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穌傳 · 9．一般的評述

緒論——第二部分 論作為耶穌傳原始資料的福音書 甲、福音書的來歷及其古老性的外在證明 從以上一系列的嘗試中已經說明並清楚地指出，只要還把福音書當作是嚴格歷史性的，就不可能有對於耶穌生平的歷史的見解。不過是不是不可避免地必須這樣承認它們呢?難道1500年的傳統，一直上溯到使徒時代的最古老的證明還不足以令我們確信它們有些是信實可靠的親自見過基督的人的寫作，有些是這些人的伴侶或門徒的寫作嗎?承認後一假定也許並不是一般結論的充分保證；因為即使是一個目擊的見證人，由於知覺作用的不正確或其寫作目的的非歷史性，也可能作出不正確的報道來；但我們姑暫承認它是如此而就有關福音書年代及來歷的證明的性質及其可信性加以考察。 首先，我們對證明某一著作是由某一個別作者得來的意義必須有明確的理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很容易先從文件本身尋找證據並立即承認它就是它的標題頁上所寫明的某某人的著作。但這僅是一種臨時性的處理辦法；如果對所提出的由來的正確性發生任何疑問，我們立刻就會開始想到以假名發表的著作是多麼常見的事，而原來匿名發表的著作結果往往被誤認為是由某某人所寫；我們就會另尋其他證據。一篇標明為一個活著的當代人寫的著作，由於考慮到著者本人的默認以及無人否認，我們就會相信該書確係某人所寫；因為他自己或別人，表面的作者或真實的作者，在抗議欺騙這件事上都有直接的利害關係。但即使在這一種情況下，除非雙方都知道該書的著作人是被弄錯了，否則錯誤的發覺也還是不能確定的，如果作者已死，則問題就更複雜了。死者當然不可能再提出抗議；至於別人能不能或願意不願意這樣做，那就要看情況而定。該作品可能或多或少地和我們從其他來源所知道的該作者的情況相符，因而就給其本身的真確性提供了相當完備的內在證據；但是如果拿不出原稿來，則只有在作者本人的信件或其死後遺留下來的其他便箋中明確提到該著作，或作者的親密友人明確地告訴我們知道作者曾從事該項著述或確已完成該著作的情況下才能使人確信該作者的身份；而這一切總還要以對所提出的證件或對見證人的信用、資格或動機沒有疑問為條件。 一部署某人姓名的著作由古代傳給我們其情況實質上也是一樣。只有在該作者本人的毫無疑問的著作或其同時代人的真實記錄中提到時才能使人確信它的真實性。例如，西塞羅 [48] 在他的信札里在從布魯土斯 [49] 到凱撒的注釋里，在不同情況下提到了他的各項著作；維吉爾，賀拉西和奧維德在較晚的著作里提到了較早的著作；小普利尼在他的一封信里給他的朋友塔西圖斯（Tacitus）正在寫作的一部 [50] 歷史提供了塔西圖斯所要論述的某些詳細資料；在另一封信里他列舉了他的伯父老普利尼的著作，提到了它們的次序和細目 [51] 。後一點是很重要的，而且描述必須精確；以便對作者的身份提供令人滿意的證明；因為作者或其熟人所證明的真實著作可能已經遺失，後來被人以另一著作代替。只有當一個與之接近的同時代人，在談到該著作時引用了尚存在於該著作中的一段話，像普利尼引用了馬歇爾的警句 [52] 那樣，他的見證才是達到可能達到的最高確實性。但當一個同時代的或較晚一些的作者，說到另一人為具有某某內容及標題的著作的作者，而沒有引證署有該標題的現存著作中的任何一段的文字時，這樣的見證就不夠充分；反過來說，如果作者引用了另一作者所用的同樣辭句或說法而沒有言明引自何人或是否引語，這樣的見證就更不充分了。因為在這裡有雙重的可能性——或者兩個各自無關的作者，都引用了第三作者的話，或者這些話是在某一時期某一圈子內所慣用的辭令，兩個作者雖都引用了這種說法，卻沒有任何書面前例可資證明。 這樣，從事情的性質本身看來，很明顯，對真實性的外在證明，沒有由於該著作符合於時代的情況，符合於該假定作者的特性而產生的內在可能性的支持與佐證就能令人滿意信服的是罕見的；而當上述外在可能性顯然屬於相反的一邊時，這種外在證明就更少說服力了。最動人的外在證據結果被證明為毫無價值和騙人的，完全不足以建立它們所要建立的真實性的這樣顯著的例證是很多的。試從我自己最近的經驗舉一個例子。公元1591年在復活節集市里出現了一篇標題為「偉大的聖克利斯多弗爾（St Christopher）的生平，遊記 [53] 等，博學鴻儒尼哥底母·弗利希林（Nicodemus Frischlin）著」的德文詩；這個不幸的尼哥底母，在上述日期的前幾個月，就因試圖從獄中逃跑而喪失了生命。他的一個老仇人和勁敵克魯西烏斯（Crusius）在這位被假定的作者逝世前，在一個記載他和弗利希林交往事件的記錄本子裡，給這篇詩寫了一個題辭，「非為辭世詩，而是鴉雀鳴。」當然這是在這著作一披露的時候的事情，因而他還沒有能夠看到它；但在他看過這詩之後，對於著作人的身份資格如有什麼疑問，他也沒有像在他的其他現存手稿中所常有的那樣，作過什麼補充聲明。也許可以說，克魯西烏斯把這樣一種充滿惡意的和不名譽的著作說成是他所懷恨的勁敵所寫，儘管他心中對這事真正有所懷疑，但由於深仇宿怨，也只好隱蔽不談了；但是，弗利希林的弟兄在一部特為表白弗利希林而寫的著作里，竟也對此未加隻字的否認。就這樣，「聖克利斯多弗爾」的詩一直到最近為止，都被認為是弗利希林的遺著，在德國文學史中也是這樣稱呼。我曾以這位不幸的詩人的傳記作者的身份，驚異地提到在他的許多信函中，特別是在他的一生的末期被囚禁階段所寫的那些信函中，全然沒有提到這部著作；但由於這篇詩和弗利希林的平常文體並無多大不合之處，我並未敢對作者的身份加以論難。然而，兩年以前，赫賽（Hesse）的一個牧師，在達馬斯達特（Darmstadt）發現了一些文件，根據這些文件，該詩的真正作者毫無疑問地是在漢瑙（Hanau）的伊森布格（Isenburg）區的一個牧師，而弗利希林除了主持出版，並在這裡那裡作了一些校改之外，與之毫無關係 [54] 。 另外，一些人對於有關新約的文獻問題也發現有同樣的情況。英王查理一世（King Charles I）被處死後幾天，出現了一篇以現在為人所共知的έικὼν βασιλική [55] 標題的著作——據說是查理一世被囚期中寫的一篇謝罪文。這篇文章受到群眾的熱烈歡迎和絕對相信，查理一世死後在英國人民中間獲得了尊榮的殉難者稱號就是以此文為其主要原因。早存1649年彌爾頓就在他的《偶像破壞者》（Iconoclastes）中大膽地提出了該文的真實性問題，現在這篇文章已被認為是偽作，是愛克西特爾（Exeter）的主教 [56] 寫的；然而，在同一世紀的末期，自然神論者托蘭德因在他的彌爾頓傳中同意這種懷疑卻受到了他的國人的嚴厲非難。的確，他的同意伴隨有某些和正統的以及忠於王室的偏見不合的說明性暗示，但對當前的目的來說選擇這一例證卻是特別合適。托蘭德說 [57] ，「當我認真地考慮到這一切為何在四十年內發生於我們自己中間，在一個學術文明極其昌盛，雙方都互相注視著對方行動的時代，而且部分地由於相信這部書，引起了多麼大的革命的時候，我對於在原始時代，當使人相信這類書具有非常的重要性，當欺詐盛行容易使人相互指責，而同時商業又不像我們現在這樣發達，迷信的黑暗瀰漫著大地的時候，在基督和其使徒以及其他偉大人物的名義下，發表並認可這麼多的偽作，就不再覺得奇怪了。我反而懷疑可能有更多的這一類偽書，由於年代湮遠，有關人物的死亡，和提供真實資料的文獻的毀失，迄今還未被人發現；尤其如果我們考慮到由較弱的一方來揭發他們的敵人的欺騙（儘管這些欺騙非常嚴重）是多麼的危險，何況當權的一方還確曾下令焚毀或制止一切他們所不滿意的書籍。」 [58] 這個自然神論者認為，既然在他本人的時代學術上的偽作是可能的，這就大大地增加了在黑暗而無批判的基督教初期出現這類偽作的可能性，這種推測的確是有根據的。基督誕生的直前和直後的幾個世紀正是最富於這種偽作的世紀；而包括某些最博學的教父在內的最早的基督徒們則是最容易把這些偽作信以為真的人們 [59] 。例如，經典的《猶大書》的作者（14節）提到了被認為是「亞當的七世孫」以諾的一個預言，這個預言現在在偽經《以諾書》中仍然可以讀到，這表示他和特透連（Tertullian）以及其他教父一樣，完全相信這部書的真實性，而其實這部書只是對《但以理書》的一本脆弱的摹仿，現在認為其年代至多也不超過公元前第一世紀。公元前第二世紀，亞歷山大的一個猶太人阿利斯托布勒斯 [60] （Aristobulus）就曾經為了向希臘人介紹猶太教而搜集或捏造了一些古代希臘詩人的詩句，想藉以顯示一神主義和猶太教義是他們自己有權威的詩人所親熱地傳授過的。這個猶太人竟膽敢令歐非烏斯（Orpheus）講到亞伯拉罕、摩西和十誡，令荷馬講到在七天內完成創造工作並奉安息日為聖日，即在我們今天，對他的這種厚顏無恥也很難理解，但阿利斯托布勒斯知道他的讀者比我們知道得更好；他的同胞的民族虛榮心保證了他們對於這種逢迎其心理的事情的信任，而即使像亞歷山大的克利門（Clement of Alexandria）和尤西比烏斯（Eusebius）那樣博學的教父們竟也以盲目的信心援引了這種偽造的篇章。 另一個同類事例是希臘神諭集（Sibylline Oracle），這是一些產生於從公元前第二世紀到公元第三世紀的假託的預言集，教父們竟當真地把它們認為是傳說中和塔爾坤奴斯·普利斯古斯王（King Tarquinius，Priscus）和特羅亞戰爭同時代的異邦女巫的真實言論 [61] ！這個女巫不僅熟悉伊甸國中的老蛇和巴別塔，而且還極為詳盡地預言了耶穌一生的神跡奇事，醫治病人和使死人復活，在海上行走，使五千人吃飽，荊棘冠冕，醋和苦膽，釘十字架和三日復活，不僅如此，還巧妙地運用了一系列離合體詩的第一字母把組成基督全名及其稱號的字母表示出來，而這一切真情竟都瞞過了引用它們的教父們的耳目。阿利金（Origen）在回答賽爾塞斯（Celsus）講到希臘神諭集是偽作的時候，要求把真的原作拿出來 [62] ；拉克坦俠斯（Lactantius）在答辯基督徒篡改文件的詰難時則訴之於瓦羅（Varro）與西塞羅，這些人雖然在公元前就死了，卻還暗示到埃里思里安（Erythrean） [63] 和其他的女巫們；但關於我們所談到問題，即關於基督的預言，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古聖先賢們卻隻字未提。 像猶太人同樣地參加了偽造神話集的基督徒們，在他們和猶太人的爭論中，很快地發現了篡改舊約聖經的希臘文譯本也是很方便的事情。這麼一來就把基督的十字架引進了詩篇中，把耶穌下到陰間引進到耶利米書中 [64] ；當猶太人堅持說在他們的抄本里沒有這幾段話的時候，這些基督教的教父們竟厚顏無恥或愚昧天真地回答說猶太人陰險狡猾地從他們的聖書中隱匿或塗抹了這些指控他們的證據。當然，對基督徒們來說，證明耶穌的確按照彌迦書第5章的預言誕生於伯利恆是很重要的事情；而為了使這事向羅馬人顯得可信，賈士丁乞援於羅馬的第一任猶太巡撫居里扭（Quirinus）所做的戶口調查記錄 [65] 。但居里扭從未當過猶太巡撫而只是作過敘利亞總督；他的確曾以這一身份在猶太主持過戶口調查，但根據福音書的記載和賈士丁本人的敘述這乃是在耶穌誕生9年後的事情；因而不可能有他所作的記錄表示馬利亞的兒子出生這回事情；如果有這樣的記錄的話，它也只能是和賈士丁在講到有關耶穌釘十字架的情形時所引證的偽經《彼拉多行傳》（Acta Pilati）同一性質的東西 [66] ，這個現在以改頭換面的《尼哥底母福音書》的形式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冒名的《彼拉多行傳》，我們現在知道是一些基督徒的偽作，他們為了使耶穌受審，釘死和復活的故事顯得格外可信和感人，假借一種由彼拉多向羅馬皇帝提庇留（Tiberius）匯報的形式，把主要得自福音書的故事，用各式各樣的粉飾辭令和荒誕傳說，加以渲染擴大。 尤西比烏斯自稱引自敘利亞原文 [67] 的偽托的基督和以得撒（Edessa）王阿布嘎魯斯（Abgarus）的通信，是人們多麼容易把每一有教益的東西當作真事的又一驚人的例證。幼發拉底河彼岸的小國王阿布嘎魯斯患了不治之症，他聽了耶穌的神異的治療，打發一個名叫阿拿尼亞的使者攜信去見耶穌。他說耶穌所行的事情證明他要麼就是上帝的兒子，要麼就是上帝本身，他要求耶穌來醫治他的病並和他同住，藉以挫敗猶太人的惡意和陰謀。耶穌通過使者給他寫了一封回信如下：「沒有見過而信我的阿布嘎魯斯啊，你是有福的。因為有關於我的話寫著說：那些看見我的人都不信我，好使那些沒有看見我的人相信而得救。 [68] 關於你希望我到你那裡去一事，我必須先在這裡完成我的使命，完成這些使命後我還要被接到差我來者那裡去，在我被接去以後我將差我的一個門徒去醫治你的病，並把生命賜給你和屬你的人。」我們知道基督教傳到以得撒是在第二世紀，因此我們就能很容易理解這件事被指為是發生在基督在世時期如何與歷史不合；尤西比烏斯是最早的教會歷史家，應當指出他的見證是福音書被信為真實的主要根據之一，他如何會對這樣一種笨拙的偽造的真實性質竟毫不覺察，那就更難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