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儒 · 漢書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

有問：「《原學統篇》不信《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恐失之專斷。」答曰：余寫《原儒》時，欲為一小冊，惟文字太簡，子故疑耳。《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本注云：「為五十七篇。師古曰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玄《敘贊》雲『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余案《志》云：「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尚書》及《論語》、《禮記》、《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中略 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二十九篇即伏生所傳者，是時已立學官，此言安國考、見壁中書，比已行世之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也。 安國獻之。獻此多出之十六篇。 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據此，則與《論衡》《正說篇》所記正相反。《正說篇》云：「蓋《尚書》本百篇，孔子所授也。中略 至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殿，得百篇於牆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秘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所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據此，則孔子所修之書百篇，壁中所出尚為完本，六經皆有傳，孔子《書傳》必在百篇之內。 因其為朝廷所秘匿，學者徒聞百篇之名而皆不得見，張霸乃出而作偽。《論衡》記孔壁出書之本末甚為詳明。余作《原學統篇》特提出《論衡》記載武帝秘匿孔子《尚書》一事，頗覺其詞微而婉，僅曰「莫能讀者，遂秘於中，外不得見」，蓋不敢顯觸漢朝君臣及學人之忌。此事如盛張之，不獨彰武帝之過，且將推翻伏生之書，亦可由《書經》而及他經，其影響至大。 而《尚書》全部廢絕，亦不忍後人絕無所知，王充之用心苦矣。余所以不信《藝文志》所載之《尚書》《古文經》者，班固作《志》全依劉歆《七略》。歆與其父向，竄亂五經，維護統治，是其慣技。向博而頑，歆慧而偽。姑就《春秋》為征，向主《穀梁》，歆立《左氏》，其不肯言公羊壽先世有口義之傳，則一也。於《春秋》不惜以偽奪真，穀梁小書繼偽《公羊傳》而作。左氏不傳《春秋》，故皆以偽亂真。 於《尚書》必為武帝隱惡，而定伏生為真傳，此其陰謀也。凡作偽者，心勞而拙，易露其跡。《志》稱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此據向、歆父子之文耳。《漢書》《景十三王傳》：魯恭王恭一作共。 於孝、景前二年，立為淮陽王；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又云：恭王初好治官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官，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與論衡正合。據此，孔壁出《尚書》等經當是景帝時事，而《志》稱武帝末明明與《恭王本傳》相反。班固作《恭王傳》必有確據，而其《藝文志》則班固已明言依據劉歆《七略》。歆以發孔壁為武帝末年事，班固仍之而不改，此亦見固之能謹小節也。不失向、歆父子之真是謹小節，而同其作偽大節虧矣。 歆稱安國以壁中書，考較伏生之二十九篇祇是壁中書多十六篇而已。絕不言壁中書與二十九篇有甚大不同處，即肯定二十九篇為孔子之書矣。其稱安國獻書武帝，則武帝使使者取視一事，將無形抵消矣。又稱安國承詔作傳，及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則欲掩武帝私匿壁中書，令其廢絕之大惡也。至恭王壞孔宅，本孝、景前三年事，是年恭王徙王魯，治宮室當在此年。 而向、歆父子必改為武帝末者，蓋欲將孔壁出書之年特移於後。庶幾此事本末完全變更，而孔子《尚書》真本消滅，漢朝君臣可無慮後人譴責矣。是故以志所說與《論衡》所記兩相對照，則《志》中無有一字一句不是為武帝秘絕《書經》真本而曲意掩蔽。王充尊疑而喜考核，甚惡偽說欺人，其記武帝私匿孔壁《尚書》事定有確據。且張霸因壁中書秘而不行，遂乘機造百兩篇，可見《書經》真本不傳當時草野士類亦無不周知。《志》稱安國所獻之經傳，當是安國與諸博士之徒所偽造，向、歆父子或亦不無增訂，其材料當採集孔子所未修之古書。《漢書》《儒林傳》稱「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據此，可見安國所有《古文尚書》必是孔子未修之古書，故曰「滋多於是矣」。若孔子所修之書，則據《論衡》說武帝已使使者取去，安國未必有副本可存，即有之而朝廷既秘之不行，安國又何敢私藏乎？故知安國所獻之書必是安國採集古書而偽造，與伏生之二十九篇同一性質，其與孔子之書絕無關係可斷言也。 《論語》《正說篇》稱晁錯受書伏生，以傳於倪寬。皮錫瑞因此，譏《論衡》多傳聞之失。然《史記》《儒林傳》有云：「歐陽生教千乘倪寬，倪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據此文，上雲「詣博士受業」，則博士非一人也；下雲「受業孔安國」，蓋其所歸仰者在安國耳。《漢書》《晁錯傳》：「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太常遣晁錯受《尚書》伏生所。」錯還因上書稱說，師古曰：「稱師法而說其義。」 「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師古曰：「初為舍人為門大夫。」 遷博士。據此，晁錯在文帝時嘗為博士。倪寬詣博士受業時，晁錯當已遷博士，非無交接之機。《史記》《漢書》並稱倪寬初仕為張湯奏讞掾，能以古義，決疑難大獄。以此貴幸。晁錯本學申、商刑名於張恢，倪寬受晁錯薰陶亦不無征。錯志不在經師，又以智囊被戮，為人所輕，倪寬終不肯稱之。故《史》《漢》並言寬受業於歐陽生、孔安國而不及錯，實則寬初詣博士時，錯以朝命問學伏生，還為博士，寬未嘗不請業於錯也。錯資性明敏，其受書於老儒，當能通大義，或不深造耳。余以為《論衡》之記載必非無據，錫瑞詆《論衡》傳聞之失殆未深考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