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經濟學 · 第七章 馬爾薩斯

理性的時代終於產生法國革命。愚蠢的時代從馬爾薩斯開始。無政府主義者葛德文在1793年倡議法國革命的一些原則應該輸入英國。 [1] 神學家馬爾薩斯在1798年用「人口過剩」的原則和一種對上帝的新觀念予以答覆。 富蘭克林早在1751年就首先提出人口過剩，作為工資制度的原因。 [2] 他有一種實際的目的。那是一種理由，抵制英國殖民政策的重商主義，這種政策禁止美洲的製造業。英國不必擔心美洲製造業的競爭，因為在這自然資源豐裕的地方，不可能發生一種工資制度。富蘭克林從生物學上的稀少性說起，歸結到所有權的稀少性。 「總之，植物或動物的多產的天性是沒有限制的，除非由於擁擠和妨礙到彼此的生活資料。地面上假如完全沒有其他植物，也許可以逐漸種滿和蔓生著一種東西，例如茴香；世界上假如沒有其他的居民，幾代以後也許可以由一個民族補充它的人口，例如，英國人。……在住滿了居民的國家……所有的土地已經被人占有，並且高度地開發了，那些不能得到土地的人就必須替另一些有土地的人工作；當工人多的時候，他們的工資就會低；工資低，維持家庭生活就有困難；這種困難使許多人不敢結婚，他們因此長期替人工作，並且獨身。……在美洲土地這樣的多，而且這樣的便宜，一個懂得農業的勞動者，在短時期內就能積蓄一些錢來買一塊足夠用作農場的新地，靠這塊地他可以養活一個家庭，因而就不怕結婚。……估計現在北美洲有一百萬以上的英國人（雖然人們想起來被遣送過來的不足八萬），然而在英國也許一個人也沒有減少，實際上還多了許多，由於殖民地給國內的製造業提供了就業的機會。……可是，儘管人口這樣增加，北美的地方卻非常遼闊，需要經過許多代才能把它住滿；在人滿以前，這裡的勞動決不會便宜，沒有人會長期……在一種行業里當工匠，而是去參加新的移民的隊伍，定居下來，經營自己的事業……隨著殖民地的增加，廣大的對英國工業品的需求日益增長，希望無窮的市場完全在英國的勢力之下，外國人不能插足。……因此英國不應該過分束縛它的殖民地的製造業。……奴隸的勞動在這裡決不會像英國工人的勞動那樣便宜。……〔美洲人買奴隸〕因為奴隸可以由主人隨意地長期留住，只要有工作給他們做；雇用的工人經常要離開老闆（往往在工作當中就走掉），自己去成家立業。……因此這些殖民地一時決不能妨害它們宗主國的依賴勞動和製造等等的行業，這種危險非常遙遠，英國還不需要注意。」 [3] 富蘭克林1751年對英國重商主義者的呼籲，沒有受到重視。馬爾薩斯到修改他的《人口原理》，準備1803年再版時，才發現這一點。1798年馬爾薩斯的議論，不像富蘭克林的那樣，不是對英國的利己主義作一種無益的請願；可是，和富蘭克林一樣的具有一種實際的目的。它的目的是企圖消滅理性時代的幻想，並且為現行制度辯解。 [4] 法國人已經從邏輯上把亞當·斯密的同情心、利己心、是非的意識和聯合行動的否定，結合起來，並且在自由、平等、博愛的名義下，廢除了地主、教會以及行會、公司和任何其他組合的一切集體行動。無政府主義者之父葛德文，把斯密的否定集體行動變成了否定國家組織本身，把斯密所謂自然的自由、平等和同情變成了一切人類都同樣可以成為盡善盡美，只要消除政府的有組織的強制，雖然斯密還需要政府來保障財產的安全。 五年後，神學家馬爾薩斯拿人類的自然罪孽來抵制葛德文的人類的自然平等，希望這一下可以打垮一切以假設的自由、平等和同情為基礎的理論體系。他把斯密的為了人類幸福的天賜豐裕，變為天生的稀少，為了要磨鍊人類，從「大地的泥土」煉成人類的心靈和道德品格。不僅工資制度，而且邪惡、苦難、貧窮和戰爭都是由於那天定的原則——人口比生活資料增加得快。馬爾薩斯稱為《人口原理》，也就是稀少性原則的生物學的基礎。這個原理是他所謂「上帝的神奇的作用……為了創造和形成心靈；一種必要的作用，可以激發惰性的、混沌的物質，化為生氣；使大地的塵土升華，變成靈魂；使泥土的肉體發出神妙的活力」。 [5] 十九世紀的經濟學家只採取了馬爾薩斯在前半部書里所講的人口過剩的唯物主義的基礎，而馬爾薩斯本人認為他的重大貢獻卻是後半部里他的「道德進化」理論。根據人口過剩的論點，經濟學家們向工資勞動者宣傳了種族自殺。根據精神方面的結論，馬爾薩斯從後來所謂「生存競爭」出發，宣傳了人類性格的道德進化。他是第一個科學的進化論者，實際上也是第一個科學的經濟學家，因為他的理論不是從假設引申出來的，像斯密的顛倒歷史程序，而是從程序本身的研究開始。從這種研究中他發展了經濟上的稀少性原則，這是何以達爾文和華萊士讀了馬爾薩斯的書以後，立刻就得到他們的進化觀念。不過他的是「道德起源」。他們的是「物種起源」。兩者都從人口過剩出發。 [6] 華萊士讀了馬爾薩斯的書以後立刻就陳述了他論證的程序。 [7] 他從實在的 對戰爭、貧窮、邪惡、苦難的防止出發，不是從預防性的、意志的 抑制出發，後者馬爾薩斯稱為道德的 抑制。這種非意志的或實在的防止，只產生達爾文和華萊士的「生物學的進化」，那不是馬爾薩斯的目的——人類性格的「道德的進化」。 這是馬爾薩斯，擺脫了從洛克到魁奈和斯密一脈相傳的、那種天賜恩惠和人間豐裕的老觀念。馬爾薩斯說，我們不應該「擅自從上帝推論到自然」，而「應該從自然向上推論到自然的上帝」，他的思想在我們的思想之上，「如同天在地之上」。在這神定的道德進化的程序中，首先使心靈覺醒的，是肉體的欲望的刺激，因為只有活動能創造心靈。 「無可疑問，廣大人類中倘使沒有這種刺激，一定會發生普遍的和危害性極大的麻痹，毀滅一切未來進步的根苗。……為了促使人類充分開發大地，推進上帝的仁慈的計劃，天意註定了人口增加的速度比食糧快得多。」 [8] 這樣，洛克、魁奈和斯密的天賜豐裕變成了馬爾薩斯的天定稀少。前者會使人類成為一種懶惰的、愚鈍的動物；後者使他們為未來的進步而工作、思想和計劃。 可是不僅斯密的豐裕和斯密的利己心，而且連斯密的同情心，都起源於人口過剩。 「人生的憂愁和苦難構成另一種刺激，這種刺激似乎是必需的，由於一種特殊的印象的影響，可以使人的心變得溫和而有人道，可以激發社會的同情，可以產生一切基督的美德，並且可以作為大量發揮仁愛心的對象。……似乎很可能，道德上的邪惡對於美德的產生是絕對必要的。」人口的原則「毫無疑問，產生很多局部的害處；可是仔細想一想，也許可以使我們相信它產生更多的益處。」 [9] 可是，由此推論，當然一切人類不可能是同樣的自由和完善。「社會的中間地帶」最適宜於這種理智的和道德的提高。奢侈和貧窮都產生害處，而不產生益處；但是我們沒有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就不能有中等階級。「倘使人們在社會裡不能希望上升，或者害怕下降；倘使勤勞不能獲得報酬，懶惰不會受到懲罰，社會的中間部分一定不會是現在這樣。」 [10] 馬爾薩斯說，「葛德文過分把人當作一種僅僅是理智的生物」——洛克、魁奈、斯密、邊沁以及理性時代的其他哲學家實際上也都是這樣。把人當作一個「理性的存在物」就像「計算一個在真空中降落的物體的速率」。人是一種「複合的實體」，他的「肉體的傾向作為擾亂力的作用很強。」實際上肉體的傾向通常支配他的理性。 [11] 因此，馬爾薩斯把情慾引進了經濟學，另一方面，到斯密、邊沁和葛德文為止的十八世紀的思想家們所謂「感覺」，只是理智的計算器，由理性的人用來計算力量、或然性、供給和需求、最大的幸福和最大的利潤。可是，在馬爾薩斯看來， 「問題……並不僅僅繫於一個人是否可以被說得了解一個明明白白的命題，或者被一種無可辯駁的理由所說服。作為有理性的人，真理可以使他確實相信，儘管他可能決定採取一種違反真理的行動，作為一個複合的實體……飢餓……酒……女人，會驅使人們採取種種行動，這些行動所產生的對社會一般利益的危害，他們完全知道，甚至在他們犯罪的時候就完全知道。」 [12] 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不僅國家的強制和處罰是必要的， [13] 而且私有財產制也是必要的。葛德文的錯誤在於認為邪惡和苦難是由於人類的制度，不是由於人類的天性。 「政治的規章制度，以及原有的財產管理，在他看來，是一切邪惡的源泉。……其實，它們是輕微的和表面的，僅僅是浮在面上的無關緊要的東西，比它們重要得多的，還有那些存在深處的污穢的原因，敗壞了泉水，使得整個的人類生活之流混濁不清。……人類不能在豐裕中生活。不能大家同樣地分享自然的恩賜……假設苦難和罪惡的一切原因……都消除。戰爭和爭執停止，普遍的仁愛替代自私。」若是這樣的話，把他的議論縮短來說，人們結婚就可以不負撫養子女的責任，因為根據平等原則，如果父母不養活他們，社會自會養活。人口因此就會按幾何級數增加，而生活資料只按算術級數增加。他接著說：「情況變成什麼樣呢？……已經消失了的可恨的情慾……將在短短的五十年內重新出現。……暴力、壓迫、虛偽、苦難等一切使得現今的社會這樣墮落和不幸的各種罪惡和痛苦，似乎是由於那壓力極大的環境，由於人性中內在的法則，而與一切人類的規章制度完全無關。」 [14] 葛德文的社會「最好叫做慣例」。 「問題已經不是一個人是否應該把自己不用的東西給予另一個人；而是他是否應該把他自己生存所必需的食物給予他的鄰人。……迫切的需要似乎命令人們無論如何必須儘可能每年增加生產物；為了實現這個第一重大的、必要的目的，宜乎進一步分配土地，保障每個人的財物，使其不受最有力的制裁的侵犯。……因此似乎很可能，一種和現在文明國家裡的辦法差不多的財產制度，應該建立起來，作為最好的（雖然還是不完善的）補救方法，糾正那為禍社會的邪惡。……」 [15] 「沒有疑問，」馬爾薩斯結論說，「想到使社會不能有很大進步的重大障礙，竟是一種我們決沒有希望克服的原因，真令人非常失望。……但是……如果忽視這個問題，也不會有什麼好處。……仍然有不少對人類有益的事情需要我們去做，足以鼓起我們最大的努力。」 [16] 他後來1821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是他對李嘉圖的唯物主義所作的一種困惑的可是人道主義的答覆。 [17] 這樣，馬爾薩斯用深信不疑的說法，重述了懷疑主義的休謨的結論，不僅利己心和私有財產，而且自我犧牲、同情和公道，都是從稀少性原則出發的，這稀少性原則也就是他的人口的原則。從此以後，人的情慾取得一種地位，和斯密的天賦自由以及邊沁的理智的苦樂計算法並駕齊驅。達爾文和華萊士都承認得益於馬爾薩斯。為了生命和財產而作的政治和軍事的鬥爭，替代斯密的天賜豐裕；同時愚昧、情慾、嫉妒、習慣、習俗、稀少性的地位，超過了理性、自由、平等和博愛。斯密的樂觀主義在馬爾薩斯自認是一種「人類生活的陰鬱的色彩」中消失了，可是，這種色彩他發現確實存在，因為他從人性的無情的現實出發，不混淆事實和對事實的辯解，不混淆現狀 和他自己的願望 ，不混淆自然和自然應該是怎樣。本章開始時我們講到他認為上帝對人類的安排是對的，這種看法不是他的全書的開始。這是社會哲學家在他的《人口原理》里的結論。 這樣，馬爾薩斯在「理性的時代」崩潰的時候，宣告了「愚蠢的時代」。它從法國革命的無政府主義哲學起，繼續到俄國的共產主義哲學，到義大利和德意志的納粹主義哲學，到美國資本主義的個人主義哲學。「自然」的概念從洛克的伊甸樂園的豐裕改變到達爾文的稀少和適者生存——這些所謂適者之所以生存，不是因為他們在道德上適合，像馬爾薩斯希望的那樣，而只是因為他們適合了道德的和經濟的環境，像休謨所推想的那樣。馬爾薩斯開始了一種幻想消滅的時代，這個時代有的是商業循環、生產過剩、生產不足 [18] 、失業、大規模的移民、關稅壁壘、壟斷以及地主、農民、農場主、資本家和工人的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鬥爭；這個時代把經濟學家分裂為資本主義、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工團主義各派的理論家；這個時代帶來了又一次世界戰爭，結果引起了革命、獨裁、關稅壁壘、帝國主義、無益的美國效率以及美國對歐洲的過剩人口的激烈排斥——馬爾薩斯的「陰鬱的色彩」證實了，甚至濃得可怕。 * * * [1] 葛德文，威廉：《論政治正義》，共二卷，1793年版。 [2] 富蘭克林：《關於人類增殖和各國移民的探索》，1751年版。引文根據傑雷德·斯巴克斯編：《富蘭克林文集》，1882年版，第2卷，第311頁。 [3] 傑雷德·斯巴克斯編，《富蘭克林文集》，第2卷，第312—319頁。 [4] 馬爾薩斯：《人口原理》，1798年版，第173頁。 [5] 參閱《人口原理》（原文，前引版，第353頁）。 [6] 引自《人口原理》，1798年第1版。馬爾薩斯在1803年該書再版本中，強調預防性的抑制。經典派經濟學家後來在工資收入者要求增加工資時，即採用它來對他們說教。《英國百科全書》中，達爾文和華萊士的條目，表明他們如何受馬爾薩斯的見解的影響。 [7] 華萊士：《我的一生》，1905年2卷本，第1卷，第232、240、361頁。 [8] 《人口原理》，第350、359、361頁。 [9] 《人口原理》，第372、375、361—362頁。 [10] 《人口原理》，第369頁。 [11] 《人口原理》，第252頁。 [12] 《人口原理》，第254、255頁。 [13] 《人口原理》，第259頁。 [14] 《人口原理》，第176—191頁。證實這一論點的許多例證之一：蘇聯農民在共產主義勝利後，拒不接受繳納糧食供應城市的命令。 [15] 《人口原理》，第195—198頁。 [16] 《人口原理》，第346、347頁。 [17] 參閱本書第八章（Ⅶ），《李嘉圖和馬爾薩斯》。 [18] 如卡耳文·胡佛所詳述的，德國納粹政府苦心孤詣做成的情緒哲學是馬爾薩斯人口原理原則的一種特殊情況。參閱胡佛：《德國進入第三帝國》，193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