這也是一個大原因。[3]到了秦、漢之際，孔子的人格被當時社會的崇拜，一天高漲一天，不僅學者儒生拜他為老師，就是帝王、諸侯、卿相沒有一個不尊仰他的，反觀道、墨諸家何嘗可以望生而及。[4]且漢興以來，社會安定，經生鴻儒教授於地方者所在皆是。他們已帶了幾分宗教性質，抱殘守缺，日事宣傳，往往受地方侯國和郡守的尊禮，益增高其地位。由此看來，在社會方面，因其勢力雄厚之故，他們的學術已非正式地統制了全國。
且儒家的根本思想，不外「正名定分」四個字；這四個字正可以醫治當時拔劍擊柱、漫無紀律的武夫悍卒。叔孫通定朝儀，雖能稍稍鉗制一二，但非根本辦法，只有那一種最有勢力的學說才可以深中於人心。儒家學術既有歷史的背景，又合於時代的需要，他們的勢力又不可遏抑，武帝是最善應付潮流的一個有權元首，恰巧此時有人提議，於是儒家學術統治天下的命令頒布下來了。
二 儒術獨占對於教育之關係
提議以儒家學術統制天下的，以董仲舒為首領，附和他的有公孫弘、田蚡》一班高等官僚。董仲舒對策曰：
董仲舒像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統一，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息，然後統一可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漢書·董仲舒傳》）
董氏這一段對策，打倒歷來一切學派，獨尊儒術，並以孔子為思想的中心，他不啻思想界的霸王，其獨斷跋扈之態可以想見。接手漢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漢武帝本紀》），於是皇帝頒一發道政令——「奏可」，而儒術統制天下成功了。學術界的統一令頒發以後，不僅「罷黜百家，表彰六經」，且「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史記·儒林列傳贊》），種種提倡的手段也制定出來了。到元帝時，又指令郡國遍設學官，置五經博士為教官，且奉周公、孔子為先師。自此以後，中國學術就於一尊，孔子成為思想界的中心人物，儒家經典成為民族的必然讀物，歷代國家教育莫不規定以儒家學說為範圍，相習日久，社會也視為固然，其他各派咸目為異道。其後有時雖因政局的關係，儒家勢力在政治上偶一衰微，但在社會方面總不失為重心，且衰微不久而即恢復。自此以後，差不多中國教育及其思想與儒家學術相終始，且兩相結合而不可分離，直到近代西方文明東漸以後——這也算中國教育史上之一特點。
三 儒術統制全國後之文化事業
儒家獨占運動既告成功，於是著手於文化事業。此種工作分為「整理古籍」及「厘定文字」兩項。
（甲）整理古籍
此處所謂古籍，即他們認為歷代相傳的聖經賢傳——儒家經典，另有其他各家學說。這一類的古籍，經過兩次火劫，一次禁令，到此時早已殘缺不全。好在從秦皇焚書到漢武初年，相隔年代尚淺，至多不過七十餘年，此七十年間，民間私藏的圖書尚多，耆年宿儒猶多存在，倘若以政府的力量向四方搜求，一定能有相當的結果。於是他們對於古籍的整理，分做四個步驟：
（1）搜集 搜集圖書的方法有兩種：一種由政府以公文徵求，使地方所有私藏的圖書均可獻來，政府酌加賞賜；一種由政府派搜求大員分往各地方探買。[5]此種命令既下，於是典籍源源而出，家有藏書的以書獻，腹有藏書的以口獻，不到百年，政府所得書籍之多有如山積。[6]
（2）繕寫 所搜書籍雖多，而卷帙尚少，且既經缺殘，同一部書必有脫落，要廣流傳，不得不用謄寫；此政府一方面廣為搜求，又一方面乃設官繕寫。再者，從前以竹簡當書，以刀尖當筆，故古人讀書非常困難。現在文化的技術進步了，毛筆和紙逐漸發明，字體已由繁變簡。故書寫時亦比較容易，而於教育之推廣，尤有很大的幫助。[7]
漢簡《倉頡篇》
《藝文志》，此指《漢書》的志之一，簡稱《漢志》，是與《隋書·經籍志》（簡稱《隋志》齊名的正史典籍志）。
（3）庋藏 舊書既已搜集，殘缺脫落的又加補繕。要垂永久，免於散亡，於是藏書的工作又發生了——自武帝時即有「建藏書之策」（見《藝文志》）。據史書所載，西漢儲藏圖書分內外二府：外府有石渠、石室、延閣及廣內等閣；內府有蘭台、麒麟及天祿等閣。王莽末年，遭了一次焚燒。光武中興，漸漸規復舊觀，故東京所藏亦復不少——後漢時代，除了上列諸圖書館外，東京更有東觀、仁壽等閣儲藏新書。[8]漢朝對於圖書之庋藏特別注意，學者講學，天子問經，多半在此館閣內。其實中國古代注意圖書的庋藏，不僅始於漢代，即周朝也曾特設史官專管圖書；又兼代代世襲，所以史官的學問思想皆較旁人淵博。漢朝中央官職雖非世襲，但司馬談之後有司馬遷，劉向之後有劉歆，似乎史官是一個特殊官職——掌管文化的鎖鑰，非世襲恐難勝任的。
天祿閣與劉向塑像
（4）校對 既從斷簡殘編中搜集成巨書，裝訂時自然免不了錯落的毛病，且各種書籍次第發現，往往同一書名，而內容相差甚巨，文體亦不一致。究竟孰真孰偽，於是校對的工夫因需要而產生。西漢成帝時，派劉向校對經傳諸子詩賦，任宏校對兵書，尹咸校對數術，李柱國校對方技，而以劉向總其成。劉向死後，又派他的兒子劉歆繼承父業（見《漢書·藝文志》）。永初時，派「謁者劉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落，是正文字」（見《安帝本紀》）。順帝永和時，又派伏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見《伏無忌傳》）。大儒揚雄在王莽時亦曾校書天祿閣，后蒼亦曾校書曲台。以上校對的人員已屬不少，在前後兩漢，差不多時時有不斷的校書工作。到後漢末年，更有一次大規模的校讎，總其成的為蔡邕。他與馬日磾等商議，把校正的經傳，一一刻在石碑之上，樹立於太學門外，令天下或後來的人，皆有所取正。[9]漢代整理古籍分著四步，而以校讎的工作最大。
（乙）厘定文字
在秦代以前，不僅言語各國不同，即文字也不一樣。秦皇吞併六國以後，感於文字不統一的困難，乃用威力強使天下通行秦國的文字，其他各國文字，倘與秦文同的自無問題，倘不與秦文同，則一律廢止。自此以後，中國全境所通行的文字於是統一。但此處所謂文字統一，不過法定上的統一，而所統一的也非一種。據史書上說，秦時最通行的文字有兩種：（1）小篆，由李斯、趙高諸人根據史籀大篆，把原有的筆畫約省而成的；（2）隸書，由程邈根據篆書再省約而成的。書寫時，小篆省於大篆，隸書又省於小篆，隸書就是後世楷書的雛形。
熹平石經
大篆、小篆
秦時法定文字雖然統一，但從前列國通行的各體文字並未完全消滅，它們尚流行於民間，頗具勢力。我們把它們合計起來，共有八體。漢代的儒者第一步獨占運動既告成功，第二步著手於古籍的整理，而整理古籍的先決問題，自然是文字的整理了。既以整理文字為整理古籍的先決問題，則各樣文體的認識，及文字的解釋和應用，在當時成了重要工作，必需的工作。政府拿這種工作為錄取人才的法門，所以考試人才時以識字的多寡定去留的標準，官吏上書時以寫字的好壞定功罪的標準。學者也拿這些東西為研究的資料，當時如杜林、司馬相如諸人，或正字體，或正讀音，於是關於文字的著述逐日加多。文字整理，風行一時，彼此互相研討既久，最後必有相當的結果，而許慎的《說文解字》一書就是由此產生。這一部書，成於東漢末年，把音、形、義三類統加解釋，不僅整理古籍者在所必讀，而後世研究小學的人們也奉它為祖師。
《說文解字》書影
許慎（58？-147？），東漢經學家、文學家。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人。所作《說文解字》是中國最早的最有權威的一部古文字的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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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記·儒林列傳》：「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離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
[2]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功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李斯曰：『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
[3] 《史記·儒林列傳》：「陳涉起匹夫，驅瓦合謫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怒而發憤於陳王也。」
[4] 《史記·孔子世家》：「高皇帝過魯，以大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帝先謁然後從政。……太史公曰：『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5] 《漢書·藝文志》：「漢興，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時，書缺簡脫，……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
《漢書·河間獻王傳》：「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間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遺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獨多，與漢朝等。」
[6] 《文選注》：「孝武敕丞相公孫宏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山。」
[7] 《漢書·藝文志》：「李斯作《倉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而省約之者，故曰小篆。」
按秦朝通行文字有兩種：一為李斯等所作之小篆，一為程邈所作之隸書，皆較從前省略易寫。到了漢時，隸書更通行。又秦時有蒙恬以兔毫制筆，漢時有蔡倫以樹皮造紙，二者皆於教育工具上有甚大貢獻。
[8] 據《漢書·藝文志》所載，西漢所藏圖書，頗為宏富：（一）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部；（二）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三）凡詩賦，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四）凡兵書，五十三家，七十九篇，圖四十三卷；（五）凡數術，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六）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合計藏書凡分七類，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據《後漢書·儒林傳》，當光武遷都洛陽時，載運經卷秘書，已二千餘籍。自此以後，逐年增加，參倍於前。又據《隋書·經籍志》王葬之末，又被焚毀。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韋繼軌，尤重儒術。四方鴻生巨儒，負裘自遠而至者，不可勝算。石室蘭台，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典掌焉。並依七略而為書部，固又編之以為《漢書·藝文志》。
《通典》：「漢時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之於外府。又御史中丞居殿中掌蘭台秘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於內禁。後漢圖書在東觀。」
《宋·百官志》：「漢西京圖籍所藏，有天祿、石渠、蘭室、石室、延閣、廣內之府，是也。東京圖書在東觀。」又云：「東京圖書在東觀，故使名儒碩學者作東觀，撰述國史。」
[9] 《後漢書·蔡邕傳》：「建寧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擬誤後學。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子俊、駱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石，立於太學門外，後儒晚學咸取正焉。碑始立，觀視摹寫者，車乘日千餘輛，填塞街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