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 五　周代彝銘中無五服五等之制

《尚書·禹貢》有五服之制，曰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服各五百里。這不消說是儒家的偽托。夏禹只是神話上的人物，夏代論理只能在新石器時代，當時連文字的有無都還是疑問。這種四方四正的人為的規畫在那時不能有，即地上自有人類以來，無論任何民族都不曾有。 《周官》又分為九戰。國戰方千里，此外侯戰、甸戰、男戰、采戰、衛戰、蠻戰、夷戰、鎮戰、蕃戰，均各方五百里（夏官大司馬之職）。這同樣也只能算是一種紙上的規模。周代並沒有那樣廣泛的疆域，而周代彝銘中連「戰」字都還未見。 五服、九戰是虛造，五等、六瑞也同樣是虛造。 《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谷璧，男執蒲璧。」除王之外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祿。 《禮記·王制》：「王者之制爵祿，公侯伯子男凡五等。」 孟子的五等說又略有差別。《萬章篇下》：「北宮 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這是事實），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這是推測）。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這是傳聞）：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 《王制》是漢儒纂集的書，《周禮》是出於劉歆之所表彰，《孟子》的略說是出於傳聞，這五等說自身可知已自不可盡信。 《春秋》以五等爵位稱當時的諸侯，然而宋君稱公亦復稱子，衛、蔡、陳、紀、滕諸國稱侯稱子不定，薛一稱伯，一稱侯； 一稱子，一稱伯；是則所謂等位並非固定。 其在金文則稱謂迥相懸異。 第一，諸侯可稱王。如《散氏盤》「厥受圖 王於豆新宮東庭」， 乃周之諸侯，而稱王：此外尚有「 王作寶尊」；又《同卣》「隹十又一月， 王賜同金車弓矢，同對揚王休，用作父戊寶尊彝」，均稱王；而別有《 伯彝》則稱伯。有《錄伯 簋》，上雲「王若曰錄伯 ， 自乃祖考有勞於周邦」；下言「錄伯 敢拜手稽首對揚天子丕顯休，用作朕皇考厘王寶尊簋」。錄伯的「皇考厘王」就是「有勞於周邦」的「乃考」，當然不是周厘王。是亦以伯而稱王。又有《 伯簋》，上言「王命仲到歸 伯 裘，王若曰，『 伯，朕丕顯祖玟 膺受大命，乃祖克 （弼）先王，翼自它邦』」；下言「敢對揚天子丕 魯休，用作朕皇考武 幾王尊簋」；是 亦以伯而稱王。此外如徐，《春秋》稱人稱子者，而彝器中有《 王鼎》、《 王 》，《受 盂》自稱為「 王季稟之孫受 」。《 兒鍾》自稱為「 王庚之 子 兒」。莒在《春秋》稱子者，而有《呂王鬲》、《呂王壺》，又《 肇鍾》自稱「余戴公之孫， 伯之子」。吳本稱王，有《攻吳王夫差監》，有《工 王皮 之子諸減鍾》，一作「工 王皮 之子諸 」。吳古稱句吳，工 攻吳即句吳之異文。燕亦稱王，有《郾王戈》，《郾王詈戈》，而同時亦稱公侯，有《郾公 》，《匽侯鼎》，《匽侯旨鼎》，《匽侯簋》，《郾侯矛》。此外尚有《 王盉》，《邵王鼎》，《邵王簋》（邵同召，疑即燕之別名），諸侯之稱王者不一而足。王國維有《古諸侯稱王說》（《觀堂別集》卷一），其結論謂：「古時天澤之分未嚴，諸侯在其國自有稱王之俗，即徐、楚、吳、越之稱王者亦沿周初舊習，不得盡以偕竊目之。」王說較之前人其高出者正不止一頭也。 第二，公、侯、伯、子無定稱。如魯於《春秋》稱公，而彝銘中稱侯，有《魯侯鬲》、《魯侯簋》、《魯侯角》。又有《王令明公尊》亦有「魯侯有鹵（獻）工（功）」之語。晉於《春秋》稱侯，而《晉邦 》自稱曰晉公，秦稱伯，而《秦 和鍾》及《秦公簋》均稱公，又有《秦子戈》稱子。滕、薛一律稱侯，滕有《滕侯 簋》、《滕侯 》（彝文 字從火）。薛有《 侯鼎》、《 侯盤》、《 侯 》。楚於《春秋》稱子，而《楚公鍾》各器稱公。又有《楚子簠》稱子。宋人書中有楚鍾數具，自稱楚王，邾婁及小邾婁《春秋》均稱子，而有《邾公華鍾》、《邾公 鍾》、《邾公釗鍾》均稱公。又有《邾伯鼎》、《邾伯鬲》則稱伯。《春秋》有鄶國稱子，而金彝有《曾子簠》（二器），有《曾伯簠》，稱子亦稱伯。《春秋》有鄧國稱侯，而《鄧公簋》稱公。又如 乃小國、於《春秋》不與盟會，而有《 公簋》、《 公簠》、《 公盂》，均稱公。諸如此類正自舉不勝舉。 第三，無男爵之稱謂。第五等的男爵，彝文中全然無此稱謂。《春秋》許國稱男，許於彝文作 ，有《 子 師鍾》，有《 子簠》，均稱子。 由上可知王公侯伯實乃國君之通稱。《爾雅·釋詁》云：「皇王后辟公侯，君也。」辟、伯一音之轉，是則王公侯伯並無所謂等差。卜辭王亦稱子，如雲「己亥子卜貞在川人歸」（《龜甲獸骨文字》二，二二，一），「癸未子卜人歸」（同上二，二二，五，所謂「子卜貞」），「子卜」實即王卜。殷彝中王亦有稱子之例，如《甲寅角》「甲寅子錫 貝」 連文殷彝中極多，前人釋為子孫，以此器案之實乃古國名，疑當讀為「天黿」（《殷文存》上二三），如《丁師鹵》之「子錫 璧」（《積古齋》一，三四）。所謂「子錫」亦即「王錫」，王而稱子，蓋天子之略稱。是則子之稱謂在古亦並非第四等爵位。以子定為第四等者當是儒家的勾當。同時「男」字亦由「子」字連想而出，故又杜撰之以為第五等。從可知自周初以來中國即已大一統，已分天下為九戰，分封諸侯為五等之說，完全是東周以後的儒者所捏造。事實上有小部分的國家如魯、晉、衛、滕等是周人的殖民部落，其他如齊、秦、燕、楚、吳、越多系自然生長的國家，與周或通婚姻，或通盟會而已。 我們請看《秦 和鍾》及《秦公簋》的銘文。 「秦公曰：『丕顯朕皇祖受天命，灶有下國，十有二公不 在下，嚴龔寅天命，保業厥秦，虩事蠻夏。』」（《秦盄和鍾》） 「秦公曰：『丕顯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跡，十有二公在帝之壞。嚴龔夤天命，保業厥秦，虩事蠻夏。』」（《秦公簋》） 這「十有二公」以後之秦公，如以秦仲起算當為共公，如以莊公起算當為桓公。秦之共、桓當魯之文宣，尚在春秋中年。你看他一則曰「受天命」，再則曰「受天命」，幾曾有一些兒受周室分封的氣息？ 總歸一句話：周初並不是封建時代，所有以前的典籍儼然有封建時代的規模者，乃出於晚周及其後的儒家的粉飾。 還有我們要了解封建的古義。古人所謂封是指封疆，字本作「豐」（古文作 ，乃樹木之象形），《說文》訓為草盛豐豐者，其實就是原始時代的境界林。《周禮·地官》「封人掌詔王之社 ，為戰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 ，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戰封用樹，猶是上古時代的遺意（此意於今猶存）。建就是建立社撰。《墨子·明鬼篇》云：「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為宗廟，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為叢社（本作 立，據孫詒讓校改）。」這便是建的事體。所謂社撰也就是《詩經》上的「田祖」，其遺意猶存於今之土地堂或「泰山石敢當」之類，其實即是生殖器的崇拜（說詳拙著《甲骨文字研究·釋祖妣》）。故古人的所謂「封建」，和我們現在所用的「封建」，本質上大有徑庭。這種字面上的混淆，極初步的錯誤，我們是應該警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