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文學史 · 第七章　二班與史學派

第一節　班氏父子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祖況，成帝時為越騎校尉，父稚，哀帝時為廣平太守。彪性沉重好古。年二十餘，更始敗，三輔大亂，彪避難，依隗囂於天水，傷時方艱，乃著《王命論》，以為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欲以感之，而囂終不寤。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為從事，深敬待之，接以師友之道。彪乃為融畫策事漢，總河西以拒隗囂。及融征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為。」帝雅聞彪材，因召入見，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采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論》曰： 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於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暗，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並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采《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絕，則其功也。至於采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遊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慎核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其後彪子固修《漢書》，多本諸彪。建武三十年，年五十二卒，所著賦、論、書、記、奏、事，合九篇。 固字孟堅，彪之子也。年九歲能屬文，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父彪卒，固居鄉里，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系京兆獄。固弟超恐固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台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為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為《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總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自為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修起宮室，浚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固又作《典引篇》，述敘漢德，以為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不實，蓋自謂得其致焉。固自《漢書》以外，其他詞賦多可觀。 第二節　蔡邕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敕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閒居玩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揚雄、班固、崔駟之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群言，韙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厲雲。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溪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揚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輛，填塞街陌。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分別首目，連置章左。帝嘉其才高，會明年大赦，乃宥邕還本郡，邕自徙及歸，凡九月焉。先是，董卓當國，頗禮敬邕。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嘆，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辭謝，乞黔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製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時年六十一，搢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嘆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兗州、陳留聞皆畫像而頌焉。其撰集漢事，未見錄以繼後史。適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沒，多不存。所著詩、賦、碑、誄、銘、贊、連珠、箴、吊、議論、《獨斷》、《勸學》、《釋誨》、《敘樂》、《女訓》、《篆執》、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 郭有道碑　蔡邕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先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宏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游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於是纓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麟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己備禮，莫之能致。群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洪崖之遐跡，紹巢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三，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置念，乃相與推先生之德，以圖不朽之事。僉以為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紀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乎百世，令聞顯於無窮。其詞曰：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浚，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摭華，乃尋厥根。宮牆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縉紳，言觀其高。棲遲泌丘，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斯民悲悼。爰勒茲銘，摛其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蔡邕集》中，始多碑文。任昉《文章緣起》謂碑文始於漢惠帝《四皓碑》，今不傳。摯虞《文章流別論》曰：「夫古之銘至約，今之銘至煩，亦有由也。質文時異，則既論之矣；且上古之銘，銘於宗廟之碑，蔡邕為楊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日知錄》曰：「《蔡伯喈集》中為時貴碑、誄之作甚多，如胡廣、陳宴各三碑，橋玄、楊賜、胡碩各二碑，至於袁滿來年十五，胡根年七歲，皆為之作碑，自非利其潤筆，不至為此。史傳以其名重，隱而不言耳，文人受賕，豈獨韓退之諛墓金哉！」 荀悅，字仲豫，儉之子也，儉早卒。悅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無書，每之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沉靜，美姿容，尤好著述。靈帝時，閹官用權，士多退身窮處，悅乃託疾隱居，時人莫之識，從弟彧特稱敬焉。初，辟鎮東將軍曹操府，遷黃門侍郎。獻帝頗好文學，悅與彧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累遷秘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辯，通見政體，既成而奏之。其大略曰：「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群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又著《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年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然悅所著文章最為世所重者，尤在《漢紀》。 漢紀序　荀悅 昔在上聖，惟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以通宇宙。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漢四百有六載，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惟祖宗之洪業，思光啟乎萬嗣。聖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顧後，是紹是繼，闡崇大猷，命立國典。於是綴敘舊書，以述漢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