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大利簡史 · 第六章 義大利的統一
一、復興運動272，1815—1848年
維也納會議273
在維也納會議上，作為改組義大利的基礎的有兩個原則：一個是剷除法國的勢力，另一個是把一個強國放在能夠威懾義大利半島、並在遇到來自法國的進攻時能夠構成一個橋頭堡的地位。這個強國顯然就是奧地利。義大利已經和英國商定，北義大利從前的王國要移交給它（119頁）。它也非常想把皮埃蒙特據為己有，但是一開始英國就堅持，這個介於兩大國之間的重要的緩衝國家必須保持獨立。為了剷除法國的勢力，義大利方面所要求的任何獨立形式，都被棄置不顧。拿破崙的殖民地解體了，舊日的疆界和舊日的統治者們又被強行恢復原狀。斐迪南帶著兩西西里國王的新稱號捲土重來，維克托·伊曼紐爾一世從撒丁島回來，發現他的王國由於增加了從前的利古里亞共和國（熱那亞）而擴大了。哈普斯堡—洛林王室的斐迪南三世繼他父親為托斯卡納的大公，巴馬公國被授予了拿破崙的妻子瑪麗·路易絲，一個勇猛的奧地利獨眼將軍尼佩格伯爵成了她的情人，後來又成了她的丈夫。奧地利在維也納會議上並沒有得到它所想要的一切。教皇政權恢復了它從前的一切領地。拿破崙修築的一條從法國到義大利的軍用大道所穿過的某些諾瓦拉土地，依舊歸屬撒丁王國。這樣，奧地利也只好滿足於倫巴第-威尼提亞地區，以及在科馬基奧、斐拉拉和皮亞琴察三地駐軍的有實際用途的權利。從義大利人的觀點看來，這些安排不僅是令人失望的，而且是災難性的。它們把拿破崙所曾展示的、較完整的民族生活的前景一筆勾銷了。積累起來的行政經驗、軍事生活的紀律、經濟上和社會上較廣闊的聯繫，都消失得無影無蹤了，而小國的狹隘而頑固的專制制度，在奧地利勢力庇護之下，卻夾著全部的力量捲土重來，這種勢力在義大利北部和中部是強大的，在其他一切地方也是可以看得出來的。這是18世紀精神狀態的再現。甚至在某些地方，特別是在托斯卡納，復辟的政權反而不及拿破崙來到以前存在過的政權那樣開明。
謀叛的時代
一般稱為「復興」的運動，使義大利終於成為一個在薩伏依王室統治下的統一的獨立王國，並且有一個立憲議會制的政府。這個運動的最早時期從維也納會議開始，直到1848年，才隨著第一次獨立戰爭和敗於奧地利而告結束。維也納會議把義大利交給奧地利任意擺布，它攫取了義大利最富饒的兩省，倫巴第和威尼提亞，以及佛羅倫薩、摩德納和巴馬三個附庸公國。奧地利的政策是掌握在梅特涅公爵手裡的，他擔任奧地利外交大臣，直到1821年為止，後來又作帝國首相。他的目的是和平，但這是違反整個時代精神的靜止的和平，同當時活躍於歐洲的三個偉大的思潮—民族主義、浪漫主義和工業主義是對立的。這三種思潮都是生氣勃勃的，從狹義上說都是革命的。民族主義是對拿破崙專制主義的反抗，它在西班牙、俄國和德國出現以後，最後在義大利形成秘密會社而活躍起來。浪漫主義主要是一種文學運動，是對18世紀的束縛和因襲的反抗，是對拿破崙時期正在使人麻痹的實利主義對於人類精神自由的限制所作的反抗。工業主義當時尚處在幼年時期，所以還是一個未知因素，但是它已經使英國發生變革，並且帶來了一些具有世界意義的重大問題。
梅特涅的政策以英、俄、普、奧四國同盟的支持為基礎，四國同盟保證維持歐洲秩序，必要時實行武裝干涉，為了這個目的舉行定期會議，以便對歐洲局勢進行全面檢查，並解決一些特殊問題。可能的話，梅特涅希望同所有復辟的君主締結同盟，無條件地支持專制政體，防止任何趨向立憲政府的運動，鎮壓秘密會社。那不勒斯和托斯卡納同意參加這個同盟，保證不同維也納方面商議就不變更它們的政府形式，並且答應在奧地利遇到進攻時去援助它，但是教皇和皮埃蒙特都拒絕參加。在他提出的成立同盟的建議中，梅特涅加上了簽訂郵政協定這個貌似無害的要求，根據這個協定的條款，每個國家的對外通訊都要通過奧地利轉達。實際上這就是說，通訊由梅特涅的專門機構來處理，它把信件拆開，抄錄，重新封上，把被認為重要的消息送給首相。但是教廷、托斯卡納和皮埃蒙特對此都加以拒絕。奧地利擁有歐洲最精密、最有效的警察制度，在警察事務上梅特涅毫無困難地取得義大利統治者們的合作。他憑藉這種辦法，實際上把全體義大利人民置於警察監視之下。這個偵查網包括駐在每一個宮廷的、擁有秘密偵探和政治特務人員的奧地利使臣，直到那些可鄙的告密者，他們經常出入公共場所、咖啡館和飯館，並向有關人員報告私人談話和街談巷議。
面臨著這種有組織的鎮壓和偵探制度，義大利人民實際上是沒有自衛能力的。他們的統治者們可以任意使用武裝部隊，背後又有奧地利和四國同盟的支持。然而，奧地利的所作所為。都不能鎮壓民族情緒，也不能緩和人民對奧地利政府、對它和它的附庸君主們的手段所抱的日益加深的仇恨。義大利用謀叛來回答警察和軍隊。這些義大利謀叛者是一種特殊類型的人。大部分人是中產階級，也有少數小貴族，這些人一部分是激於仇恨，而更多的是激於愛國心，他們面對壓倒一切的優勢力量和里里外外的叛賣行為，為了連他們自己也不大理解的模糊的目標而組織了最無望的起義。可是這些犧牲在監獄裡和斷頭台上的人卻為義大利完成了一項重大工作。他們代表著新的理想，使反抗的精神綿延不絕；他們使他們的國家不再退回到原來那種逆來順受的心理狀態中去。
隨著帝國的崩潰，秘密會社的人數得到大量的增加。從拿破崙軍隊中復員的數以千計的官兵、以前義大利王國的失業的文職人員以及許多曾在那不勒斯或在各個合併的義大利國家中為法國服務的人，都成群結隊而來，擴充了各派系的大軍。義大利到處瀰漫著不滿。在南部有燒炭黨，在北部有聯邦黨274和兄弟黨，在教皇轄地有別的新奇的會社，如斯皮洛·尼羅黨（黑別針黨）275，拉蒂尼斯蒂黨276和美洲貝爾薩利埃里黨277，都在策划動亂。1817年初，教皇轄地內馬切拉塔地方的一次起義，在萌芽中就被警察掐死了。起義沒有成功，領袖們被罰去服划船勞役。這次小規模的起義成為別處更重大的進襲的序幕。
1820—1831年的起義
就在這個時候，奧地利駐防軍從那不勒斯撤走，政府為了對付土匪搶劫，授權指揮各軍的將領組織一種新的民兵制度。佩帕將軍在阿韋利諾組織他的一萬人的支隊時，馬上發現唯一合適的兵員幾乎全是燒炭黨人，於是他毫不躊躇地徵募了他們。佩帕是一個堅強的立憲黨人，而不是燒炭黨人，他手裡掌握著這部分武力，便建議把軍隊開到首都去，要求實施1812年的西班牙憲法。1820年3月，燒炭黨人在西班牙起義和憲法被承認的消息傳到了那不勒斯。這個王國馬上騷動起來。在佩帕將軍的防區諾拉地方，兩個陸軍中尉舉起了起義的旗幟，於是佩帕馬上動員他的民兵，一馬當先，率領部隊向那不勒斯進軍。國王嚇得臥病在床，任命一個世襲的公爵為代理主教，差不多在還沒有向他提出要求以前，他就同意了每一個條件，但是同時他又寫信去哀求奧地利援助。西班牙憲法頒布了，國王也宣誓承認，同時宣布了出版自由和其他改革，國會也在10月1日開會。在這幾個月中間，那不勒斯是掌握在燒炭黨人手裡的，要不是有一個勢力很大的佩帕，也許很容易會出現一個恐怖時期。人民所痛恨的警察大臣姜皮埃特羅真的被殘酷地處死了，然而這只是唯一的一次真正爆發出來的殘暴行動。
列強正在策劃召開會議對付西班牙事件，這時它們聽到了那不勒斯發生革命的消息。斐迪南呼籲它們援救。列強先在特羅波開會，然後在萊巴赫開會，邀請斐迪南在11月參加會議。因為必須徵求議會的同意，所以國王以試圖說服列強承認憲法為理由，請求議會允許他到特羅波去。他腦子裡根本就沒有這回事，但是議會相信了他，讓他前去。斐迪南到了萊巴赫卻去打獵，而列強卻決定不但無條件地恢復他的王位，而且把憲法廢除，為此馬上派遣一支軍隊到那不勒斯去。這些決定的消息傳到那不勒斯的時候，議會在燒炭黨人的壓力下，決定進行抵抗。他們制定了精密的防衛計劃，動員了兩支軍隊，一支軍隊在阿布魯齊地方由佩帕將軍率領，另一支軍隊由卡拉斯科薩將軍率領。奧地利軍隊向南方挺進。只是在里埃蒂地方發生了一次衝突，經過一番混戰，佩帕的軍隊首先後撤，然後慌作一團，四散奔逃。卡拉斯科薩的軍隊也照樣逃跑，因此奧地利軍隊實際上不戰而占領了那不勒斯。斐迪南跟在後面，隔著一段安全的距離，他把那位名譽掃地的卡拉薩公爵作為復仇的使者帶在身邊。斐迪南在奧地利軍隊環繞之下，又安然登上他的寶座了，於是他使出他常用的殘酷手段執行刑法。數以百計的人被投進監獄，被鞭撻，被吊死或者被槍決，還有幾千人被流放或者為了逃命而離開祖國。南方的革命就這樣結束了。
在奧地利軍隊迫近那不勒斯的時候，別處又爆發了另一次起義，這一次是在皮埃蒙特，這是由桑托雷·迪·桑塔羅薩伯爵領導的一群貴族軍官發起的。駐在亞歷山大里亞和維切利的軍隊也叛變了，要求對奧地利作戰和頒布憲法。政府陷入癱瘓狀態，國王面臨要麼進行內戰，要麼頒布憲法這兩個選擇，結果是讓位給當時在摩德納地方的他的弟弟查理·費利克斯，並任命推定繼承人查理·阿爾伯特公爵為攝政。查理·費利克斯馬上請求奧地利援助，於是奧地利派出了軍隊，同撒丁軍的忠於王室的聯隊並肩作戰，擊潰了維切利附近的叛軍，占領了都靈。叛軍的領袖們逃到國外去了。這次戰爭的一個錯綜複雜的因素，便是查理·阿爾伯特的立場。所有起義的領袖都是他的朋友，他們相信他們是得到了他的同意和支持的。當戰爭的危機降臨時，他試圖充當調解人，延緩戰爭的爆發，同時勸國王頒布憲法。他這兩個企圖都失敗了，雙方都認為他出賣了他們。作為指定的攝政，他屈服於環境的壓力，頒布了1812年的西班牙憲法。他的行動受到新國王的猛烈反對，於是他被放逐到佛羅倫薩去了。正如在那不勒斯的情形一樣，幾千個真正的和潛在的起義者逃往國外去了。只有兩個被處死，但在有不滿之嫌的各界中實行了激烈的清洗，被投入監獄的人可以列成一長串名單。
梅特涅懷疑有人同皮埃蒙特的叛亂密謀勾結，因此派遣他的警察到倫巴第去偵察，很快就發現了類似的陰謀的線索。在梅特涅的催逼下，偵察工作連續進行了三年，主要的目的是要獲得查理·阿爾伯特的罪證和發現燒炭黨活動的來龍去脈，但是他的這兩個目的都沒有達到。當倫巴第正在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教皇轄地幾乎處於內戰的狀態。教廷獲得了一個叫做桑費迪斯蒂派278的組織的支持，於是這個組織與秘密會社之間發生了沒完沒了的鬥爭，發生了暗殺和暴行。為了結束這種狀態，教皇派遣里瓦羅拉紅衣主教前去，這人經過初步的調查，即刻把五百多公民判處了流放或強迫勞役。還有幾百人受到警察的監視，被強制每月寫悔過書，每年分別流放到由主教選擇的「休養所」去。儘管如此，鬥爭還在不時地進行，而「兩色派和三色派」（教廷的旗幟是紅白兩色，自由派的旗幟是紅白綠三色）以及爭鬥的雙方在無止境的血海深仇中互相殺戮。
公元1821年以後，由於有奧地利駐軍，同時由於最活躍的自由分子已經被監禁或者被放逐了，義大利表面上保持了幾年的平靜。然而武力和鎮壓的政策的實際效果，卻是把活動中心從義大利轉移到巴黎和倫敦去了，此時那些地方已經組織了密謀反對奧地利和專制主義的國際委員會。但是，即使在義大利，平靜也只是暫時的。1826年，摩德納地方的一個年輕的律師，叫做亨利·米斯利的，開始策劃一個新的更精細的密謀。他的計劃是組織一個中央義大利王國，擴大到把整個義大利半島合併在內。經過一番取捨，他得到一個結論，就是，其堅定、富裕、野心勃勃的程度足以占據新王位的唯一當政的君主，便是摩德納的大公弗朗西斯四世。這個頑固不化的小暴君是義大利人民最痛恨的統治者。他在1821年使自己出了名的一件事情是，在他的小公國內搜遍了嫌疑分子，最後吊死了一個神父，把許多受害者投入監獄或者罰作划船的勞役。
將近四年的時間，米斯利不停地做工作。他組織羅馬尼阿地方的起義，鼓動匈牙利給奧地利製造麻煩，並且通過沙皇的代理人卡波迪斯特里亞279取得了援助他的諾言，這人急欲趁俄國對土耳其作戰的時機給奧地利製造糾紛。於是米斯利向巴黎委員會說明他的策略，巴黎委員會是厭惡那個大公的，但他們同意接納他，只要他保證有誠意。米斯利居然真的說服了大公赦免被他以前判處死刑的一個倫敦委員會委員卡米洛·曼齊尼，給他一個通行證，並親自予以接見。這個大公這麼做是心懷鬼胎的。他自己完全躲在幕後，什麼責任也不承擔，按照他個人安全的需要，既準備接受王位，又準備粉碎密謀。當七月革命在巴黎爆發，同國際委員會保持密切接觸的路易·菲利普280作了國王的時候，這些布置已經將近完成了。菲利普的內閣馬上宣布了「不干涉主義」，就是說，如果奧地利派遣軍隊去鎮壓不在它管轄之下的一個義大利國家的起義，法國就要用武力反對它。起義者得到這個保證，於是下令舉行起義，但是他們並沒有想到，大公是口是心非的。他知道一切情況之後，先讓密謀者們在摩德納自由行動，直到最後一分鐘，他才把密謀者們正在裡面作最後部署的一所房子包圍起來，把他們全部逮捕。當波倫亞不顧這一切而舉行起義的時候，他就為了自己的安全而逃走了。於是奧地利不顧法國的恫嚇，把軍隊開去，撲滅了起義。路易·菲利普終於屈服，更換了他的內閣，把「不干涉」原則置之腦後。大公回來以後，查封並燒去了所有妥協的文件，又充當了一個忠實的專制君主的角色。
在這個時刻，法國出面干涉了。它聲稱全部紛亂都是由於教廷治理不善而引起的，因此要求制定一個改革計劃。為了這個目的，在羅馬舉行了一次大使會議。教皇不願改革，並且得到急於遏制法國勢力的奧地利的支持。英國和普魯士盡心工作，最後提出一個建議改善關係的備忘錄，法國則堅決要求奧地利軍隊從教皇轄地撤走。最後，計劃被大家接受，然後又被悄悄地擱置下來。奧地利軍隊撤走了，教廷在行政管理上作了一些不充分的改革。但是，奧地利人剛走，騷亂又開始了，於是奧地利軍隊又重新占領了波倫亞。法國馬上占領了安科納，在那裡，它的軍隊和波倫亞的奧地利人對峙了六年之久。
在1830—1831年的事件以後，局勢發生了三種變化。第一，新的統治者們登上了王位—那不勒斯的斐迪南在1825年去世，他的兒子弗朗西斯在1830年去世，他的孫子斐迪南二世登上了王位（1830—1859年）。有了一個新教皇格雷戈里十六世（1831—1846年）和一個新的撒丁國王查理·阿爾伯特（1831—1849年）。第二，1831年的起義導致了作為一種政治力量的舊的秘密會社的崩潰。燒炭黨、聯邦黨以及和它們同一性質的會社此刻都淪於微不足道的地位，由一種不同類型的秘密團體，馬志尼281的「青年義大利黨」取而代之。第三，法國在歐洲的力量的復活遏制了奧地利在義大利的勢力；四國同盟不再存在了；英國已經退出，此時傾向於和法國友好。在緊急關頭，俄羅斯和普魯士依舊支持奧地利，然而它們不再是好戰的了。
知識分子的反抗
1831—1846年這一新時期的顯著特色，便是愛國文學的出現。簡單地說，這是一種文學上的謀叛，抱著喚起民族感情和打擊奧地利威信的雙重目的；這種文學非常有效。所有的一切都受到它的影響：報刊、詩歌、歷史、小說、戲劇，甚至繪畫和音樂。它集中了全國的輿論，創造了一種氣氛，吸收了並在全義大利重新散布了使歐洲發生變革的浪漫主義的、工業的和民族的理想。
在這些文人中間，最早也是最有力的人物，是朱澤培·馬志尼。他是熱那亞一個醫生的兒子，很年輕的時候就成為一個活躍的燒炭黨人，但是不久他就厭棄了那個團體所浸染的禮儀和矯飾。奧地利警察懷疑他是一個同謀犯而逮捕了他，把他放逐，於是他就到馬賽去了。在那裡他和幾個同伴創立了青年義大利協會，就用這個名稱創辦了一種刊物。這是一個青年運動，參加的人年齡限於四十歲以下。馬志尼的座右銘是「思想和行動」，意思就是「教育和造反」。在當時流行的自由和獨立兩個目標以外，馬志尼加上了第三個目標：統一。義大利必須在一個建都羅馬的共和形式的政府領導之下成為一個自由、獨立與統一的國家。他拒絕君主政體，認為這種政體意味著不平等；他拒絕聯邦制度，認為這種制度會導致衰弱而不會導致強大。但是馬志尼一開始就體會到別人所沒有體會到的一個道理，那就是權力意味著責任，而責任又要依靠教育，因此他在義大利青年面前樹立了一個關於個人和民族的行為的高度道德標準，他鼓勵他們無負於他們的使命，要使義大利成為在歐洲領先的國家。是馬志尼，首先賦予民族運動以道德的內容，並且教導義大利人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要象他們動輒去做的那樣，指望法國把他們從自己的衰弱狀態中拯救出來。馬志尼的教導傳到了中產階級，但是他在農民階級中間從沒有獲得成功，也沒有影響到上層階級或者貴族。他的資力的貧乏和他的宣傳所必須採取的十分秘密的方式，限制了他的成功，但是在義大利全境，卻有成群的人吸取了他的教導，接受了他的理想。馬志尼活動的開始，是在查理·阿爾伯特即位的時候向他呼籲，請他站在反對奧地利的偉大民族主義運動的前列。這個呼籲被查理·阿爾伯特置之不理，於是馬志尼就密謀把他廢黜，但是警察揭露了全部計劃，用嚴厲的手段把它粉碎了，致使皮埃蒙特在這位國王在位的其餘年代一直平靜無事。
與馬志尼活動的同時，一種對義大利頗為新穎的文學形式，開始使貴族和上層階級感覺興趣。這就是歷史小說。從曼佐尼的傑作《訂婚夫婦》282開始，出版了一系列這類書籍。這些書籍在精神上是浪漫主義的，起源於華爾特·司各脫勳爵283的小說，但是它們卻有政治目標。這些小說都是圍繞著過去引人注目的事件或人物而寫作的，企圖與現時的屈服精神形成對照，以喚起人們的愛國感情。雖然通常是把西班牙而不是把奧地利描寫為壓迫者，但是作者的意圖不會引起誤解，因此這些小說總是獲得巨大的成功。戲劇也是如此。在義大利每一個地方，劇院都是非常受歡迎的。這時期的劇作家象小說家一樣直言不諱，富於愛國的熱情。例如，當尼科利尼根據「西西里晚禱」而寫成的劇本《普羅奇達島的約翰》284在佛羅倫薩上演時，在場的法國公使聽到觀眾對於攻擊他的同胞的台詞發出的歡呼，感到非常憤慨，但是奧地利公使卻平靜地對他說：「不要不高興：信封是寫給你的，但是內容卻是寫給我的呀！」
這個時候，在知識界的一切活動中，都有用某種方式表達民族感情的同樣願望。音樂也不例外。羅西尼在《威廉·特爾》歌劇285中描寫愛國的主題，韋迪286的早期歌劇是《參加第一次十字軍遠征的倫巴第人》，每當奏起流行的曲調的時候，它所受到的喝彩是這樣熱烈，以致有時候演奏不能夠繼續進行，只好重奏一遍。散場以後，這種曲調又在大街上被人哼著，用口哨吹著。畫家也以同樣的精神，採取戰爭和類似的主題作畫。朱斯蒂287的諷喻詩288和諷刺詩從口頭上傳給不識字的人。詩歌讚美自由和正義，抨擊暴政，也描寫義大利遭受苦難的悲慘圖畫。所有這類活動的一個最奇異的特色，就是樂觀主義的基調。當然，有憤怒也有悲傷，但是沒有失望。似乎義大利人確信無疑，他們的事業是建立在真理、自由和正義的偉大原則上面的，所以不會失敗。
比較善於思考的人是不會滿足於引用諷喻詩和誦讀歷史小說的，由於任何一種方式的政治活動都是不可能的，因此現在開始了對社會和經濟改革方面的巨大興趣。有若干年，在倫巴第地方出版了一種叫做《年鑑》的雜誌，編者是義大利最偉大的知識分子之一，格·德·羅馬約西。雖然它在名義上是商業雜誌，但是編者的技巧和才能卻設法賦予它以愛國的精神。它歌頌每一種改革，用其他國家的一些事實和數字來鼓勵貿易，強調指出奧地利對義大利的壓迫，敦促義大利走上進步的道路。羅馬約西在1835年去世，但是他的刊物繼續出版，廣為傳布。其他根據同樣的方針而創辦的刊物，象《工藝》和《歐洲評論》，都追隨著他所指引的方向。它們從別的地方，從皮埃蒙特和托斯卡納吸收撰稿人，從而接觸到北義大利全境的進步分子。一種可能用改革而不是用戰爭來解決義大利前途的思想開始增強起來，受到那些厭惡在徒勞的起義和仇殺中犧牲生命的人的支持。這樣，一個叫做「改革派」的政黨組織起來，這個政黨同馬志尼的以密謀和變亂為宗旨的共和主義派相對立。他們認為統治者和人民可以合作，某種義大利聯邦制度可以發展。他們關於鐵路、銀行、學校和通用貨幣制度的計劃，實際上是劃一的，足以削弱各地統治者的權力。這樣又轉而加強了另一些人的地位，那些人認為，必須對奧地利作戰，只有撒丁王國才能領導一切，義大利真正的希望寄托在查理·阿爾伯特身上，那些人因此被稱為「阿爾伯特派」。這樣，在四十年代初葉，一共有三種思潮：共和派、聯邦派、保皇派。
就在這時（1843年），義大利出版了焦貝蒂289神父的重要著作《論義大利人在道德上和社會上的首要地位》，通稱為《首要地位》。這是一個哲學家兼神學家的著作，而不是一個政治家的著作，它所提出的政治解決辦法，是在教皇統轄之下成立一個聯邦的義大利，由一些當權的君主組織超內閣。各邦現存的制度保持不動。這個倡議引起了極大的興奮，一開始就受到熱烈的歡迎，甚至在專制主義的聖堂里也是如此，因為焦貝蒂不辭勞苦去勸說每一個人。可是焦貝蒂終究提出了一個政治問題。他這本書發表以後，接著就有別的著作提出了批評和另外的辦法。然而很快就出現一件無法避免的事實，即奧地利要為它所占領的義大利各行省戰鬥到底。教皇去世（1846年）後，共和派、聯邦派和保皇派的論戰達到了高潮，使義大利高興而使奧地利驚恐的是，新教皇庇護九世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和一個改革者而受到了歡迎。
走向革命的年代，1848年
此後的時期，從選出庇護九世時（1846年6月）起到1848年3月戰爭爆發時止，是錯綜的、混亂的。奧地利皇帝斐迪南一世在智力上有缺陷，只不過是一個傀儡而已，因此自從1835年以來，這個帝國實際上是被梅特涅和管理內政的科洛拉特伯爵統治著。在帝國境內的匈牙利也發生了動亂，在那裡，科蘇特290受到馬志尼的鼓舞，正在領導獨立運動。在帝國境外，情況是複雜的。英國在原則上對奧地利友好，因為奧地利被認為是最適於遏制俄國的國家，同時也因為英奧兩國都希望保持1815年的協定。
對義大利的改革，英國給予精神上的支持，但是不願幫助它把奧地利從義大利驅逐出去，或者推翻1815年的詳細協定。法國的政策同樣是兩面性的。它不願在這個時候反對奧地利侵略義大利，但是它卻贊成用一切方法推翻那個不讓它插手而產生的1815年的協定。
梅特涅的真正困難卻在於這樣一種可能性：如果允許任何一個國家有了憲法，義大利各地也會馬上提出同樣的要求；然後這種要求也會傳播到奧地利來，那麼，奧地利的整個結構就要坍塌了，而且英國已在提倡改革，把它作為反對革命的萬應藥方。梅特涅的一個安慰是，奧地利的行動不會成為立即同法國作戰的理由。危險來自教廷，因為一個國家不論從教皇方面爭取到什麼改革，別的國家也會提出同樣的要求，而對教皇轄地採取軍事行動，就會在義大利引起騷亂，特別是在擁有精銳軍隊的國家皮埃蒙特，它的國王會變成改革運動者的。
撒丁王國的新統治者查理·阿爾伯特的個性和政策，是一個奧妙的謎。在他登上王位的時候，由於他在1821年所抱的態度，自由主義派和保皇派對他都非常不信任，而他個人對路易·菲利普的痛恨，卻使他馬上投入奧地利的懷抱，同奧地利簽訂了一個對付法國進攻的軍事協定。從此，十五年來，他作為一個專制君主實行統治。他曾用極端嚴厲的手段鎮壓1833年由馬志尼領導的起義，拒絕每一個要求政治讓步的建議，並且支持歐洲的一切專制君主的企圖：法國的貝里女公爵291、葡萄牙的唐·米蓋爾292、西班牙的唐·查理293。然而密切注視他達十二年之久的他的外交大臣，卻說他的國王只有一個全神貫注的念頭，那就是把奧地利從義大利驅逐出去，而代之以一個強大的北方王國，然後恢復中世紀教皇政權的光榮。查理·阿爾伯特沒有什麼不道德的行為。他過著教徒的禁慾生活，雖然他被一種使他感到很大苦惱的病痛所折磨，但是作為一個統治者，他認真負責地長時間工作。毫無疑問，他象他的全體家族成員一樣，對奧地利表示痛恨和不信任，但是他意志軟弱，雖然精力十分充沛。奧地利政教聯合派迫使他後退，自由派推動他前進，他只好逃避到謎一樣的沉默裡面去，這種沉默有效地向雙方隱瞞了他的計劃。但是在1840年以後不久，梅特涅從他的態度上察覺出一種緩慢的使人不安的變化。兩國之間有許多爭端，一個是酒的問題，另一個是把食鹽運輸到瑞士去的問題，最重要的是鐵路問題。在所有這些問題上，查理·阿爾伯特變得很執拗，他不肯妥協，甚至故意使這些問題存在下去，象是要為糾紛製造更多的機會似的。他對來自維也納的外交壓力置之不理，對於向他宣讀的一封強硬的警告信，他也只是表示收到了，通常的回答是「我的政策沒有改變」，使奧地利得不到什麼滿足。在國內，國王的威望隨著他的堅決態度的每一個表現而增高了。
由於庇護九世當選為教皇，人們感到加倍的興奮。在當時擔任伊莫拉地方的主教的這位仁厚的教士被選為教皇庇護九世以前，波倫亞、卡拉布里亞和里米尼都爆發了起義，這些起義都可能對他有影響，促使他實行改革。他一即位就大赦政治犯，這種從來沒有聽說過的讓步立刻使他受到全義大利的愛戴，人民看到了一個自由主義的和有志於改革的教皇的形象。有一個時期，改革在進行著，各個委員會已經任命，鐵路已經計劃修築，改善法律和司法的計劃也已經提出，有關社會和經濟改革的問題也加以審查了。人們抱著巨大的熱誠，公眾連續不斷地舉行表示效忠的示威遊行。所有這一切的意義都是很微小的，但是在頭十二個月的過程中，卻允許了三項重要的改革：出版自由、諮詢會和國民警衛隊。為了促成這些改革，實施了一種方式巧妙的壓力。表示贊成的，是有組織的示威遊行、喝彩和歡呼；表示不贊成的，是一群一群沉默無言的人，間或夾雜著怨聲和喊叫。自負而又敏感的庇護九世，就這樣遭受到不斷的神經戰，不斷地被推進到比他自己原來的打算更遠的地方。
正是這三項改革中的最後一項，設立國民警衛隊的問題，把奧地利引進了畫面來。梅特涅對於行政上的改革方案並不擔心，但是如果把武器交到人民手裡，那是危險的，需要採取一種對抗手段。所以，在教皇當選的周年紀念日，一支全副武裝的部隊開進了教皇轄地上的斐拉拉城。這個挑釁行動引起了暴風雨般的抗議，使自由派和教皇派團結起來，共同保衛義大利的領土，梅特涅想威嚇教廷的企圖完全失敗了。從這時起，群眾的要求不斷地高漲起來。托斯卡納要求出版自由和設立國民警衛隊。在皮埃蒙特，這個在義大利最不動聲色的國家，成群結隊的人行動起來，發出歡呼的聲音，向教皇呈獻玫瑰形的徽章。熱那亞一直是個過激的城市，領先派遣代表團去向國王要求改革，在10月間，查理·阿爾伯特頒布了一長串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出版自由。象在義大利別處一樣，這個讓步恰好給實行憲法的極端要求提供了一個喉舌。給予舊秩序以最後打擊的，是義大利南部。西西里爆發了起義，把那不勒斯的駐軍驅逐出去；運動很快就蔓延到大陸上，1848年1月，國王頒布了憲法。一個月以內，撒丁和托斯卡納仿效了西西里的榜樣，稍遲一點，羅馬也仿效了。
米蘭起義
所有這些運動都附屬於把奧地利驅逐出義大利這個重大問題，最初採取行動的是倫巴第。義大利其他各地關於改革和實行憲法的消息，使倫巴第人興奮起來。於是平民與士兵之間發生了衝突。在米蘭，奧地利軍官們的社會職能受到了抵制，一個義大利人被選為新的大主教，他的就職典禮給予人們一次愛國示威遊行的機會。有一段時期，密謀已經在著手進行，武器正在越過邊境偷運進來，在市內舉行起義的計劃已經制定好了。奧地利駐在兩個省分的將近有七萬軍隊，在米蘭和米蘭的周圍約有一萬三千軍隊。擁有這樣龐大的武力，這座城市似乎是夠安全了。不久，在2月的第三周，巴黎突然爆發了起義，2月24日，路易·菲利普退位，法國臨時政府宣布成立共和國。這個消息象野火一樣傳遍了歐洲。德國全境造反了，3月12日，維也納也舉行了起義，第二天梅特涅辭職，逃到英國去。維也納發生革命的消息在3月17日傳到了米蘭，第二天開始了那有名的鬥爭的「五天」，這場鬥爭在23日以奧地利軍隊從米蘭撤退而告結束。19日，阿雷塞伯爵從米蘭到達都靈，帶來了關於戰鬥的最初報道，但是直到23日，查理·阿爾伯特才接到臨時政府要他援助的正式請求。26日，撒丁軍隊越過邊界，追擊撤退中的奧地利軍隊，於是第一次獨立戰爭開始了。
第一次獨立戰爭，1848—1849年
要把奧地利人從義大利驅逐出去，最樂觀的義大利人也不容易想出比1848年3月更有利的形勢。奧地利正處在革命的高潮。梅特涅逃跑了，分散在義大利兩個省分的奧地利軍隊，不比皮埃蒙特全部兵力雄厚。當拉德茨基元帥294撤出米蘭的時候，他向東退走，在著名的四邊形要塞地帶，曼圖亞—佩斯基埃拉—維羅納—萊尼亞戈地區，進入了陣地，這是歐洲最堅固的陣地之一。
到4月底，查理·阿爾伯特只獲得較小的勝利，但是正在得到增援。從皮埃蒙特開來後備部隊以後，接著又開來五千名托斯卡納志願軍。不久以後，又有七千名教皇軍隊在奧地利軍隊背後渡過了阿迪傑河，在維琴察加入威尼斯軍隊。5月初，那不勒斯人的第一個支隊（他們曾經答應派遣四萬人）在佩帕將軍率領下開到波倫亞。但是在5月15日，那不勒斯發生了反革命叛亂。國王立刻從北部召回軍隊，把憲法廢除。在波倫亞的一萬二千人中，有半數開回來了，留在那裡的軍隊跟著佩帕到威尼斯，後來參加了圍城之戰。4月底，教皇在一次秘密的紅衣主教會議上宣布不可能對奧地利宣戰。這對愛國熱情是一個嚴重打擊，被認為是教廷與義大利革命事業的分離。6月和7月，奧地利軍隊得到了增援。皮埃蒙特人雖然偶爾打了幾場勝仗，但是終於被擊敗。8月7日，國王的軍隊回到自己的土地上。獨立戰爭失敗了。
休戰和失敗
然而，結束戰鬥的薩拉斯科休戰條約，在為義大利的自由而進行的鬥爭中，只是一個間歇。英法兩國的調停雖然把奧地利軍隊阻止在皮埃蒙特以外，卻絲毫不能使義大利甘心於它的失敗，不但在皮埃蒙特，就是在托斯卡納和教皇轄地，民主精神依然洶湧澎湃，準備重新開始為自由而戰鬥。「國王們的戰爭結束了；人民的戰爭開始了。」這兩句話是馬志尼對於局勢的概括。在皮埃蒙特，兩個溫和的政府在逐漸高昂的要求廢除休戰條約的呼聲中，不得不相繼讓位給焦貝蒂神父領導下的一個民主的內閣。軍隊是按照民主的方針改編的，但紀律鬆弛了，為了追求數量而犧牲了質量，同時，由於在普通士兵中間灌輸了政治思想，舊日效忠王室的精神從根本上枯竭了。查理·阿爾伯特被撤去指揮軍隊的職務，在法國拒絕派一位總司令以後，少將的位置給予了一個波蘭將軍—克向諾夫斯基，他的名字沒有人能夠讀出295，他也不會說義大利話。
焦貝蒂作了總理，他是一個信仰堅定的聯邦主義者，打算與托斯卡納和羅馬組織一個聯邦，在羅馬，已由民主會議宣布成立一個共和國，把教皇趕走；但是它們對皮埃蒙特人的野心都是極其猜忌的。於是焦貝蒂想恢復托斯卡納的秩序，用皮埃蒙特軍隊加強大公的控制權。他所做的這一切都沒有和他的內閣商量，這就導致了他的垮台。人們斥責他派義大利人去同義大利人作戰，因此他辭了職。由於焦貝蒂去職，和平的最後機會被排除了。3月12日，廢除休戰條約，21日，戰爭爆發。一星期以內，戰爭完全結束。在諾瓦拉前面的一天激戰中，查理·阿爾伯特全軍覆沒。當天晚上，他讓位給他的兒子，薩伏依公爵維克托·伊曼紐爾，隱秘地穿過奧地利戰線，通過法國和葡萄牙到達波爾圖，四個月以後在那裡去世。
威尼斯共和國與羅馬共和國以及它們的防禦
義大利的努力失敗了，倫巴第陷落在奧地利手裡；皮埃蒙特被打垮了。到7月底，托斯卡納又落在大公手裡。還擁有武裝的只有被礁湖環抱的威尼斯和羅馬共和國。1848年3月，威尼斯人完成了一次沒有外援的幾乎不流血的革命。奧地利的軍事和民政長官的行為比拉德茨基在米蘭的行為要文明一些。他們溫順地放棄了威尼斯，那裡建立了一個獨立的共和國，即聖馬可共和國，由一位義大利猶太血統的律師丹尼爾·馬寧296擔任總統。馬寧希望義大利最終統一為一個共和國，但是他的方法是溫和的。他阻止了馬志尼派控制威尼斯的革命。當威尼斯選出的革命會議投票贊成同皮埃蒙特王國合併的時候，馬寧接受了多數通過的決議，並且勸告別的共和派人也這樣做。他希望有一天全義大利召開一個制憲會議，這樣共和派就會有機會用立憲的方法來支持他們自己的意見。帶有諷刺意味的是，離查理·阿爾伯特被擊敗只有一兩個星期，威尼斯要求同皮埃蒙特合併的決議才送達皮埃蒙特，此後獨立的聖馬可共和國就匆匆地恢復了。
皮埃蒙特失敗以後，威尼斯在被圍的狀態下維持了好幾個月。食物嚴重缺乏，霍亂猖獗，在可怕的1849年夏天，奧地利軍隊開始炮轟這座城市。威尼斯和羅馬兩個共和國的保衛戰，在1848年義大利革命史上構成了最令人讚嘆的篇章。羅馬共和國被一個三頭政治所統治，其中占支配地位的人物是朱澤培·馬志尼。在馬志尼的一生中，這是他第一次而且是唯一的一次得以管理一個義大利國家。他證明了他不只是政治幻想家，而且是一個能夠用一種驚人的開明和容忍的精神管理一個政府的人。在城市內外的死敵包圍之下，馬志尼拒絕禁止出版自由，或者把政敵監禁起來。羅馬的革命關注社會目標，正如它關注民族主義的、統一的目標一樣，較之義大利其他地方的革命，它在性質上更為普遍，更沒有階級之分。
馬志尼的政府打算幫助教皇從前的臣民中更不幸的人—市區的窮人、牧羊人和農民，他們的已經很低的生活標準近年來又下降了。糧食稅取消了，其他賦稅也減輕了。訴訟的費用較以前低廉，第一次使窮人得以在法院申訴。革命會議接收了教會的房屋和資產，把土地分配給較為貧苦的農民，在城市裡，公共工程的計劃減輕了失業現象，而在這方面還可以利用製造武器的需要。政府工作人員和軍隊中士兵的報酬都相當可觀。關稅降低了，因而一般生活標準能夠有顯著的改善，但是這卻受到中產階級的反對，因為他們的財富是依賴經濟上的保護的。一種強派的公債使比較富裕的羅馬人同這個政權進一步疏遠起來。在政治上，共和國是根據普選而建立的，主權機關與其說是三頭政治，不如說是革命會議。這樣急進的政體不大可能被允許在1849年的歐洲存在下去。
作為羅馬共和國的軍事統帥的加里波迪297，有一萬人左右的小部隊供他使用，要抵抗所有列強的反對和它們中間不止一個國家的頑強的敵視，簡直是一支不能勝任的武力。教皇的復辟此時已經成為一個歐洲問題。西班牙提議舉行天主教大國的代表大會，並且派遣了一支遠征軍到義大利來。那不勒斯把軍隊向它的北方邊境移動，奧地利則占領了波倫亞。但是在總統路易·拿破崙統治下的共和制的法國，卻宣稱有權粉碎一個姐妹共和國，把教皇重新送到寶座上去。4月，烏迪諾將軍率領一萬人登陸，向羅馬挺進，但是他的兩師人都被加里波迪徹底擊敗，他被迫退卻，等待援兵。6月3日，他又領兵前進，這一次統率的是三萬人，但是即使這樣，他也花費了一個月的時間，才最後突破了敵人的防禦。法國人在7月3日進入羅馬。在前一天，加里波迪和他的小支軍隊的殘餘部分就已經離開羅馬，撤退到義大利邊境以外去了。他的軍隊慢慢地解散，他自己在九死一生之餘，又重新越過亞平寧山，在托斯卡納找到了一個安全之地。8月，經過一番英勇的保衛戰以後，威尼斯終於投降，全義大利又一次匍匐在奧地利腳下了。
義大利在1848年的失敗，是由於外部的原因：維也納政府能夠從北方派遣援兵，法蘭西第二共和國又決定出面干預。在義大利，唯一可以利用的正規軍是皮埃蒙特的軍隊。所有其他對奧地利作戰的軍隊—托斯卡納的，教皇的，威尼斯的，倫巴第的和那不勒斯的—在裝備和訓練方面都是不充分的。教皇的變心和那不勒斯發生的反革命，進一步削弱了義大利人的鬥爭力量。1848年3月的美好希望破滅了。熱情、智慧和夢想終於證明是不能代替槍炮的。
二、復興運動，1849—1861年
當義大利估量它的形勢時，似乎只有一件東西在廢墟中保全下來，那就是皮埃蒙特的憲法。這是查理·阿爾伯特頒布的著名的憲法，其中包括對於自由的一些基本的保證，例如人身和財產的保障、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議會對稅收的監督、出版的自由、公共集會的權利以及公民軍即國民自衛軍的成立。雖然這只是一些憲法原理的集成，而不是一部憲法，但它還是為建立一個自由政府提供了十分良好的基礎。從這裡產生出統一的義大利的憲法，這部憲法一直保持到法西斯主義出現時為止。憲法的主要部分是：
1.國王。為執行最高行政權力的、但通常是根據負責大臣的建議行事的立憲君主。
2.由兩院構成的議會：（甲）元老院，由擔任過高級職務或在任何方面建立過功勳的、年齡在四十歲以上的男人所組成，這些人由國王任命為終身元老院議員。二十一歲以上的王室成員為當然的元老院議員；（乙）眾議院，由年齡在二十一歲以上的識字的男性公民選出，每五年選舉一次，或者在國王解散議會以後選舉。財政議案只能由眾議院提出。要通過任何議案使其成為法律，都須得到兩院的同意和國王的批准。
3.內閣會議。包括政府主要部門的大臣、一位總理或首相，他們可以兼任也可以不兼任另外的大臣職務。所有的閣員都是兩院之一的議員。
年輕的國王維克托·伊曼紐爾不顧在失敗的時刻對他施加的壓力，仍然忠於他的誓言，因而憲法得以保持。有政治意識的中產階級此時傾向於指望皮埃蒙特來領導全國。焦貝蒂的聯邦主義已經被人忘卻，馬志尼的影響在19世紀50年代已經衰微。在1849年反對外國人的鬥爭中，義大利兩個共和國比皮埃蒙特存在得久一些，本來料想薩伏依君主國是要威信掃地的。但是都靈的立憲政府的存在，意味著只有在那裡才能找到積極的領導。加富爾298在1852年奪取了主動權，這個主動權一直被他保持到1860年年初。單是密謀已經證明是不夠的。加富爾往往玩弄革命密謀家的手段，較之馬志尼，他成功的機會往往要少一些，但是他的真正任務卻是扮演外交家的角色。1848年，他象查理·阿爾伯特一樣，相信義大利應該依靠自己的努力。但是1848年和1849年的事件已經向他證明，這種信念不再靠得住了。此時他意識到，必須請求至少一個大國的幫助。1852年到1859年的義大利歷史，是同歐洲歷史更密切地結合在一起的。
加富爾
按照1848年的憲法，皮埃蒙特政府在理論上要對眾議院負責。實際上，截至1852年，在都靈還沒有類似議會制度的東西。各屆政府在眾議院不一定總是得到多數的支持，在它們去職的時候，它們去職的原因同眾議院的願望是沒有多大關係的。國王擁有不按照憲法行事的權力，首相馬西莫·迪·阿澤利奧避免在眾議院辯論中混戰一場，那裡的民主派往往是不聽話的，所以他歡喜元老院的較為平靜的氣氛。幸運的是，他發現了一個非常有才幹的中尉，年輕的伯爵加米洛·加富爾。加富爾經過短期的大臣生涯以後，在1852年代替他作了首相。當時加富爾是42歲。他從童年時代起就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的政治信條概括在他的一句話里：「誠實的中庸之道」，就是說，一方面反對反動派，另一方面反對民主派，在他一生的剩餘十年中，他一直忠於這個立場。他是一個性格堅強的人，意志堅定，有眼光，心中有數，知道他需要什麼，通常也知道怎樣得到他所需要的東西。年輕的時候，他的自由主義思想使他辭去了軍隊的職務。他曾經從事農業，由於使用機器和現代方法，從家庭的地產上掙了一筆可觀的財產。他對金融、銀行業和許多工業企業感覺興趣。他游遍法國和英國，在那裡研究農業、社會狀況，特別是政治生活，因為差不多從他的學生時代以來，他就是一個研究歐洲政治的學者。他在法國會見過許多要人，在英國也會見過幾個。他充分具備他那時擔任的職務所需要的條件。在出版自由被允許的時候，他作新聞記者，擔任《復興運動報》的編輯，那時他初次進入眾議院。
加富爾的顯著的特質之一，是他的政策的早熟。可以相當確切地說，在他進入內閣擔任商業大臣，走上這一通常被人認為最不重要的崗位時，他就負責執行國家的政策。政策的主要方針是同英法兩國特別同法國友好。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毫不躊躇地同法國簽訂了一個對本國不利的商務條約，他堅持認為，同法國保持良好關係是必要的，甚至在經濟上作一些犧牲也在所不惜，以此說明同法國簽訂這個商約是有理由的。這是一系列條約中第一個也是最不能令人滿意的條約，它實際上是使國家採取自由貿易的政策。然後，作為財政大臣，他在英國獲得貸款，付清對奧地利的賠款，從羅思柴爾德銀行299的掌握中把國家的財政挽救出來，並利用財政的餘額建造從都靈到熱那亞的鐵路。在以後三年中，他改編軍隊，在司法方面實行重要的變更，並給工業以刺激，因而使國家走上經濟發展的道路，貿易擴大，國庫減少赤字。議會效率方面的進步也是同樣顯著的。在加富爾領導下，眾議院第一次發揮了充分的作用。加富爾雖然在都靈阻止兩黨制的成長，但他是最羨慕英國憲法的人。加富爾使眾議院裡可以辨別的四個黨派中的兩個中間派聯合起來，這兩派的聯合使他在當權期間擁有穩定的多數。他廢除講壇，使議員們站在自己的席位前面講話，這就迅速地沖淡了義大利人對演說的癖好，使眾議院成為受到英國駐都靈公使十分稱讚的一個務實的認真議事的團體。
加富爾任職剛滿一年，就向奧地利發生第一次爭執。米蘭爆發了馬志尼組織的起義。奧地利隨即沒收了米蘭政治亡命者的財物，他們中間許多人當時都是皮埃蒙特的臣民。加富爾提出抗議，但是從維也納方面只得到憤怒的回答。然而，問題處理得很妥善，因為加富爾是敏捷的、堅定的、尊嚴的。他使奧地利處於受責難的地位，讓它進退兩難，最後皮埃蒙特所得多於所失。他起草一份備忘錄，分送各大國，充分揭露了奧地利行動的非法，這樣他就採取了使奧地利名譽掃地的第一個步驟，贏得歐洲對義大利的道義上的支持。加富爾的最終目標是同法國結成聯盟，可能的話，還要同英國結成聯盟，共同對奧地利作戰。
克里米亞戰爭
1854年法國和英國對俄國作戰的時候，馬上就可以看出，義大利問題會這樣或那樣地受到影響。直到不久以前，歷史學家們還把加富爾描繪成實際上是他獨力安排皮埃蒙特介入這次戰爭，把這個行動作為最終統一義大利的巧妙計劃的一部分。但是事實的真相併不象這樣美好。現在已經清楚，英法兩國首先對皮埃蒙特施加壓力，勸說它派遣軍隊到克里米亞去。加富爾的功績在於他體會到皮埃蒙特所面臨的危險。如果奧地利成為西方列強的積極的盟國，而皮埃蒙特還是既中立而又孤立的話，那麼就連稍微改善義大利局勢的希望也不得不拋棄了。加富爾還是不願面對這樣一種可能性，而接受了介入的思想，不要英國的資助，也不要對將來的保證。如果他沒有這樣做，那位下定決心要介入的維克托·伊曼紐爾早就把他免職了，甚至必要時成立一個右翼政府也在所不顧。1855年春天，約有一萬八千皮埃蒙特軍隊從義大利開到克里米亞去。加富爾要使議會和全國同意加入聯盟，是有困難的。在皮埃蒙特人看來，要對之作戰的只有一個敵人—奧地利，作戰的地方只有一處—倫巴第平原。把精銳部隊派遣到克里米亞去死於霍亂，去同一個與義大利沒有爭執的敵人作戰，這種想法似乎是等於自殺。但是一次較小的勝仗大大地平息了公眾的不滿。皮埃蒙特軍隊在切納亞地方投入戰鬥，取得了戰果，統帥拉·馬莫拉成為民族英雄。加富爾知道怎樣充分利用他從盟國受到的祝賀，一股自豪的浪潮席捲了義大利。1856年，締造和平者舉行巴黎會議。加富爾代表皮埃蒙特。他已經確立了一個神話：只有他才是負責介入克里米亞戰爭的人。
巴黎會議
很少的政治家遇到過比這更困難的任務。加富爾不但是一個不重要的小國的代表，而且竭力想在會議的議程上加入一個最引起爭論的題目，這個題目和召集會議的目的是沒有關係的。他認為自己是義大利的發言人，決心把義大利問題提到最前面，可能的話，還要達到譴責奧地利在義大利的政策的目的。他還想增加一些領土，如有可能，就獲得巴馬公國。加富爾不停地在做工作，但是他完全沒有獲得任何附加的領土。每一企圖都被奧地利的否決阻止了。「奧地利對什麼也不會讓步，」拿破崙對加富爾說，「它寧願打仗，也不願讓你得到巴馬。」因此加富爾傾全力提出義大利問題。他有一個有力的理由。在義大利崩潰和在歐洲成功地重新建立專制制度以後，復辟的統治者們的反動行為是殘暴的。奧地利軍隊在托斯卡納和教皇轄地用刺刀維持秩序，占領羅馬尼阿，強制推行教廷的反動政策，因為在庇護九世身上，自由主義氣味一點也沒有了。拿破崙對於他拒絕作任何適當的改革是憎惡的，然而由於害怕把教皇完全推入奧地利的懷抱，他不得不用法國的刺刀來維持他的寶座。在那不勒斯，斐迪南用各階層的自由主義分子塞滿監獄，據估計不下於四萬人為了他們的政治見解而受難。在1851年來到那不勒斯的格拉德斯通300親身研究了情況，他在給阿伯丁勳爵的兩封著名的信中，責難斐迪南政府極端地「否定上帝」。
在會議期間，加富爾要把情報直接送給拿破崙，未必總是件容易事，但是法國皇帝預見到這一點，他自動地安排一個秘密的聯絡渠道，使加富爾的一切情報都安全地到達他手裡。然而加富爾的最好的同盟者是英國代表克拉倫敦勳爵301。當加富爾的情報送到他面前的時候，他的憎惡和憤怒變得強烈起來。最後，當義大利問題作為補充問題提出，法國皇帝急欲知道會議對這一問題的意見時，克拉倫敦勳爵首先發言。他對教皇政府和那不勒斯政府的指責是那麼有力，使會議受到一次震動。「他的指責就象『魯康在巴拉克拉瓦海港的衝鋒』302一樣」，加富爾的秘書這樣寫道。這正是加富爾所需要的。這個指責把義大利問題向歐洲提出，其有力和準確性是不能忽視的。代表們對克拉倫敦的控訴所作的反應是可以預料得到的。對一個同會議的宗旨如此毫不相干的題目也要討論，使所有的人都感到驚訝。大家都否認奉有任何指示來討論這一問題。加富爾本人機智而溫和地對克拉倫敦的演說的論點加以充分說明。沒有作出什麼決議，會議也沒有再提到義大利就閉幕了。會後，加富爾同克拉倫敦和拿破崙兩人舉行過秘密會談，他向他們說明，照他看來，除了對奧地利作戰以外，義大利問題不可能有別的解決辦法。他的倫敦之行，使他指望借英國幫助來反對奧地利的想法冷卻下來，他在訪問以後回到皮埃蒙特時受到感激和熱誠的歡迎。
加富爾與拿破崙三世
從巴黎回來以後，加富爾心裡確信拿破崙決心要對奧地利作戰。此後他的政策就建立在這種信念上面。對奧地利，他不顧它的猜疑，採取了正確而又強硬的防禦性態度，可是又避免引起公開的敵對行為。同時他的國內政策已成為屬於全義大利的，而不是屬於皮埃蒙特的了。議會通過了大宗款項，用來建築亞歷山大里亞的防禦工事，使奧地利非常氣惱的是，倫巴第人為工事捐獻了購置一百尊大炮的款項。熱那亞的海軍基地移到斯培西亞，更多的錢用於陸軍。皮埃蒙特人對於來自義大利其他國家的政治避難者給予招待和援助，民族協會用「義大利和維克托·伊曼紐爾」這個口號把秘密的愛國宣傳傳播到義大利全境去。皮埃蒙特保持著嚴格的秩序，也不鼓勵在義大利別處爆發過早的革命。但是加富爾有需要擺脫的困境，特別是在1858年1月，當時在法國皇帝和皇后前往歌劇院的途中，費利切·奧西尼同兩三個夥伴向他們扔了三個炸彈。跟著就是嚴厲的威脅和反責，但是加富爾的機智和維克托·伊曼紐爾的勇敢與堅定，又經過了一場風暴的考驗。7月間，兩年以前在巴黎著手的加富爾的外交活動終於開始顯出結果，當時他收到一份邀請書，約他在普隆比埃同法國皇帝秘密會晤。在歐洲這兩個大陰謀家的歷史性會晤中，拿破崙把他手裡的牌都攤了出來，就是要把奧地利驅逐出義大利，要為維克托·伊曼紐爾組成一個「從阿爾卑斯山到亞得里亞海」的新王國。皇帝的堂兄弟拿破崙親王將和伊曼紐爾國王的女兒結婚，代價是把薩伏依和尼斯讓給法國。開戰的理由留待加富爾去尋找，這種理由必須使法國能夠名正言順地來援助皮埃蒙特。換句話說，必須刺激奧地利使它宣戰，這就使它成為侵略者了。
雖然還沒有簽訂條約，而加富爾又完全依靠拿破崙履行他的諾言，但他一回來就馬上準備戰爭。在過去一兩年內，奧地利人曾經竭力安撫倫巴第和威尼提亞的人民。1857年初，對政治犯實行大赦。在米蘭豎立利奧納多·達·芬奇的像，在威尼斯豎立馬可孛羅303的像。信仰自由主義的大公馬克西米連代替年屆九十一高齡的拉德茨基充任奧地利占領下的義大利省分的總督，這位大公後來作了墨西哥皇帝，結果被行刑隊槍決。馬克西米連在義大利的政績是優良的。倫巴第的教育制度比義大利別處的優越，儘管為了偏重科學和技術科目而多少減低了文學科目的重要性，這可能是為了貶低民族過去的自豪感的緣故。在倫巴第，奧地利的行政管理方法變得溫和起來，使加富爾越發需要趕快採取行動。他切望儘可能使皮埃蒙特軍隊具有一種義大利色彩，為了這個目的，他開始從義大利全境招募志願軍，指派加里波迪充當志願軍的領袖。儘管這支非正規軍隊被皮埃蒙特的將領們側目而視，它自身又帶有過於濃厚的革命氣味而不易為拿破崙接受，但加富爾還是從民族的立場出發予以重視，因為它可以使未來的鬥爭呈現義大利的而不是純粹皮埃蒙特的面貌。在拿破崙這方面，他正在忙於解決歐洲的困難問題。俄國是友好的，可以信賴它會保持善意的中立，也許還會有效地遏制普魯士的反法活動。英國不願對奧地利作戰，但是也未必會從中干涉。雖然歐洲的外交界開始流傳一些懷疑和不確切的謠言，但是1858年這一年告終的時候，對以後的事情至多不過留下焦慮不安的感覺。1859年1月，熱羅姆·拿破崙親王攜帶聯盟條約到達都靈，同國王的長女克洛蒂爾德公主結婚。婚禮完成和條約簽字以後，一切思想都轉到戰爭方面。加富爾希望得到法國的貸款，這是不可能的。然而義大利善於應變，他所要求的四千萬里拉304籌劃好了。因為要在4月底以前開始軍事行動簡直是辦不到的，所以歐洲還有三個月的時間可以防止戰爭爆發。英國領先採取行動，它的外交大臣不倦地為和平而努力。馬姆斯伯里勳爵305個人雖然同情義大利的正義事業，但他深恐北義大利的戰爭會蔓延到巴爾幹半島。他堅決主張在維也納會議上達成的協定只能由列強之間的談判予以更改。奧地利裝做非常尊重1815年條約的尊嚴，但由於它吞併了克拉科夫306，它已經親手破壞了條約。它對軍人較之對外交家更為信任，源源不斷地把軍隊開進倫巴第去，皮埃蒙特則用徵召後備軍來答覆它。
拿破崙的處境甚至比加富爾更為困難，因為幾乎只有這位皇帝一個人願意作戰，而加富爾則至少得到全國的支持。皇帝的外交大臣瓦列夫斯基伯爵是親奧地利的，他竭盡一切可能來破壞拿破崙的計劃。巴黎證券交易所的股票下跌，銀行家無錢支付，貿易界和商業界都主張和平，甚至軍隊對於同奧地利作戰也躊躇不決。為了爭取時間，拿破崙接受了俄國關於召開一次會議的建議，加富爾反對這個會議，奧地利卻堅持把一些辦不到的條款作為它接受建議的條件，從而破壞會議。於是馬姆斯伯里勳爵建議解除武裝。加富爾表示接受，如果奧地利首先解除武裝的話。奧地利當然拒絕了。拿破崙不同意強迫加富爾接受。都靈方面受到各種壓力，但是只要沒有收到列強的聯名通牒，加富爾就不願解除武裝。最後拿破崙讓了步，只要准許皮埃蒙特出席會議，他就同意和英國發出聯合通牒，要求撒丁王國立即解除武裝。加富爾不得不屈服，但是此刻奧地利已經失去耐心，它不顧一切為和平作出的努力，向都靈發出最後通牒，給撒丁王國三天選擇時間，或者解除武裝或者打仗。在普隆比埃秘密商定的條件已經履行，撒丁王國遭到了攻擊，法意聯盟生效了。
第二次獨立戰爭，1859年
加富爾剛一拒絕奧地利的最後通牒，久萊元帥馬上侵入了皮埃蒙特。這時氣候惡劣，整個鄉間都被大水淹沒。在進入離都靈二十哩以內之後，奧地利人後撤了，重新渡過了提契諾河，按兵不動，直到5月20日為止，這時法國軍隊蜂擁一般地開進皮埃蒙特。拿破崙在5月12日來到熱那亞，不久以後，開始了全面進攻。整個戰役由馬詹塔和索菲里諾兩處的陣地戰組成。那個結束敵對行動的維拉弗朗卡和約，恰好是在拿破崙抵達熱那亞兩個月以後簽字的。6月4日，法國在馬詹塔獲勝以後，奧地利的附庸君主都逃跑了。托斯卡納的大公已經離開，巴馬的女公爵和摩德納的公爵都撤退到安全地帶去了。加富爾馬上派遣行政長官為維克托·伊曼紐爾占有已經撤空的國家。不久以後，奧地利被迫從羅馬尼阿撤退駐軍，人民要求同皮埃蒙特合併，這時加富爾派迪·阿澤利奧侯爵到波倫亞去，擔任王家行政長官。
這一切事情正在發生的時候，在索菲里諾進行了第二次而且是決定性的戰役。這是馬詹塔戰役的重演。奧地利人在戰場上被擊敗以後，撤退到四邊形要塞的安全地帶，但是仍然能夠抵抗。拿破崙此刻面臨查理·阿爾伯特在1848年遇到的同樣問題，就是怎樣攻下四邊形要塞，然而勝利的前景不是很光明的。他的損失嚴重，援兵未來。後勤部供應不足，酷熱的天氣，以及慘殺的恐怖，使他感到沮喪和氣餒。加富爾在各公國和羅馬尼阿採取的迅速行動，以及從義大利別處得到的支持之少，使拿破崙發怒。普魯士軍隊在來因河畔集結的驚人消息，使他決心謀求和平。他沒有徵求維克托·伊曼紐爾的意見，就派遣弗勒里將軍去提議停戰，然後他才告訴國王。
維拉弗朗卡和約
幾天以後，兩位皇帝在維拉弗朗卡會晤，起草媾和條款。倫巴第讓給法國，由法國把它交給維克托·伊曼紐爾，但是威尼提亞仍然歸屬奧地利。義大利將成為教廷管轄之下的一個聯邦。小君主們還要回來，但是不得用武力使他們復位。幾天以後，拿破崙回到法國去了。維拉弗朗卡和約對義大利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奧地利人並沒有被趕走，統一為聯邦所代替，甚至倫巴第—那裡的各要塞還在奧地利手裡—的到手幾乎也是一個幻想，只是默許歸義大利占有。加富爾辭了職，但是他在辭職以前，曾命令佛羅倫薩、波倫亞和巴馬繼續堅持下去，拒絕迎回它們舊日的統治者。有兩個人挽救了局勢。在佛羅倫薩，貝蒂諾·里卡索利男爵把托斯卡納緊握在鐵掌中；他不讓大公回來，並且宣布大公國同皮埃蒙特合併。在波倫亞，盧季·查理·法里尼成為巴馬、摩德納和羅馬尼阿的獨裁者，而且照里卡索利那樣行事。
拿破崙離開都靈的時候，曾經對國王說；「你得付給我戰爭費用，關於尼斯和薩伏依，我們就不再提了。」他此刻處在一個為難的境地。他的諾言沒有兌現，他沒有把奧地利人趕走，由於簽訂和約的緣故，他激怒了義大利人，他帶給法國的只不過是榮譽而已。他曾保證成立義大利聯邦，但是他不能履行；他曾保證讓被攆走的君主們回來，但是他不能強迫人接受他們。他真正想要的是尼斯和薩伏依。他照例建議舉行一次會議，但是這個建議受到冷遇；於是他放棄成立聯邦的念頭，並且暗示，他樂於以薩伏依和尼斯作為戰費賠償。但是都靈的拉·馬莫拉政府太膽怯，也可以說是太愛國了，因而不能接受這個主意，事情還是和原來一樣。只有一個人有足夠的膽量和智慧來解決這個僵局，那就是加富爾。1860年1月，他又重新當權。加富爾知道拿破崙的地位全靠公民投票，他不能拒絕接受根據公民投票作出的決定，因此他命令法里尼和里卡索利馬上舉行公民投票，尼斯和薩伏依也將舉行同樣的投票。結果是一個預定的結局—尼斯和薩伏依投票併入法國，托斯卡納和伊米利亞投票併入撒丁國。為了使投票合法化，加富爾向議會提出一個議案；這只不過是一個形式問題，因為拿破崙已經把他垂涎的獎品攫奪到手了。議會的辯論激起很多猛烈的反對，但是在議會以外引起的激動是不大的。全義大利的眼睛正在望著南方，因為加里波迪和他的「千人團」已經乘船赴西西里去了。
加里波迪與加富爾
「千人團」的遠征說明了義大利民族解放運動的一切分歧：一是馬志尼和他的更積極的信徒們堅信加富爾是出賣義大利解放事業的叛徒，二是加富爾本人不願幫助任何統一運動，除非這種統一能夠在薩伏依王朝統治下完成，三是加里波迪不信任議會和外交官。在1860年，義大利的統一是由加富爾與加里波迪之間的衝突造成的。統一出現得比加富爾預定的還要快，對於統一的形式，無論加里波迪或者馬志尼都是不贊成的。但是在1860年春天，加富爾已經失去主動權，象歐洲其他地方一樣，只能夠注視著加里波迪驚人的功績了。
征服西西里
密謀和造反是西西里常有的。由於西西里人的悠久的獨立傳統和他們對那不勒斯人的憎恨，在西西里人中間一直有一觸即發的因素。馬詹塔戰役以後，出現了群眾的運動，但是運動受到警察的監視，很容易就被遏止了。從那時起，又有另外的鬥爭正在展開，組織這種力量的，是馬志尼的代理人尼科拉·法布里齊和那位密謀造反的、預兆暴風雨的海燕、未來的義大利首相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307。西西里人拉·法里納—民族協會的秘書，也有代理人在島上活動，為義大利和維克托·伊曼紐爾工作。1860年4月，西西里又在一片造反中沸騰起來，雖然巴勒莫的一次起義很快就被鎮壓下去，但是整個鄉間都武裝起來了。消息傳到熱那亞的時候，人民立刻向加里波迪發出呼籲，請他率領遠征軍前去支援。加里波迪猶豫不決。關於真實情況，在證據方面有很大的出入。島上有兩萬多軍隊，加里波迪成功的機會似乎很少。猶豫不決的狀態持續了一個月，當時志願軍已經在熱那亞集合，武器和彈藥主要是從民族協會那裡募集來的。最後，在5月5日，一千一百名志願軍向兩艘舊商船蜂擁而上，從夸托開航，六天以後在西西里島西端馬爾薩拉地方安全登陸。遠征軍上岸的時候，幸免於難，因為兩艘那不勒斯巡洋艦駛達太晚，未能把這兩隻商船在海上捉住，於是它們開始炮轟港口，但因為兩隻英國船的船長提出抗議，把它們嚇住了，它們才撤退回去。
遠征軍馬上向內陸的道路前進，這條道路向東北跨過海島通往巴勒莫。在第一座城市薩勒米，加里波迪以維克托·伊曼紐爾的名義宣布他對全島實行獨裁。正在繼續前進的時候，他發現在卡拉塔菲米地方，道路被兩倍於他自己兵力的那不勒斯軍隊所封鎖，這支軍隊是牢固地據守在一座梯形山頂上的。全部遠征軍的命運處在危險中。在炎熱的下午，加里波迪的軍隊多憑藉刺刀而不大憑藉子彈，一層一層地猛攻那座山頭。在他們衝上最後一層的時候，在數量上依然占有很大優勢的敵軍，終於崩潰而逃跑了。勝利已經贏得。到了5月18日，加里波迪在蘭達地方可以看得見巴勒莫了，在那裡他得到消息，說那不勒斯的兩萬軍隊大部分防守著西邊的入口。於是他掉頭南去，穿過山地，迂迴前進，最後到達季比爾羅薩，在那裡拉·馬薩率領三千西西里人與他會合。他此刻已經來到巴勒莫的對面，人們一點也沒有料想到他會到達那裡。27日，他發動一次夜襲，攻占了邊境大門，於是城市的爭奪戰展開了。市民起來反抗駐防軍，設置障礙物，同加里波迪的軍隊並肩作戰，西西里總督郎扎從海上和陸上炮轟這座城市，給建築物造成的破壞多於給敵軍造成的損失，最後，英國艦隊司令芒迪勸他要求停戰。停戰條款談妥以後，一萬二千那不勒斯軍隊撤出城市，讓加里波迪獲得勝利。
征服那不勒斯
隨著巴勒莫的投降，西西里實際上落在加里波迪手裡，政治問題引人注意。加富爾想使西西里立即歸併在新王國內，但是加里波迪不同意，他的政治顧問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成了代理獨裁者。於是加富爾派遣拉·法里納去催促合併，但是加里波迪馬上用船把這人送回熱那亞。這時加里波迪非常憤恨他的出生地尼斯被放棄給法國，這件事情差不多足夠使加富爾的建議受到加里波迪的拒絕了。7月20日，在米拉措地方發生了最後一次西西里戰爭，這場戰爭結束以後，加里波迪打算渡過海峽，征服那不勒斯。此時援軍已經到達，他有一支相當龐大的武力在他指揮之下了。加里波迪沒有政治頭腦，他完全無視國際上對他正在幹的事情作出的反應，他也不懂得義大利的統一要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靠法國的友誼。他抱著堅定的決心，不但要征服那不勒斯，而且要向羅馬進軍，把法國駐軍攆走，在國會會議廳宣布維克托·伊曼紐爾為義大利國王，他對於他的這個決心一點也不隱瞞。但是拿破崙從來不願義大利統一，此時他敦促英國把義大利分為南北兩部分，為此建議和英國共同巡邏海峽，阻止加里波迪渡過。英國自由黨政府拒絕了這個計劃。8月18日，加里波迪渡海登上大陸，受到各方面的歡迎，他到那不勒斯的旅程成了一次勝利的進軍。9月6日，國王弗朗西斯二世逃跑了，第二天，走在軍隊前面好幾英里的加里波迪，在狂熱的歡呼聲中進入了這座城市。
加里波迪的成功是那麼驚人的迅速和圓滿，在他占領羅馬，把他的工作完成以前，他頑強地拒絕同撒丁王國合併。這一切給加富爾造成了極其為難的局面。他早已策劃一個陰謀，用那不勒斯內部暴動的辦法把弗朗西斯從那不勒斯趕跑，以便在加里波迪到達那裡以前就占領這座城市，但是這個陰謀完全失敗了。此時唯一可以採取的辦法似乎是，或者憑藉殘存的那不勒斯軍隊在沃爾圖諾河畔作有效的抵抗，出其不意地阻止那位獨裁者的成功，或者派遣王國的軍隊通過教皇轄地去堵住那條通往羅馬的道路。此二者的結合挽救了局勢。在沃爾圖諾河戰役，加里波迪雖然勝利了，但是卻付出了足夠的代價，使軍隊在準備再往前進以前耽擱了很久，這就使加富爾有時間把王國軍隊開到南方去。教皇軍隊在卡斯太爾菲達多地方被擊敗，在維克托·伊曼紐爾率領之下，王國軍隊向那不勒斯推進，最後國王同這位獨裁者在太阿諾地方會合，於是義大利的統一實現了。幾天以後，他們兩人乘車穿過那不勒斯城，然後加里波迪謝絕一切報酬，回到卡普雷拉島他的岩石重疊的家鄉去。
加富爾之死
加富爾現在急於儘快地借合法權力的保護來掩蓋革命的方法，即召集義大利第一次國民議會，宣布維克托·伊曼紐爾為義大利國王。1861年1月舉行選舉，2月18日，維克托·伊曼紐爾主持議會開幕。會期很短。一個簡短的法案使義大利新國王的地位合法化。此時不在他統治下的，是仍歸奧地利占領的威尼提亞和聖彼得的轄地—羅馬城的橫貫南北的一條狹窄的長方形地帶。王國會議閉幕以後，加富爾埋頭處理新國家所面臨的大量問題，首先是羅馬問題。要緊的是，試圖在義大利與教廷之間獲得一個暫時的協議，加富爾相信，按照他的名言「自由國家的自由教會」的方針，解決是可能的。作為放棄世俗政權的交換，他提出給教皇政權以宗教上的自由和財政上的保障，這是教廷在義大利從來沒有的。他還希望勸說拿破崙從羅馬撤退他的駐軍，在新王國消除外國刺刀下的污辱。但是，使義大利驚惶失措的是，事前幾乎沒有一點預兆，加富爾就忽然病倒，在6月的第一周內去世了。在加富爾還活著的時候，帕默斯頓勳爵308在下院的辯論中說了下面幾句話：「對於在這次辯論中屢次受到責備的義大利政治家加富爾伯爵，我只想說，現在和將來的義大利都會把他看作曾為自己的國家的歷史增光的最偉大的愛國者之一。我知道，沒有一個國家受到它的任何一個兒子那麼多的恩惠，象義大利受之於加富爾一樣。」這是一篇崇高的讚辭。
加富爾之死對義大利是一個重大的損失。他作為一位政治家的偉大品質、他對於歐洲政治的淵博知識、他同拿破崙的友誼以及他的外交才能，都是不可復得的。但是他的天才有一個很少為人注意的方面，也許更為可貴，這就是他作為制憲大臣和作為偉大的議會雄辯家的才能。在若干年內，在義大利站穩腳跟以前，它的箴言必定是安全第一，它很不可能任意採取一種冒險的政策。義大利最需要的是政治教育和組織，使它的新的立憲制度能夠在全國紮根。民主政體經常被人當作自己發生作用的萬應藥方，一旦設置，就不要求更多的注意。一個國家必須學習運用議會制度，這個意見似乎沒有人體會到。義大利發現加富爾這位領袖不但對於民主原則有深刻的理解，在議會的程序和實踐上有十年的經驗，而且是對於應付難以討好的眾議院有真正才能的一個人，他了解政黨制度，在公共生活上樹立清廉的高標準，並且體會到議會生活必須真正表達人民的意志。要是他還活著，也許他訓練義大利就象他訓練皮埃蒙特一樣，使民主政治獲得成功；事實上，經過五十年的努力，民主政治竟告失敗，而代之以法西斯制度，來自下面的選舉讓位於來自上面的提名和挑選。
三、統一的義大利，1861—1870年
新國家
皮埃蒙特憲法經過最小限度的修改推廣到義大利。這部憲法的缺點之一，是範圍狹窄的選舉權。不識字的人被剝奪了投票權。在皮埃蒙特，這不是很大的缺陷，那裡的文化和識字程度比較高，但是一旦推廣到教皇轄地和南方時，就只有不到百分之三的人有投票權。在這之上，還有教皇的關於「無益」309的訓諭，就是天主教徒不得當選舉人，也不得當候選人。再加上出於無知和疏忽而從來不去投票的人所占的百分比，四百四十三個議員實際上是由二千萬人口中大約三十萬名選民選出來的，即略少於七百名選民才有一個議席。大多數國民全然沒有迫切的政治興趣，每一個選區的選民也不過是一個派系的人。另外一個困難是，議會是在都靈召開的。在一個鐵路不發達的國家，這給從西西里和那不勒斯來的議員們造成的耗費和不便，必定是非常大的。不可避免的是，議員和選民只有間隔很長的時間才能夠發生接觸，這種情況勢必更進一步降低全國人民對新型的政府的興趣。
圖15 義大利的統一
第一次國民議會召開的時候，大多數議員屬於右派。這一派的核心是皮埃蒙特人組成的牢固的集團，來自義大利各地的追隨者聚集在他們的周圍。十五年來，選民始終不變地選舉這個集團的成員為國會議員，儘管在那個時期有十三個不同的內閣，有八個來自不同地區的首相，其中六個皮埃蒙特人、一個托斯卡納人和一個來自教皇轄地的人。選民似乎不顧集團內部的分歧和爭吵，決心使義大利問題按照加富爾的傳統來解決，並且不讓南方的勢力占優勢，直到新的議會制度的基礎牢固地奠立時為止。「左派」包括一群從前的共和派，主要是馬志尼派，還有一夥抱有各種政治色彩的無定形的加里波迪派，行動黨就是從這些人中間集攏來的。這一派一心要儘快地收復羅馬和威尼提亞，必要的話，可以使用非常的手段。加富爾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個月曾經宣布某些原則，他相信應該用這些原則來指導國家的政策。其中第一個原則是，羅馬應該是王國的首都和政府所在地，但是要把羅馬弄到手，必須取得同意，或者通過談判，而不應訴諸武力。他說，對於威尼斯，義大利必須等待。要過若干年以後，陸軍和海軍才有力量向奧地利挑戰，在那時以前，他們必須忍耐。同法國以及法國皇帝的友誼，無論出於感激的心情，還是出於用它來抵消奧地利挑釁的更實際的立場，也同樣是他的政策的一個原則。
有兩年沒有發生糾紛，政府繼續進行巨大的改組工作。行政管理問題用設立五十九個省分的辦法予以解決，根據法國的榜樣，每一省歸一個地方行政長官管轄。皮埃蒙特的民法和刑法推廣到別的地方去，只有托斯卡納暫時還被允許保留它自己的刑法，這個刑法比皮埃蒙特的榜樣在某些方面更開明些。在托斯卡納，對一切罪行都已廢除死刑，對於文明的佛羅倫薩人，要把死刑再推行到這裡來，顯然是會引起反感的。在國家管理下，教育制度也標準化了，公路修築起來了，秘密警察不見了，出版有了自由，國內的關卡也廢除了。陸海軍的改編工作正在著手進行，統一的度量衡制度和貨幣制度設計好了。但是，在一切進步形式的上面，都籠罩著財政不穩定的幢幢鬼影—統一的代價是非常昂貴的。所欠七個不同國家的債務不得不接收下來，結果是驚人的赤字。義大利任命昆蒂諾·塞拉310為財政大臣，這人在徵稅方面採取無情的手段，只要有可能就削減開支，但是只是經過十五年的努力，收支才得到平衡，而且這也只是暫時的現象。局勢已經很困難，那不勒斯的情況又使它變得更壞了，在那裡，搶劫行為採取了半宗教性的游擊戰爭的規模。在加里波迪征服那不勒斯的時候，加富爾曾經希望保持那不勒斯軍隊原封不動，把它運到北方去，用來加強倫巴第的消耗殆盡的軍隊。但是加里波迪已經把向他投降的士兵解散，此時許多人參加土匪一夥，不願重新入伍。經過五年激烈的戰鬥，無情地實施最嚴厲的懲罰，並使用正規軍和加里波迪的士兵，才把搶劫鎮壓下去。少數失望的加里波迪士兵加入了游擊隊。
眼前有了這一切緊急的任務，政府既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思去組織政黨。全國的傾向是贊成議員們根據地區來分組，例如皮埃蒙特人、托斯卡納人、那不勒斯人，但是這種地區主義後來由於各集團追隨各自的領袖而把事情弄得複雜起來。政黨紀律的廣泛缺乏，不可避免地導致舊日國與國間猜忌的再現。在眾議院，這一點表現在公開反對「皮埃蒙特主義」上面。報紙上發起一種運動，主張把首都遷到別處去。這種態度造成許多不幸，並且有破壞舉國一致觀念的危險，而許多事情都是要依靠舉國一致的。
羅馬問題
這時政府在普遍騷動的壓力之下，正在被迫試圖解決威尼斯和羅馬的問題。快到1860年年底，加富爾開始同羅馬談判，但是經過有希望的開端以後，梵蒂岡突然中止談判，把加富爾的居間人趕走。加富爾的繼承人里卡索利企圖重開談判，但也遭到拒絕，任職九個月以後，他就辭職了。拿破崙也不願商談法國軍隊從羅馬撤退的問題。於是國王選擇律師烏爾班·拉塔齊為首相。他的出現馬上使加里波迪打起精神來，他曾經說過：「我們總是可以和拉塔齊合作的」，於是他毫不遲延地開始制定進攻威尼提亞的計劃。但是奧地利政府和軍隊的主張與那不勒斯的主張相比，是很不相同的，此時對於加里波迪的所作所為本來是不聞不問的拉塔齊，根據維也納的示意，突然派出警察和軍隊，把在薩尼科徵募的一伙人打垮，把加里波迪送回他的卡普雷拉島去。1862年，加里波迪忽然又在巴勒莫出現，作為總督的貴賓開始發表演說，喚起人們參加遠征去攻占羅馬的熱情。志願軍照例奔赴他的旗幟之下，深信在加里波迪與政府之間有某種私下的諒解。這一次由於拿破崙發出警告，於是又有命令停止這個運動。但是巴勒莫的艦隊司令卻抱著相反的態度，因此加里波迪率領幾千名裝備不足的士兵，在卡拉布里亞登陸，出發向羅馬挺進。在勒佐附近的阿斯普羅山區，他們被王國軍隊包圍，在接著發生的互相射擊中，加里波迪足踝受傷被俘，但最後又被釋放。人民感到這位民族英雄的受傷是一個莫大的恥辱，於是拉塔齊內閣辭了職。
在大臣們不知道的情況下，維克托·伊曼紐爾已在採取他自己的秘密政策，並同馬志尼和加里波迪兩人保持聯繫。馬志尼正在策劃威尼提亞的內部起義，準備由王國軍隊加以占領，國王卻一直堅持他們必須等到軍隊改編以後，這使馬志尼感到憤恨，他等得太不耐煩了。加里波迪象馬志尼那樣活躍，他正在招募新兵，徵集軍火，但是對他的目的保持絕對的沉默。似乎在加利西亞已經有一個密謀，在這個密謀中，加里波迪的合作者是波蘭和匈牙利的鼓動者，他們的行動維克托·伊曼紐爾是知道的。最終的目標是趁奧地利忙於對付匈牙利和加利西亞起義的時候占領威尼提亞。正在籌備起義的謠言傳到行動黨（159頁）那裡，他們堅決不贊成這樣一個使加里波迪同義大利分離、並且是在沒有得到該黨的認可和合作的情況下安排的運動。1864年7月，行動黨在《權利報》專欄內發表了一篇否認的聲明，譴責所計劃的遠征，並宣布同一個「由君主們指揮的、必然是為他們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為人民的利益服務」的運動斷絕關係。加里波迪的秘密使命的被揭露，觸怒了加里波迪和國王，但是揭露的目的終於達到，這個計劃也就被放棄了。王國的未經許可的政治活動的被揭露，促使內閣在極為秘密的情況下同拿破崙訂立了一個協定，在九月間宣布一個正式公告，說法國同意在兩年內從羅馬撤退它的軍隊，義大利保證教皇領土不受任何外來的進攻，而政府則在議定書中擔保把首都從都靈遷往佛羅倫薩。這樣做沒有說明理由，也許是故意不說的，因為這樣就能使義大利人宣布把政府遷到離羅馬只有一半路程，而法國則可以把它解釋為義大利確實放棄把羅馬作為首都了。
所謂「九月協定」沒有多少可以稱道的地方。它暫時改善了同法國的關係，多少滿足了民族的尊嚴，但是激怒了皮埃蒙特人，使羅馬當局非常憤懣，他們深知法國駐軍一旦撤走，可以料想會發生什麼情況。在協定簽字三個月以後，教皇頒布了一道訓諭，附有「現代謬論條目」311。這個訓諭準備了若干年，它出現的時間似乎出於偶然，同九月協定非常接近，但是它又非常恰當，似乎是教皇對羅馬受到的威脅所作的答覆。它毫不妥協地重申教廷的要求，對於世俗政府的政策，這是一次猛烈的進攻。在政治上它也是銳利的一擊，因為它是直接針對著自由主義的天主教運動的。在義大利，這個運動切望同政府妥協，以便在世俗權力與宗教權力之間取得暫時協議。教會的態度始終堅決，一直拒絕同政府達成任何和解，截至憲法被法西斯主義掃除時為止，羅馬從沒有同政府達成協議。「現代謬論條目」更進一步激怒了所有要求把羅馬作為首都的義大利人民，並使他們相信，一切談判都是徒然的，只有武力才會使梵蒂岡屈服，結果證明他們是正確的。
第三次對奧戰爭
1864年，俾斯麥引誘奧地利一同把什勒斯維希—霍爾斯坦從丹麥手裡奪取過來，但是這兩個盟國馬上發生爭執，很可能打起仗來。如果義大利為了奪取威尼提亞而同普魯士結盟，奧地利就要面臨在兩條戰線上作戰，軍隊也要分成兩起。如果義大利同奧地利達成協議，普魯士就得應付奧地利的整個兵力。加富爾的才能也許從來沒有象在隨後的談判中那樣令人追念。首相拉·馬莫拉是個誠實的軍人，但不是個外交家。1865年8月，普魯士駐佛羅倫薩的公使提出這個問題：如果普魯士對奧地利宣戰，義大利抱什麼態度？拉·馬莫拉的回答是謹慎的。就是必須同拿破崙商量。巴黎的答覆大意是說，皇帝贊成義大利取得威尼提亞，但是如果義大利同普魯士締結同盟，它對奧地利作戰就得由自己負責，得不到法國的幫助。然而，俾斯麥親自到比亞里茨去拜訪拿破崙，得到了法國確守中立的保證，並使自己對義大利有了行動自由。於是義大利的果沃納將軍被派往柏林，奉命說，如果普魯士願意簽訂攻守同盟，義大利也願意簽訂，否則義大利不願保證參戰。俾斯麥對威尼提亞的命運不太關心，不準備為了保衛義大利而同奧地利作戰。他所需要的只是，義大利軍隊儘可能牽制奧地利軍隊的大部分。
結果俾斯麥達到了他的目的。3月27日，拉·馬莫拉收到所建議的結盟的條款。在普奧戰爭開始以後，義大利應立即宣戰，不得單獨停戰或媾和。義大利將要得到威尼提亞，普魯士將要得到同等人口的土地。如果奧地利艦隊從亞得里亞海駛出，義大利艦隊就得開到波羅的海去。於是義大利把全權證書送給果沃納將軍，條約在4月8日簽字。奧地利由於感到雙重的威脅，它就盡最後的努力把義大利從同盟中拆開。這是通過巴黎進行的，就是要把威尼提亞割讓給法國，再由法國轉讓給義大利。這是很大的誘惑，但拉·馬莫拉對普魯士守約，予以拒絕。這時英國、法國和俄國還用列強會議這一陳舊的特效藥方從中干預，但是象在1859年一樣，這個會議被奧地利破壞了，它只願按照荒唐無理的條件才予以接受。6月16日，普魯士和奧地利雙方宣戰，四天以後，義大利也宣戰了。
在義大利為獨立而戰的所有戰役中，最後一次是代價最小但也是最丟臉的一次。在1866年，它不是經過英勇的戰鬥被優勢的兵力擊敗的，也不是在一次損失重大的戰鬥中被擊敗的，而是由於高級指揮部無能透頂，情報和參謀工作有缺點，而且多半是因為它不能把它的全部兵力投入戰線，才被數量只有它一半的軍隊所擊敗。6月24日進行的庫斯托扎戰鬥是一次勝負未決的戰鬥，但是結果義大利軍隊撤退了。
義大利遭受挫敗的消息很快就傳遍歐洲，但是普魯士在薩多瓦地方獲勝的消息傳出以後，義大利受挫的影響就被抵消了。甚至在這以前，拿破崙不顧義大利的民族自尊心，就打電報建議立即停戰，因為奧地利皇帝已經提出把威尼提亞割讓給法國，再由法國交還義大利。第二天傳來普魯士勝利的消息。拿破崙原來預料戰爭會拖延，而以奧地利的勝利收場。事實上戰爭經歷的時間是驚人之短，而普魯士則是勝利者。此刻他的政策是準備找出理由來締結一個反對勝利者的法奧同盟。但是義大利對於間接地並且在失敗的暗影下面接受威尼提亞的意見是憤慨的。繼拉·馬莫拉擔任首相的里卡索利極力主張立即在陸上和海上採取軍事行動，決定侵入威尼提亞，並進攻奧地利艦隊。然而，海上的戰爭使義大利遭到和陸上的戰爭相同的失敗。在利薩戰役中，奧地利艦隊擊敗了同樣龐大的、更現代化的、裝備更優良的義大利艦隊。
威尼提亞的割讓
在利薩戰役結束幾天以後，俾斯麥在尼科爾斯堡在對奧和約的議定書上籤了字。他不顧同盟條款，不徵求義大利的同意就簽了字。停戰協定剛一簽字，奧地利就把一切可以使用的軍隊趕調到的里雅斯特和伊松佐去，義大利才發現自己面對著三十萬人的軍隊。它無力單獨作戰，就提出談判，但是無論俾斯麥或者拿破崙都不願支持它對提羅爾或特蘭提諾的主權要求，它也只好滿足於接收威尼提亞，而把它所渴望的戰略邊界讓給奧地利。10月間，簽訂和約。義大利雖然終於得到了威尼提亞，但它對於它在戰爭中的表演和它贏得戰利品的方式，不能不感到恥辱。在陸上、海上以及外交上，它都被擊敗了。它不得不屈從俾斯麥和拿破崙的意志，間接地把威尼提亞接收過來。雖然全國對勝利抱著巨大的期望，但是陸海軍高級指揮部所暴露的無能，使幻想無情地破滅了。
羅馬問題，1867—1870年
威尼斯的收回只引起一個短時間的興奮，此後國家又轉過來盡全力處理它的長期的國內糾紛了。此時一切心思都集中在羅馬上面。法國已經在字面上而不是在精神上履行了九月協定的條款。它已經從羅馬撤走它的駐軍，但又馬上允許徵召常備官兵，由教皇統率，在所謂「昂蒂布軍團」這支新軍中服役。這支軍隊連同教皇的軍隊和由以前的土匪改編的幾支訓練差的聯隊，構成教皇有權徵集的一萬人軍隊。與此同時，義大利政府聲明，它決心履行它的諾言，並阻止對教皇領土的一切進攻，但是不久它又不得不承認，戰後為了財政上的原因把軍隊大量削減之後，實際上不可能巡邏整個邊界。
至於怎樣才能把羅馬弄到手，全國對此意見分歧。政府和多數右派依然堅持加富爾的傳統辦法，即不應訴諸武力，而只能憑「道義手段」使羅馬歸屬義大利，他們並且不顧過去的經驗，一直相信教廷終於會響應的。行動黨、加里波迪派和一般的左派認為只有武力才能使羅馬屈服，鼓吹採取行動。為了有助於談判，里卡索利提出一個自由教會法案。這個法案是以讓步為基礎的，議員們對此抱著非常強烈的敵對情緒，因而里卡索利決定在提出這個法案以前實行普選。普選鬥爭極為激烈。加里波迪應邀發表反對這個法案的演說，並且旅行全國，用他一貫的激烈態度抨擊教士們和教皇。新的眾議院證明是敵對的，於是里卡索利辭了職。國王現在又把拉塔齊找回來。拉塔齊的最後一任首相職務只延續了六個月，和他前兩次任期一樣，同時存在著一連串的陰謀，接著就是民族的屈辱。他在眾議院的多數包括從左右雙方各黨派臨時湊成的票數，這就不可能有一個一致的政策。他盡最大的努力勸說拿破崙，在教皇轄地遭受侵略時，讓義大利自由行動，同時他冷熱無常地對待集合在邊境上準備侵入的志願軍和加里波迪的軍隊。在拿破崙看來，羅馬問題是一場噩夢。他倒樂於把它拋開，但是他已經落到毫不妥協的教士們的掌心中了。
加里波迪與曼塔納
這時，加里波迪、馬志尼和行動黨正在把全國煽動到了狂熱的程度。國王的態度是曖昧不明的，舊日的共和黨正在抬頭。拉塔齊面臨可怕的決定。投到加里波迪一邊，就意味著同法國破裂，也許會發生戰爭；對他使用武力則可能引起革命。9月，對羅馬進攻的準備已經非常明顯，以致拿破崙揚言馬上要把軍隊用船運來，為了挽救這種局面，政府很機智地把加里波迪逮捕，又把他安置在卡普雷拉島上，派六艘戰艦去防止他逃走。儘管小心提防，幾星期以後，他又回到了義大利。對教皇轄地的入侵已經開始了。派去監視邊境的常備軍對志願軍很友好，不盯住他們。在羅馬本城，無力的起義嘗試已被警察粉碎。加里波迪親自領導這個運動，而拿破崙則用船運來一師軍隊支持教皇。加里波迪占領了羅通多山，但是不得不退卻到蒂沃利。法國軍隊和教皇軍隊在曼塔納截擊他。經過一番英勇的抵抗，加里波迪大敗，他的殘餘的軍隊又越過了邊界。
國內的困難
曼塔納戰役以後，義大利人民的憤慨是強烈的。他們對拿破崙的行動非常痛恨。法國將軍曾說，「夏斯波步槍312（一種新式的法國來福槍）創造了奇蹟」，這句笨拙的話把事情弄得更糟了。在國內，由於沉重的賦稅負擔以及暴露出來的政治上的無能和財政上的徇私舞弊，義大利正在陷入沮喪的泥沼。菸草舞弊案使全國幾乎陷於絕望，據說連大臣們甚至王室都牽涉在內。從曼塔納戰役到普法戰爭的兩個年頭，對義大利是一個最危險的時期。君主政治已經不被信任，在馬志尼鼓動之下，共和主義似乎正在支配全國，甚至滲透到軍隊里。窮困、霍亂和歉收增加了人民的不滿，新王國的基礎似乎正在坍塌。但是義大利繼續掙扎，它不顧一切困難，眼光始終盯著羅馬。
自從加富爾死後，教會與國家的關係不斷惡化。禁止男女修道院一事使教廷對它的宗教權利的要求強硬起來，強迫沒收它的世俗財產一事加強了它的怨恨。此外，頑抗的教士們甚至主教們都被投入監獄，受到侮辱。因此，只要得到法國的支持，教皇就不會屈服。教廷的精神武器也還沒有用盡，所以曼塔納戰役以後，就出現了「教皇無謬論」的教義。這個教義並不新穎，但是若和「現代謬論條目」連在一起，它是具有危險的意義的，因為這就是說，反對現代文明會成為所有天主教徒必須遵守的義務，教皇還聲稱他凌駕於世俗君主們之上，這個說法會發展成為一個信條。但是這個信條一經宣布，卻產生了一個意外的結果。它顯示羅馬是每一個天主教政府的敵人，從而促使歐洲聽憑義大利軍隊去占領羅馬。
占領羅馬
普法戰爭早已被人看作是不可避免的，拿破崙不止一次向奧地利和義大利提議締結同盟，但是兩國中任何一國都不願承擔義務。最後，看來這場戰爭是無法逃避了，於是法國皇帝直接向義大利呼籲。維克托·伊曼紐爾出於對過去的感激，本來願意幫助法國，但是軍隊的情形和財政的狀況使他無能為力，因此義大利不參加這場戰爭。法國駐羅馬的軍隊很快就撤走了，由於色當慘敗，法國皇帝下台，第三共和國宣布成立，對法國的一切義務都已終止。義大利終於可以自由行動了。它對羅馬提出最後要求，但是只有武力才可以使梵蒂岡屈服，因此義大利就訴諸武力。軍隊向羅馬挺進，攻破城牆，進入城市。只有到這時教皇才屈服，他要求由義大利軍隊占領教皇城，保護教皇，以防止可能發生的暴行。義大利全國的許多街道都命名為「九二〇」313大街，這是1870年進入羅馬的日子。
10月間舉行的公民投票，以壓倒多數主張羅馬同義大利合併，經過半個世紀的努力，義大利的統一終於完成了。剩下來要做的事情就是確定政教的關係，澄清教會的地位。這是由所謂「保障法」達成的。根據這條法律，教廷擁有梵蒂岡、聖約翰·拉太朗教堂（基督教世界的教堂之母）和岡多爾福城堡的夏宮。確認教皇享有主權國的權力和特權，宣布他的人身不可侵犯，每年撥款（十二萬九千英鎊）作為他的維持費。他有自己的郵政和電報設施，有同基督教和天主教世界通訊的自由。但是政府保留財產權，對義大利的主教管區和有聖職的人的世俗財產有否決權，對天主教神學院有視察權。教士要受國家民法的約束。教皇的答覆是拒絕接受政府的津貼，對於所有曾經參與使教皇喪失權力的行動的人們，教皇開始更大規模地把他們逐出教會，並聲稱他自己是「梵蒂岡的囚徒」。五十年來，沒有一個教皇走出過梵蒂岡的宮牆。
在這年年終以前，義大利政府的都城就開始遷往羅馬。12月，眾議院在蒙太契托里奧宮召開新的會議。5月，發表「保障法」，幾星期以後，國王在魁里納爾宮永久定居下來。「保障法」並沒有如所希望的那樣彌合政教之間的裂痕。這是政府作出的單方面解決辦法，既沒有同教會商量，也沒有取得教會的合作，因此梵蒂岡對此置之不理。但是這兩個政權還是不得不同時存在，雖然分歧在表面上依然象往常那樣尖銳，但已逐漸達成一個暫時協定。許多分歧都在幕後友好地商妥，但是要雙方沒有偏見才行，所以關於梵蒂岡的法律地位、關於劃分政教雙方行動和勢力的確切範圍這一基本問題，在1929年達成拉太朗協定以前還沒有解決。
1870年這一年在宗教意義上和世俗意義上都是教皇權力的歷史分水嶺。在這一年上半年，梵蒂岡舉行一次教會大會，大會宣布「教皇無謬論」的教條。教皇的一切權威性的發言今後都被當作神的啟示，後來的任何會議都無權加以否認或修改。這個教條把幾個天主教的自由主義學者看作敵人。教會與自由主義的宗教改革主義的世俗世界之間的分裂，現在似乎已經完成了，而年輕的義大利王國就是這個世俗世界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