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學門徑 · 歐洲近代三大批評學者（一）

——聖伯夫（Sainte Beuve） 這三篇文章是在一年前讀聖伯夫，阿諾德和克羅齊諸人著作時做成的。原擬儲為別用。惟近來興趣漸移到別方面去。從前計劃，暫須擱置。因為上列三人可以代表法、英、意三國文藝批評的中心潮流，所以現在介紹給讀者。 以聖伯夫代表法國批評學者，以克羅齊代表義大利批評學者，大概沒有人反對。阿諾德在英國批評界的地位自然也很高，可是拿他來代表英國批評學者，或許不甚妥當。論理，柯爾律治應占優先權。我所以取阿諾德不取柯爾律治者，以阿諾德的主張能超過文學範圍而涉及孕育文學的思潮。柯爾律治雖湛深，而他所著眼的偏於英國文學。這並不是他的缺點，只是介紹給中國讀者恐怕不生多大影響。 因為同樣理由，我沒有選德國的萊辛。他在近代文學批評界中所占位置甚重要。只是他所談的偏重於希臘文藝，也難使一般中國讀者發生興趣的。 我希望讀者特別留意最後一篇。克羅齊是現代歐洲美學界的泰斗，凡是研究文學或美術的人沒有讀過他的著作，總不免是一大缺陷。 孟實附識 十九世紀的初葉，浪漫主義風行於全歐，文學風格遂因之大變。單就法國說，在這個新運動中建樹最大：在詩為雨果（Victor Hugo），在小說為巴爾扎克（Balzac），在文學批評為聖伯夫（Sainte Beuve）。這三人在近代法國文學上所產生的影響都不相上下。但就今日說，浪漫主義已流為寫實主義，雨果與巴爾扎克的勢力可以說是過去了，而聖伯夫依然是歐洲批評界的泰斗。他是近代改進文學批評的始祖。從他起，文學批評才成為專門學問，才與創作並重；從他起，批評才脫離古典主義的羈絆，由評判的，主觀的，講義法的變而為歷史的心理的欣賞的和表現的。我們可以說，文學批評在十九世紀以前是亞里士多德與賀拉斯（Horace）的世界，在十九世紀以後，是柯爾律治和聖伯夫一般人的世界。但是柯爾律治的《文學傳記》（Biographia Literaria）還是偏於談玄理，到聖伯夫才開始用歷史的方法研究個別作品。亞里士多德的《詩學》（Poetics）以後，批評界最有影響的傑作大約要算是聖伯夫的《星期一談話》了。 聖伯夫的批評著作有五十巨冊之多，單是《星期一談話》也有二十八冊。他的位置既如此其重要，而他的著作又如此其浩瀚，如今我來以小篇幅了結偌大一個作者，豈非難事？這卻不難。別人對於文學都有門戶，都有主義，你須得去理淵源，釋同異，聖伯夫博大精深，任何主義他都能了解，任何主義都沒有使他為之所囿。他自己說過：「我不讓任何學派說我是他們中間的一個。」他所以異乎常人的只是他的訓練，他的態度和他的方法。為明了這幾點起見，我們須略知他的身世。 聖伯夫生於1804年。他的父親頗好文學，在他出世先兩月就去世了。他的外祖母是英國人。他早受母教，所以愛讀英國抒情詩，對於柯珀（Cowper）和華茲華斯尤其景仰。他少年時最大的野心是成一個詩人。論天資興趣，他都最近於文學。但是他知道想在文學方面有成就，科學訓練亦斷不可步。所以他費去五年的功夫去專門學醫，並且在醫院裡實習過。後來他雖改業從事於文學，而醫學的訓練仍給不少幫助。他自己後來在議院裡說過，他的哲學的精神，錙銖必較的心習，和推闡入微的方法，都是從醫學方面得來的。 批評學在法國特別發達，固然由於法國民性銳於審美，而與新聞事業的特性也不無關係。世界各國報章雜誌多偏重新聞，而法國報章雜誌則特重視文藝。這種風氣也從聖伯夫時代才開始。現代歐洲文學雜誌推法國《兩世界》（Deur Mondes）為第一，聖伯夫就是《兩世界》的一個創辦人。他替這個雜誌做了三十七年的文章。《兩世界》所以馳名，就是他的力量。但是他的處女作是在《地球》（Le Globe）發表的。創辦《地球》雜誌的杜鮑（Dubois）是他的先生。這個雜誌本來贊助民主，提倡急進。1830年革命結果，路易·菲力普登王位。保守派與急進派競爭激烈。杜鮑傾向保守，而聖伯夫主張急進。因政見不同，而多年恩愛的師生遂至持槍決鬥。（這是中古時代傳下來的習慣，意見不合的人訴之於械鬥不訴之於法律。決鬥時雙方均守秘密。）決鬥之日適逢大雨。聖伯夫右手持槍，左手執傘。杜鮑反對他用傘，他說：「死我不怕，可是我怕被雨打濕了。」一時傳為美談。 他在《地球》上發表的文章有一篇批評雨果的《詩歌集》（Hugo：Odes et Ballades）。當時古典主義還沒有完全消滅，物議多以為雨果詩不典雅。聖伯夫則頗致推崇。雨果與聖伯夫在巴黎居寓僅隔數廬，而彼此卻素不相識。聖伯夫的批評出現後，雨果從編輯室里查得他的住址，便登門致謝。適聖伯夫他出，隔幾天回來了，便回訪雨果。二人一見如故，此後過從甚密。這段文字因緣在聖伯夫的生平發生兩大影響。第一個影響是好的。雨果是法國浪漫派的領袖。從結識他以後，聖伯夫遂暫時捲入浪漫的旋渦。浪漫主義鄙棄十八世紀的理智與假古典而回到中古世紀的奇誕想像。聖伯夫在這浪漫派影響之下，做了一部《十六世紀的法國詩》，就是想證明十九世紀的浪漫派作者和十六世紀作者的淵源。 第二個影響可就不幸了。聖伯夫少時行修頗不檢點，學生時代所接觸的婦女大半是巴黎拉丁區中人。自結識雨果以後，他不幸垂涎禁臠，而鍾愛於雨果夫人。雨果夫人待他雖甚殷渥，而他們夫婦恩愛究竟極濃厚，第三者參入，總不免釀成悲劇。聖伯夫乃不免佗傺無聊。在這個時期他著了一部詩叫做《約瑟多浪》（Joseph Delorme）和一部小說叫做《淫逸》（Volupte），這是借題發揮自己胸中的苦痛。本來在十九世紀的初葉，歐洲有一種所謂「時代病」（Malade du Ciecle）。描寫這種時代病的在英有拜倫的《哈羅爾德遊記》（Byron： Childe Harold），在德有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Goethe： Des Leiden desjungen Werther），在法則聖伯夫的《淫逸》和夏多布里昂的《勒內》（Chateaubriand： René），完成三鼎足。聖伯夫的詩和小說也頗不乏讚美者，但是擺在他的《星期一談話》一塊，就不免相形見絀了。 他同雨果夫婦的十年深交，因有三角糾葛，到1837年遂突然中斷。聖伯夫固然是慚忿交加，雨果也懷了滿腹醋意。雨果此時已經是法蘭西學院（French Academy）的四十不朽者之一，論資望，聖伯夫也應得占一席。但是他被舉三次，都因為雨果反對，沒有入選。後來他再登門謝罪，雨果才捐棄前嫌，讓他進了法蘭西學院。這是1844年的事。表面上，他們似已言歸於好，可是傷裂的友誼從來是不容易彌補還原的。自離開雨果以後，聖伯夫對於浪漫派的因緣也就告一段落。他生性就不近於浪漫主義。不過他因為受了浪漫主義的薰染，後來雖然回頭推尊古典，卻不能為義法所囿。這是雨果的好影響，他究竟不應該忘記的。 聖伯夫幼時頗虔信天主教，成年時受教於著名的自然科學家拉馬克（Lamarck），就變成一個自由思想者。後來他傾倒於雨果夫人，思想言語都無形地受她影響，她的宗教熱誠最強烈，他也就變成一個虔敬的信徒。但是有雨果夫人，基督的勢力大於拉馬克，無雨果夫人，拉馬克的勢力大於基督；所以絕交以後，他又丟開宗教而信賴經驗哲學了。憤激時，他發願要去當僧侶。當時法國著名女小說家喬治桑（George Sand）對他說：「你當了僧侶，我便可以向你懺悔，那再好不過了！」但是聖伯夫哪裡是一個當僧侶的人！ 1837年恰當聖伯夫有不願逗留巴黎的苦衷的時候，瑞士洛桑（Lausanne）學院聘他去講演，他便去當了一年教授。他的演題為《波羅爾（Port–Royal）教派》。這個演講稿他以後費了二十年的功夫擴充成為一部《波爾·羅亞爾救派史》（Histoire de Port–Royal）。波爾·羅亞爾教派發生於路易十四時代，其宗旨在改革天主教，贊助科學，提倡男女平權。最著名的《思想錄》（Pensees）著者帕斯卡爾（Pascal）就是這派領袖。其他教友也大半是當時名宿。他們都住在近巴黎的波爾·羅亞爾寺，所以得名。後來這個教派因主張過新，被羅馬教皇和法國政府解散了，聖伯夫在《波爾·羅亞爾教派史》里，不僅研究一種宗教的生滅，而且把十七世紀的文物政俗都儘量描繪出來了。史學家和批評家都推此書為傑作。 聖伯夫本一寒士，平時自奉極刻苦。居巴黎時，賃居樓頂小屋兩間，每月租金八九元，而早飯尚包在內，獨身無僕從，其清苦可想。1840年，法政府任他為馬薩林（Mazarin）圖書館館員，他的生活才漸較舒適。而最使他稱意的莫如飽覽圖書的機會。他特別請了一位教員習希臘文。後來他對於希臘名著都能從原文研究。他在學校時曾得拉丁文的大獎。英文是從幼就學好的。義大利文與法文相近，他所以也能讀得很流暢。這種文字學的準備也是批評家所不可少的；而在聖伯夫時卻非易事，比方一代人望的雨果就不能從原文研究莎士比亞，其他可想。 災禍之來，常出意外。1848年，路易菲力普政府倒，民主再出現。有人在前政府的度支簿上發見「支聖伯夫一百法郎」一項，仇家遂藉此生謠，說他受前政府的賄。其實這只是政府撥給馬薩林圖書館修煙突的一筆款。聖伯夫憤而辭圖書館職，應比利時政府的聘請，任李厄西（Leége）大學文學教授。他的演題為《夏多布里昂及其同派》（Chateaubriand et son Groupe）。時人多奉夏多布里昂如神明。聖伯夫早年想獻殷勤於列卡米爾夫人（Madame Recamier），也曾作文讚賞夏多布布昂。此時他方從浪漫派的酣夢醒覺，用冷靜的態度再去研究夏多布里昂，便不惜暴露其弱點了。 1849年，法政局又變，路易拿破崙登帝位。當時法國文學家多厭惡帝國而贊助民主。聖伯夫本亦表同情於共和政治，因厭惡連年戰爭，民不聊生，所以贊助路易拿破崙政府。時人多議聖伯夫為失節，這對他開始在《憲報》（Constitutionnel）做文章。他每星期作文一篇，介紹古今名著，以星期一日出版，後來這些文章搜集成書，所以叫做《星期一談話》（Causeries du Lundi）。在《憲報》作文三年後，他又改到政府機關報《導報》（Le Moniteur）投稿。1854年他被任為法國大學（Collège de la France）文學教授。學生因為他是一個保皇黨，上了兩課，就把他驅出了。他不得已只好把演講稿付印行世。演題為《羅馬詩人維吉爾研究》（Etude Sur Virgile）。1862年，他又回到《憲報》，以後所做的文章集成《新星期一談話》（Nouveux Lundis）。1865年，他被任為上議院議員。當時上議院議員大半依阿取容。聖伯夫獨出力為人民爭言論自由。議院中有人提議禁止公共圖書館購置伏爾泰（Voltaire）拉伯雷（Rabenais）諸人的著作，他們說這些書有傷風化。聖伯夫反對極力。他因不滿意於政府，便不再替政府機關報作文。所做的文章都送到政府反對黨的《時報》（Le Temps）發表。馬達爾（Mathilde）公主平時同他變誼頗厚，勸他不要替反對黨報紙作文，但是他終不為之屈。拿破崙著有《凱撒傳》（Vie de César），政府黨曾授意聖伯夫作文稱讚，也被他拒絕了。這些地方都可以見得大批評家的獨立不撓的精神。他晚年頗為士林所景仰。從前鬧他的學生們現在也舉代表治筵宴他了。可是他的聲譽雖一天大似一天，而他的健康也一天壞似一天。到1869年他就長辭人世了。 聖伯夫的一生行跡大要如此。現在說他在文學批評上所占的地位。批評有兩難：第一難在了解作者，第二難在避開自己（有人稱批評學為self-cancelling business）。如果作者的思想風格都合你的胃口，你自然不難了解他，但是你去批評他，你難免黨同。反之，作者的思想風格都不合你的胃口，你就不免有些隔膜，你去批評他，就難免伐異。比方英國約翰遜說：「如果蒲柏（Pope）做的不是詩，你還在那裡去尋得詩？」這就犯了沒有避開自己的毛病，他稱讚蒲柏，只因為蒲柏和他自己都是假古典主義的擁護者。他又說格雷（Gray）的詩不好，這就犯了沒有懂得作者的毛病，格雷是浪漫派的先驅，他詩中讚賞自然的地方不是又近視又重聽的約翰遜所能了解的。有了成見，便不易公平；沒有成見，又難了解旁人的成見。理想的批評家是從前抱過種種成見而現都已丟開的。從前抱過種種成見，所以能了解某種作家的某種思想。現在這些成見都丟開了，所以不為成見所囿。這種條件在批評家中很少有人能滿足，而聖伯夫卻完全滿足了。在文學方面，他時而皈依古典，時而受浪漫主義的薰染，上自荷馬（Homer）維吉爾（Virgil）與但丁（Dante），下至盧梭，歌德與福樓拜，他都是一樣地嗜好。在政治方面，他時而醉心民主，時而接近聖西門（SaintSimon）社會主義派，時而贊助帝政，時而替反對政府黨報紙做文章。論信仰，他時而天主教徒，時而懷疑者，時而追慕波爾·羅亞爾教派。他好像蜜蜂，任何花卉的精髓他都采來了醖釀成他的滿腹經綸。他這樣多見多聞，所以能無偏無黨。這要算是他第一條卓越常人的特點。 單是這淵博公允，已非一般人所能望塵；而聖伯夫又有阿諾德所稱法國人的靈活（flexibilit）。學問日日增進，則見解亦必日日變動。但是一般人守舊性太重，往往固執己見，不肯認錯。你如果說：「今日之我可以與昨日之我宣戰，」人就罵你沒有節操。其實學問上的節操：在忠實，不在「一與之齊，終身不改」。聖伯夫的第二個特點就在不憚改。他帶有女性的銳敏感覺，偶爾新有發見，便不惜把從前辛苦經營所成就的全盤拋棄。他的批評是不斷的修改，不斷的創造。他自己說過：「我沒有執過任何文學意見，文學意見在我生平思想中所占的位置極其渺小。我所最關心的只是生命和生命的對象。我對於我所已有的判斷常繼續不斷的置疑，假如我發見我的見解不確，我就立刻修改過來。」因此，他對於同一作者先後批評往往不一致。最顯著的是他對於雨果和夏多布里昂的評語。好像做生意，他只零賣，不批發，對於同一作者，今天指一點給你看，明天又指一點給你看，但是永遠不託出全形，不作最後的斷案。有許多人（類如聖茨伯里Saintsbury）說，這是聖伯夫的缺點。他們以為他太泛濫沒有歸宿。但是古今批評家下過許多斷案，有幾條能算是最後的不可移易的呢？ 就這一點說，聖伯夫在文學批評上是一個革命者。從亞里士多德以後，歐洲文藝批評以判別好壞為唯一任務。本來「批評」一詞在西文為criticism就只包含判別一個意義。從聖伯夫以後，學者雖仍沿用「批評」（criticism）一詞，而其所指的實為「詮述」或「導解」，其義相當於西文interpreiation。為清晰界限起見，學者新鑄「判斷的批評」（judicial criticism）和「詮述的批評」（interpretative criticism）兩個名詞。批評上有這種分別，就從聖伯夫起。這種分別究竟何在呢？第一，是態度的分別。判斷的批評者好比法官（judge），作者須受他審問，受他評判曲直。詮述的批評者好比律師（advocate），代訴訟人陳述意見，並且含有辯護的口吻。第二，是目的的分別。判斷的批評者用意在使讀者明白文學上的是非。詮述的批評者用意在使讀者徹底了解作者的思想性情和時代環境的關係。第三，是方法的分別。判斷的批評者先假定一種標準，用這種標準去測量作品，看看它是長是短。詮述的批評者研究作品，好比自然科學者研究一種生物，用精細的觀察與歸納，從遺傳環境個性各方面搜羅因果關係，以構成一種生活史。 判斷的批評在聖伯夫以前可算是正統派，不過這裡又有古典派與浪漫派的分別。古典派和法國布瓦洛（Boileau）英國蒲柏都以古人義法（rules）為標準。他們所謂好不好，換言之，就是合於義法不合於義法。比方他們如果批評《哈姆雷特》（Hamlet），他們用一隻眼睛看莎士比亞，另一隻眼睛就注視希臘羅馬的作者。如果索福克勒斯（Sophicles）的悲劇里沒有夾雜喜劇的成分，他們便斷定《哈姆雷特》里掘礦一段詼諧為違法，換句話說，莎士比亞便不算得一個大戲劇家。這種批評顯然是武斷的。古人所謂義法也不外根據古時作品推演出來的。先有作品而後有義法。文學是創造的，是生生不息的，我們如何能以死的義法測量一切創作？德萊頓（Dryden）說得好，如果亞里士多德讀過近代文學，他的《詩學》一書也許做得另是一樣。古典派想以古人之已然，責今人之必然，就不明白這個道理。浪漫派代興以後，義法的觀念雖取消，而批評家仍然沒有放棄褒貶大權，不過想另求哲學的根據代義法做判斷的標準罷了。比方德國萊辛，英國柯爾律治，就都想尋出一種哲學的根據——如快感想像等等——以為鑑定美惡的標準。這比古典派固較勝一籌，但是在批評方面，離開具體的作品，而空談哲理，總不免易於誤事。托爾斯泰因虔信宗教，便斷定一切最上品文藝都要含有宗教的教訓，把但丁和莎士比亞都一筆抹煞了，就是一個好例。 判斷的批評既如此不可恃。聖伯夫所以極力打破前人窠臼，而另建設文學批評於科學的基礎上。凡是文藝作品都是作者的人格的表現。要懂得作品，先要懂得作者的人格。這番話在今日已成老生常談，但在聖伯夫時還是疑信參半。聖伯夫是第一個人說，你如果不懂得作者的心竅，你決不懂得他的著作；你還沒有懂得他的著作，何以就能評判它的好壞？所以他的主張是：讀書要從知人入手。他用什麼方法去知人呢？他是拉馬克的弟子，所以一方面習聞個人與環境關係密切，而另一方面又濡染了許多自然科學者的方法和精神。在批評方面，他的目的全在以自然科學方法研究作者的心理。他自己曾經說過：「我是一個研究心靈的自然科學者。」（Je Suis un Naturaliste des Espirits.）他於所批評的作品大半從四方面研究： （1）作者必有群性，他和時代環境的關係如何？ （2）作者必有個性，他所得諸遺傳的如何？得於習慣的又如何？ （3）作者必表現其人格於其作品，從作品中所看出的作者個性如何？ （4）作者的各種著作必為完整的有機體。參觀互較之，其部分與全體的相互關係如何？ 這四個問題都解決了，批評者的責任便算了結。至於估定價值，判斷美醜，則讀者自有權衡，批評者不能以一個人的嗜好，做一切人的標準。他先自己多讀，多了解，多欣賞，然後就自己所讀的所欣賞的所了解的詮述出來，引誘旁人也去讀，去了解，去欣賞。他不是一個審判官，沒有權力說：「作者應該如此如此。」他只是一個自然科學者，只能說：「作者實在如此如此。」這種詮述的批評就是聖伯夫的不二法門。因為這種批評使用自然科學的歸納法，所以它有時又稱為自然科學派批評（naturalistic），歸納的批評（inductive），或歷史的批評（historical）。 聖伯夫的最大工作是《星期一談話》。（前集十五冊，後集十三冊。）這些談話因為要遷就報紙篇幅，都很簡短，每篇平均不過七八千字。談的材料大半是文學家、哲學家或政治家的事跡或著作。比方第一篇談一本書札，第二篇就接著談作者的家世或幼年的教育，第三篇又接著談作者的交遊。除《何謂古典》（《星期一談話》第三卷里）一篇外，他很少抽象的談文學主義。從他所做的批評文章看，可以知道他的淵博。關於十六世紀，除著《十六世紀的法國詩》一書以外，他做了十九個人的評傳，內含拉伯雷、蒙田等等。關於十七世紀，除著《波爾·羅亞爾教派史》一書以外，他做了七十四個人的評傳，內含帕斯卡爾，聖西門等等。關於十八世紀，他做了七十三個人的評傳，內含伏爾泰，盧梭，羅蘭夫人（Madame Roland）等等。關於十九世紀，他做了一百零五個人評傳，內含拿破崙，夏多布里昂，福樓拜等等。而希臘羅馬的作者經過他批評的尚不在此列。以一人的精力，成就偌大的工作，在批評史方面找不出第二個人了。不消說得，他是一個最用功的人；他自己說：「我沒有一天休假，只是在星期一晌午時，抬頭呼吸一點鐘左右。過後，門再閉起，我又在牢室里住上七天。」翻《星期一談話》看，每年五十二個禮拜，就有五十二篇文章，簡直沒有間斷。這種精神能不叫現在一般批評家愧死麼？ 法國人本擅長於散文，而聖伯夫的文章尤其流利生動。尼采說他女性太重，的確不錯。他拈取一件瑣事，便說得津津有味。他描寫一個人，只略舉幾點細微故事，便叫他躍現目前。法國人本以客氣著名。聖伯夫在批評文章里，從來不用謾罵譏嘲。但是仔細讀之，他有時在輕言巧語裡微露機鋒，可就深刻雋永！你只把它當作一種消遣品讀，也會不忍釋手的。 近代批評學者幾無人不受聖伯夫的影響。英國阿諾德（Matthew Arnol）就是私淑聖伯夫的。單講法國，他的高足弟子為泰納（Taine）。泰納以為一切文學家都是種族（race），社會環境（milieu）和時代（moment）三個成分的產品。批評學和植物學相仿佛，只研究個體與種族環境時代的因果關係。他的名著《英國文學史》就用這種眼光著成的。導敦教授（E. Dowdent： Studies In Literature）說他太走極端，把作者的個性完全抹煞了。本來浪漫派重視主觀抒情，浪漫派流為寫實派，文學遂棄主觀而偏重客觀。泰納是受這種潮流影響的。聖伯夫推翻持義法為判別好醜的標準的批評。這個消極態度後來衍為印象派批評（impressionistic criticism）。法朗士（A. France）就是這個批評學派的領袖。他以為批評家的任務只是寫出自己讀過某作品所得的印象。我們不能批評作品是好是丑，只能說我個人歡喜不歡喜這作品。法朗士的《文學生涯》（La Vie Littéraire）一書就是記他自己讀書所得的印象。他的文章比《星期一談話》更加簡短，更加漂亮。可是他這種印象的批評頗有人以為過重私人主觀，難得公允。布呂納介（Brunetiére）為著這個問題和法朗士打過許久的筆墨官司。他勸法朗士最好去作系統的介紹，指示後學的途徑。法朗士說，向來批評家好比食館侍女，只托出美餚盛饌讓旁人享受，於今他卻不願這樣呆笨，他自己也要染指嘗嘗美味。他所謂印象的批評就是描寫他自己所得的味道。赫道生（Hudson）說過，像法朗士那樣博學，他的印象固然值得我們聽聽，可是多數人的好惡究竟不能為批評估價的標準。以記印象為盡批評的能事，也未免走入極端。 從泰納、法朗士兩派看，我們一方面可以見得聖伯夫的影響之大，一方面也可以見他的無偏無黨，適得其平，為不可及。說他是亞里士多德以後的最大批評者，該不算過譽吧。 參考書籍 1. Causeries du Lundi，巴黎Garnier Freres出版，英譯本有兩種，一為Trenchmann譯，倫敦George Routledge出版，一為Matthew選譯，芝加哥出版。此系研究聖伯夫及法國文學所必讀的書。 2. Nouveux Lundis，巴黎Calmann Lévy出版，未見英譯本。 3. Port-Royal，巴黎Hachett出版，未見英譯本。 4. English Portraits，此書系選譯《星期一談話》關於英人者。有引論序聖伯夫的生平與著作，頗好。 5.Essays on Men ＆ Women，W. Sharp編並序。此書選重要批評文十餘篇。如不能得《星期一談話》全書者，可置此書（倫敦David Stot出版），或上列之English Portraits（倫敦Daily Isbister出版），或Saintsbury的選本（法文的，牛津大學出版）。 6. Michent:Sainte-Bouve Avant Les Lundis，這是最好的聖伯夫小傳。巴黎出版。 7. G. M. Harper: Sainte-Beuve，聖伯夫傳英文中只見此一本。 8. Matthew Arnol做了一篇短傳，載在《大英百科全書》。 9. Saintsbury: Histoty of Criticism，Vol. Ⅲ，裡面有一章論聖伯夫的批評著作頗詳。倫敦出版。 10. G. Brandes: Main Currents In 19th Contury Literature，第五卷里有三章論聖伯夫，尚可讀。（倫敦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