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文學史 · 第十三章　道學派與功利派之文體

第一節　周張程朱之道學派文體 《宋史》於《儒林》之外，別立《道學傳》，錄周元公以下。蓋道學至宋始盛，其影響於文學尤甚大也。自唐以來言古文者，雖漸去華就朴，為文必衷經術，然僅有時因文見道而已。蓋以文為主，以道為客，往往雜以詼嘲靡曼之辭，文體未能一出於正。及道學派出，然後極力以求道體之所在，而不屑屑於文，以為徒雕琢其辭，亦末乎云爾。或者以文體至是始敝，其流為語錄講章，益不足以雲文也。惟周、張、程、朱諸人為之，其說理精粹，又有從容閒暇之象，又豈文士之所能逮哉？如《太極圖說》《通書》《正蒙》《西銘》《四箴》之類。二程所為墓誌，頗有能美盛德之形容者，其文固自工矣。邵堯夫《擊壤集》最為詩體之變，後世乃有推為詩人以來所無者。蓋擇義既精，出言雖雜雅俗，亦非所計。朱子慕南豐為文，詩尤有古音。道學派文體，至朱子而純也。今略列諸家論文之說如下。 周子通書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朱子釋此章曰：「或疑有德者必有言，有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猶別以文辭為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務，亦勉於德而已矣。」 二程全書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矣。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為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朱子語類 朱子曰：「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豈易及也！」 問：「韓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來有病。」曰：「文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說皆是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卻是把本為末，以末為本，可乎？其後作文者皆是如此。」因說：「蘇文害正道，甚於老佛，且如《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卻解為利無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若如此，非惟失聖言之本旨，又且陷溺其心。」 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文詞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者必也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為言以宣其心志，當自發越不凡，可愛可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鑽華采之文，務悅人者，外而已，可恥也已。 歐公文章及三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卻那尋常底字。 文章到歐、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荊公文暗。 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因傷時文之弊，謂：「張才叔《書義》好。自靖人自獻於先王義，胡明仲醉後每誦之。」又謂：「劉棠舜《不窮其民論》好，歐公甚喜之。其後姚孝寧《易義》亦好。」 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磅礴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托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是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歌詠、《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為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言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為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為，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事，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為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托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為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元》《法言》，蓋亦《長楊》《羽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為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迄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敝精神、靡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為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溯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煜。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為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議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為一等，而猶不及於賈、董。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辭不己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嘆。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為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為，為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授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為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雲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倶」；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為一耶？為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歐韓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因言文士之失曰：「今曉得義理底人少，間被物慾激搏，猶自一強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梢頭都靠不得。且如歐陽公初間做《本論》，其說已自大段拙了，然猶是一片好文章，有頭尾。他不過欲封建、井田，與冠、昏、喪、祭、蒐田、燕饗之禮，使民朝夕從事於此。少間無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變，其計可謂拙矣！然猶是正當議論也。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傳》，宜其所得如何，卻只說有書一千卷，集古錄一千卷，琴一張，酒一壺，棋一局，與一老人為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闕。如東坡一生讀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晚年過海，做昌化《峻靈王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見上帝以寶玉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寶，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說話。其他人無知，如此說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為如何，說盡道理，卻說出這般話，是可怪否？『觀于海者難於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分明是如此了，便看他們這般文字不入。」 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歐蘇文皆說不曾盡。東坡雖是宏闊瀾翻，成大片滾將去，他裡面自有法，今人不見得他裡面藏得法，但只管學他一滾做將去。 前輩云：「文字自有穩當的字，只是始者思之不精。」又曰：「文字自有一個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貼這天生成腔子。」 今世士大夫好作文字，論古今利害，比並為說曰：「不必如此，只要明義理。義理明則利害自明，古今天下只是此理。所以今人做事多暗與古人合者，只為理一故也。」 人做文字不著，只是說不著，說不到，說自家意思不盡。 文章須正大，須教天下後世見之，明白無疑。 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說，殊害事。蓋既不得正理，又枉費心力，不若虛心靜看，即涵養究索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 道學之傳，始自二程受學周元公。同時邵康節、張橫渠，亦言理學。自至彌盛，楊時、謝良佐、游酢、呂大臨，號「程門四先生」。而龜山名最高，朱晦庵、張南軒皆從其游。於是又有朱、陸之異同。朱、陸以後，道學分為二派，益大行於世矣。 《癸辛雜識》：「南渡以來，太學文體之變，乾、淳之文師淳厚，時謂之乾淳體。……至端平、江萬里習《易》，自成一家，文體幾於中復。淳祐甲辰，徐霖以《書》學魁南省，全尚性理，時競趨之，即可以釣致科第功名。自此，非四書，東西《銘》《太極圖》《通書》《語錄》，不復道矣。至咸淳之末，江東謹思、熊瑞諸人倡為變體，奇詭浮艷，精神煥發，多用莊、列之語，時人謂之換字文章。對策中有『光景不露』『大雅不澆』等語，以至於亡，可謂文妖矣。」（周密所記）可見道學與當時科舉之影響。然以用莊、列語等為文妖，亦重道學派文體者也。 朱子文體醇雅，並深於古詩。《詩人玉屑》曰：「晦庵謂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及漢魏，自為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為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為一編，而附於《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為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為一編，以為之羽翼輿衛。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 《懷麓堂詩話》曰：「晦翁深於古詩。其效漢魏，至字字句句，平側高下，亦相依仿，命意托興，則得之《三百篇》者為多。觀所著《詩傳》，簡當精密，殆無遺憾，是可見已。感興之作，蓋以經史事理，播之吟詠，豈可以後世詩家者流例論哉！」 卜居　朱熹 卜居屏山下，俯仰三十秋。終然村墟迥，未愜心期幽。近聞西山西，深谷開平疇。茅茨十數家，清川可行舟。風俗頗淳樸，曠土非難求。誓捐三徑資，往遂一壑謀。伐木南山巔，結廬北山頭。耕田東溪岸，濯足西溪流。朋來即共歡，客去成孤游。靜有山水樂，而無身世憂。著書俟來哲，補過希前修。茲焉畢暮景，何必營菟裘。 第二節　永嘉永康之功利派文學 自周行己傳程子之學，永嘉遂自為一派，陳傅良及葉適，尤其巨擘。然其學在考古今成敗，諳練掌故，以濟世變，不專談心性，故與道學派不同。呂祖謙講學於婺，則永康陳亮頗與講論。亮以後論雜王霸，亦不盡本祖謙。於是永嘉、永康之言，若與道學派相較，可謂之當時之功利派。惟其文采雅有可觀，不可不論也。 陳傅良，字君舉，瑞安人。嘗受學於薛季宣，又與張栻、呂祖謙友善。季宣之學，出於程子之門人袁溉。好言古代制度，如封建、井田之類。傅良益綜貫歷史，自秦漢以下，治法利病，靡不研究，有《止齋文集》。其文多切實用，而密栗堅峭，無南渡末流冗沓腐濫之氣。雖才氣微不逮水心，亦其亞也。水心云：「君舉初學歐不成，後乃學張文潛，而文潛亦未易到。」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其學術本原，略近止齋。而文章雄贍，才氣奔逸，在南渡卓然為一大宗。其碑版之作，簡質厚重，尤可追配作者。故永嘉諸子之文，當以適為冠。有《水心集》二十九卷。適嘗自言：「為文之道，譬如人家觴客，雖或金銀器照座，然不免出於假借，惟自家羅列者，即僅瓷缶瓦杯，然都是自家物色。」其命意如此，故能脫化町畦，獨運杼軸，亦韓愈所謂文必己出者也。 司馬溫公祠堂記　葉適 公河內人，生於光州，因以為名。紹熙三年，太守王侯聞詩，改祠公郡東堂。光邊遠極陋，民之智識，不足於耕殖，而何暇知公之仁？雖然，公自元祐以來，由京師達四方，家繪其像，飲食皆祝，非必師友士大夫能敬公而已。公之鄉已不得見，因其嘗生也，表厲尊顯，以明尚賢治民之本首，此侯之志歟？自王跡泯而聖賢之德業不著，士負所有而就功名，以為凡用世操術，必將有異於人而後可。故或詭譎其身，而出處亂，封大其欲而廉隅失，樸拙稱任重，跌宕為豪英。寡學多蠢謂之有力，先從後畔自許知權。其謬於情性倫理，固亦多悔，而猶強忮堅忍，以冀其成者，蓋道德喪而流俗驅靡之然矣。公子弟時力學，進士起家州佐，從辟官使承事，猶常人耳。充實積久，而廉夫畏其潔，高士則其操，儒先宗其學，去就為法，故步趨中繩墨，用舍進退，關乎民心，為宋元臣。至於深衣幅巾，退然山澤之間，誠意至義，不敢加一豪於嬰兒下走，而同其吉凶憂樂之變。豈必殊特自許？謂當離類絕倫，與人異趣者哉。若夫比並伊呂，配擬經訓，使人主降屈體貌。自以聖人復出，及其造事改法，眾所不向，天下大擾。而公以身爭之，稍還其舊以便民。小人比而怨公，遂納善士於朋黨，而指公為魁傑，追斥崖上，刻名堅石，播之外朝，士皆毀廬滅跡，同族廢錮。當是時，天象錯戾，碑首撲裂。其後女真入中國，海內橫流。余讀《實錄》，至靖康元年二月壬寅，詔贈公太師，未嘗不感憤淚落也。蓋是非邪正，久郁不伸，致使夷狄駕禍以明之而後止。然則公獨夫之力，豈能動天？而天人之際，何其可畏若是哉！余是以因侯之作，並論次以明聖賢之德業，不在彼而在此也。 水心兼長於詩，其後流為四靈一派。然其體格自近晚唐，而不規規於江西派者也。吳氏《林下偶談》稱水心詩，或譽之太過。今姑記一則曰：「水心詩蚤已精嚴，晚尤高遠。古調好為七言八句，語不多而味甚長。其間與少陵爭衡者非一，而義理尤過之，難以全篇概舉。姑舉其近體成聯者：『花傳春色枝枝到，雨遞秋聲點點分。』此分量不同，周匝無際也。『江當闊處水新漲，春到極頭花倍添。』此地位已到，功力倍進也。『萬卉有情風暖後，一筇無伴月明邊。』此惠和夷清氣象也。『包容花竹春留巷，謝遣荷蒲雪滿涯。』此陽舒陰慘規模也。『隔垣孤響度，別井暗泉通。』此感通處，無限斷也。『舉世聲中動，浮生胥帶來。』此真實處，非安排也。『峙岩橋畔船辭柁，冷水觀邊花發枝。』此往而復來也。『有兒有女後應好，同穴同衾今奈何。』此哀而不傷也。『此日深探應徹底，他時直上自摩空。』此高下本一體，特有等級也。『蓍蔡羲前識，簫韶舜後音。』此古今同一機，初無起止也。所謂關於義理者如此，雖少陵未必能追攀。至於『因上岧嶢覽吳越，遂從開闢數羲皇。』此等境界，此等襟度，想像無窮極則，惟子美能之。他如『驛梅吹凍蕊，柁雨送春聲』『綠圍齊長柳，紅糝半含桃』『聽雞催謁駕，立馬待紬書』『野影晨迷樹，天文夜照城』『曬書天象切，浴硯海光翻』『地深湘渚浪，天遠桂陽城』，置《杜集》中何以別？乃若『遣臘冰千箸，勾春柳一絲』『燐迷王弼宅，蒿長孟郊墳』『帆色掛曉月，櫓音穿夕煙』『門邀百客醉，囊諱一金存』『難招古渡外，空老夕陽濱』，又特其細者。」 陳亮，字同父，永康人。本與朱子友善，然才氣雄毅，有志事功，持論乃與朱子相左，有《龍川文集》三十卷。清《四庫提要》曰：「今觀集中所載，大抵議論之文為多。其才辨縱橫，不可控勒，似天下無足當其意者。使其得志，未必不如趙括、馬謖狂躁僨轅。但就其文而論，則所謂開拓萬古之心胸、推倒一時之豪傑者，殆非盡妄。與朱子各行其志，而始終愛重其人，知當時必有取也。」先是，呂東萊祖謙居於婺，以講學唱諸儒，四方翕然歸之。同父與同郡，負才頡頏，亦游其門，以兄事之。嘗於丈席間時發警論，東萊不以為然。既而東萊死，同父以文祭之曰： 嗚呼！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而遺其精，則流而為度數刑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聞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為權譎縱橫。故孝悌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而材術辯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在人道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雖高明之洞見，猶小智之自營；雖篤厚而守正，猶孤壘之易傾。蓋欲整兩漢而下，庶幾及見三代之英，豈曰自我，成之在兄。方夜半之劇論，嘆古來之未曾，講觀象之妙理，得應時之成能，謂人物之間出，非天意之徒生。兄獨疑其未通，我引數而力爭。豈其於無事之時，而已懷厭世之情？俄遂嬰於末疾，喜未替於儀型，何所遭之太慘，曾不假於余齡。將博學多識，使人無自立之地，而本末具舉，雖天亦有所未平耶？兄嘗誦子皮之言曰：「虎帥之聽，孰敢違子。人之雲亡，舉者莫勝。」假使有聖人之宏才，又將待幾年而後成？孰知夫一觴之慟，徒以拂千古之膺。伯牙之琴，已分其不可復鼓；而洞山之燈，忍使其遂無所承？眇方來之難恃，尚既往之有靈。 程史謂朱晦翁見同父祭文，大不契意。《遺婺人書》曰：「諸君子聚頭磕額，理會何事，乃至有此等怪論。」同父聞之不樂，它日上書孝宗，其略曰：「今世之儒士，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大仇，而方且揚眉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也，臣以是服陛下之仁意。」蓋以微風晦翁，而使之聞之，晦翁亦不訝也。 按道學派與永嘉諸人文體，仍承當時古文一派之緒，惟所造各有不同耳。朱子文似曾子固，止齋、同父並好厥文。自呂東萊，已好為辯博凌厲之詞，及水心縱論政治，皆有蘇氏父子之餘風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