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 三　附庸土田之另一解

日本理學博士小川琢治於所著《支那歷史地理研究續集》第三篇《阡陌與井田》中，以羅馬人之都邑及田野劃分法與周代之古法作比較的研究，其結論認為兩者多有共通之處，而同時亦否認孟子「九一而助」之井田制，以為非中國之古法。其說雖尚無古物上之證明（將來如地下發掘盛行時，或有證明之希望），然甚新穎，且可作為研究古代文獻及將來地下發掘時之一參考。 據所述羅馬人於建設都邑時，須由占師（Augur）先占視飛鳥之行動以察其 祥。卜地既吉，乃以懸規（Grume或Groma）測定地之中點。其器形制，於鐵桿附以斜交之十字規（Stella：由所附圖觀之，此物對於鐵桿向左右兩方可作四十五度之活動，不用時則能重疊，小川君所述未詳）。規之二上枝各附小錘（案此即使懸規豎立時而成正交之十字形者），測中點時即豎此懸規以定之。（案，測法小川書中亦未詳，且頗曖昧，余以意揣之，當系借日光以十字規之影投射於地而得。）中點既定，即於此處辟一方場以建設祠廟，又由中心引出正交之縱橫二路。以此為基線，辟一中央四分之方形或矩形（案，其形如「田」字，「方形」二字乃余所加，以下文及圖形案之當如是）之地面，於其四隅建立界標，或以木，或以石。其次以白牛牡犢各一曳青銅之犁於其周圍起土，當門之處則起犁而不耕。牡犢駕於內側，土即反於其側。所積之土墩為墉（Murus），所成之土溝為濠（Fossa）。又其次與縱橫二路兩兩平行，各作小徑，境內即成無數之區劃。每區以羅馬尺二四〇方尺之正方形為定規，時亦分作矩形。 土田劃分法與此相同，惟無墉濠之設，而各區丈量有定製，茲從略。 小川博士所述據云系據安培爾（G．Humbert）、勒諾爾曼（L．Lenormant）、加尼亞（Cagnat）諸氏之研究，及亨利·司徒華德·瓊斯（Henry Stuart Jones）著《羅馬史之友》。惜余手中目前無此等書籍，羅馬制度未能知其詳盡。然由上簡略之撮述，亦可得一重要的暗示，大抵古代田制或有與羅馬制度相仿佛之處，故先秦學者始據以創立井田說。周人曆法月行四分制與西方之周法相類，則古代東西民族早有文化上之交通，殊屬意中事。羅馬制度恐亦不必起源於羅馬，其濫觴或當求之於巴比侖。惟此等資料，目前無可根據，只好期諸異日。 由羅馬制度之暗示，余於「土田附庸」一語別得一新解，足以更正余之曩說，亦足為小川博士說之一佐證。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魯頌· 宮》） 「分之土田陪敦……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左傳》定四年） 「余考止公僕墉土田。」（《召伯虎簋》） 此土田附庸，土田陪敦，仆墉土田，經孫詒讓、王國維二家考釋，已知本為一事，「敦」乃「庸」字之誤，古文「敦」字作 ，「庸」字作 ，形甚相近。仆陪乃附之假。惟附庸之義二家均沿舊說，余曩讀為「仆傭」，謂指臣僕，今由羅馬制度以推之，則「仆墉土田」當是附墉垣於土田周圍，或周圍附有墉垣之土田，故能成為熟語。此可窺見周代之殖民制度。後世之城垣當即起源於此。又此制度，於《詩經》中猶有可考見者。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庸亦當讀為墉）。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傳御，遷其私人。」（《大雅·崧高》）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藉。」（同上《韓奕》） 「厘爾圭瓚，秬鬯一卣，告於文人，錫山土田。」（此「山土田」當即「仆墉土田」，山即墉垣。）（同上《江漢》） 凡此均可以見其殖民方法之實際。意義稍別而儀式相同者為《 風·定之方中》一詩： 「定之方中，作於楚宮。揆之以日，作於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愛伐琴瑟。 「升彼虛矣（當即起土之意），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於桑，卜雲其吉，終焉允臧。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於桑田（說當訓舍）。匪直也人，秉心塞淵， 牝三千。」 此詩於城邑之製作與羅馬制度亦甚相仿佛。此詩之本事，《詩序》言之甚詳： 「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 《左氏》閔二年及僖元年傳亦紀其事，《左氏》云：「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於曹」，據此可知當時一國人數正自有限。又雲齊侯「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以六畜為饋，可知牧畜猶是重要產業，與《詩》之「 牝三千」相合。於此經濟基礎之下，而《詩序》言封言建，《左氏》亦云「封衛於楚丘」，「諸侯城楚丘而封衛」。可知春秋初年之所謂封建，猶不過築城垣建宮室之移民運動而已。春秋初年猶如是，則周代初年更可知。故余始終相信，西周時代之社會斷非封建制度。 1930年2月1日補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