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文學史 · 第三章 古今文學之大勢
第一節 總論
文學之興，先有歌曲。沈約曰：「歌詠所興，自生民始。」王灼《碧雞漫志》：「或問歌曲所起。曰天地始著，人生焉，人莫不有心，此歌曲所以起也。」及唐虞《賡歌》，其流漸廣。至於散文，則三皇之世，始已作教。其後人事漸繁，諸體繼作，而五經實為眾制之源。顏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故自五經以後，文章乃可得而論矣。
五經以後，文章之變至繁，說者謂唐以前之文主骨，唐以後之文主氣，風尚所趨，代有偏重。今約舉昔賢之論於下：
（甲）關於變遷之大勢
陳傅良曰：「六經之後，有四人焉：摭實而有文采者，左氏也；憑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屈原變國風、雅、頌而為《離騷》；子長易編年而為紀傳。皆前未有比，後可為法。」
虞集曰：「六經之文尚矣。孟子在戰國時，以浩然之氣，發仁義之言，無心於文，而開闢抑揚，曲盡其妙。漢初賈誼，文質實而或傷激厲。司馬遷馳騁有餘，而識不逮理。董仲舒發明王道，而詞多緩弱。至谷永輩漸趨於對偶，而古文始衰矣。」
吳澄曰：「西漢之文最近古。歷八代浸敝，得唐韓柳而古；至五代復敝，得宋歐陽氏而古。嗣歐而興，惟王、曾、二蘇為卓。之七子者，皆不為風氣所變化者也。」
何景明曰：「文靡於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於韓。詩溺於陶，謝力振之，然古詩之法亦亡於謝。」
唐寅曰：「自曼倩《答客難》之作，揚雄諸人，率慕效之。余謂世之變也，詩降而為騷，騷降而為賦，賦又降而為《解嘲》《答賓戲》諸作，欲以自重，適以自輕。如此諸篇，率皆自譏自誚之語，縱後來辯駁得正，亦有甚占地步處。」
王世貞曰：「《三百篇》亡而後有騷賦，騷賦入樂府而後有古樂府，古樂府不俗而後以唐絕句為樂府，絕句少宛轉而後有詞，詞不快北耳而後有北曲，北曲不諧南耳而後有南曲。」
又曰：「吾於文雖不好六朝人語，雖然，六朝人亦哪可言。皇甫子循謂：『藻艷之中有抑揚頓挫，語雖合璧，意若貫珠，非書窮五車，筆含萬化，未足雲也。』此固為六朝人張價。然如潘、左諸賦，及王文考之《靈光》、王簡棲之《頭陀》，令韓、柳授觚，必至奪色。然柳州《晉問》，昌黎《南海神碑》《毛穎傳》，歐、蘇亦不能作。非直時代為累，抑亦天授有限。」
何孟春曰：「古今文章擅奇者六家：左氏之文以葩而奇；莊生之文以玄而奇；屈原之文以幽而奇；《戰國策》之文以雄而奇；太史公之文以憤而奇；孟堅之文以整而奇。」
姜南曰：「文章自六經、《語》、《孟》之外，惟莊周、屈原、左氏、司馬遷最著。後之學者，言理者宗周，言性情者宗原，言事者宗左氏、司馬遷。周出於《易》，原出於《詩》，左氏、司馬遷出於《尚書》《春秋》。」
《日知錄》：「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識經術，不通古今，而自命為文人者矣。韓文公《符讀書城南》詩曰：『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菑畲。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況望多名譽。』而宋劉摯之訓子孫，每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然則以文人名於世，焉足重哉？此揚子云所謂『摭我華而不食我實』者也。」
（乙）關於行文之氣格
魏文帝曰：「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
張茂先曰：「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
陸士衡曰：「其始也，收視反聽，耽思旁迅，精騖八極，心游萬仞。其致也，精曈曨而彌宣，物昭晰而互進。傾群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又曰：「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又曰：「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
范曄曰：「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
沈約曰：「天機啟則六情自調，六情滯則音韻頓舛。」又曰：「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篇之內，音韻盡殊；異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又云：「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
韓愈曰：「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又曰：「和平之聲淡泊，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
柳宗元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情，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
李德裕曰：「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詞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為全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嘗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謂是也。近世誥命，惟蘇廷碩敘事之外，自為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為切，重輕為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矣。夫荊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纇。文旨高妙，豈以音韻為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未可以言文外意也。」
殷璠曰：「文有神來、氣來、情來，有雅體，有野體、鄙體、俗體。能審鑒諸體，委詳所來，方可定其優劣。」
柳冕曰：「善為文者，發而為聲，鼓而為氣。直則氣雄，精則氣生。使五采並用，而氣行於其中。」
程頤曰：「夫語麗辭贍，此應世之文也；識高志遠，議論卓絕，此名世之文也；編之乎《詩》《書》而不愧，措之乎天地而不疑，此傳世之文也。」
姜夔云：「雕刻傷氣，敷演傷骨。若鄙而不精，不雕刻之過也；拙而無委曲，不敷演之過也。」又云：「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
姚鼐曰：「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惟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然而《易》《詩》《書》《論語》所載，亦間有可以剛柔分矣。值其時其人，告語之體，各有宜也。自諸子而降，其為文無弗有偏者。」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文之多變，亦猶是也。糅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一絕無，與夫剛不足為剛、柔不足為柔者，皆不可以言文。」
第二節 時勢與作者
今就古今文運升降，析其時代論之。
《文心雕龍·時序》曰：「昔在陶唐，德盛化鈞，野老吐『何力』之談，郊童含『不識』之歌。有虞繼作，政阜民暇，『薰風』詩於元後，『爛雲』歌於列臣。盡其美者何？乃心樂而聲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詠功；成湯聖敬，『猗歟』作頌。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盪》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春秋以後，角戰英雄，六經泥蟠，百家飆駭。方是時也，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六虱，嚴於秦令；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台之宮。孟軻賓館，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郁其茂俗。鄒子以談天飛譽，騶奭以雕龍馳響，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觀其艷說，則籠罩雅、頌，故知煒燁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
沈約《謝靈運傳論》曰：「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為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並摽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飆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制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台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左。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自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
《隋書·文學傳序》曰：「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體屢變，前哲論之詳矣。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於時作者，濟陽江淹、吳郡沈約、樂安任昉、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巨鹿魏伯起等，並學窮書圃，思極人文，縟彩郁於雲霞，逸響振於金石。英華秀髮，波瀾浩蕩，筆有餘力，詞無竭源。方諸張蔡曹王，亦各一時之選也。聞其風者，聲馳景慕，然彼此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又曰：「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啟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周氏吞併梁荊，此風扇於關右，狂簡斐然成俗，流宕忘返，無所取裁。高祖初統萬機，每念斫雕為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又曰：「時之文人，見稱當世，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巨鹿魏澹、會稽虞世基、河東柳、高陽許善心等，或鷹揚河朔，或獨步漢南，俱騁龍光，並驅雲路。」
《唐書·文藝傳序》曰：「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句繪章，揣合低卬，故王楊為之伯。玄宗好經術，群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曆、正元間，美才輩出，擩嚌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若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冊則常袞、楊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譎怪則李賀、杜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為一世冠。」
《宋史·文苑傳序》曰：「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學之名，及其即位，彌文日增。自時厥後，子孫相承。上之為人君者，無不典學；下之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錄，無不擢科，海內文士，彬彬輩出焉。國初，楊億、劉筠猶襲唐人聲律之體，柳開、穆修志欲變古而力弗逮。廬陵歐陽修出，以古文倡，臨川王安石、眉山蘇軾、南豐曾鞏起而和之，宋文日趨於古矣。南宋以後，文氣不及東都，豈不足以觀世變歟！」
陳善《捫虱新話》曰：「唐文章三變，宋朝文章亦三變矣。荊公以經術，東坡以議論，程氏以性理，三者要自各立門戶，不相蹈襲。然其末流，皆不免有弊。」
楊慎《丹鉛總錄》曰：「元詩人，元右丞好問、趙承旨孟、姚學士燧、劉學士因、馬中丞祖常、范應奉德機、楊員外仲弘、虞學士集、揭應奉傒斯、張句曲雨、楊提舉廉夫而已。趙稍清麗而傷於淺；虞頗健利；劉多傖語而涉議論，為時所歸；廉夫本師長吉，而才不稱，以斷案雜之，遂成千里。元文人自數子外，則有姚承旨樞、許祭酒衡、吳學士澄、黃侍講溍、柳國史貫、吳山長萊、危學士素，然要而言之，曰無文可也。」
元時雜劇、小說大行，平民文學，於斯為盛。明興，文則推宋濂，詩則推高啟。而王禕、劉基、方孝孺，實潛溪之輔；楊基、張羽、徐賁，並吳中之傑。台閣之體，東里辟其源，長沙導其流。及北地李獻吉、信陽何大復，摹先秦之遺則，振建安之體勢。餘姚王伯安，獨標理學之幟。嘉靖初，王慎中、唐順之，復宗韓柳為古文；歸震川、茅鹿門，溉其餘風。而李攀龍、王世貞，則守北地、信陽之說，互相詆訾。自萬曆以來，袁中郎欲變王、李膚廓，首倡清新，號公安體。鍾譚承之，益流為纖仄，號竟陵體，以至明亡。文章之變，如是而已。
清初承明之遺彥，詩人則錢謙益、吳偉業，古文則侯方域、魏禧、汪琬。康熙間王貽上為詩始主神韻，而方望溪古文極有義法，並稱大家。貽上同時詩人，又有「南施北宋」之目，趙秋谷獨為異說。乾隆以來，則沈德潛言詩主格調，袁枚主性靈，頗風動一世。惟黃仲則號為豪健。望溪門人劉海峰、海峰門人姚姬傳，皆桐城人，故古文稱桐城派，當時又支為陽湖派。桐城派之傳最廣，近日曾國藩亦宗桐城派雲。
第三節 精神上之觀察
古今文學大勢，就精神上觀察之，其別有四期。雖未能立確然之區劃，然亦固各關於時勢也。
一、創造文學。創造者，前無所因，體必己出。自有文字以來，至於周秦之末世，皆為創造時代。章學誠以至戰國而文章之體備，蓋五經既作，實為眾制之淵源。至於戰國諸子，馳騁辯論，文藻益富，而縱橫之學，出於古行人之官。蘇、張侈陳形勢，為京都諸賦所本。安陵之從田，龍陽之同釣，則《上林》《羽獵》所取資也。乃若韓非肇連珠之體，屈宋極騷人之致，並為後世宗效。《文史通義·詩教》篇列《文選》諸體，推其並出於戰國甚詳。要之周秦以前，並是文章創造時代也。
二、模擬文學。周秦以後，文章率出於模擬。然上者模擬其精神，次乃模擬其形貌。相如、枚乘之擬《騷》《雅》，擬其精神者也；揚雄之擬《易》《論語》，擬其形貌者也。故《史通·模擬》篇有「貌同心異」「貌異心同」之說。周之詩騷，漢之賦，六朝之駢體，唐之詩歌，宋之詞，元之小說、雜劇，皆貌異心同之類也；後世文集，拘牽形貌，陳陳相因，皆貌同心異之類也。章學誠曰：「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文集者，辭章不專家，而萃聚文墨，以為蛇龍之沮也。後賢承而不廢者，江河導而其勢不容復遏也。經學不專家，而文集有經義；史學不專家，而文集有傳記；立言不專家（即諸子書也），而文集有論辯。後世之文集，舍經義與傳記、論辯之三體，其餘莫非辭章之屬也。而辭章實備於戰國，承其流而代變其體制焉。學者不知，而溯摯虞所裒之《流別》（摯虞有《文章流別集》）甚且以蕭梁《文選》，舉為辭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別之義矣。」又曰：「論文拘形貌之弊，至後世文集而極矣。蓋編次者之無識，亦緣不知古人之流別、作者之意指，不得不拘貌而論文也。集文雖始於建安（魏文撰徐、陳、應、劉文為一集，此文集之始。摯虞《流別集》猶其後也。），而實盛於齊、梁之際，古學之不可復，蓋至齊梁而後蕩然矣。」（摯虞《流別集》乃是後人集前人。人自為集，自齊之《王文憲集》始，而昭明《文選》又為總集之盛矣。）
三、國家文學。夫模擬文章，能得其精神，而不專取其形式，則猶可以致一時之盛。故模擬之弊，極而不可挽者，實在國家以文章取士之後。班固已詆博士為利祿之路。漢以下雖重文章，然門望選舉，取士猶有他途。唐宋以還，一以詩、賦、策論、經義為尚。模擬之道，於是乎終窮。然宋尤甚於唐，蓋唐時登第，猶賴名人達學為之延譽，宋以後始純任有司之耳目矣。蘇子瞻云：「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而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楊用修云：「宋世儒者失之專，今世學者失之陋。失之專者，一騁意見，掃滅前賢；失之陋者，惟從宋人，不知有漢唐前說也。宋人曰是，今人亦曰是；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高者談性命，祖宋人之語錄；卑者習舉業，抄宋人之策論。其間學為古文歌詩，雖知效韓文杜詩，而未始真知韓文杜詩也，不過見宋人嘗稱此二人而已。蓋經義之弊，始於宋王安石，至明清以來，其汩沒士人聰明才智，使終身不得自拔，昔人論之詳矣。模擬之弊至此，文章安得不日衰乎？」
四、平民文學。昔者太史陳詩，其所采者，匹夫匹婦之歌謠而已，皆怨嘆感諷，出於自然，不待國家制其體勢、施其勸禁也。於是孔子有取焉，以為十五國風。失德之君，惡譏刺並興，始有監謗之事。詩人之戒，不得以明。《春秋》乃隱約其辭，以寓褒貶。定、哀之間多微詞，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不知己之有罪。蓋繼詩以發憤，不得已之志與？孟子曰：「《詩》亡而後《春秋》作。」此之謂也。自春秋以後，平民文學，幾乎息矣，況更秦之暴政哉。由漢暨唐，國家雖重文學，然未嘗多方以為之桎梏。故模擬之餘，猶得自縱其詞采。其後程試有格，士人所傳者定說、所守者定法，父師相教，一切務同於國家之好尚，至其弊之極。而後宋元之間，復有平民文學之萌動，詞、曲、小說是也。其言頗猥雜不類，或悉用俗語，不尚文雅，豈非懲於國家文學之敝，而自變其體以發憤者耶？甚至苴棄德義，不屑與國家之好尚同，以洸洋而恣已。君子陋其文而哀其志，以為風詩之遺也。然平民文學，固不當僅存於俗語，宋元以來，格於國家之勢，是以其體未大也。自清季始廢科舉，民治嗣興，國家宜無復束縛文學之事，則自今以往，平民文學，殆將日盛乎！
綜而言之，國家文學，近於模擬；平民文學，近於創造。創造與模擬合，廣臻文學之極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