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學史 · 概說

整個十六世紀，從嘉靖到萬曆，興起了理學範圍內程朱與陸王之學的論辯。不過，在統治思想中占上風的仍然是朱學。一直到十七世紀，由於某些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萌芽的影響，由於農民革命的風暴，明、清兩個朝代的更替，出現了嚴重的社會動盪，即所謂「天崩地解」的局面。 有些學者企圖對理學進行總結。兩朝交替之際的孫奇逢著《理學宗傳》。該書編纂歷時三十年，經過明朝的滅亡，至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定稿。它論述了宋明時期有較大影響的理學派別，但它只是理學家傳記的匯編，並未對理學的發展過程做出清晰的說明。孫奇逢一生以理學家自處，注重心性修養，其學以慎獨為宗，以體認天理為要旨，以日用倫常為實際。 被康熙譽為「關中大儒」的李顒，固拒清政府徵召，致力於學問，經傳、史志、百家之書，靡不觀覽。其學以王守仁「致良知」為本體，以朱熹主敬窮理為功夫，在關中學者中有較大影響。他的前期思想側重經世致用之學，後期則側重心性義理，反身悔過之學。 處於明清之際的人們既要總結明朝覆亡的教訓，又想了解動盪變化的現實生活。客觀實際迫使一些具有探求真理精神的知識分子從哲學、經學、史學、政治、經濟諸方面去進行認真的研究，由此產生了對理學的重新認識。於是興起了以顏元為代表的事功之學；興起了以王夫之為代表的總結諸子百家之學的哲學思想；出現了探討理學產生和發展的專門著作，黃宗羲等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堪稱傑作；興起了以顧炎武所強調的「實事求是」的考據之學。所有這些，在思想內容和認識方法等方面都和理學有這樣或那樣的區別。它們是一種新思潮，我們認為用「早期啟蒙思潮」來概括，是比較恰當的。 這個思潮重視對歷史和現實的研究，具有創新精神。這個思潮的特徵之一，是在不同程度上對理學有所批評。顧炎武的《與友人論學書》指出一部分理學家「置四海困窮弗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顏元的《四存編》不承認「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的劃分，並全面批評了數百年來程朱、陸王各派理學家在概念上爭辯而脫離社會實際，在現實問題面前無能為力的空虛迂闊學風。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堪稱第一部內容宏富、體例嚴謹、觀點鮮明的明代學術史專著，他反對「今之君子，必欲出之一途，使美厥靈根化為焦芽絕港」的思想僵化狀態，提出兼收並蓄的學術主張。不過，《明儒學案》還不能完全擺脫王學影響和學術宗派的「習氣」。王夫之以「六經責我開生面」的宏大氣魄，從自然觀到認識論、人性論，從歷史到現實，無不有所論述，對佛、老哲學和陸王心學做了深入探討，既有所拋棄，又有所吸收和改造。 明清之際的思想面貌是紛紜複雜，豐富多彩的。他們對傳統理學都有不同程度的接觸，且有精闢深入的分析和評論，又從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清朝統治者力圖用程朱理學加強思想鉗制。清廷於順治三年（公元1646年）頒《科場條例》，即沿襲明制，規定科舉考試內容採用程朱理學對儒家經典的詮釋作為依據。康熙更是「夙好程朱，深談性理」（昭槤：《嘯亭雜錄》）。康熙時理學家陸隴其繼承了朱熹的「理之流行」說，駁斥羅欽順的理氣觀點。他又將「中庸」等同於所謂「義理之性」，要求人們去「人慾」以存所謂「天理」。他的尊朱黜王論，反映了清初代表朱學的勢力同王學爭奪正宗地位的情況。 還要提到深受康熙皇帝寵信的理學家李光地，他的著作有三十餘種、數百萬言，著重宣傳儒者之學與帝王之學的一致性，道統與治統的一致性。在理學上他主張朱、陸合流，認為兩家各有長短，並非冰炭水火。從李光地的一系列理學著作，看不出理學理論本身有任何創新和發展。儘管清初康熙對理學又進行了一番欽定，也沒有使它振興起來。這說明理學已進入衰頹階段。