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玄學論稿 · 貴無之學（中）

——阮籍和嵇康 一、嵇康、阮籍在玄學中之地位 嵇康、阮籍與何晏、王弼不同。王何較嚴肅，有精密之思想系統；而嵇阮則表現了玄學的浪漫方面，其思想並不精密，卻將玄學用文章與行為表達出來，故在社會上之影響，嵇阮反出王何之上，而常被認為是名士之楷模。嵇阮之為名士，與以前之名士不同。漢之名士講名教，其精神為儒家的；嵇阮等反名教，其精神為道家的。此種轉變之故，有四點可述：（一）漢學之窮，老莊乃興；（二）魏武、魏文出身貧賤，故反對世家大族之名教；（三）曹家壓迫漢末名士，荀彧抑鬱而死，魏諷之誅，遭難之名士達數百，王粲、宋衷之子皆不免，因此名士乃趨消沉；（四）名士之傾向故主與目睹新朝廷之腐敗，乃如嵇康所說「不須作小小卑恭」也。 阮籍為人至慎，口不言人過，但玄遠放達，此皆因以故臣立足新廷，怕遭殺身之禍，故飲酒佯狂，終得免於難。嵇康為人，鋒芒較顯，其《家誡》中以忠義勉子弟，謂「不須作小小卑恭，當大謙裕。不須作小小廉恥，當全大讓。若臨朝讓官，臨義讓生，若孔文舉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節」，而終遭鍾會之忌，不免於難。嵇阮之放蕩，皆有所為而為，或懼患禍，或為憤世嫉俗。其放達並非為放達而放達，亦不想得放達之高名；晉之名士，則全異其趣，而流弊多矣。 放達之士，其精神近莊子，嵇阮開其端，至西晉而達極盛。講《老》、《易》者如王何，較嚴正，以名教合自然。講莊子者則較浪漫（romantic），反名教。以反名教故，乃引起很多人反對之。向秀郭象乃一反當時之風氣，給《莊子》以新的解釋，謂莊子亦並不反名教，則有「崇有」之學。 二、嵇康、阮籍之學說 （一）元氣說。嵇康、阮籍把漢人之思想與其浪漫之趣味混成一片，並無作形上學精密之思考，而只是把元氣說給以浪漫之外裝。他們所講的宇宙偏重於物理的地方多，而尚未達到本體論之地步。二人以阮籍的思想較好，他有《通老》、《通易》、《達莊》等論。《達莊論》講宇宙之實體與郭象等之說完全不同。他說：「天地生於自然，萬物生於天地（按：指所看見的）。」天地為兩個，自然為一個；元氣為自然，分而為天地，即陰陽。自然為一體，有時變為山河大地等等，所以他說：「一氣盛衰，變化而不傷。」「氣」是恆常（con-stant），所以不能增減。「人生天地之中，體自然之形。身者，陰陽之精氣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遊魂之變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馭者也」（《達莊》）。身與神有何分別，阮氏未之明也。「神」在阮氏學說中極為重要，因「神」也可以說為元氣。據他看來莊子之宇宙就是元氣、陰陽、五行等等，此說與王弼所說完全不同。王弼之學說，以為「有」是物質的實體（physical entity），「無」是Logical，抽象的，並不離開「有」，不像「氣」之包含一切。所以說阮籍之學乃為漢人之舊。 嵇康之《太師箴》說宇宙：「浩浩太素，陽曜陰凝，二儀陶化，人倫肇興」；《明膽論》：「夫元氣陶鑠，眾生稟焉。」宇宙為一浩浩元氣，人生一切皆元氣所造，元氣衍而為陰陽五行，人乃或有「明（智）」或有「膽（勇）」及其他種種分別（此說並未超出形而下之學說也）。 （二）自然三義。自然為元氣，蓋就實體說，自然為「混沌」（「玄冥」）、為「法則」（「秩序」）、為「和諧」（「天和」），蓋就其狀態說。 1．自然之第一義——混沌、玄冥。嵇康阮籍以為自然是一undifferent state（不可分狀態），如老子之「恍惚」、莊子之「混沌」一樣，宇宙最初之時就是這種狀態，或謂之「漂惚」、或謂之「玄冥」。這種狀態，可引起人們種種想像，如西洋之浪漫主義時代。「玄冥」者，「玄」為同，「冥」為一，引而申之謂在本體上無分別、無生死、無動靜、無利害；生死、動靜、利害為一，那有分別，此與莊子「齊物」相同。玄冥是primitive state（原初狀態）、是自然的，非人為的，猶如未經雕刻之玉石（朴），這種狀態是最好的；社會上、政治上若有太朴之情形，是他們最理想的世界。在這世界內，無禮法之限制，精神上非常自由，詩人文學家多此想像，故嵇阮有此思想。 阮籍《達莊論》中說：「自然一體，則萬物經其常。……一氣盛衰，變化而不傷。是以重陰雷電，非異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別而言之，則鬚眉異名；合而說之，則體之一毛也。」故「至道之極，混一不分，同為一體，得失無聞」。此所謂「極」，自與王弼不同，總是「若有物焉」。太初即為自然，人生亦當返乎自然。此所謂「返乎自然」者，返乎太古也。太古人民淳樸，欲淳樸，故反世人之學。阮籍謂：「太古之論，玄古之微言」，「後世之好異者，不顧其本」。「本」即同，即混沌，與「異」即分別對。君臣仁義等分別，即「學」，非本有。今異而古同，故須返古也。張遼叔《自然好學論》以為仁義亦自然所好。嵇康立論難之，以為「學」非自然，乃出乎抑制，應去此等抑制，讓自然流露（此說頗似盧梭）。故為人應顯，應坦白，而不可隱匿。嵇康《釋私論》謂：「私以不言為名，公以盡言為稱」，人慾之私使人不坦白，情不系乎所欲乃為公。「心無措乎是非」即無著，不拘於是非，乃能公。嵇阮崇自然反名教，自然為同，名教為異，名教後天之學也。王弼與嵇阮皆認為道無名不可分，器有名可分。但王弼認為「無」、「有」不二，故並不因崇「道」而蔑視「器」。嵇阮之學未脫漢人窠臼，道器有時間上先後，故道器可分為二截，既崇太古之道，乃反後天之器。但樸素之時代一定要達到名教之時代，混沌一定要被鑿，淳樸之太古即已過去，此返自然，自非本來之自然，而聖人治天下亦非廢名教。阮籍《答伏義書》認為遇時則可仕，不遇時則逍遙山林，而《樂論》則以為禮、樂是一個東西，「禮定其象，樂平其心；禮治其外，樂化其內」。可見嵇阮並非絕對反禮教，而以虛飾之禮為不好。又，嵇阮並不全然反對君臣之關係，其與作《無君論》之鮑生自不相同。嵇阮憤激之言，實因有見於當時名教領袖（如何曾等）之腐敗，而他們自己對君臣大節太認真之故。嵇康《家誡》即說不要作小忠小義，而要作真正之忠臣烈士。東晉人尚知竹林名士與元康名士之不同，前者有疾而然，而後者則為放達而放達也。 2．自然之第二義——法則、秩序。漢人說元氣為有法則的、有秩序的，天有三綱，地有六紀，故人亦有綱紀，元氣、陰陽、五行、四時皆有法則。嵇阮之學說雖甚浪漫，然亦崇秩序與法則。就「自然」之構成說則為「元氣」，而其存在之形式則為有法有則的。阮籍《通老論》說：「聖人明乎天人之理，達乎自然之分」，「道者法自然而為化」；《通易論》說：「易順天地，序萬物，方圓有正體，四時有常位」，「上下合洽，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順其理也」，「是故聖人以建天地之位，守尊卑之制」。阮籍從天地之法則講到人事之法則，皆為順自然也。但嵇康阮籍所謂法則與王弼所說者自不同，此法則是有情調的，富於感情的，有音樂性的，其說為一種對宇宙之poetic feeling（詩意的感情）。 3．自然之第三義——天和、和諧。嵇康、阮籍以為「自然」是一和諧之整體，其所以「和諧」，蓋因其為混沌無分別狀，故是「和」；又因其有法有則，故是「諧」。此「和諧」蓋為宇宙之「天和」（Cosmic harmony）也。嵇阮均為音樂家，常以音樂之和諧說明自然之和諧。阮籍《樂論》謂：「夫樂者，天地之體，萬物之性也。合其體，得其性，則合；離其體，失其性，則乖。昔者聖人之作樂也，將以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也。」最好的音樂為堯舜的音樂，乃自然之表現，「八音有本體，五聲有自然」。空桑之琴所以最好，乃因天地之和諧在此可以表現。雲和之瑟、孤竹之管、泗濱之聲皆如此也。「以此觀之，知聖人之樂，和而已矣」。「和」即天地之性、自然之理，並非人之感情，可以說「天和」為超越主觀的分別。此點阮籍之《樂論》雖論及，然不甚圓滿。蓋使人有喜怒哀樂之音樂，不是真音樂，真音樂「使人精神和平，衰氣不入」，此嵇康《聲無哀樂》論之甚詳。天地是和諧（harmony），音樂乃表現和諧（expressing the harmony），所以他說：「默然從道（按指任乎自然）……和心足於內，和氣見於外。」音樂能於天地相應，所以應超乎主觀之分別，完全表現客觀之特性，不但哀不是音樂，即樂也不屬於音樂。此較阮籍更進一步。聲音完全代表天地，超乎一切主觀之分別，音樂既是表現天地之特性，所以也不應有主觀之分別，嵇康說：「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乎天地之間……其體自若而不變也，豈以愛憎易操、哀樂改度哉！」聲音本身是自然的，所以說「聲音有自然之和，而無繫於人情。克諧之音，成於金石，至和之聲，得於管弦也」。金石管弦都是自然的，所以應該表現自然的性質（「和」），因此可以拿它作音樂之器具。嵇康又說：「聲音以和平為體，而感物無常；心志以所俟為主，應感而發。然則聲之與心，殊塗異軌，不相經緯，焉得染太和於歡戚，綴虛名於哀樂哉？」神遊於遼闊之境，自然無哀樂之苦。 （三）逍遙放任之人生觀。王弼之學說，最後歸於抱一，即得乎全，也就是反本，此乃老子之學說。嵇康、阮籍之學說非自老子而來自莊子，得到莊子逍遙、齊物之理論，而用文學家之才華極力發揮之。他們雖也主張秩序，但偏於奔放，故其人生哲學主逍遙。其人生哲學之要點：（1）超越世界之分別；（2）既超越分別，故得放任；（3）逍遙為放任之極（神遊於無名之境）。 （1）超越世界之分別。所謂「超越世界之分別」者，乃謂不受世間人事的限制，不為禮法所束縛。而人世之禮法，乃至內外情慾、聲音顏色等一切外在的東西能剝奪人之天性。至人法天順自然，故無是非，無喜怒哀樂之情，此所謂「無情」是真正的無情，非以情從理。「無情」則能於世界無分別。蓋若有主觀之分別，則傷人身體與精神，使人不能表現其天真，如阮籍《大人先生傳》所說：「造音以亂聲，作色以詭形，外易其貌，內隱其情，懷欲以求多，詐偽以要名。……坐制禮法，束縛下民。」嵇阮所希望者，乃在自然的狀態中，有自然之流露。所謂倫常均非天真，有了倫常就使人有分別，有造作，有爭鬥，而不得反自然也。「無貴則賤者不怨，無富則貧者不爭」，而「尊賢以相高，競能以相尚，爭勢以相君，寵貴以相加，驅天下以趣之，此所以上下相殘也」。在此兩種不同之境界中，可以看出爭與不爭，分別與不分別之不同。嵇阮之學說本來自莊子多，而得之於老子少。他們要超出主觀的分別世界，而達到無分別之世界，此屬其人生觀之消極方面。 （2）放任。嵇阮之人生觀在積極方面則為放任。放任就能超越分別，即謂因超越分別而放任也。不為是非情慾所累，則其性超越，至人循性而動，應變順和，超分別而游放，此即阮籍所謂之大人先生也。故曰：「至人無宅，天地為客；至人無主，天地為所；至人無事，天地為故。無是非之別，無善惡之異，故天下被其澤，而萬物所以熾。」放任即順乎自然，有規則無規則之境界，此最和諧之境界也。能代表和諧者是音樂，音樂一方面奔放，另方面有秩序，故人至放任境界是在無規定之中自有規定，如阮籍之「應變順和」，嵇康之「和理日濟，同乎大順」。 （3）放任之極則為逍遙。受世界之束縛乃在於心，心若能放任，自無世界之累。嵇阮以為人有形神兩方面，而神可以超然，所以逍遙即神遊也。故至人即世界內的神仙，是神遊之人，為理想之人格。阮籍有《大人先生傳》，嵇康有《養生論》。他們所說的「至人」不僅心理之描寫，而且相信實有這種人，如阮籍《答伏義書》中就有這樣的見解：「盪精舉於玄區之表，據妙節於九垓之外，……從容與道化同逌，逍遙與日月並流。」此種神仙似的人物在現世界內就有，所以他說：「徒寄形軀於斯域。」至人可既不脫離形軀，又不脫離世界，而精神則能不受限制，故嵇阮之人生觀乃由齊物而達逍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