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穌傳 · 序言

在距今29年前寫的我的前著《耶穌傳》第一版的序言裡，我曾特別提到那本書是為神學家們寫的；——那時還沒有作好為其他人寫書的充分準備，因此，那本書是特意用一種不適合於普通人理解的方式寫成的。現在這本書則是特意為普通人寫的，我特別努力不使有一句話是任何一個有學識或有思想的人所不能理解；至於專業神學家們是否也願置身於我的讀者之列，對我來說是無關緊要的。 在這一段時期中情況已經發生了多麼大的變化啊！現在已不再能認為一般公眾對於這種性質的研究沒有準備了。完全和我自己的任何行動無關，我的死對頭們，就是那些堅決主張為了禮貌我至少也應該用拉丁文來寫的人們，已經急遽地把這些問題拋在公眾面前了。這些主張慎重的人們的喧嚷，為一些比我自己更不審慎的人加以重複，他們用一種通俗的，然而對我來說卻是不很愉快的方式處理這些問題；直至德國的政治復甦才終於給宗教的和其他的討論開放了一個較為自由的講壇。作為這件事的後果，許多人對於迷戀舊的觀念已經變得不耐煩了，他們振作起來，對宗教問題進行獨立思考；同時在我前著出版時被認為還不為人所熟悉的各種基本概念，從那時以來也已經流行開了。而且，認為只有神學家或有學問的人才能理解這些問題的想法，僅僅是一種階級成見罷了。其實，問題的實質是非常簡單的，每一個頭腦清醒、心地正直的人都可深信不疑，在進行適當思考和正確運用可能方法之後，剩下來他們所不能懂的問題，其本身一定是沒有什麼價值的。 還有，這一段時期已經完全清楚地證明，期望專業神學家們對於這些問題作沒有成見的判斷，恰恰是最難的事情。其實，他們正是對自己案件判決的當事人。任何對基督教傳統信仰對象的討論，尤其是對於作為基礎的福音書記載的討論，似乎都是對於他們作為精神領袖是否確當表示懷疑。至於這種懷疑是否正確，那是無關緊要的，這就是他們的想法。對每一階級或等級來說，他們首先考慮的總是他們自身的安全問題；階級或等級的成員而肯扶助威脅其自身安全的革新運動的總是不多的。很明顯，一旦基督教不被認為是奇蹟，則僧侶階級就不會再是他們一直所表現的那種似乎是天賦異才的人了。他們的職務將是教誨而不是祝禱，大家知道，前一職務既很艱難又不討好，而後一職務則報酬既多又很容易。 為了使在宗教問題上獲得進展，那些擺脫職業成見和利害關係的神學家們就應當不怕特殊，向有思想的普通人士伸出手來。既然神學家們拒絕聽從，我們就只有轉向人民；正如使徒保羅當猶太人拒絕他的教誨時轉向異邦人一樣 [1] 。當人民中比較有知識的人們對僧侶們所通常提供給他們的精神食糧不再感覺有味的時候，後者就會開始考慮給他們提供一種較好的食物了。但必須對他們加以外部壓力；正如必須對舊派法學家們施加壓力才能使他們採用陪審制和其他類似的改革一樣。我知道，有些先生們會在這裡婉言諷刺說這是過時的神學家在企圖以精神煽動者的身份重新出現。就算是這樣吧！米拉波 [2] 也曾經是一個向人民伸出手來的過時的貴族；而他這一行動的確沒有白費。我並不是米拉波，回顧以往更自覺問心無愧，對於即使我受到我所選擇的行業排斥的行動尤其是這樣。 供人民使用的這個目的，是我為什麼不給舊的《耶穌傳》出一新版反而出一部除了基本觀念外，和舊著完全不同的新著的原因之一，但另一情況也導致了同一結果。我早就想趁出新版的機會，在答辯反對觀點的同時，用我自己或別人的最新發現成果，對它加以修改和補充，使我這一著作具有對這一問題的最新研究成果的水平。但我很快發現，前著的主要意義正在於它是寫在這些發現之前，它所具有的特點將會因對它進行這樣的修改而有所改變或者甚至完全失掉，這就未免可惜。因為按照它的實在情況來說，它還是近代神學在一個重要時期的歷史紀念碑；它原來的規劃在未來的一段時期還會對於學者有用。因此，決定讓舊的《耶穌傳》仍然保持原狀；如果這部現已脫銷的著作需要再出新版時，我已用遺囑規定其按照第一版印刷，但根據第四版略加修改。 因此，要體現最新的研究成果，就只有儘可能地在這部較為通俗的著作里來做。只要把深奧的細節略去，這樣做也並無困難。節略在某些方面是一個損失，但在另一方面卻是一種收穫，因為這樣一來，深奧的辯解和自炫就被排除了。這些自炫之一是在科學的自由思想家的著作中所常遇到的那種泰然自信的神情，以為他們研究的全部意義僅是為了納粹歷史的興趣。我對這些博學的先生們的話固然是十分尊敬，但也不能不聲明一下，他們所說的是不可能的，而且即使可能，也不足取。毫無疑問，一個講論亞述君主或埃及法老的作者的動機可能是純粹歷史的；但基督教是一種活的力量，關於基督教的來源問題，對於當前現實可能產生許多重大的後果，因而在決定這一問題時，一個學者的興趣如果僅僅限於歷史方面，他就必然是愚不可及。 然而，這一點卻是無可爭辯的；任何一個認為教會及現代神學關於耶穌一生和其一連串的情節具有超自然性的想法難以容忍的人，一定會發現最有效的擺脫辦法乃是進行歷史的探索。他既抱有這樣的基本信念，認為一切正在發生或者已經發生了的事情都是自然地發生的，——即使是最傑出的人物也仍然不過是人，因而初期基督教記載的超自然色彩必然是外加的、不真實的，就自然會認為，越是能夠追溯事件經過的真象，則事件的自然性也就會越發顯示出來；簡言之，他的傾向引導他進行歷史的考察，不過這種考察總是在嚴格的歷史批判的制約下進行的。到此為止，我和這些先生們的意見是一致的，而他們大致上也是和我的意見一致的；我們共同的主要目的並不是要恢復已經被湮沒了的歷史，而是要協助人類精神從教條的壓迫奴役下進行自我解放；我完全同意，歷史的探索和一般的哲學教育，是達到這一目的最好方法。 和純粹歷史興趣的自炫聯繫著的還有一種保留思想，這種思想阻礙探索充分開展而達到其原定的目標。它不問耶穌到底真的說了或做了什麼，而僅問報告人說他說了或做了什麼；不問某一福音書記載本身表示了什麼，而僅問在一定情況下，按講述者所固有的傾向性，他所意圖或希望表達的是什麼。這樣，我們就只和福音書的作者發生關係，把主棄置不顧：正如立憲政體使責任由內閣來負而免除了君主的責任一樣。的確，這是防止狂熱攻擊的一種明智辦法，而且對一開始在批判方面所遇到的困難加以徹底排除也完全是正確的；但這還不夠。我們特別希望知道的是：總的來說以及在細節方面，福音書的歷史是真實可靠的呢?還是不是呢?只有在和這一重大問題聯繫著的情況下，這些初步的探索才能有一般的意義。 在這一方面，這20年來的福音書批判確乎是有幾分衰退了。尤其是關於頭三本福音書，關於他們的來源、目的，著者和相互關係的新的假設相繼被提出來，人們非常熱烈地主張這些新假設並彼此攻擊，以致我們幾乎忘卻了另外還有什麼值得考慮的事；爭論有永無休止之勢，使我們開始感到，如果真的必須等到這些問題解決了主要問題才能解決的話，不知何時才能對主要問題有明確的理解。 幸好這是不必要的。關於第四福音書和它同其他福音書的關係，的確，最重要的事情是在對這些問題發表任何意見之前先有明確的理解；但儘管我們還不能絕對肯定馬太是用希伯來文寫的或是用希臘文寫的；他所寫的是一本福音書或者僅是一部言論集或講演集：路加是否有《馬可福音》和《馬太福音》在自己跟前，或者馬可手頭是否就有現成的《路加福音》和《馬太福音》，我們對於福音書歷史的許多最重要的問題，仍然能夠有明確的看法。特別是關於福音書歷史不是什麼這個問題，我們完全可以不依賴這類問題而作出自己的確定的意見。我們的目的不僅是回顧的，歷史的而且也是向前展望的。對於我們的目的來說，這一否定如果不是唯一的考慮，至少也應該是主要的考慮。問題在於：對於耶穌本人和其生平，不容許仍然有超自然的說法存在，不容許仍然有任何獨斷的、不可思議的權威壓抑著人們的心靈。我以為我們完全可以不管那些無窮盡的批判問題而對這一否定作出明確的決定；因為我們明顯地可以看到，無論是一本福音書，或者是所有的福音書在一起，都不可能說它的歷史的可靠性要求我們貶低理性到相信神跡的地步。 和這一否定相對應的肯定方面有兩點：第一，對於耶穌本人、其目的和真實歷史應抱的看法；第二，關於耶穌生平的非歷史部分產生的方式。為了對這些問題作出圓滿的答覆，無疑必須知道每一福音書的作者關於耶穌生平的描述有哪些部分是他自己憑空加上的，而他所加上的又是從哪裡得來的。這在對他們寫書的目的與方法，外在條件和內在條件等進行徹底考察以前是無法知道的。這一要求比在這方面已經達到的成就要高得多；但不時對結果進行檢查，分辨哪些是已經確實成立的或者是可能的，哪些是有疑問的，或是不可能的揣測，不僅是容許的，而且還是必要的。這樣可以把各方面的注意力喚回到主要問題上來；而這一類的要求，由於可以使思想集中，對於科學總是有好處的。 至於我自己，我還是堅持我原來的立場，同時並努力設法利用晚近的研究成果。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我曾試圖向自從我的《耶穌傳》第一次出版以來對這一問題進行過批評的主要人士學習；沒有人能夠指摘我，說我在著述方面犯了「彼拉多主義」 [3] ——這是瑞士人因戈德舍特 [4] 總是堅持他所寫的每一個字而送給他的稱號。我的新資料多半是從鮑威爾 [5] 和他的追隨者那裡得來的；儘管我不能完全同意他們研究的結果，對於他們的研究方法和精神我是衷心表同情的；在另一方面，對於那些反對他們的人，雖然我也利用他們的某些成就，但正像從來一樣，我總以為他們的總的目的和處理方法是錯誤的。我盼望前一類的批評家們，當他們發現我在本書中對他們所研究的許多問題表示漠不關心的時候，不要以為我是無禮：至於另一伙人，我知道我從他們那裡會得到怎樣的待遇，並且已經準備好接受各種惡意的表現，從傲慢的沉默和輕蔑的誹謗到褻瀆和慢神的指控。由於本書是為德國人民寫的，我已仿佛預見到那些毫無資格代表人民說話的人假借德國人民的名義所向我提出的反抗議。 我把德國人民看作是進行宗教改革的人民；我以為宗教改革不是一樁在過去已經完成了的事業，而是必須繼續進行並在將來進一步完成的事業。現代文化一定也會像400年前的文化一樣，毫無疑義地導向這一改革的進一步完成。一個危機正出現在我們眼前，現在和從前一樣，伴隨著它的是一種苦痛的信念：基督教雖然總的說來是不可少的，但通常所謂的基督教已經有一部分變成絕對不能容忍的了。舊的宗教改革在這方面有它的有利條件，那時認為不能容忍的，畢竟完全是些有關教會教義和實踐的問題，而聖經和根據它的啟示簡單化了的教會條例，還被認為是一種滿意的代替品。甄別工作做起來是容易的，對人民來說，聖經仍然是啟示和得救的無可爭議的寶藏，危機雖然劇烈，卻並不嚴重。現在情況不同了，那時成為新教徒支柱的聖經本身、它的歷史和教訓，現在已經發生了問題；甄別工作現在必須應用到聖經本身上面，必須把聖經的永遠真實有效部分和那些以偶然和暫時情況為轉移，現在已經變得無用或有害的部分區別開來。即使那現在對我們仍然有效和有約束力的部分，其所以被認為如此，也不再因為它是超自然地給我們啟示在聖經中，而是因為它本身就是正確的，因為理性和經驗已經證明它是不可磨滅地確立在我們本性的規律和組成之中。 基督教裡面使人性在一方面高出於希臘的淫穢的宗教之上，在另一方面又高出於猶太法律主義之上的那一部分仍然是不可少的和不可磨滅的：一方面是相信宇宙由一個精神的和道德的力量在管理著；另一方面則體會到服侍這樣一個存在者，只能像他自己一樣，是一種道德上和精神上的服侍，是意向和內心的崇拜。其實我們很難把後一成分看作是舊基督教的殘餘；因為按真正的意義來說，它從來沒有被普遍地建立起來過。連現在的新教也仍然是重視外表的行為，儘管這些行為本身並不比猶太人的禮法有更多的價值，他們卻把它當作是得救所必需的。如果我們研究一下這種不純成分是怎樣混進耶穌的道理里來，又是怎樣被保留下來的，我們就會看出對我們來說，它的原因和構成古代宗教主要弊端的原因完全一樣，這就是說，是由於迷信神跡。只要基督教仍然被認為是某種由外面賜予的東西，它的創立人是真的從天上降下來的，教會是通過耶穌的血給人類贖罪的工具，則儘管基督教自稱是一種精神的宗教，它必定仍然是非精神的而且實質上是猶太教的。只有當認識到人不過是在基督教里更深刻地意識到自己的真性，而耶穌則是這種更深刻的意識首先在他裡面成為貫注一切的力量的一個人，救贖只不過意味著這樣一種氣質的出現和我們在內心生活中把它作為維持生命的血液，才能說對基督教有了真正的徹底的了解。 在我們這個時代里人們已經模糊地預感到，只有這才是基督教的真正的、持久的本質，其他一切都是泡沫和渣滓，都是會毀滅的而且有一半已經毀滅掉了。這一真理社會中較低階級的人們是常能看得出來的，但正像許多別的美好的東西一樣，對於那些在社會中占高地位和有權力的人們卻常是他們所不知道的一個秘密。基督教的這兩個組成部分在聖經中的密切聯合，的確使許多人有把精華和糟粕一同拋棄的危險，或者至少有陷於一種惱人的掙扎，或在不信與病態信仰之間、狂熱或冷淡之間躊躇莫決的危險。對於這樣的束手無策進行幫助是每一個自覺有力量的人應盡的責任。但進行幫助的唯一方式是在基督教的持久要素——真正使人得救的真理——和瞬息變化的意見產物之間劃出一條明確的界線來。這樣的一條線會從聖經的中心把它撕裂成兩半，而這也就無異於把許多虔誠的基督徒的心腸撕裂成兩半。撕裂心腸曾經被認為是一件有功德的宗教行為 [6] ；這一回它是通過忍受一點兒頭痛和運用一些理性就可以克服的。凡是曾經想到過人和一切屬於人的事情（宗教也不例外）都是歷史地發展起來的人，一定會看到在這個發展的範圍內不會有絕對的完全；必須承認，在非常不利的情況下，在1500多年前的宗教著作中所產生的概念，不可能和我們現在所有的概念完全相同，要想在目前對他們加以利用，就必須把本質的東西和外加的東西區別開來。 實行這一甄別工作現在是新教的，也是作為新教領袖和先鋒的德國人民的一項迫切任務。在完成這一任務方面現在德國各處為建立不同形式的比較自由的教會規律而作的努力只能被看作是準備性工作，從這一觀點看來，它們是值得慶幸的事情；但如果以為此外再沒有必須做的事了，那就將是極其嚴重的錯誤。愚昧或欺詐正潛伏在現在流行的一種自炫之中，它說我們這個時代的正當任務，不是研究教義或進行唯理主義和超自然主義之爭，而是實現教會生活。由於教會體制不過是表現一定的基督教實質的工具或形式；要知道什麼是最恰當的形式，你就必須好好地考慮你的基督教的性質是什麼，是自然的呢，還是超自然的；因為一種神秘的、表徵聖恩的超自然的宗教，必然要帶來一個高出於全體教徒之上的僧侶階級。凡想把僧侶階級從教會裡驅逐出去的人，必須首先把神跡從宗教中驅逐出去。 在我號召德國人民 [7] 投身於這一事業的時候，我決不是要他們脫離政治，而僅是指出了解決政治問題的最安全、最有效的辦法。因為由於德國人民的特殊性格而產生的宗教改革已經在他們身上留下了永遠的烙印，任何一種和宗教改革沒有聯繫——不是實質上由人民的理智和道德修養中產生的人民事業，決不會有成功的希望。我們德國人在政治上的自由，只能隨著我們在精神上、道德上和宗教上的自我解放而增長。破壞著我們德國人民建立一個統一的德意志的努力，使得本身就極不適當的南北分立變成一種危險的腐爛的膿瘡的，難道不正是由於宗教改革的進程不幸中途遭到強烈的阻礙，或者說由於其即將取得的成果無端遭受剝奪而產生的信仰的不同嗎?然而雙方早就認識到，按目前情況來看，任何一方都沒有說服對方的可能，重新聯合的唯一可能性，在於發現一個超越於鬥爭雙方之上的第三立場。德國人民在沒有認清宗教的內在本質並從那些構成不同宗教信條根源的外加立場解放出來以前，決不可能達到這種超越的立場。一方面所謂的德意志天主教會和另一方面的「光明之友」 [8] 的新教協會——它們已經作為自由宗教社團而開始互相聯合——是朝這個方面前進的值得稱道的努力；我希望本書對這一實際目的會作出理論上的貢獻。 在這一觀點上本書和法國芮南（Renan）的著作是一致的 [9] 。對於那部現已聞名的著作不管有怎樣不滿的意見，它既然在第一次出版時就遭到不計其數的主教們的反對，而且還遭到羅馬教廷本身的反對，它就必然毫無疑問地是一部有價值的著作。那本書是有缺點的，但它的根本錯誤只有一個，我相信該書的多才的作者會承認這一點，並對它作相應的改正。不管在我們看來它還有什麼別的缺點，這些缺點在其本國卻部分地構成了使它廣泛流行的優點；在另一方面，本書作者所冀以博取本國同胞讚許的某些特點，也可能在萊茵河的彼岸 [10] 反倒引起不滿或厭惡。在我自己的著作快要完成時看到芮南著作的出現令我非常高興，我認為這是普遍地有所需要的一種表現，在進一步熟悉該書內容之後，我對該書敬表同意，不過我並沒有受該書影響而對自己寫書計劃有任何改變之意，我所希望的只是我所寫的書能夠適合德國人民的需要，像芮南的著作適合法國人民的需要一樣。 著 者 亥爾布朗，1864年1月 * * * [1] 參看《使徒行傳》第13章第46節。——譯者 [2] 米拉波（Mirabeau，Honoré Gabriel Victor Riqueti，Comte，1749—1791），法國資產階級政治家兼演說家。——譯者 [3] 按這個典故出自基督教的《新約·約翰福音》第19章第19—22節。彼拉多堅持不改他所已經寫好放在耶穌十字架上面的牌子：「這是猶太人的王。」——譯者 [4] 戈德舍特（Godsched），德國詩人，生卒日期不詳。——譯者 [5] Baur，Bruno，1809—1882，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著名青年黑格爾分子之一，寫有許多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譯者 [6] 參看《舊約·約珥書》第2章第13節。——譯者 [7] 德文原著作deutsche Volk，英譯本作German nation，從原著。——譯者 [8] 德文原文為Lichtfreund。——譯者 [9] 直譯為「向芮南的法文著作伸出友誼之手」。——譯者 [10] 萊茵河的彼岸，指法國。——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